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威廉返回伦敦以率领军队前往欧洲大陆，因为英格兰已经加入了对法战争。由于不信任英格兰政客，威廉就职后提拔了很多随他前往英格兰的荷兰人，而这又引发了混乱和嫉妒。
的确，当时绝大部分英格兰领袖人物都与圣日耳曼宫的詹姆斯二世保持联系，威廉根本不知道该信任谁，就像这些英格兰领袖不知道威廉和詹姆斯谁最终获胜一样。我们如今绝大多数都倾向于认为那个时期的不确定性和焦虑都是前所未有的，不过事实上，以前的每一代人几乎都不得不作此类抉择。而一旦选择错误，他们所失去的就不仅仅是财产，甚至还包括他们的脑袋。
因此，领袖们和两个阵营都保持联系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不忠诚的。比如，虽然马尔伯勒和舰队司令拉塞尔与詹姆斯有书信往来，但最终还是他们拯救了威廉和英格兰——尽管威廉在1691年解除了马尔伯勒的所有官职。
1692年，威廉授权拉塞尔指挥英荷联合舰队。此时，在法国人的帮助下，詹姆斯发表宣言并计划进攻英格兰，他前往拉霍格港口，而强大的法国舰队已经在那里待命。此时威廉已经触怒了拉塞尔，而拉塞尔也正在与詹姆斯书信联络。拉塞尔会怎么做呢？
此时，英格兰正在等候命运的裁决。当法国舰队出港的时候，拉塞尔给予它沉重打击并在詹姆斯的眼皮底下烧毁了其最好的十二艘船。此时的詹姆斯正在港口准备登船。这场战役彻底终结了被驱逐的詹姆斯二世的翻盘机会，也终结了路易和法国的野心。
自此以后，英荷联合舰队在海洋中再无对手，而英格兰军队及其供给也得以毫发无损地输往欧洲大陆。不过，路易依然主宰了陆地。他占领了边关要塞那慕尔，并在斯坦克和兰登击败了威廉。
在这场生死战中，经济实力至关重要。据说路易自己也指出只有黄金才能获取胜利，而此时的法国经济状况不断恶化。伟大的科尔伯特时期已经逝去，科尔伯特的英明举措不能阻止法国贸易的持续衰败。相反，在英格兰，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那样，贸易正蓬勃发展。贵金属的稳定输入却没有给西班牙带来好处，因为它没有发展起国内工业和商贸。为了购买所需物品，西班牙的黄金和白银也就源源不断地流转到其他国家。
借助商贸，没有矿产的英格兰越来越富有；而且与传统的不动地产不同，英格兰的财富是流动资产。战争的胜利部分是由于威廉缔造的具有政治家风格的社会基础，部分是因为马尔伯勒和欧根亲王等人的军事天赋，部分也因为英格兰已经成为“欧洲的出纳员”并用此类补贴维持了结盟。金融家和无数的商人、实业家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战场上的军队。
1692年是值得纪念的，因为这一年诞生了国债。国王和政府之前也举过债，但都是短期的，而且双方都知道不久后的税收就能够偿还借贷。虽然英格兰已经富起来了，但它仅靠税收也已无法负担与盟国进行的战争的庞大开支。由于其政府是建立在民众同意基础上的自由政府，英格兰政府拥有很好的信用。而长期借贷或是不定期还贷的方法也是在偶然间被想到的。现如今，我们对通行全世界的长期政府债券深恶痛绝，但在当时，国债却为议会筹得了巨额资金并取得了对敌的巨大优势。
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在1694年筹建英格兰银行。在以前，先是金匠而后是私人银行家将钱存起来而后贷出去，但他们的资源实在有限，因而不得不保持很高的流动性，而在苏格兰人威廉·佩特森的建议下组建的新式银行则超越了此类急功近利。银行的巨额存款使得它能够以更为现代的方式来从事规模大得多的商贸活动。银行背后有政府的威望和信用以及政府资金作为担保，因而无数喜欢储蓄的个人都将他们的现金存入银行。而这些存款又是政府能够动用的一大笔资源，这也是英格兰获得最终胜利的一个因素。
另一个相对没那么重要的因素是由牛顿爵士提议的1696年货币改革。之前，人们通常都会削剪硬币，而且由于硬币的边缘是平滑的，因而很难发现硬币是否被削剪。而通过对硬币的边缘进行花边扎压后，削剪就很容易被发现。削剪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
而在工商界，对货币的信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政府也不得不进行改组。当威廉于1693年在兰登失利后回到伦敦，他发现议会也混乱不堪。威廉是在两个党派的支持下获得王位的，他也自然同时从两个党派里挑选大臣。但他最后发现，要想更加有效地开展战争，他最好还是从议会的多数党挑选大臣；而如果议会里的多数党发生了变化，他也需要随之更换大臣。英格兰此时已经摸索着迈向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政府体制了。
另一个多少有点无意为之的进步，就是议会拒绝继续延用《行政许可法》，这也就废除了从政府那里获得图书出版或是报刊许可的必要性，民众也就突然获得了自由出版的权利。民众对这次转变处之泰然的态度，也是过去二十年间思想自由高度发展的最好注脚。
玛丽王后的去世，对于只关心或是信任少数几个人的威廉而言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危机。
1695年，威廉给予了法国五十二年来最大的打击：他夺回了那慕尔要塞。但在国内，由于其诸多大臣的腐败、威廉对其荷兰支持者的奖赏以及其他原因，导致了民众以及上层人士的不满，他们觉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詹姆斯二世党一直阴谋不断，而现在大权独握的威廉比之前与玛丽共享权力时的地位还要脆弱。前国王詹姆斯如今突然迁至加莱，而那里正是所有詹姆斯二世党人的活动中心。他们甚至准备在威廉狩猎后回肯辛顿宫的途中实施谋害，不过这个可怕的阴谋最后被揭露。这个流产的阴谋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威廉的威望。
他也最终与法国达成了《里斯维克和约》（Treaty of Ryswick），结束了与法国的战争；路易也承认威廉为英格兰之王。不过，各种因素的再次糅合降低了威廉的受欢迎度。而且对威廉来说，时日无多的事实也意味着他几乎不可能在有生之年率领英格兰击败法国了。
威廉很清楚，《里斯维克和约》不过是个暂时性的停战协定；但与往常一样，在欧洲大陆战争之末，英格兰人希望忘掉战争并回归到正常生活。西班牙帝国的分裂导致的惨状仍让其他人心有余悸，路易和威廉都看到了当时形势下的危险所在。
1698年，两位国王签署了《分割条约》，同意将西班牙帝国的较大部分交给巴伐利亚选帝侯。但伊莱特勒王子在第二年突然去世，打乱了这个安排。与此同时，议会已经着手要把英格兰军队人员削减至七千人，这就削弱了正在与路易讨价还价的威廉的力量。威廉像一个叛国贼一样受到围攻，议会还强迫他解散荷兰卫兵队。此时，疲倦的威廉国王甚至想过逊位并返回荷兰。
此时的苏格兰也有麻烦事。有一家公司准备在巴拿马地峡或当时所谓的达连湾开拓殖民地，但这是个极其愚蠢的做法，因为那个地方隶属于西班牙帝国。而苏格兰人却极其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地方来建立他们的商业。当绝大部分殖民者死于疾病、剩下的也被西班牙人杀死时，苏格兰人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失望，而威廉就相当不公平地首当其冲，因为他拒绝为了挽救这块殖民地而与西班牙开战。
在这些困难条件下，他继续与路易协商并于1700年签署了新的《分割条约》。但仅几个月后，西班牙国王逝世，而当路易发现西班牙国王将整个帝国都遗赠给自己的孙子腓力的时候，他接受了这笔遗产并撕毁了与威廉的协议。
这样，战争的爆发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但此时还存在其他困难。西班牙国王去世前几个星期，年轻的格洛斯特公爵也在英格兰去世；包括年轻的巴伐利亚选帝侯等人的逝世，对英格兰历史和世界历史都有着深远影响。格洛斯特是安妮·海德最后一个在世的孩子，他也是其姐姐与威廉的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玛丽已经去世，安妮如今又没有孩子，因此继承人问题再次出现。这也是威廉所委任的托利党内阁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再次证明所谓的君权神授观已经站不住脚，这个国家坚定地相信议会有权委任君主及指定继承人顺序。
不过，既然这个国家认为天主教徒不能为王，那就仍然表明其世袭观念还是很强的。最后，来自汉诺威的女选帝侯索菲亚赢得了继承权，她的后裔也是新教徒。她是詹姆斯一世的外孙女，也是斯图亚特王室血脉最近的继承人——除了威廉和安妮外，她还不是一个天主教徒。《王位继承法》里还有许多其他条款，主要都是考虑到因为君主同时拥有欧洲大陆的王位或是领地而可能导致的危险而设计的。很多言论指出，英国宪法都是不成文的，但《王位继承法》是诸多成文文件的其中之一，而且还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威廉因为和路易签署了《分割条约》而遭到托利党人指责，其前内阁——从此它就正式被称为内阁了——中的许多辉格党人也遭到弹劾。路易在西班牙人的帮助下夺取了西属尼德兰沿线的边境要塞，为威廉以及那些支持继续战争的人提供了托辞。本来，西班牙所属的尼德兰已经不对英格兰构成威胁，但如果这些地方为法国所占有的话，那就构成直接威胁了。
战争情绪再次升温，议会同意发展军队并拨款；而威廉也幸运地任命马尔伯勒为其军队总指挥。路易梦想着要再次控制欧洲，而如今他的孙子已经得到了整个西班牙帝国，甚至包括西班牙在意大利和尼德兰的领地。现在，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已经威胁到其他国家的统治，于是威廉在1701年签署成立了奥格斯同盟，英格兰、奥地利和荷兰共和国等国联合起来对抗他们的共同敌人——法国。
在被驱逐的国王詹姆斯二世死于法国之前，路易承认詹姆斯的儿子是英格兰之王，这种做法立刻让所有英格兰人暴怒不已。威廉解散了议会，而托利党人也在接下来的大选中被击败，于是辉格党人成了议会中的微弱多数派。议会马上同意陆军增员至四万人，同时还采取措施增加海军。与法国关系的破裂以及威廉已经筹备很久的战争也终于到来。威廉本来计划亲自穿过海峡指挥战斗，但他在汉普顿公园骑马的时候，坐骑在小丘上被绊了一下并将他摔落马下。他经常在关键时刻受到死神的威胁，而这次则是最后一次，因为几天后他就因为伤重而去世了。威廉的所有计划都得以实现，其受欢迎的程度也由此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威廉在其顶峰时期死亡，对于英格兰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他的军事才能远不及马尔伯勒，而且马尔伯勒的政治才能也提高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高度。幸运的是，威廉在逝世前指定马尔伯勒接替他指挥军队。
马尔伯勒无疑是最伟大的英格兰人之一，但人们对其个性的看法却有着显著差异。麦考利对他的抨击极其狠毒，而温斯顿·丘吉在其巨著《生活》一书中为这个伟大的祖先进行了有力的辩护，甚至近乎谄媚。人们对领袖人物的看法通常都是不同的，但关于马尔伯勒的争论则要尖锐得多，这是党派偏见和时代形势使然。
当时那个时代要求领袖要同时和圣詹姆斯的宫廷和圣日耳曼的宫廷保持联系，他们自然也就成为最卑鄙可耻的嫌疑人物——尽管并无事实依据。
只要被放在领导岗位上，马尔伯勒就会跟拉塞尔一样，竭尽他那超常的精力和能力为英格兰的事业及其在位国王服务。虽然一直因为不得不需要抚慰其过分敏感的德国盟友和小心谨慎的荷兰人而被束手手脚，国内的政治局势也时常束缚着他，但仍然没有几个人能像马尔伯勒那样拥有那么大的权力。在威廉丧失信誉的时期，马尔伯勒与其妻子赢得了安妮公主——如今已经成为女王——的无条件信任。而安妮之前作为公爵夫人身份的优越性，也为其支持马尔伯勒那大胆且影响深远的计划奠定了难以估量的基础。
马尔伯勒不仅是个伟大的战士和政治家，也是个伟大的组织者。他一直无微不至地关注士兵的健康，这使得其领导下的士兵都对他极其忠诚和信赖。他也是第一个、甚至可能是最伟大的深谙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并懂得如何协调陆军和海军作战的军事指挥官。此外，马尔伯勒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他对战争方式的改革：他抛弃对要塞进行稳打稳扎的围攻，转而寻求在野外快速移动进攻。而当他被盟友绊手绊脚的时候，他还可以从欧根亲王那里得到全身心的、非同一般的援助。
战争的头两年几乎没发生什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在陆地，路易似乎能够掌控一切，但在海洋，他却显得相当无助。在意大利，欧根亲王不得不撤退；在奥地利，法国的盟友巴伐利亚威胁着维也纳，而且匈牙利人也掀起了叛乱。这样，尽管马尔伯勒控制了莱茵河下游直到波恩那片区域，但战争还是落入了之前的老套路。英荷联合舰队对西班牙的海上攻击除了俘获运宝船外再无收获，葡萄牙随后也加入战局并站在英格兰这边。
但马尔伯勒的天赋注定要大放异彩。他计划大胆地越过德国直奔多瑙河去营救奥地利的皇帝，但他不得不向荷兰人和英格兰的政治家隐瞒这个计划，因为他们都不会同意他冒这个险的。他还计划从地中海进攻法国、从葡萄牙进攻西班牙，这样也就形成了从三个方向同时进攻敌人的方略。可能也只有在得到英格兰强大海军的支持下，马尔伯勒这个天才才能谋划出这么一个大战略吧。他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可谓大获全胜。他首先用佯攻骗过了法国人，而后率军越过巴伐利亚，并于1704年8月在布伦海姆取得大胜，彻底粉碎了法国和巴伐利亚的联军。在此役中，法巴联军阵亡一万四千人、被俘一万一千人，法军指挥官塔拉尔公爵也被俘。
奥地利由此得救，而法军也不得不撤回莱茵河之西，巴伐利亚这个隐患也算是得到了彻底解决。
在地中海，法国舰队在马拉加战役中被击败，并自此再也不敢出海。在布伦海姆大捷的同一个月，英军在夺取直布罗陀岩之后，也控制了地中海这个伟大内陆海的大门。接下来的两年里，在虽有才华但不负责任的彼得伯勒的领导下，西班牙丢掉了好几个省，甚至马德里也一度被攻占。
在同一时期，马尔伯勒在尼德兰攻破了法国人的要塞防线，并在拉米雷斯战役中取得了比布伦海姆大捷更辉煌的胜利：法军的损失要五倍于英荷联军。这样，尼德兰境内的几乎所有军事重镇全部落入联盟之手。在意大利，欧根亲王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并将法国人赶出了亚平宁半岛。
在双方交战过程中，联军不仅运气绝佳、有如神助，而且也没有哪个盟友遭受了像法国那样的大败。被击败的路易十四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他向联军求和，甚至愿意为此放弃西班牙帝国的领地。但不幸的是，战争中总是存在两条战线：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无数的伟大战争已经表明，政客们时常会毁掉胜利的果实。在英格兰，当安妮登基为女王，她更加偏好托利党，于是组成了一个托利党内阁，甚至连马尔伯勒都要很不情愿地宣称自己是托利党人。不过，出于政治需要，安妮起初还是先组成了一个由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混合的内阁；而后在辉格党人于1706年的选举中获胜后，又组成了一个完全由辉格党人组成的顾问团。
马尔伯勒和戈多尔芬这两个对战争提供了重大帮助的财政部要员，也转向了辉格党。但在战争中强大起来的辉格党却是路易的死敌，他们拒绝议和，因而也错过了这次绝佳的议和时机。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机会。
安妮不喜欢辉格党人，她只是因为宪法有规定才让辉格党人组成政府。已经转向辉格党的马尔伯勒公爵也因此被安妮疏远。
此外，安妮也厌倦了她那最亲密的朋友——马尔伯勒公爵夫人及其影响，转而信任相对渺小得多的马萨姆夫人。马萨姆夫人是马尔伯勒公爵夫人的表妹，家境贫寒，之前曾在宫廷里谋得一个不起眼的职位。此外，由于愚蠢地试图弹劾一位教士并反对国民所渴望的议和，辉格党逐渐变得不受欢迎。托利党也于1710年赢得大选，并组成一个完全由托利党人组成的内阁，其中包括罗伯特·哈利和杰出的亨利·圣约翰，后者的另一个称呼博林布鲁克子爵更加为人熟知。
与此同时，法国人仍然处在灾难之中。他们在孤注一掷的马尔普拉凯战役中大败，而联军也已经深入法国境内。托利党想要接受已经卑躬屈膝的路易所恳求的议和，但辉格党人再次在1711年的议会中取得微弱的多数席位，并试图与托利党的诺丁汉勋爵达成一项政治交易：只要诺丁汉勋爵投票支持战争，他们就会支持《临时遵奉国教法案》。不过，诺丁汉勋爵拒绝了这项交易，议会中的两个议院也由此对立。在哈利的建议下，安妮剥夺了马尔伯勒的所有官职，并封赏了十二位托利党人为贵族。这个先例相当重要，这也表明在下议院和上议院的关系陷入僵局时，下议院占据了主导地位。
现在托利党人可以实施他们的议和政策了，在议和时他们甚至丝毫不征求荷兰人的意见并让荷兰人陷入尴尬境地。不过，议和特使奥蒙德公爵公开了议和命令，由此使得内阁免于陷入不仁不义之境。
1713年5月31日，法国和英荷联盟终于达成了《乌特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
根据和约，英格兰继续拥有直布罗陀岩——自那以后英格兰就一直拥有这个地方；英格兰还得到了新斯科舍和纽芬兰，并从西班牙那里获得了在西属美洲进口和出售黑人的独占权，即所谓的《奴隶贸易合同》。欧洲大陆上的权力变化——如遥远且被陆地包围的奥地利取代了西班牙，法国的权力也被尼德兰瓜分——对英格兰也有间接的助益。
这份和约是英格兰通往世界权力漫漫长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历经此战后，法国已经筋疲力尽，虽然还是大国，但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无力威胁欧洲；西班牙再也算不上是一个强国；荷兰则在战争中挥霍掉了他们的大部分力量和财富，再也不是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得益于其在战争中的收获，也由于其财富的增加、商业手段的现代化、大大提升的威望，最重要是由于其对海洋无可争议的控制，英格兰如今在全世界的贸易和殖民竞赛中已经遥遥领先。当威廉在托贝登陆英格兰并剑指法国的时候，伟大路易的权力还看似是坚不可摧的；可如今，路易的权力已经烟消云散。在具有远见的荷兰籍国王的领导下，英格兰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领袖。
虽然辉格党在几年前也愿意和解，而托利党最终实现和解的行为也值得称颂，但总体来说，后来的政策对于这两个党派而言都是一场灾难。自1710年始，牛津和博林布鲁克就一心想要摧毁辉格党并无限制地扩大其所在的托利党的权力。议会通过一个法案，规定那些土地年收入低于两百英镑的人没有资格进入下议院；而《临时遵奉国教法案》也剥夺了一大批不从国教者的资格。由于辉格党人的主要兴趣是在商贸上，托利党就进一步通过打击英格兰银行来打击辉格党人。为了削弱银行的权力和威望，他们设立了一家新公司即南海公司，和辉格党人的银行相抗衡。南海公司接管了大约一千万英镑的国债并以此获得了在南美洲的贸易垄断权。
对不从国教者最猛烈的攻击发生在1714年，即所谓的爱尔兰刑事法典。之前，不从国教者的孩子已被逐出所有公立学校和大学，但不从国教者却创建了他们自己的学校。而新法典如今则规定所有从事教学的人都必须得到英格兰教会主教的批准，这就意味着所有不从国教者的孩子都必须接受教会的教育。这个法典在托利党占多数的下议院里以2比1的得票率获得通过，但在上议院只以微弱多数通过。辉格党领袖也遭到无耻的攻击。与威廉一起推翻法国并为英格兰走上世界权力之巅奠定基础的马尔伯勒公爵，也遭到不公正的指控——滥用公款，并被迫流亡欧洲大陆。另一个辉格党领袖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爵士也遭到相同罪名的指控。这个指控虽然最终不成立，但他还是被关入了伦敦塔。
不过，接下来的事情比这更糟糕，即将迈入一个辉煌的全新时代的英格兰事实上正处于险境之中。女王没有孩子，而且她的身体状况也表明她时日无多了。托利党的领袖们则密谋着推翻《王位继承法》并迎回斯图亚特王室后裔中的王位觊觎者，即所谓的詹姆斯三世——只要他愿意宣布放弃信仰天主教。马尔伯勒在军队里的职位被詹姆斯二世党人奥蒙德公爵占据，他同时还是五港同盟的沃登勋爵，这就让他能够出卖南方沿岸海港。不过，斯图亚特王子直截了当地拒绝为了王位而改变其宗教信仰，这倒让并不怎么看重宗教的牛津伯爵和博林布鲁克子爵大吃一惊。
牛津已然决定放弃，但博林布鲁克还是愿意继续这场安妮女王一无所知的阴谋。安妮不如伟大的伊丽莎白那么能干，但她有一点跟伊丽莎白很像，那就是她也很反对谈论谁将会是继承人这个话题。
女选帝侯索菲亚已经去世，她的儿子乔治——也是汉诺威的选帝侯——成了继承人。那些在后来将被驱逐或迫害的辉格党人意识到乔治是他们唯一的希望，而乔治也意识到辉格党是其主要力量之源。控制了安妮的托利党人意识到他们的权力将会在安妮死后衰落，除非继位的是詹姆斯三世而不是乔治。虽然詹姆斯不愿意放弃其宗教信仰，但孤注一掷的博林布鲁克仍想冒险一试，他甚至为此让软弱且已病入膏肓的安妮女王辞退更加正直或说是更加犹豫的牛津。有那么一段时间，博林布鲁克看似无所不能，而辉格党人也已经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糟糕事情作好了准备。如果博林布鲁克真的迎回詹姆斯，那么英格兰及其管辖的殖民地都将不可避免地再次陷入全面内战中。
幸运的是，死亡在本章中作用极大，这次更丢出了决定性的一张牌来。在博林布鲁克把牛津搞下台的四天内，在他还没作好迎回詹姆斯的准备之前，头脑简单的“好女王安妮”就在肯辛顿王宫去世了。她死亡的消息在四十八小时后才向外发布，而在此期间，枢密院就在隔壁房间召开会议。当时的枢密院和内阁还没有彻底分离。而内阁大臣们惊恐万分且犹豫不决。辉格党人阿盖尔公爵和萨默塞特——他们是枢密院成员但不是内阁成员——与其他辉格党人一起扭转了局面并控制了枢密院会议。
由于准备时间不足，博林布鲁克的阴谋被辉格党领袖们的果断行为粉碎。他们也立即采取了军事措施。乔治被要求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伦敦，并和平地登基。这样，光荣革命以及后来战争的果实得以保存。虽然能力非凡、才华横溢、勇敢且放荡的博林布鲁克因为其关于政府的理念而得到了一些人的拥护，但他那试图颠覆议会在《王位继承法》所表达出来的意志以及迎回斯图亚特王室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
关于谁将统治和如何统治的理论或许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如果爆发人间炼狱似的内战，又有谁知道将会出现怎样的统治理论呢？个人野心诱使博林布鲁克试图颠覆由议会表达出来的国家意志，并抛弃血腥、昂贵的十年战争的胜利果实。全民平静地接受汉诺威家族，正是民心所向的最好证明。虽然博林布鲁克后来转去法国侍奉王位觊觎者，但他自己也对此深感厌恶。不管怎样，他再也没有在英格兰任职了。
博林布鲁克还因此毁掉了托利党。在接下来将近半个世纪里，辉格党都拥有对政府无可争议的控制权——尽管辉格党时常是少数党。也正是这个事实使得他们保持中庸之道，他们并没有像托利党人那样在其短暂的统治内采取粗暴的方式进行治理。博林布鲁克的“成就”就是让新的汉诺威王室在将近两代人的时间里完全信任辉格党并极其不信任托利党，因为托利党就几乎等同于詹姆斯二世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