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转向对英国和爱尔兰的内部状况做一个简短的审视。这种状况被德国高估了，但无疑有助于它形成致命的决定。
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动荡不安的新气氛，以及对时代问题采用的与以往不同的更为暴力的方式。这显著地表现在许多方面，频繁发生的案例似乎表明民族性格和性情发生了变化。新世纪以著名的塔夫河谷案拉开序幕，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塔夫河谷铁路工人发动了一场未经许可的罢工，而铁路员工联合会决定对罢工工人伸出援手。作为回应，塔夫河谷铁路公司针对联合会提出了两起诉讼，一个是禁止其做出任何妨碍铁路营运的行为，二是要求其赔偿损失。铁路公司最终赢得了两起诉讼，而联合会被判需支付铁路公司高达二万三千英镑的巨额赔款。尽管根据对变化中的法律的严格解释，法官们很可能作出了正确的判决，但这个判决引起了强烈反响，使得工会面临威信扫地的危险，同时也给工党带来了新生。
到1909年，劳工的一般态度表面上与以往无甚差别。但实际上，在法国工团主义和美国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影响下，劳工运动变得具有革命性。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章程的序言指出：“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没有任何共同点。只要千百万劳动人民还在遭受饥饿和生活需求的匮乏，而构成雇主阶级的极少数人却拥有生活中一切好的东西，就不可能有和平可言。”直接行动和大罢工被提倡作为变革社会的手段。
这些思想对大量的工人产生了影响，同时涌现出了一批宣扬这些主张的工人领袖。从这时起到战争爆发，接二连三的罢工如火如荼，通常以罢工者的胜利告终。在1912年的码头工人罢工中，罢工领袖本·蒂利特在塔丘（Tower Hill）发表了他著名的祷告：“主啊，把德文波特勋爵劈死吧！”德文波特是当时伦敦港务局的负责人。一些旧式的劳工领袖开始发表演讲反对这些新方式，但是新式的工会主义者继续采用这些手段，并开始组建一些新式的和更具革命性的工会。到1914年初，人们担心，由于三大产业联盟带来的危险的国民联合，革命可能真的就要发生。这个联盟由三个最大的新工会所代表的工人群体组成，包含了四百万工会成员中的一百三十五万人。
在此期间，激进女权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一些男性和许多女性早就提倡妇女选举权，但是近年来这项奋斗开始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似乎意味着一个暴力的时代即将到来，以及一种强制而非有序的制度变革。相对于过去更为保守的妇女参政权论者，新的妇女参政权论者在佩西克·劳伦西斯、潘克赫斯特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带有恐怖主义色彩且无法无天的运动。她们砸碎窗户、烧毁房屋、袭击警察，把自己拴在内阁成员的门阶上，其中一人在对这项事业歇斯底里的狂热中，竟然在德比赛马节中，扑向国王的坐骑以求一死。被拘禁后她们试图通过绝食自杀，这又导致强制进食。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英国人的性情似乎已经改变了，变得歇斯底里、暴力和具有革命性。
在政治领域也出现了故障。德高望重的索尔兹伯里勋爵1902年由于年事已高而辞职，这似乎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他的继任者、下议院领袖贝尔福的任期内，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两部法令上。一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法案，但遭到上议院的否决。另一个是《温德汉姆法》，即政府贷款给爱尔兰佃农，使他们能够从可能愿意出卖自己土地的地主手上购买土地，这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该法的条款对于业主和租户而言都是宽宏大量的，直到1933年都非常奏效，该年爱尔兰自由邦停止向英国政府支付款项。1902年殖民事务大臣张伯伦先生从自由贸易转向关税改革，这意味着一个温和形式的保护主义，此举促进了党的分裂。同时内阁由于其他的请辞和意见分歧遭到削弱，两年后辞职。在1905年的选举中，自由党人仍然占据多数席位，而值得注意的是，新议会中，工会主义者减少了一半以上，出现了五十名工党议员的新面孔。坎贝尔-班纳曼成为首相，后来由于健康原因辞职，由阿斯奎思接任，劳合·乔治出任他的财务大臣。
虽然阿斯奎思喜欢上了上流社会的生活，但他根本算不上一个贵族，与其说是天生的贵族，不如说是一个成功商人。这种经历以及通过第二次婚姻给他带来的全新的社交圈，导致阿斯奎思与一些早年故旧之间的疏远，他们很难把这个过去固执的约克郡人、不从国教者和倾向左翼的自由党人，与玛戈特·阿斯奎思的丈夫和他的新角色协调起来。然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人，也不是崇高事业的舵手。劳合·乔治出现在他的内阁中，在大多数其他内阁成员的心目中同样强势，有助于保持执政党的步调一致。温斯顿·丘吉尔和沃尔特·朗西曼两位阁员是新面孔。新议会还出现了自由党人和工党人之间暂时的联合，就是所谓的“自由-工党人”（Lib-Labs）。阿斯奎思虽然基本上不是一个改革家，却在《养老金法》的通过上迈出了令人瞩目的一步，根据该法，受益人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与此同时人们发现，上届政府放任德国一步一步悄悄逼近英国的海军实力，这就鼓励了德国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加倍努力以超越英国海军。第一任海军大臣麦肯纳希望立即建造六艘新型无畏级战舰，这将导致财政预算严重失衡。而奇怪的是，出于对未来利益和行动的考虑，一些人反对扩充海军，温斯顿·丘吉尔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们对社会改革更感兴趣，而不是海军问题和外交政策。当人们得知这一情况后，需求立刻得到弥补，以增强海军实力，保持对德国的领先优势。这样一来，劳合·乔治不得不筹集到额外的一千五百万英镑，这种程度的增幅在当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财政大臣下定决心充分利用这一形势。
由自由党人在下议院通过的一个又一个的法案都被上议院否决。上议院的蓄意阻挠也为自己埋下了危机，他们似乎决心让自由党人的所有改革努力化为泡影。劳合·乔治不仅接受了为海军筹集额外资金的任务，而且通过社会改善计划大大增加了财政预算，如公路、职业介绍所，每年二十万英镑用于改善乡村生活以及其他事项。他凭借自己巧妙的手腕为1909年准备了庞大的预算，其间他对上议院和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及大企业左右开弓，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保守党人竭尽全力进行反击，并试图激发公众的不满。上议院由于帮助特殊利益集团和否决了多项改革议案已经总体上不得人心，可它又无法在不违反过去二百五十年间发展起来的惯例的前提下否决一项财税法案（money bill）。无论是在英国国内还是在早期、晚期的殖民地和自治领，英国宪制发展的一个基本点就是，由选举出来的下议院负责掌控财政立法。如果财政控制权转到不受大众选举控制的、由世袭成员组成的上议院之手，人民将失去“钱袋权”（power of the purse），而“钱袋权”正是他们反对专制、捍卫自由的长期斗争中最强大的武器。
不幸的是，上议院的领导能力乏善可陈。在一种需要彰显好脾气和英国人的妥协特质的情形下，他们却丝毫特质都没有表现出来。尽管预算案在下议院以379票赞成、149票反对获得通过，上议院却不顾爱德华国王慎重行事的恳请，以75票赞成、350票反对予以否决。下议院立即作出决议，声明“上议院拒绝本院为年度工作所作的财政拨款成为法律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同时也侵夺了下议院的权利”。这次斗争及其所处的环境，不禁使人想到二百五十年前与斯图亚特王朝冲突的情景。革命开始显得真有可能。一场不可避免的大选于1910年1月举行，其中的主要议题是上议院。结果，各党派的力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自由党、工党和爱尔兰议会党团成为自1832年以来在任何党派和团体中最大的多数，改革上议院和赋予爱尔兰自治的愿望使它们紧紧地联合在一起。然而，具体进程中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并且爱德华国王告诉阿斯奎思，直到下一场大选举行之前，自己将不会册封更多的上议员来结束僵局，尽管这一事实在当时不为人知。首相以为国王会遵循先例，但是在选举之前无法从国王那里得到任何保证。考虑到国王的立场，新一轮选举的天平此时会向上议院一边倾斜。大选的推迟延长了危机，直到国王5月6日发病并在短短几小时之后猝死，整个局势骤然改观。
惊愕的国民暂时搁置了争议，静观其变。新国王乔治五世是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他是自王室从汉诺威迁到英国以来，第一位操一口纯正的英语而不带德国口音的王室成员。作为次子，他是在自己的长兄死后成为假定继承人的，时年二十六岁，现在成为国王的他已经四十四岁了。他的早年是在海军度过的。服役期间他参观过帝国的许多地方。这种经历，以及他不是以王位继承人而是仅以年轻王子的身份同英国最受欢迎的兵种中的军官同僚们结下的关系，对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但是，正如在维多利亚生前他的父亲那样，他没有受过处理国家机要大事方面的训练。虽然谈不上卓越，可是他深深地怀有一种对国家的责任感，并且勤政尽职，从不懈怠，加上玛丽王后的辅佐，使得他们最终也许成为登上宝座的最受人尊敬的君主。然而，他在几乎没有片刻预兆的情况下，卷入了一场深刻的宪政危机之中。
他首先提出停止争执。在接下来的五个月内，两大党均派出了四名政治家开会商讨，试图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所提出的方案结果证明没有令双方感到满意的，于是阿斯奎思于11月宣布解散议会，理所当然地举行了大选。选举的结果与上一轮的几乎相同，上议院的屈服被认为已成定局。在政府法案中所提出的上议院改革主要包括三点内容：财税法案在一定条件下无需经上议院同意即成为法律；其他法案，如果已经被下议院三次通过而被上议院否决，从第一次提出时隔两年后，无需经上议院同意即成为法律；每届议会任期从七年改为五年。
然而，上议院中的顽固派继续挣扎，他们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法案。到7月时，顽固派的头领们接到通知，国王已经许诺要册封足够的新上议员来确保法案在上议院通过。尽管继续经过了一些阻挠，上议院最终妥协，并以131票赞成、114票反对通过了这项削减自己权力的法案。如果他们当初更和解一些，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没有公然违反宪法阻挠预算法案通过的话，也许他们受到的削减要小得多。实际上，自由党极其讨厌通过大量册封贵族（大约250人被提名）来凭压倒优势击败上议院，尽管这一举措将会使他们完全控制上下两院。上议院只能责备自己当初以非英国式的方式行事。
爱尔兰海对岸的局势也似乎正在迅速地发展为一场可能的内战。上议院的新态度似乎最终为自由党人极力要求的《爱尔兰自治法案》的通过开通了道路。根据该法案，爱尔兰将有自己的议会来负责处理内部事务，但其外交政策、陆军和海军仍由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控制。问题出在爱尔兰自身方面，原因是爱德华·卡森爵士领导下的阿尔斯特新教徒断然拒绝受控于天主教徒占多数的都柏林当局。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开始武装自己并进行军事训练，同时阿尔斯特人也做出了同样的准备，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英国保守党作为坚强后盾和支持。在阿尔斯特地区一种在英国历史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的“誓约”（covenant）被广泛地流传并获得了大量的签名。它用叛国的语言宣称，即使帝国议会通过了该法案，它也不会在阿尔斯特地区得到承认和遵守。与此同时，向贝尔法斯特走私武器和弹药的活动正如火如荼。
卡森明确表示，法案通过就意味着武装抵抗和内战。直到阿尔斯特人断然拒绝了某些和解提议之后，阿斯奎思才开始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国王召集的双方领导人圆桌会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看起来，若是自治法案被通过，不仅会在爱尔兰两派之间引起内战，而且英国还必须使议会的权威在阿尔斯特地区得到承认；若是自治法案流产，则天主教徒占多数的爱尔兰地区将会发生严重的动乱。不要指望采用和平手段能从英国议会获得任何东西，这个新芬党的信条，很快赢得了不少追随者。危机于1914年7月达到顶点，此时与德国的战争迫在眉睫，由于面临着共同的危险，这场争斗稍有缓和。议会通过了《自治法案》，但随即补充发布了一个缓期执行令，宣布《自治法案》要在大陆上即将发生的战争结束六个月后方可生效。
毫不意外，鉴于德国人固有的历史本性和一种误读其他民族心理的致命能力，他们认为现在是发起军事进攻的绝佳时机。劳工暴力日益严重、妇女参政权论者的歇斯底里、上下两院之间近乎革命性的宪法危机以及爱尔兰内战和革命的危险等，这一切似乎向德国表明一个士气低落和完全分裂的英伦国家，将会是一个唾手可得的猎物。此外，基尔运河刚刚竣工。很难解释维多利亚去世后约十年间英国人的心智状态。这不能归咎于自《1832年改革法案》以来通过一系列法令被赋予选举权的新阶级。采取非英国式的暴力手段应对问题并不仅限于下层阶级，上层中产阶级妇女和上议院的那些最保守的贵族也同样如此，但它并没有导致英国人的性格出现持久的变化。新世纪见证了英国的工业、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整个基本结构所承受的巨大负荷和压力，这是由产生于上个世纪的多种力量叠加影响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德国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我们简要描述的那些年的喧嚣意味着英国已经永久地改变了。从德国人挑起的两次世界危机中已经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不是战争降临把国家团结起来，谁都不知道可能发生什么事。历史不容假设，但似乎有一种可能，除爱尔兰问题之外，其他国内问题，会像解决上议院问题那样，通过宪政的方式而不是革命手段最后得到解决。整个世界一片动荡，各国纷纷放弃了理性和妥协，转向诉诸武力，但如今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英帝国作为一个整体，一直努力保持妥协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且不说世界大战给每一片土地上的每个阶级带来的巨大变化，当下的英帝国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仍愿意冒着失去自己所珍视的一切的风险以维持世界的稳定，并争取最终能够坐在谈判桌上，采用互相迁就的方式解决问题，而非不断威胁要发动战争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