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场景则是繁忙且美丽的。用现代标准来看，英格兰的农业恶化，农村也显得很穷。这里没有冬播作物，几乎没有排水系统，没有化学肥料，家畜数量也难有实质性增加。陈旧的三圃制、用于放牧和植树的公地制度，在许多方面都极不利于农业改进。每个村民自家的粪便都必须由他们自己弄到田地里去。所有村民的动物混交的现状也不利于有志村民改良其品种。那时的母牛要比现在的小很多，也不适于做种牛。公牛被使用的频率要高于马匹，但公牛又太瘦了以致不宜食用。绵羊的价值也主要在于它们的皮毛，而不是作为餐桌上的羊肉。当时的日常饮食主要是肉类：法律规定一周内起码要三天有鱼肉，但几乎没有蔬菜。
农庄和村庄基本上都是与世隔绝的，也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村民几乎不需要现金；食物、衣服和家庭用品主要都是各个家庭自己饲养或制造。不过，此时已经开始进行一项农业改革，而这项改革也将为很多人带来灾难性后果。事实上，在美洲也正上演着同样的冲突。这就是作为生活方式的农业向作为商业的农业转型。以公地和公共管理为基础的老式村庄农业生产无疑是不经济的，并阻碍了改良。在那个体制下，一个人或一个小群体就能够否决任何改良建议。
另一方面，共同所有权和相对简单的经济状况也让农民专心于农业，并保护农民免遭来自私人所有权的危险和风险的冲击。
此时，封建制度基本上已完全消失。自由农业工人、小佃农以及只想从土地中获得金钱和声望的中产阶级等新的阶级发展起来。
更先进的耕种方法带来了进步，但也挤压了那些没资本或没能力采用这些先进方法的农民。经过改良的新方法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还导致土地的合并和耕作规模的扩大，由此，很多人失业，很多小块土地所有者失去了他们的土地。
结果就是贫穷和失业现象剧增，扰乱乡村的“身强体壮的无赖和游手好闲者”也随之迅速增多。拦路抢劫的强盗时常出没于偏僻道路或是较大城镇周边。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也让年轻的王位继承人在那时候加入了此类冒险活动，至于他是否有犯罪事实就不清楚了，但的确可能有很多家庭背景良好却前途渺茫的年轻人选择了这条路。这些不能履行社会功能的人，用今天的行话来说，就是“技术性失业者”，其中的很多人在几年后都被吸纳为在海上和陆地上参与缔造大英帝国的成员，成为殖民开拓者。伊丽莎白时代的刑法是相当严厉的：在她统治末期，除了盗窃十二便士价值物品以下的，其他都算是重罪并要处以死刑；在一个人口不到五百万的国家里，每年有大约八百人被绞死。当因犯重罪而要被没收财产时，很多人都拒不认罪。这样，他们虽然保住了家庭财产，但也会因此面临被判死刑的惩罚。
1569年，有个关于“无主之人”的调查，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次失业普查。最后超过一万三千人被拘押。英格兰通过了各种济贫法，其中的很多法规也在《法令全书》中一直保留了将近两个半世纪。要想详细描述伊丽莎白漫长统治期间的所有此类法规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内容来了解其法律精神。比如那些“游手好闲者”如果不能找到雇主雇用他一年，那他就要承受“严厉鞭刑”并被烧穿右耳。“游手好闲者”的范围甚广，包括那些没有雇主或者土地或没有从事商业或手艺的肢体健全者，也包括那些拒绝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地方的惯常工资水平上工作的工人。
最后一点，作为官方固定价格和工资的最重要努力，是尤其重要的。这个做法源自中世纪的理论和实践，甚至在我们当前时代也被作为一个新发现再次流行起来。但实际上它已垂垂老矣，失去了其初始功效。穷人家的孩子被安排去当学徒，政府还通过征税来为那些不能被归为“游手好闲者”的穷困老人提供一些照顾。值得一提的是，上议院比主要由中产阶级新贵组成的下议院更加同情那些穷人。
虽然英格兰还是个农业社会，但它的商贸发展相当快。它那成就了市镇和城市的奢华并流入乡绅腰包的财富，主要来自地球的遥远角落。股份公司在当时相当受欢迎，而且这些公司通常都拥有对特定国家的贸易垄断权。如由十五名董事掌管、拥有大约一百六十名成员的俄国公司垄断了对俄罗斯、亚美尼亚、波斯、里海及其他区域的贸易。它甚至曾经通过垄断市场将绳索的价格提高了150%。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东印度公司控制了与远东的香料贸易。不久后由詹姆斯一世所组建的弗吉尼亚公司则控制了在美洲的烟草进口。东方公司垄断了重要的波罗的海贸易，黎凡特公司垄断了与土耳其的贸易。
这些具有垄断性质的公司，主要是由英格兰商人组成的。这激起了未能参与其中的伦敦人以及其他港口如布里斯托尔商人的抗议。有时候，这些所谓的垄断并不可能完全实现。比如，黎凡特公司宣称与土耳其的所有贸易都要由它负责，为此他们不得不在君士坦丁堡安插大使并巨额贿赂官员。另一方面，虽然风险很大，但商业利润更加可观，以致很多独立商人不顾股份公司在各地宣称的垄断权，坚持派他们的船只到这些地方进行贸易。事实上，这些所谓的“闯入者”可能瓜分了各行各业的大部分贸易。而垄断与“自由贸易”间的争辩也一直困扰着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政治和商业世界。
英格兰很多港口的商人越发有冒险精神和活力，他们不认同西班牙人的垄断，也不接受其他英格兰人的垄断。西班牙在武力保护下的与美洲的专属贸易都得不到英格兰人的认可，可以想象，诸如像科尔特斯特（Colthurst）这样的伦敦公司怎么可能乖乖接受黎凡特公司对土耳其贸易的垄断呢？
即使时至今日，这里也还存在着抵制所有垄断行为的精神。
在研究伊丽莎白的时候，我们必须时常记住，她是一名统治者，但她又是贫穷的——因为她不愿意对她的国民课以重税。如果说后者部分解释了她为什么那么受欢迎，那么前者就解释了在她统治期间为什么英格兰人拥有那么丰富的创造力。虽然人们不得不独自奋斗，但也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度要高过伊丽莎白时代。当然，国民也能得到一些回报，比如销售特定物品的垄断权。但随着民众对垄断权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女王也不得不作出让步，这很好地体现在她统治末期那最受大众欢迎的演讲中。
尽管在当时，这种前无古人的做法的坏处往往被夸大了，但的确有很多小城镇被阻止在一般的商贸流通之外——尽管17世纪英格兰出色的地形测量图显示，当时的道路网最起码连接了这个国家南半部那些稍微大点的地方，甚至和现代的铁路地图相差无几了。商品交易会的流行——甚至至今仍流行，主要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自由贸易和竞争，并倾向于阻止地方商人的垄断。所有大型城镇至今每年仍有一两次交易会，一些地方的交易会甚至更多。一些交易会限定了商品种类，而一些小城市则是临时举办，几乎所有种类的物品都可以带过去，甚至还可能会有游戏和各种助兴表演——就像本·琼森在其戏剧《巴塞洛缪市集》中所描述的那样。由于这些物品的价格都被限定在产地价格之下，同时又能带来欢乐和社交活动，因此民众，尤其是小城镇里的民众，相当喜欢交易会。
中世纪的价格制度实际上已经开始崩塌。比如食物，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一个地区主要依赖本地作物，那么就会出现某些地方饥荒而有些地方食物过剩的情况。这使得很多社区要在好年头储存食物以备坏年头，但固定价格却几乎都只能是地方性的、相当粗糙且必需的。随着路况的改善，社区间的物品交换变得越来越多，交易越来越专业化，供应也变得越来越全国化。这个时候，各地不一样的价格就很难协调，通过官方来管制价格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大。
随着路况的改善，出差和旅游开始增多。
1572年，还沿着主干线建立起了邮政系统。虽然政府并不负责收发信件，但民众可以利用这套系统雇用驿马来传递信件。路况好的时候，一小时大概能走十英里。偶尔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令人瞩目的记录，比如在向苏格兰传递女王去世的消息时，罗伯特·凯里创造了不到二十四小时走完一百六十二英里的记录。
尽管大部分旅行主要依靠马匹或步行，但四轮马车和四轮运货马车开始得到更大规模的应用。第一本道路指南或者说是旅行指南也于1577年出版。很多给旅行者提供住宿的小旅馆已经经营得相当不错。道路上那繁忙的景象以及漂亮的田园风光已经和现代景象很接近了，也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出国游玩和商业旅行。
这不再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探险，而是为了观光和教育而在欧洲进行的“教育旅行”。很多人旅行到了波兰、德意志、奥地利、法国、低地国家和意大利，以及一系列小国。而其中一个特别吸引英格兰人的地方，可能就是威尼斯。在其全盛时期，威尼斯是最受欢迎的度假胜地。
在国内，伦敦无疑是无可比拟的最大的城市，也是国家生活的中心。到1600年，伦敦可能已有二十万人口。街道曲折蜿蜒、狭小，颇具中世纪风格，其最大的道路就是河流。所有人都在使用河流，女王、大主教、市长、城市商人以及老百姓，他们在河上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驳船。岸边还有很多戏院，以及一些著名的奢华私人宫殿和房屋，其中每一幢都有自己的栈桥甚至是“水门”。河上的很多船夫扮演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车司机或威尼斯船夫，甚至国葬有时候都是在河里而非在街上举行的。伊丽莎白刚上台的时候，这里还没有四轮大马车；但到她的统治结束时，伦敦街上已经拥堵不堪。民众对拥堵的抱怨丝毫不亚于现在。在伦敦，到处是人群和喧闹，户外生活比之前更加欧洲化了。有露天木偶戏、各类展览和小贩，各类物品应有尽有。这些表演和买卖的场所可能是固定的也可能是流动的，他们的大声吆喝甚至在很久以来就成为这个城市的特色。甚至是在今天，我们还能听到其中的某些吆喝声。
除了18世纪，没有哪个时代的服装尤其是男装会比这个时代的更加豪华或是奢侈了，不管是在风格上还是在价格上。服装的颜色及样式的种类，如从富人的绸缎、天鹅绒、蕾丝、锦缎，到工人的粗糙衣服和皮革，与伊丽莎白时代的建筑背景相映成趣，它们结合成非常有趣且美丽的景象，就像万花筒那样。正如我们在导言中指出的那样，对此类花哨的热爱，一直是英格兰人个性和品位的永恒要素。而当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甚至是之前也热爱色彩、服装样式和盛装游行的东方人，都满足于现代汽车、满足于黑色的男性服装且难于区分的时候，英格兰人仍然热爱华美。
在国家游行里，统治者要坐在一辆由玻璃和黄金制成的四轮大马车里，身穿传统服装；市长大人的就职日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礼上的盛装游行也是如此。在今天，人们之所以热爱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本身，还是因为它们象征的统一、历史以及所有过往的胜利、荣耀和抱负。但在伊丽莎白时代，这些东西几乎都还没有什么历史感，人们对这些的喜爱和沉迷完全是出于朴素的、单纯的快乐，而不是因为什么神秘的深层意义。
但有一个相当奇怪的例外。在那个时期的戏院里，演员们的衣着华丽，但舞台上却没有布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抛弃了色彩与华丽的国家，仍然会在戏院和歌剧里保留这些东西。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院里，大幕旁的指示牌反倒是最鲜艳的，而整个舞台布景却暗淡无光。这个时代的早期，戏剧是在客栈的院子里露天演出的，四周有给观众坐的长廊。当然，观众也可以坐在窗户边或直接坐在院子里。不久，随着戏院越来越受欢迎，就出现了很多专门的戏院，“球体”戏院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整个戏院的布局模式跟之前客栈院子里的差不多，甚至是现代剧院在很大程度上也沿用了同一种布局。所不同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戏院，其舞台设计并不是让所有观众都从同一视角来观看演出，它的舞台是伸入到观众席中的。这样，观众起码能从三个不同的方向来观看演出，而这种设计也就让舞台布景不得不退出舞台。
伦敦另一个相当著名的地方是它那数量惊人的私人花园，这也让伦敦成为绿化最好、最乡村化的城市。伦敦人不仅热爱他们那千奇百怪的乡村式公园，也热爱他们自己的私人花园。现代伦敦人对花园的热爱在很大程度上就始于伊丽莎白时期。在这一时期，除了更早的菜园和果园外，花园获得了永久性的重要位置。
就如伊丽莎白和都铎王朝早期的标志性人物、智者培根在其散文《论花园》中所写的那样：“全能的上帝首先种植了一个花园。事实上，它是人类最纯粹的快乐。”就花园而言，英格兰人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首次开始种植的。就像在美洲的开拓者没有时间和精力伺候花草一样，英格兰人起初在国内也没有如此闲情逸致，但随着很多人的居住条件的改善、财富和休闲的增加，种植花草很快就赢得了英格兰人持久不息的热情。
这些因素同样影响到国内城镇和乡村的建筑和生活。新房子，而且很多时候还是大房子，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迅速崛起。对于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的人来说，房间的数量和多样化用途大幅增加，这不仅表明了财富的增加，也体现了品位的精致化。我们可以发现紧靠厨房以方便取暖的“冬季客厅”、富有特色的长廊、起居室、早餐室、书房以及图书室。这与老传统下的工事性或半工事性的房子或城堡完全不一样了，这些房子再也不用担心遭到战争和突然袭击的破坏。
“家”这个如此英国化的词，也差不多可以说是始于这个时期。
伊丽莎白时代的新建筑从性质上来说几乎都是家用的，这个时期甚至没有修建一座教堂，唯一的公用大型建筑就是皇家交易所。
这所交易所是为了商业目的而修建的，由女王亲自剪彩，这彰显着商业的崛起，并标志着商业已经成为国家生活中的引领者。中世纪的建筑在风格和设计上都非常不规则，房间和窗户的位置都是依据方便使用者的原则来设计的，丝毫没有考虑到外部的对称问题；尽管从结果来看，通常也显得很美观，并成为英国建筑的一个特色。在这个时期的早些时候，此类不规则的建筑还出现在甚至诸如诺尔、彭斯赫斯特和哈登霍尔等地；但在后期，意大利人的古典品位开始显现，这或许和英格兰人更多地到意大利旅游有关。
英格兰人通过结合中世纪、哥特式和古典式风格，创造了英格兰式的房子——不管是大宅还是小房子，这即使不完全是英格兰本土风的，但起码也是别具一格的。没有人会将伊丽莎白时代的大宅或庄园错认为是欧洲大陆什么地方的。房子的整体设计多少变得标准化了，并通常建成H型或E型，中间都是露天的庭院。
在建筑中，人们追求外部的对称性，并在这个原则下设计里面的房间。其中典型的有如南萨奇王宫、朗利特庄园、哈迪维克·霍尔庄园和霍尔登比庄园等。后者的屋前空地有四百一十英尺宽，也像其他新式房子那样有很多窗户，甚至至今还镶有玻璃，只是有点褪色了——而之前只有教堂才能够使用玻璃。事实上，培根还抱怨说房子都“装满了玻璃，以致人们都不知道哪些是太阳光，哪些是反射光”。因此，培根提倡使用凸窗。他认为这不仅能够挡风遮阳，还因为“它们相当可爱，也适合隐居”。
另一个新特征就是宽大的木楼梯，且其扶手和雕刻往往都极其精细，比如哈特菲尔德庄园。在没有中间过渡的情况下，这些新式木梯就直接替代了之前所有建筑惯用的环形狭小楼梯——就像教堂塔里的楼梯。后者能够用来抵御敌人的攻击。虽然这种环形楼梯一直存在，但其社会目的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衣着华丽的朋友在楼梯上走上走下，楼梯自身自然也要足够华丽才足够般配。
大宅的尺寸甚至让人心生困惑，比如霍尔登比庄园的一楼就有将近六十个房间；而更早的诺尔庄园经过多次重建后，内部的庭院就有好几英亩。此类永久性的家用建筑，需要容纳整个家庭、从属和仆人——相当于旧时封建男爵的家兵——更不用说川流不息的客人和流连在大门外的穷人了。维护这些房子的费用也是相当庞大的，尤其是当这些房子的所有者受到“巡行”中的女王及其随从垂青的时候。比如，伯利勋爵在他的西奥博尔兹庄园里一共招待了女王十二次，每次的费用都要两三千英镑，相当于现在的一万至一万五千英镑。
那时候的礼仪，虽然已有进步，但还是比较粗鲁的，甚至女王自己都可能对其侍臣吐口水以表示她不喜欢他的衣着、当着他人的面刮人耳光、用恶毒的词汇咒骂人等。女王的言行也树立了一个风格。但如果你认为当时的人们模仿女王的粗鲁行为就算是愚蠢的话，那么下面的模仿可能就不只是愚蠢了。由于女王脸色苍白、身材苗条，而那些想要变得跟她一样的女人，开始吃沙砾和灰烬。正如一个同时代的人所抱怨的那样：“为了得到一副苗条的身材，她们将要经受什么样的箍缩、揉捏和拉长啊？”当时的卫生设施也是相当简陋的，人们不会经常洗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需要香水。在大宅里，家人和客人共用一张餐桌，而仆人在同一间房里较矮的餐桌吃饭。当时还没有刷牙的记录，这要等到半个世纪后才会出现。餐叉也还没有出现。在苏格兰，甚至是餐刀也通常被精明地用链条锁在餐桌上。很多小房子的地板基本上还只是铺着灯心草。人们用牛粪或者其他替代品来在河里甚至是井里洗衣服，而肥皂在那时还属于奢侈品。在城市里，厕所里的污水和垃圾通常都是直接从前窗扔到大街上的，反正这些街道本来就已经被来来往往的马匹弄得肮脏不堪。由于人们缺乏医学知识和卫生知识，瘟疫时不时地就会光顾，并夺走数量惊人的生命。英格兰人的奢华和消耗虽然已有巨大增长，但在很多方面，生活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简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