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理论上服从土耳其苏丹的统治，但实际上已经长时间半独立化，由本国统治者赫迪夫实行专制统治。在该世纪初，赫迪夫穆罕默德·阿里花费巨资并使用专制的方式试图使这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想法实现西化。他也进行了一些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包括征服苏丹的大部分领土。他的继任者赛义德帕夏继续推进昂贵的西化工程，正是他批准开凿苏伊士运河。下一任赫迪夫伊斯梅尔帕夏更是雄心勃勃，包括对苏丹广大地区的大幅扩张，而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剽悍的、不安分的野蛮部落。在这项工作中他得到了两个英国人的援助，其中一个是查理·戈登（Charles Gordon）或被戏称为“中国人”戈登，他为废除奴隶贸易和给当地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带来一定程度的秩序作出了巨大贡献。
英国人一直以来在领导和管理野蛮或原始种族上特别成功，远胜于治理文明程度高的外国人。在这方面中不曾有谁像戈登这么伟大，他有着圣徒的品格，笃信宗教，虽然有些古怪，很难被更高的权威操纵。
伊斯梅尔在个人和国家的开销上表现出令人不可思议的轻率，在十三年中，埃及国债从三百万英镑增加到了大约一亿英镑。这笔钱大多数来自主要出售给法国和英国投资人的债券。他还用一个无能的埃及人取代了戈登，导致苏丹和埃及迅速瓦解，结果给普通民众带来巨大苦难。1876年赫迪夫暂停偿还债务，英国政府本想保持克制，而法国更加积极，坚持要求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即所谓的公共债务委员会，直接从国民收入中提出一部分以保障公债持有者的利益，而无需通过腐败的政府官员之手。仅仅两年后，英国人动摇了，站到法国人一边，并派出两名代表到开罗，即查尔斯·里弗斯·威尔逊爵士和少校伊夫林·巴林爵士，后者以克罗默勋爵更知名，也将证明是世界上已知的最伟大的行政管理者之一。
如果要拯救埃及，特别是埃及穷人，显然必须整顿埃及财政。为此目的，任命了两名总会计师，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英国人，但伊斯梅尔却在密谋和煽动革命。结果土耳其苏丹在臣下劝说下，罢黜了伊斯梅尔，把自己的儿子陶菲克（Tewfik）扶上埃及王位。埃及已经发生了一些密谋和叛乱，主要由一个埃及本土人阿拉比帕夏领导。在苏丹干预之后，他领导了一场直接针对土耳其人和外国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煽动宗教仇恨和种族仇恨的火焰。最后阿拉比和他的军队包围了王宫，迫使赫迪夫将军队人数从四千增加到了一万八，归阿拉比亲自指挥。赫迪夫现在无可奈何，法英专员们也处境危急。后来到1882年，阿拉比实际上已使自己成为埃及的统治者。
接下来法国人和英国人就如何应对这种局势进行了数月的磋商。阿拉比及其追随者表现出没有能力治理国家，暴民和不满的军人也开始失控，该国正走向无政府状态。虽然极不情愿，但格莱斯顿同意法国总理的建议，两个国家应该派出一支联合舰队保护在埃及的外国人。联合舰队抵达亚历山大里亚维持秩序，但埃及人的回应是屠杀了包括英国领事在内的大约五十名欧洲人。阿拉比现在是埃及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已开始修建海岸炮台威胁舰队的安全。联合舰队警告他停止这一举动，但他拒绝了，英国舰队开火，在大约十小时内摧毁了新建的炮台。与此同时，法国发生了政府更替，法国舰队奉命撤退，把英国舰队独自留在埃及。法国一直是干预埃及的主谋且强烈要求英国加盟，现在却溜之大吉，除了协助保卫苏伊士运河，停止在埃及事务中发挥任何作用。
在法国发生了另一次内阁危机后，即使协助的轻微承诺也被收回了，之后土耳其苏丹也拒绝采取任何行动以维持他的藩国的秩序。于是英国宣布它将独自承担这项任务，但无任何兼并埃及的意图，并将在赫迪夫恢复权威之后撤出。格莱斯顿政府现在迅速地行动起来。
大约在1870年，英国军队连同其费用已经大幅增加了。更重要的是，它的品质和士气已经在爱德华·卡德韦尔的努力下大为改观，他在1868年被任命为陆军大臣。通过他的改革，包括废除鞭打这一有辱人格的习惯，除非在战时，他使参军服役成为男人体面的事业，而不是社会最低层的最后避难所。他还鼓励殖民地组建自己的军队用于提高当地防御，而且从这些殖民地武装力量中带回了很多正规军，用这种和其他方式将英国本土的军队增加到大约两万人。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在违背威灵顿的传统教导和大多数军官的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的。卡德韦尔改革的效果现在是显而易见的。在实践检验中，英国能够在加内特·沃尔斯利爵士的率领下毫不拖延地投送一万三千名士兵到埃及。在1882年9月，他在泰勒凯比尔（Tel- el-Kebir）彻底击溃阿拉比的军队，结束了在开罗的行动，阿拉比和他的残余追随者被俘虏。阿拉比本人被放逐到锡兰。
从海上航线将如此大规模的军力快速转运到近二千五百英里外的地方并且取得了迅速彻底的胜利，这使英国的声望达到了一个高峰，并持续到布尔战争。法国面对在埃及将近七十年经营的成果处于危急关头时完全撤出了。英国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独自平息了叛乱，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作为阿拉比叛乱和几代赫迪夫管理不善的结果，埃及已经没有政府了。
法国尽管此后将在埃及扮演狗占马槽的角色，这会儿却吵吵嚷嚷地要求英国人撤出。可能没有什么比这更合格莱斯顿这样一个具有反扩张主义思想的人的心意了，但形势太复杂。英国军队进入埃及，现在是抵御无政府状态洪流的唯一堤坝。除了国际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外，还有其他利益处于危险之中，例如法国人拒绝防御的苏伊士运河，以及埃及人民自己的利益。
欧洲需要一个稳定的埃及，除了法国以外的欧洲国家都很愿意让英国承担恢复埃及秩序的任务。实际上他们本可能愿意让英国兼并这个国家或宣布它为一个保护国。这两种选择英国政府都没有做，这使它自身处于一种异常的处境，将在未来造成很多困难。伊夫林·巴林自从1880年就一直在印度，他被征调回国并加封爵位，然后作为英国代理人被派遣回开罗执行一项最艰巨的任务。在埃及，他除了英国专员外没有其他官方身份；英国除了有一支占领军外没有任何不同于其他外国的地位；苏丹除了偶尔进行干预制造麻烦外无所作为；赫迪夫除了发生同样的情况外不能或不愿有所作为。公共债务委员会仍然存在，控制着这个国家一半的财政收入，而且在制造麻烦，就像法国人一样。名义上只能提供建议的巴林，在这个国家一直服务了二十三年，克服了一个个障碍，逐步使它恢复正常状态。
与此同时，格莱斯顿内阁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埃及政府自从免除戈登职务以来一直对苏丹施行残暴的统治，以致一场严重的叛乱在一个自称“马赫迪”（Mahdi）或“弥赛亚”的当地人的领导下熊熊燃烧起来。两支军队被派去镇压，但都被打败了。埃及人显然无法重新征服这片广袤的土地，叛乱只能由英国人来收拾。这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且延迟英国撤军。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苏丹。结果选择了第二种路线，但还是保留了零散的埃及守备部队，在某些情况下由英国军官指挥，不能任由当地人摆布，问题是如何让他们撤出。英国政府不听巴林的建议，委派在伦敦的戈登去执行这项任务并立即出发。
戈登到达了苏丹的政治中心喀土穆，但是正如巴林所担心的那样，他没有遵从命令。就政策而论，他没有立即撤出驻军，相反给巴林发送大量矛盾性的电报进行拖延。与此同时，“马赫迪”的军队正在集结，戈登无望地被包围了。现在新的问题是如何解救被围困的部队。在伦敦，内阁对替代方案犹豫不决，从4月1日迁延到8月。等沃尔斯利奉命前往埃及进行解救戈登的远征，为时已太晚。由于几乎没做任何准备，尽管英勇拼搏，穿越了沙漠，远征军直到1885年1月28日才到达喀土穆。这个地方已经在“马赫迪”军队的猛攻下沦陷，戈登也在两天前阵亡了。虽然这个不幸的领导者因为自己的拖延才招致灾难，但主要责任必须归于内阁，是他们选择了戈登，之后又拖延了几个月才施以救援。这个责任被踏踏实实地算在格莱斯顿的头上。他一心扑在英国国内问题上，而对苏丹事件漫不经心，这件事对他的名望和影响造成的损害超过了他的其他行为。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放弃整个苏丹。这个问题立刻得到解决，因为俄国人在阿富汗的行动使得英俄可能发生战争。苏丹被留给了“马赫迪”和他的继承者，后者据说在十几年中使当地人口减少了数百万人。
虽然这一年标志着格莱斯顿第二任期的结束，但我们可以把目光向后延伸十年，以便完整地叙述这一阶段的埃及问题。巴林和英国行政官员及军官团队把埃及从破产的边缘拯救出来，重振了本土军队的素质和士气。通过灌溉，他们打下了繁荣的基础，恢复了长期遭受压迫的农夫的基本生存条件。到1888年国家预算真正实现了平衡，为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工程提供了可能。所有行政部门，包括税务部门和司法部门，都被清理整顿过一遍，变得廉洁高效。学校、医院和铁路被兴建起来。几代人以来，埃及一直是邪恶和痛苦的污水坑，在被英国控制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它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国家，这个表现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故事的其余部分属于下一个时期。我们还可以提一下格莱斯顿内阁处理埃及问题带来的长期国际影响。它已然毫无预见、也不情愿地卷入这个问题之中。法国将在二十年时间里保持疏离，严重影响英国在欧洲外交中的作用。当1885年埃及提出一项九百万英镑的贷款时，英国内阁拒绝为之提供担保，结果是大多数列强为其提供国际担保，其中六个是公共债务委员会的成员国。其中，俄国和法国长期反对英国，将英国推向三国同盟的怀抱，使它与德国交好尤其重要。俾斯麦在他的赌局中大获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