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讨论过辉格派和激进派是自由党内的不和谐元素，在转到这个时期海外帝国的故事之前，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激进主义和劳工的状况。从1880年到1885年，即使在内阁中执政党的两翼之间，也一直摩擦不断。约瑟夫·张伯伦是政府内部激进派的主要领导人。作为一个精明的伯明翰商人、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后来又于1895年担任索尔兹伯里保守党政府的殖民事务大臣，张伯伦在1880年代早期被认为是一个鼓动家和危险人物。虽然是格莱斯顿内阁成员之一，但他毫不犹豫地在1885年的选举中提出一个他个人的“未经授权的政纲”，也即这个政纲几乎没有得到其首领的任何支持，其中包括全面的免费教育、英国教会政教分离、控告上议院阻碍社会进步、对富人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以及一场巨大的农业改革，以使农村劳动者拥有自己的土地。运动的口号“三英亩地和一头奶牛”，让美国人想起早先南北战争之后向解放的奴隶喊出的“四十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的口号。
在宪章运动失败后，社会主义思想几乎消失，但在这一时期又复苏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两个对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如此巨大影响的人，长期生活在英国，但部分由于马克思与这个时期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领袖亨利·海因德曼（H.M.Hyndman）的个人意见不合，英国社会主义者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微乎其微。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是温和的，更意味着政府社会服务的扩展，如教育、工厂立法等事项，而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
张伯伦自己打出的招牌是“煤气和水”的供给多样化，即某些公共事业归市政府所有，而不是所有资源国有化。海因德曼的确尝试过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的思想，但收效甚微。如果我们能成功地阐明英国人的性格，答案是不难找到的——阶级斗争和暴力不是英国的传统。另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其成员包括威廉·莫里斯，简直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家，他们对未来美好社会秩序的憧憬描绘在莫里斯至今仍然令人喜爱的作品《乌有乡消息》（1890）之中。1883年另一种社会主义思潮随着费边社的成立而产生了，这个团体以一个罗马将军费边·马克西姆（Fabius Maximus）的名字命名，他的策略是“缓进而确保制胜”。他们在悉尼·韦布夫妇的指导下，力争以无可否认的集体主义方向实现社会的渐进改良，而不诉诸革命手段。美国人亨利·乔治远比马克思更具影响力，他的演讲和著作《进步与贫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到那时为止，尽管人们就更公平的财富分配议论纷纷，但更理所当然地认为目前财富的来源及其获取方式应该永远保持下去。
经过七十年代工联主义的成功之后，这个运动已经或多或少地衰落了，而且它的兴趣主要转向为病人和老人争取福利，甚于与雇主作斗争。1888年威廉·哈考特爵士，一位格莱斯顿派的自由党人，开玩笑地说“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了”，但事实上即使是在我们上面所描述的方面，政府仍然动作迟缓。另一方面，真正的马克思式社会主义在独裁统治的德国已经取得了快速进展，俾斯麦试图通过政府措施为疾病（1883）、事故（1884）和养老（1891）提供保险来抵销社会主义的影响。英国在此类立法上远远滞后，而美国联邦政府直到半个世纪后才着手这种课目。
英国政府行动的失败可能加速了现在发生的变化，开启了所谓的“新工联主义”运动。在对缺乏联合行动感到不满的工联主义分子中，有汤姆·曼和约翰·巴恩斯，两人都是工程师联合会的成员。后者宣称“不计后果地承担只有国家或整个社会才能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例如应中产阶级的请求实施疾病和养老补贴，正在让它们的成员承担无法忍受的重税而榨干更大的联盟，……这样做的结果是，它们都不再是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而已经退化成了纯粹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缓冲机构”。与旧的工联主义相比，新工联主义不仅有一个听起来更加激进的语调，而且特别指向组织较弱的行业和一盘散沙的体力劳动者。
公众舆论总体上是同情，而不是敌意。经过七十年代的贸易萧条之后，1881年到1883年间，英国迎来了短暂的温和繁荣时期，但随后又陷入困境。引用一个指数，每年建造的船只吨位从前几年的125万吨下降到1886年的仅仅47.3万吨。工人阶级的苦难是深重的，并开始被那些比他们经济条件更好的阶层认识到。皇家委员会的系列报告展现了令人震惊的状况。阿诺德·汤因比希望了解到这些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于1883年搬离在牛津的办公点，到伦敦东区的贫民窟住下来，在最贫穷的人群中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四年后，威廉·布思（William Booth），一个伟大的组织者和世界著名的宗教领袖，创立了“救世军”组织，以社会最底层为服务对象，并在几年内唤起人们投入救助穷人、消灭贫民窟以及减少罪恶的工作之中，如他在《最最黑暗的英格兰及其出路》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吹毛求疵地说，“救世军”采取的一些粗鲁的、感情用事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但他们的后续工作，成功地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更好的生活和希望，这次运动被证明是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政府仍然没有做出多少举措来改善穷人的处境，1888年新工联主义运动积极行动起来。贝赞特夫人发现伦敦贫穷的火柴女工在恶劣条件下被迫劳动和生存而深感震惊，写下一篇言辞犀利的文章，认为她们已经无力自救了。令她吃惊的是，一些火柴女工读到了她的文章，有七百人参加了罢工。她们显然是这个大城市里最无助的和没有任何机会的人，却在贝赞特夫人和其他人的经济援助下战胜了她们的雇主。几个月后新组织的煤气工人为八小时工作制举行了罢工，并取得了胜利，但最大的斗争发生在1889年8月。
作为伦敦劳动时间最长、报酬最低的群体，码头工人被汤姆·曼、约翰·巴恩斯和本·蒂利特等人组织起来并举行了罢工。他们仅仅要求临时工每小时六便士的工钱以及一些小小的改革，但雇主们甚至不愿意与他们商谈，认为这些工人完全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因为他们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他们一天天地在街道上和平游行，通常在海德公园结束，还把他们每天不得不吃的劣质食物样品插在尖头杖上进行展示。两周后，他们走投无路，孤注一掷地要求举行总罢工，虽然他们的请求几乎不可能被采纳。
然后帝国劳动史上最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远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码头工人集会商讨如何声援他们在伦敦的工友。虽然伦敦港不得不自1797年以来第一次关闭，但雇主们仍然态度坚决，指望着工人们因为饥饿而停止罢工。随后澳大利亚传来惊人的反应。英伦三岛爆发出一片同情之声，各种渠道的捐款总计达到惊人的三万英镑，并电告给罢工工人。绝望的雇主们使出浑身解数，如贿赂、胁迫或者在罢工者之间制造冲突而拒绝调解，直到9月他们才不得不屈服。这次胜利不仅仅属于伦敦的码头工人，还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的工会运动。它也标志着工会和妇女运动联合的开始，这一联合将在未来开花结果。
此外，这场胜利没有导致革命运动的增加，革命在劳动队伍中从未强劲过，而是起到了相反的效果。贸易的复苏和工会力量的增强，导致工人阶级寄望于在议会里增加代表权，争取最终控制国家的宪政机制，以实现他们的目标。1892年三个社会主义者当选，代表水手的约翰·巴恩斯，哈夫洛克·威尔逊以及凯尔·哈迪。哈迪是在铜管乐队的护送下，头戴布帽、系着红色领带到达议会的最后一人。新的一天显然已经破晓，蓓尔美尔街发出一阵震颤。
三名新成员都是社会主义者，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革命者。然而他们意识到，只靠他们少数几个人渗入议会可能不会带来影响几代人的结果。哈迪决心组建一个新的政党仅致力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并成立了“苏格兰工党”，它是英国的第一个工党。然而，经过讨论决定，要建立一个全英国的工党。1893年1月，来自工会、费边社、苏格兰工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在布拉德福德召开会议。费边社成员和其他一些人退出，但在哈迪的领导下，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应运而生。两年后的1895年选举中，它推出二十八名候选人，但悉数落选，即使是哈迪本人也一度失去席位，直到1898年作为威尔士梅瑟选区的议员重返议会，并将这个席位保持终身。
然而，现在这场运动中领潮的是菲利普·斯诺登和拉姆塞·麦克唐纳这样的人。但由于工人阶级总体上对社会主义及其手段重新表现出冷漠，这个党距离它梦想实现的控制力还任重道远。实际上，“独立工党”那时还几乎不能算是一个政党，它真正成立于1900年，但此前已经奠定了基础，主要归功于哈迪。他是一个有闲阶级完全不能理解的怪物，七岁时被安排到格拉斯哥工作，从十岁到二十岁一直在煤矿辛苦劳作。上面提到的他到议会就职的方式并非有意安排的一种示威或冒犯，但新闻界和上层阶级却理解为这个意思。他以其敏感的天性深深地感受到本阶级的苦难，在自己的第一会期提出了对女王致答辞的修正案，请求关注当时一百三十万人的失业问题，再次引发了保守党人的反对声浪。
次年，即1894年，在约克公爵夫人生下未来的温莎公爵的同一天，二百六十名矿工在事故中丧命。接着法国总统被人暗杀。当议会被请求通过一项决议向法国表示同情时，哈迪请求议会对遇难矿工的家属也颁布一项慰问决议，他太了解矿工的生活状况和危险了。哈考特未经考虑便拒绝和回避了这个请求。哈迪认为议会麻木不仁而甚感愤怒，于是反对祝贺公爵夫人生下未来王位继承人的贺电。当时他心中爆发的怒火表明，英国的统治阶级仍然对他们治下的人民以及将要重塑他们世界的新力量多么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