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迪斯雷利任期的最后几年，“东方问题”又一次凸显出来。像帕默斯顿一样，两人的态度和政策在很多方面相似，迪斯雷利，现在我们称他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害怕俄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有任何增长。土耳其政府早已臭名昭著，因为它虐待其统治下的基督教少数民族。俄土战争以土耳其1878年战败和签订《圣斯蒂法诺条约》而结束，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虽说对土耳其缺乏同情，但对俄国是一直完全反对，他要求召开一次欧洲全体大会来解决争论中的问题。
条约将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面积和实力减到了近乎今天的程度。毫无疑问这份条约包含了一些不公正的内容，但不是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认为的那种不公正。对待如此复杂的一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局势的转变经常出乎最精明的政治家的预料，但根据一些后续事件来看，似乎迪斯雷利在会议上争取而来的条约修订是错误的。整个巴尔干问题一直以来不仅是一个谜团，而且对欧洲和平构成了长期的威胁，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解决方案为将来的麻烦埋下了种子。他延续了对土耳其不该有的信任和对古老的俄国可能同样错误的恐惧，通过归还大约四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及其居民而恢复了土耳其的实力。马其顿被归还给土耳其，但是保加利亚获得了解放。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从土耳其转归奥匈帝国的统治，这预示着奥匈帝国与作为南斯拉夫守卫者的塞尔维亚之间最终的冲突。这些地区在1908年被那个二元君主制国家完全且专横地兼并，是直接导致世界大战的事件之一，比肯斯菲尔德1878年的政策为整个奥匈帝国和德国东进（Drang nach Osten）提供了极大的动力。甚至随同首相前往柏林的索尔兹伯里也在后来承认，他们“下错了赌注”。
无意之中，作为谈判的一个副产品，英国获得了塞浦路斯岛。比肯斯菲尔德回国后声称他荣耀地带来了和平，人民也为避免被拖入一场全面欧洲战争而松了一口气，虽然1878年的局势远不如1914年更具灾难性。
然而与此同时，有一个引起激烈的公众辩论和意见冲突的根本问题。比肯斯菲尔德对土耳其暴政的残暴罪行和惊天影响漠不关心。对他来说，“荣耀的和平”意味着英国通过追求他认为正确的俄土政策来发号施令和增加其国际实力。另一方面，格莱斯顿对奥斯曼宫廷背叛其基督徒臣民的行径满怀怒火和义愤，在宣布退休后又重返政坛。他从道德而不是政治的立场出发，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在欧洲公会议上为自己谋求主导地位，认为英国的分量应该倾向弱者和被压迫者一边，而不是习惯于强迫已经获得自由解放的人民重新在脖子上套上专制暴虐的枷锁。
那时，和平，任何形式的和平都依赖于政府，但内阁正在迅速失去人心。格莱斯顿气旋般的道德力量在当时可能比表面上显示的有更深的影响力，而比肯斯菲尔德反俄的外交政策使英国卷入了另一次阿富汗战争，这让他越来越不得人心，这点我们随后再叙。与祖鲁人的战争和农业的进一步萧条也是使他降低声望的原因，时代正在以一种他没有意识到的方式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