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台湾所藏梁启超未刊函稿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梁启超致康有为未刊函件多通，其中有一通反映出1911年武昌起义后康有为的重要政治计划，值得认真加以释读。
函云：
今日第一义在先决吾党行止。弟子于北行之事总有不能释然者。前此有所希于公路，今彼乃如此，亦幸而未与共事耳！今日所希者，恐亦犹是。盖总不免求之在人，恐断未有能行吾志者。时〔昨〕觉顿携来一纸，可谓纤悉周备，而弟子犹有深念者数事：
—满人果可与共事否？
袁若去，则铁良、良弼等必出。此辈素以排汉为事，恐未必能推心于我。
—即能共事，其利害若何？
如此必明与民族主义为敌，代人受矢，以后舆望尽失。
—我辈果能得全权如今袁氏否？
恐不能。彼有兵而我无之，临时联络，基础甚薄，不为人所惮，且彼今方拟引赵尔巽、陈夔龙辈，此辈又岂可共事者。
—袁倒后我乃往乎？抑先往乃与各团共倒之乎？
先往自倒之，则可得实权，以后一切措施皆易，然漫然张空拳以当南北极强之敌，恐无此办法。若待彼倒后乃往，其可虑者有二：（一）袁倒后旬日间都中人无所恃，恐秩序全破，已为莠民所乘，不复可收拾。（二）若彼中有人能维持秩序，则其人必甚才，既有才人，则舆望归之，而彼之相需于吾辈者必不甚殷。我之归否，彼不甚以为重，即归亦寄彼篱下耳。而以后一切为彼分过，是否值得？质言之，则袁去后若能维持秩序，则其人必非赵、陈辈而铁、弼辈也。我寄铁、弼辈篱下是否得策？将来是否能有所转圜，以收暂时已失之人心，最当熟计。舍此则惟有即日起行亲往倒袁耳，然似太险。
—我即能得全权，如今之袁氏，能否得天下之贤才相与共事？
现在海内同志无一人不以沉幾观变相勉，我若骤出，恐最亲信之人亦且量而后进。他勿论，即孺博、佛苏、觉顿，亦恐不肯相助。佛苏忽来一电沮北行，又昨有一电，亦言切勿往。窃计此皆都中同志，颇知蒙王等及其他各团体有敦迫消息，恐吾辈贸贸然应之，故皇急相沮也。蓝志先亦有□（电）来，言都中盛传吾二人已至，且有登报问住址者，彼拟登报代辨云云，党中不欲吾辈轻出，几成舆论。若排众议而往，必尽失党人之心，以后谁与共大事者？
—北军究竟能战与否，实属疑问。
饷项如何，已属极可忧。就令稍可支，而北中各处蠢动，防不胜防，兵力分疲于守御进攻，虑非可恃。
函中，梁启超对康有为拒绝承认现实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函云：
师所论或亦有之。然遽断其必如是，得毋太武！汉阳复后，英日出而调停，此众目所共见者。英美商团请逊位，其建言书亦见各报，何由尽指为伪？吾师论事论学，凡既标一说，则一切与己说反对者，辄思抹杀之，论理学所谓隐匿证据是也。似此最易失其平。偶因兹事，更申昨函所言。至此事果为冢骨造论与否，原可备一说，但愿师勿持己脑中所构造之事实以误真相。凡论一切，皆谨于此耳！
末署两浑。
本函未署年月。函中言，“汉阳复后”，按，冯国璋攻占汉阳，时在1911年11月7日。此函必作于其后。函中又言：“袁若去，则铁良、良弼等必出”，按良弼于1912年1月26日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两天后死去，此函必作于良弼被炸，死讯公布之前。函中所称“公路”、“冢中枯骨”，均指袁世凯。“觉顿”，指汤觉顿，康有为弟子。函称：“时〔昨〕觉顿携来一纸，可谓纤悉周备。”汤觉顿带给梁启超的“一纸”当是康有为的计划，本函是对康有为计划的问难。它反映出，1911年武昌起义后，康有为曾企图联络满蒙亲贵，搞掉袁世凯，控制中央政权。
康有为、梁启超因担心大规模的武装起事会造成社会动乱，因此，在自立军失败后，即逐渐转向推动立宪运动，企图动员社会舆论，迫使清政府接受改革；同时，在有机可乘之时，康、梁等也积极策划宫廷政变，以期用最不引起社会震动，损失最小的方式取得最大的收获。1909年，溥仪登基，载沣摄政，为改良派带来了新希望。梁启超等人即积极联络满族亲贵，和掌管军谘处事务的郡王载涛及载洵建立联系。当时，载涛和庆亲王奕劻、贝子载泽有矛盾，向改良派打入北京做地下工作的潘若海问计。潘建议他一面收抚禁卫军，一面拉拢驻扎保定的新军第六军统制吴禄贞，准备在1911年夏历九、十月间，里应外合，发动政变，消灭奕劻与载泽等，掌握政权 。计定，梁启超即利用华侨捐献的大量金钱，收买禁卫军，几乎将1910年各方所得全部投入，以致哑子吃黄连，无法回答同党的诘问。武昌起义后，清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计划在滦州举行兵谏，联名要求清廷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立宪。梁启超即准备急驰回国，利用禁卫军实现上述计划，拥立时已担任军谘府大臣的载涛为总理，收抚革命党人，消弭起义。康有为同意梁启超的这一计划。10月26日，他在致徐勤密函中说：
适有机会，北中兵事，有熟人，亦有亲贵，欲胁以改政府，即以资政院改国会，并合十八省咨议局议员，且罢征讨军令，往抚之。已发要人数四，入北运动。若不得，则欲募壮士数百为之，否则土头亦必自专，亦无我等回翔地矣！事之成否，书到已见，远亦决行。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
这里所说的“北中兵事，有熟人”，即指吴禄贞等；所说“亦有亲贵”，指载涛等；“土头”，指袁世凯；所说“远”，指梁启超。本函表明，康有为企图抢在袁世凯成为气候之前取得政权。“事之成否，书到已见”，张绍曾、蓝天蔚计划发动的日期为10月29日，故云。
然而，就在梁启超整装待发之际，忽然得到“袁党”调毅军统领姜贵题率兵入卫京师的消息，政变计划横生阻碍，急得梁启超大喊“真是魔障”。这样，他就犹豫起来了。
政治斗争中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敌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虽然把袁世凯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力谋去之而后快，但是，这以后，袁世凯的势力急剧膨胀，已经去之不能。姜贵题带兵入京后，梁启超即有与袁世凯“言和”，共同对付革命军的考虑。张绍曾等在滦州举事后，清政府于次日下诏罪己，表示将“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同时，宣布开放党禁，赦免党人。这一切，使梁启超处于久未有过的兴奋中。11月3日，梁启超致函徐勤，确定“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然后怀着要指挥一场大战的心情自日本回国 。他准备先到滦州住一宿，然后带百数十个军人入京，完成大事。11月9日，梁启超抵达大连，受到当地官吏的欢迎，满耳所闻，都是张绍曾已经入都一类的好消息，因此，更加踌躇满志，觉得事在必成，给长女函称：“入都后若冢骨尚有人心，当与共勘大难，否则取而代之，取否惟我所欲耳！”
吴禄贞是与保皇党和革命派都有联系的清军将领。1910年任新军第六军统制，掌握着一支用新式武器配备的精锐军队。1911年秋，梁启超曾特派潘若海持函见吴。函中，梁启超大谈军人在中国的巨大作用，声称“今后之中国，其所以起其衰而措诸安者，舍瑰伟绝特之军人莫属也”；由此，梁启超又进一步对吴大灌米汤：“天下苍生所望于公者，岂有量哉！” 潘若海与吴禄贞会面的情况如何，由于文献无征，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二人间有某种协议是肯定的。梁启超回国时之所以如此踌躇满志，与他和吴禄贞、张绍曾之间的联系显然有关。但是，11月7日，吴禄贞在石家庄突然被袁世凯派人刺死，张绍曾吓得躲进天津租界。这样，康有为、梁启超实行宫廷政变的两大军事力量都已不能依靠。同时，又传说蓝天蔚拥护革命，有不利于梁启超的计划，梁不得不仓促返回日本。
此后，康有为即酝酿新的政变计划。
汤觉顿带给梁启超的康有为“一纸”，至今尚未发现。因此，笔者无从得知其细节，但是，其主要内容可以从梁启超对康有为的问难中推知。
梁启超提出：“满人果可与共事否？”“即能共事，其利害若何？”据此可知，康有为计划的内容之一是联络满族亲贵。
梁启超提出：“袁倒后我乃往乎？抑先往乃与各团共倒之乎？”据此可知，康有为计划的内容之二是搞掉已经掌握清政府实权的袁世凯。
梁启超提出：“我辈果能得全权如今袁氏否？”“我即能得全权，如今之袁氏，能否得天下之贤才相与共事？”据此可知，康有为计划的内容之三是掌握中央政权的实际权力。
联络满族亲贵，推倒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由改良派掌握中央“全权”，三者结合，构成了一份完整的政变纲领。它是康有为武昌起义后的一份新的应变计划。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单凭自身的力量已不足以镇压革命党，不得不起用罢黜在家的袁世凯。袁世凯最初作态不出，借以抬高身价。而在出山之后，即首先向满族亲贵开刀。11月1日，载沣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3日，袁世凯入京。16日，成立内阁，先是罢免军谘府大臣载涛和毓朗，接着，于12月6日逼迫摄政王载沣交出大印，退回藩邸，并由隆裕太后声明，亲贵不得预闻政事。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与内阁诸大臣联衔密奏清廷，声称大局危迫已极，民军坚持共和，别无可议，要求召开皇族会议，决定方策，宣布共和。17日，隆裕召开近支王公亲贵会议，争议甚烈。19日，隆裕再开近支王公御前会议，国务大臣赵秉钧秉承袁世凯意旨，提出取消北京、南京两个政府，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亲贵们更加强烈地反对，纷纷哄闹。赵秉钧则称：若不采纳，内阁将全体辞职。第二天，袁世凯即称病不朝。
袁世凯出山时，清廷中即有一部分人不满意于袁世凯，寄希望于康、梁。1911年12月13日，罗惇曧（瘿公）致梁启超函云：“北省一般舆论有不满意于袁者，甚盼康梁内阁，谓继袁非康不可。” 袁世凯出山后，他利用民军压迫清廷、夺取权力的行为引起满蒙王公亲贵的强烈不满。恭亲王溥伟就曾面奏隆裕太后说：“革命党，无非是些年幼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忧者，是乱臣藉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 溥伟这里所指的“乱臣”，显然就是袁世凯。与此同时，宗社党良弼等人则发布宣言或公启，指责袁世凯“蔑视纲常，损辱国体”，“其居心更不可问”。 在这一情况下，有一部分满蒙亲贵主张听任袁世凯辞职，由铁良组织内阁 。还有一部分亲贵则准备联合康、梁等改良派，共同搞掉袁世凯。《梁启超年谱长编》收有蒙古王公那彦图等人给梁启超的一通电报，中云：
公倡议保皇，热心祖国，内外蒙藩部落，俱表同情。既因君位存亡，危在旦夕，请公等速归，共筹匡济之策。
电称：“扶冲主而慰先皇，唯公是赖。蒙古合境上马，愿执鞭〔弭〕以从。”那等并要梁启超将此意转达康有为。末署“北京蒙古王公那彦图等同叩”。当时，在北京的以那彦图为首的蒙古王公是一支坚决的保皇力量，他们既坚决反对共和，也反对袁世凯篡权，曾准备组织勤王军，并曾准备派人赴日本，迎接康、梁回国，共同保皇 。显然，正是那彦图等人的电报及类似讯息点燃起了康有为的热情，促使他产生联络满蒙王公，排袁保皇的幻想，并且要求梁启超立即入都实行。上引梁函云：“他勿论，即孺博、佛苏、觉顿，亦恐不肯相助。佛苏忽来一电沮北行，又昨有一电，亦言切勿往。窃计此皆都中同志，颇知蒙王等及其他各团体有敦迫消息，恐吾辈贸贸然应之，故皇急相沮也。”这里所说的“蒙王”，当即指那彦图亲王；“敦迫”云云，即指要求康、梁归国。
梁启超不赞成康有为的联满倒袁计划。从上引梁函的问难可以看出：1.他不信任铁良、良弼等“素以排汉为事”的满族亲贵，认为不足与共事。2.手中无兵，不能掌握倒袁的领导权，倒袁之后不会捞到多大好处，只能寄人篱下。3.梁已经认识到，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已不可抗拒，不愿代人受矢，成为舆论反对的目标。4.梁已经看到，清政府面临财政、军事诸多困难，未必能战。5.梁担心首都和北方的秩序被破坏，“为莠民所乘”，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本函反映出梁启超思想的新动向，即准备承认清政府实际上被推翻的现实，也准备承认袁世凯掌握权力的现实，借以维持社会秩序，避免动乱。
袁世凯成立内阁时，即任命梁启超为法律副大臣。这一职务除了给袁内阁装潢门面外，不会有别的作用。因此，梁启超不肯就职。尽管如此，梁启超还是通过罗惇曧等人和袁谈判，兜售他的“虚君共和”理论，即保留清朝皇帝的名位，但使之“无否决之权，无调海陆军之权”。 他向袁世凯表示，与其当官，不如让他办报。他自负地说：“鄙人无他长处，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 这时候，梁启超是准备和袁世凯“推心握手”，“分劳戮力”，共图天下事的。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基本上跟着康有为走。1903年前后，梁启超一度有赞成“孙党”革命之说的倾向。经康有为严词教训，梁启超作了检讨，重新归依师门。但是，在辛亥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后，梁启超就再也不肯对老师百依百顺了。本函除了对康有为的政变计划提出质疑外，还对康有为的刚愎自用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提出了热辣辣的批评。“既标一说，则一切与己说反对者，辄思抹杀之”，“持己脑中所构造之事实以误真相”，云云，都是打中了康有为的要害的。这一切显示出，他的思想已经和康有为有重大分歧。此后，师弟子之间，就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
康有为遗物中，还保留着梁启超的另一通函件，中云：
昨多冒犯，平旦思之，惟有皇恐。顷得北京蒙古王公一电云（上有官电印记），谨抄呈。复之真难。如何之处，尚乞赐教，勿以昨之辞直而所咎，幸甚幸甚！
本函所称“北京蒙古王公一电”，当即上引那彦图等致梁启超电。那电发于1912年1月24日，则上引梁函当作于此后的几天之内。当时，康有为、梁启超同居于日本神户须磨，共同商量或函札往来都是极为方便的。“昨多冒犯”云云，可见梁对康的意见，已多所反对了。
从上引梁函可以看出，除梁外，麦梦华（孺博）、徐佛苏、汤觉顿、蓝公武（志先）等人也都不赞成康有为的计划。
1912年2月3日，张浩、梁柄光、何天柱等致函梁启超，指斥康有为的计划“偏僻迂谬，不切时势，万无服从之理”。张等主张联袁，函称：“本初早已赞成共和，南北磋商今复就绪，逊位之事发表在即。吾党不欲登舞台则已，如其欲之，必须早与本初携手，方能达其目的。” 2月5日，罗惇曧致梁启超函也说：“试思须磨所策划，均以为完满，一出发后，机局全然改变；无益费精神，亦大可不必矣。” 须磨，指须磨村，梁启超在日本神户的住址。须磨所计划，即指上文所述拥戴载涛为总理的政变计划。罗惇曧认为，既然那个计划已因机局变化而流产，当此时局变迁更为剧烈之际，何必白费精神呢！
分化不仅表现于康、梁之间，而且更广泛地表现于昔日的维新、保皇党人之间，各派政治力量正在围绕着辛亥革命这一大主题重新组合，酝酿着新的角逐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