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之年登基，此时一个人的思维习惯已经定型，对于他的使命新国王在许多方面都是没有准备的。维多利亚不仅使王权成为一种象征，而且成为帝国体系的拱顶石。这或许是她最大的成就，虽然王权的实际政治权力有所下降，但她通过在宪法赋予自己的有限权限内对国家大事表达个人的意见，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且从未跨越自己的宪法地位的界线。为此她必须了解各种事项。她在整个在位期间，通过对政府公文勤勉的阅读和思考，也确实对国家大事通晓于心。在丈夫去世后漫长的隐居期间，她身着丧服，非常孤独地生活。她熟悉国家政策的各项事务，政治家们也知道这一点。虽说她不能发号施令，但她可以提供咨询，高明的建议常被采纳。作为一种标志，她的资历和长期在位，足以弥补她在社交上的不够耀眼以及很少公开露面。
在以上两个方面，新国王与刚去世的女王形成了强烈对比。鉴于维多利亚和王子各自气质和性格的差异，长大后的王子并没有听从母亲的劝告接替父亲留下的位置。亲王和王储的位置都是来之不易的。众目睽睽之下，爱德华度过了青年和中年时期，但由于没有多少正事可做，他对脑力劳动天生的不情愿与日俱增。他从不关心读书和学习，而且还被母亲隔离在公共事务的任何真正参与之外，他越来越投入个人生活，活得像一个只关心时尚和物欲的人。无论是在他母亲生前还是身后，他都以精湛的技巧和魅力履行着由王室承担而被他的母亲放弃的社会责任。
结果是，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王权的实权趋于弱化，但他赋予其额外的声望和荣耀的象征意义。他的学识泛而不深，主要通过交谈的途径获得；他的品味虽算不上高雅，却能使他被大众接受。即便是王室中最后一个说英语还带着德国口音的人，他还是被当作十足的英国人接纳了。即便是与他的名字有关联的丑闻，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和反抗维多利亚式刻板的氛围中被欣然接受了。英国人喜欢盛典和戏装，这些东西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展示，还能象征性地把他们的整个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他们也喜欢王室的罗曼史和上流社会的生活。女王受到深深的敬重，但她长期回避公共生活损害了她的声望。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她甚至从未在那个精彩的古老仪式中亲自宣布议会开幕，而这正是爱德华的一大特色。其间，他会乘着一辆玻璃马车，重现昔日所有的表演，从王宫一路驱车到白厅街。这位或许是欧洲最显赫的社交名人用壮观的场面，取代了作为帝国象征的老女王清净的隐居和几乎平凡的生活。壮观继续上演，但爱德华对政务，尤其外交事务的实际影响，以前可能被高估了。不管怎样，他在位的十年必将是荆棘载途。
首先转到帝国上来。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新国王的头衔中，原有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加上了“及英属海外自治领的”和“印度皇帝”这些字眼，这种措辞使得王权在英国人眼里的重要性增加了。迪斯雷利相当招摇地把女皇称号赋予维多利亚女王，但此举从未真正取悦于公众。这样做多少带有一些非英式的特点。而爱德华的头衔则确实表达了某些进入英国意识的新东西，即一种真正的帝国统一体的感觉。这种感觉远远不是出于九十年代的那种帝国主义，而主要是从布尔战争危机期间的兄弟般援助发展起来的凝聚力，虽然“自治领”一词并非严格使用，而是意味着所有形式的殖民属地。
爱德华适逢布尔战争危机时期登基，尽管和平条约的条款是宽宏大量的，战争还是为以后更深的分裂埋下了种子。战争的最后阶段演变成了剿灭游击队的问题。这就不得不将全国划分成若干个区，逐一搜寻武装人员，一旦捕获就投入集中营。这些人并非正规部队，而是平民男子、妇女甚至儿童，他们继续战斗，阻碍任何秩序的建立。集中营制度总是不好的，西班牙人在古巴对集中营的滥用，虽然言过其实，却成为招致美国在1898年对西班牙宣战的主因。在南非，似乎没有其他手段可以带来和平，也采用了集中营制度并造成了令人震惊的后果。集中营中拘禁者的死亡率上升至6%，英国国内的一些主要政治家和其他人站出来谴责这项制度，尤其是坎贝尔-班纳曼，他在贝尔福内阁执政三年半之后的1905年末成为首相。由于谴责集中营的恐怖政策，他遭到猛烈的抨击，但赢得了布尔人的信任，被他们视为一个真正的朋友。
毫无疑问，这是导致随之而来的不同寻常的和解的一个主要因素。伴随着极大的痛苦和深仇积怨，战争于1902年画上句号。一般来说，在一场恶战之后，英国人不会滋生出一种不满情绪，一百五十年前他们在独立革命后对美利坚合众国和美国人的态度是个例外。在战争结束后三年中，有人建议准许被征服的共和国建立代议制政府。虽然这似乎有些风险，但当坎贝尔-班纳曼成为首相后，一项影响更为深远的计划付诸实施，首先赋予德兰士瓦充分的责任政府的权力，紧接着是奥兰治自由邦。迈出这一步需要极大的勇气，但回报同样是丰厚的。英国人赢得了战争，但他们允许占多数的荷兰人不仅能在被征服的共和国内，而且在开普殖民地可以当选。而这不仅没有激发起种族情绪，反而最终催生了统一的诉求。1910年，一个经由四个殖民地立法产生，并由帝国议会明文确认的统一国家宣告成立，南非成为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后又一个英联邦的自治领。
这是历史上政治家风范最勇敢、最高尚的尝试之一。当英国总督格莱斯顿勋爵把政府印章移交给不久前还是抗英布尔军队司令官的新国家首任总理博塔将军时，这种戏剧性的场面是绝无仅有的。帝国的故事与任何国家或几乎每个人的故事一样，包含着不少卑鄙、自私和愚蠢的事例，但是同样也不乏勇敢和理想主义的壮举。这一具有政治家风范的举动，值得与英国海军和陆军将帅们的丰功伟绩一样名垂青史。这次成功也同样归功于布尔人的品格。而且就英国人而言，这不是单纯的宽宏大量。它强有力地表明，这个早年是强盗、后来成为“店小二”的国家已经学到了一个教训，即以自由为基础的生活才是唯一有价值的，安全来自自由而不是武力。
在第一帝国期间，不少的北美殖民地，尽管后来反叛了，却多次试图在宗主国与他国发生战争时向它提供军事援助，但由于当时英国的政治思维迂腐保守，以至于合作的努力不是带来彼此的好感而是给双方留下了不悦。两个世纪，或多或少造成了很大的差异，在布尔战争期间和从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自治领的态度和帝国的含义才得到了更好的赏识。部分由于帝国会议的作用，部分由于英国与自治领对于它们之间看似松散、实则坚固的纽带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主动分担了帝国的防卫。欣欣向荣和人口激增的加拿大制定了一个组建加拿大海军以备在战时与英国舰队合作的计划，并且整编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采用了通行的军事训练方法，并承担了更多的重要海军责任。一种新的责任感和成熟的愿景正在萌发。要是没有自由，就只会是对漫长持久的控制的怨恨，而有了自由，就产生了一种一体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