——读台湾所藏徐致靖未刊函札
戊戌变法期间，徐致靖曾推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政变时，徐致靖因“滥保匪人”获罪，定永远监禁。义和团运动期间，“出狱待罪”。他的作品很少流传，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却保存着他晚年的四通致康有为函件，弥足珍贵。其一云：
绝交不已，又将加入，贵高足之主持斯义，究不知是何肺肠？报载各处公电及吾师致政府长函，痛斥若人之荒谬，逐条指驳，以矛刺盾，言之綦详，无庸赘及。独怪若人者，自戊戌政变久而论定，当今志士，尊吾先生师弟之间为先知先觉，望隆泰斗，人无间言。方谓时政虽荒，袁逆虽肆，外患内忧虽亟，而支柱乾坤，力挽危局，将必虽师若弟，两人金石不渝，岁寒可盟，私以窃幸。今已垂暮，犹冀须臾无死，拭目以观公等二人造福我国民，而不图人心难料，顿易生平，昧却惺惺使糊涂，竟欲以党见、私见，假外交以倾覆吾国，昏谬险毒，一至于此也。
吾先生缘是怒气冲激，几成肝厥。然而徒怒无益，吾意惟有宣布若人祸国罪，与众共弃，使天下人咸晓然于若人罪恶，人得而诛，甚于义和之罪魁，洪宪之鬻囯，人人痛恨，势成独夫。即妄欲挟外以自重，亦何能为！
夫人孰无情，以数十年渊源授受，同心同德之谊，就令小有龃龉，何可遽加屏绝，贻诮凶终？然而事有重轻，大祸之搆，惟在斯人。劝之不听，责之不复，是其叛弃师门，虽非怙恶，悍然祸国，以图一己之私，司马之心，路人皆知。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在先生取友不端，羿亦有罪，即鄙人戊戌被祸，虽以滥保为吾师罪，而问心无愧，处之坦然。今则目睹若人之肆毒，若起先皇帝于九原，治臣以滥保匪人之罪，其何能自解耶！早知如此，彼若人者，不如戊戌被戮，反得保有令名，免至今日肆虐，所谓“假使当年身便死，一身真伪有谁知”也。愤气填膺，言不能择，惟望速加断割，明示鸣鼓之攻，宣布两观之律，为背师祸国者戒。若再迟回姑息，意存不忍，致斥李斯者追究荀卿，恐吾师亦难逃斯责也。
末署“清明时节”。据此并据函中所述史事，知此函为1917年4月5日之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分为同盟国（德、奥、意）与协约国（英、法、俄、日、美）两大军事集团。日本借大战之机，出兵我国山东，强占原为德国侵占的胶州湾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同时，怂恿北京政府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英国政府也鼓动中国政府一致行动。1917年2月，德国悍然实行潜艇新政策，封锁公海，袭击商船。同月9日，北京政府就此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日本外务大臣即于同日召见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建议中国政府即行宣布对德绝交。当时，中国政府觉得日本有求于中国，便抓住这一机会，要求日本给予财政援助，并请日本政府及有关各国政府同意中国提高关税税率，减缓交付庚子赔款。日本为了拉拢中国参加协约国，于27日通过外务大臣表示：中国希望之事，自有商量余地。有了日本这句话，国务总理段祺瑞等便决心加入协约国。3月3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段祺瑞没有想到的是，总统黎元洪却以事关重大，需要慎重为词，拒绝签字。段一怒之下，宣布辞职，离京赴津。
黎元洪的总统府和段祺瑞的国务院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矛盾，参战之争使矛盾进一步加剧起来。黎元洪本想借此改组内阁，踢开段祺瑞，但是，他赤手空拳，无所凭借，自然斗不过武力在握的段祺瑞。7日，段祺瑞返京，宣称对德外交方针已获总统赞同。14日，北京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国交。8月14日，对德宣战。
对德外交问题不仅加剧了府院之争，而且在社会各阶层间引起了广泛争议。一时间，名流们纷纷表态，尖锐地形成两派。主张参战的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反对参战的有孙中山、章太炎、马君武等。双方都各有其理由。
徐致靖反对对德宣战。3月8日，他致函康有为称：中国参战绝无胜利的可能，即使勉强打胜了，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函称：“无端加入，既与结约，必且受其要挟而不能拒，必且竭膏血以相供给。即能制德而胜，国已不支；若德终胜，则祸尚可问乎！”因此，他一方面谴责段祺瑞等人“儿戏国事，妄欲为孤注之一掷”，把主张参战的诸人比之为“义和团罪魁”，另一方面则盛赞黎元洪，支持他改组内阁。信中，徐致靖要康有为出面联合同志，汇集舆论，制止政府参战，以免打输了，“身为亡国之民”。
康有为也反对对德宣战。他主张保持中立，乘欧战之际，励精图治，理财练兵，振兴农工商各业，争取国家自强。3月13日，他致电黎元洪和段祺瑞二人，历述不应参战的种种理由，声称德国强大，“全球畏德如虎”，与德作战，必败无疑。电称：“仆为五千年之中国计，为四万万之同胞计，故流涕沥血，竭诚奉闻，望垂察行；否则悬吾目于国门，以视德舰之人也。”
但是，梁启超却主张参战。3月上旬，他连续致函段祺瑞，建议先下手为强，首先捕获德国和奥国在中国海域的商船，以免它们以爆破的方式封锁黄埔，同时则宣布对德绝交。函称：“绝交既为终不能免之事，早绝一日，则德人及国内捣乱分子即少一份活动余地，此不可不当机立断者也。” 为此，他六次会见黎元洪，劝黎支持段祺瑞。10日，他又对英文《京津时报》记者发表谈话，声称：“现国会至少有五分之四赞成中德绝交，而后继之以宣战，北京有九大政团，几全体一致主张加入。势已如此，总统虽欲不许，亦不可得。” 26日，他致函北京政府国务院政务评议会，主张从速对德奥宣战。
梁启超的主张受到徐致靖的强烈反对，也激起他的强烈愤怒。上引致康有为函指责梁启超“以党见、私见，假外交以倾覆吾国，昏谬险毒，一至于此”，罪名是相当大的。不仅如此，徐致靖还要康有为断绝和梁启超的师生关系，宣布其罪状，鸣鼓而攻，“使天下人咸晓然于若人罪恶，人得而诛”。他甚至表示，戊戌维新时不该保荐梁启超，认为政变时西太后将梁杀了倒好，“免至今日肆虐”云云，确乎已经到了“怒不择言”的状况。
梁启超的主张自然也受到康有为的强烈反对。本函称“吾先生缘是怒气冲激，几成肝厥”，可见康有为盛怒之下几乎发昏的情形。这一时期，康有为还有一篇手写的揭帖式的文字，破口大骂“梁贼启超”，当是接受了徐致靖此函的建议。
梁启超之所以主张参战，据他自己说，其理由有二：从积极方面看，必须乘此时有所表现，以求置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看，必须与周围关系密切的国家“同其利害”，才能受到“均势”的庇护，云云。 梁启超的理由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不过，他是看准了德国必败才敢于下此一着的。后来的历史发展是：德国终于被打败，中国成为“战胜国”，顾维钧等人有了在巴黎和会上要求收回山东权利的资格。
政治斗争中，双方因政见不同，难免意气用事，攻击过头。史家们必须超脱于双方之上，根据历史条件独立判断。如果取其中一方之说以论定另一方，那就离事实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