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秩序在本杰明·迪斯雷利这里找到了自身的捍卫者，在三十多年中他是保守党的领袖，尽管他最早是个激进分子，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曾为《1867年改革法案》的通过出过力。他是一个西班牙犹太人家庭的后裔，这家人从西班牙逃到威尼斯，1748移居英国。他似乎最不可能成为领导一个土地贵族政党的人。很难想象一个人物比这个希伯来人更不像英国人，因为英国人看重血统，而他几乎没有一样来源于英国的土壤：异国的容貌，奇异的穿着，一头卷发，浪漫的想象力和东方人的气质。
作为保守党人的领袖和自由党人（这个词在其现代意义第一次被使用是在1868年）的对立面，他必定对改革持否定态度，而把增强君主制和帝国作为奋斗的事业。这两者都对他的东方人性格有吸引力。然而，1870年后王权的实际权力在不断下降，而其符号价值增加。迪斯雷利心智的最大特质之一就是具有讽刺意味，而他一生中的一个讽刺就是帮助通过《改革法案》而削弱了王权的政治影响力。不过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他的想象力和行为，到19世纪末，维多利亚几乎被神化，帝国主义变得嚣张起来。
1868年，迪斯雷利与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之间长期的政治角逐拉开了序幕。德比勋爵辞去首相一职，迪斯雷利继任，同时，罗素勋爵退休，把自由党领导人的位置让给了格莱斯顿。没有比这两人之间的对立更引人注目，他们将长期主导英国政局。两人都有巨大的勇气，也能做出最大胆的政治行动，但是，如果说迪斯雷利是一个最狡猾的精算师，那么格莱斯顿一旦根据目标下定决心，就会像公牛一样疯狂地奔向它。两人之间的差别可以从长相中看得出来：格莱斯顿大头，方下巴；迪斯雷利长脸，瘦削，鹰钩鼻。迪斯雷利为帝国成就了许多辉煌，但人们能够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冒险家的气质。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个人都是雄心勃勃的，这也是合理的，但就格莱斯顿而言，虽然他身上存在很多前后矛盾的地方，我们却能感觉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政治品格的统一。约翰·莫利（JohnMorley）这样写到，他“不仅是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是一股道德力量”。在他一生中，他更像是从道德和宗教的立场看待事物，而不是透过政治眼镜。这样一个在财政和演讲领域有着完美能力的人，在长期的维多利亚统治时期担任首相的时间总计超过任何人，使那个时代在历史中熠熠生辉。
当迪斯雷利1868年2月就任首相时，自由党人很清楚地意识到应该采取切实措施来缓和爱尔兰的动乱了。爱尔兰问题还是那个老样子，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一系列暴行又将它再次带到了舞台中央。一个秘密社团已经形成，成员被称为芬尼亚（Fenians），主要从美国的爱尔兰移民中招募，他们在美国内战期间曾在军队服役，在军队被解散后又回到爱尔兰，利用他们的军事经验为英国当局制造麻烦。
爱尔兰人对英国的诸多不满之一，就是爱尔兰人必须向英国教会缴纳什一税。在迪斯雷利短暂的内阁期间，格莱斯顿提出了一份在爱尔兰废除英国国教制的法案，虽然没有其他忠实的国教会成员支持他。然而，他认为把在英格兰合理正确的东西放到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的爱尔兰并不合理。迪斯雷利解散了议会，因为根据最近的《改革法案》的条款，他无论如何也必须这样做，结果在大选中自由党人赢得了明显多数，格莱斯顿任首相。他在1868年12月组建了自己的内阁，并成功在1869年会期在爱尔兰完全废除了国教制，并没收了那里英国国教会超过半数的基金。他的这一举动几乎没有遇到反对，甚至在包括数位主教的上议院。全国，包括根据《1867年改革法案》新增的选民，对这个选举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公决，结果证明扩大民主之后的第一次行动是一个正义行动。一代人以前，这样的法案注定会被否决。现在年近花甲的格莱斯顿能力正盛，虽然在他传奇的政治生涯中，他还将以八十四岁高龄再次成为首相。
虽说英格兰一般民众和教会的既得利益者支持格莱斯顿消除爱尔兰的宗教不满，但这两个岛上的土地利益如此强大，以至于不能允许他对土地问题施展拳脚。爱尔兰地主自然不希望被打搅，而英国不理解为什么只隔着一个海峡，地主和佃农间的关系就迥然有别，他们担心如果政府消除了爱尔兰农民正当的不满，自己可能失去一些权利和特权。格莱斯顿可以通过立法略微改善一下情况，但根本上的不义还将持续到下一代人。《1870年土地法》要求，如果农民自付成本提高收成，以及不是由于不支付租金而土地被驱逐，地主需支付佃农一定的补偿金。然而，由于地主们能够发挥的影响力，即使往前的这一小步，都没有取得预期的实效。
除了在爱尔兰废除圣公会的国教地位，首届格莱斯顿政府还有其他引人注目的、值得称赞的改革。首先是由 W.E.福斯特提出的著名的《教育法》。在英格兰，国教会始终坚持着对教育的控制，但整个教育系统，部分属于教会，部分属于国家，杂乱无章。全国只有大约一半的儿童接受了教育，极不充分。《1867年改革法案》广泛地扩大了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的选举权，但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似乎开始出现了一个异常现象，那就是，拒绝给予一个人学习读写的机会，却授予他选择帝国统治者的权力！此外，新的自由党的支持者，很大一部分来自这两个阶级以及那些一直反对教会严格控制中小学和大学的不从国教者。这不仅是一个征税和教育理论问题，而且掺杂着所有由来已久的既得利益和宗教冲突的怨仇。
1870年通过的《福斯特法案》旨在取悦于双方，如同大多数两面讨好的法案，结果让双方都不满意，但它是英国教育史上一个伟大的进步和里程碑。对教会的拨款增加了一倍，因此它被明显地确保成为国民教育体系中一个永久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个体系中的空白部分，例如地理和其他科目，则由一个非宗教学校的教育体系补充，它们由地方税收拨款并由民选的地方董事会管理。直到1880年，每个英国儿童才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十年后义务教育才完全免费，但19世纪早期不体面的状况至少正在改善，从1870年到1890年，小学入学率超过了三倍。
虽然英国将在科学教育上远远落后于德国和美国，然而在1850年到1882年之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18世纪的冷漠。通过1871年格莱斯顿政府颁布的新《大学学位考试条例》，学术职位对所有学者开放，不管他们信仰何种宗教。十几年后，在议会而不是教会的指导下，英国大学都建成了现代形式的大学，但英国已经付出代价，而且还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它迟迟未能满足教育的需求。
高等教育，包括女子大学和面向地方的大学推广运动，加上与教会无关的新地方大学，都对英国生活的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已经提到印度文官队伍的改进，但英国国内的文官队伍，与美国今天的情况大体相似，仍然存在家族保护和政治上的任人唯亲。然而1870年，喜欢砍树的格莱斯顿砍倒了恩庇（patronage）这棵巨大的见血封喉毒树，几乎所有公职都必须通过考试竞争上岗。这就是说，在现在的英国，政府的更替导致差不多一百名官员失去公职。任何务实的政治家都会看出这种情况与美国的差别。在美国，各种部门、各种级别的数十万公职人员依赖于执政党才有这份工作，一旦大选中政党轮替，他们肯定会被人取代。也许经过两代人的时间适应了自己的制度之后，美国人比英国人更明白这个措施对公共生活的惊人效应。不仅是公共服务的质量大大提高，而且使得政治生活最为贬值的因素之一被消除了。
与前面提到的改革同时出台的另一项改革是1871年废除了陆军中的职衔购买制度。任何级别的职衔都是一笔资产，除非支付职衔的先前拥有者开出的价格，一个军官才能获得委任或晋衔，虽然这些价格都是标准化的。这一制度的影响所及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军官当然地反对任何改变，那将剥夺他们的财产，即使女王和她的堂弟，担任陆军总司令的剑桥公爵，也同样反对。
在这个典型地体现18世纪对公共服务的态度的制度里，有一个奇怪而危险的例外。只有活着的军官才能出售他的职衔。如果他死了或在行动中丧生，他的“投资”就变得一文不值，他的家人也一无所获。无论是出于军队挑选和提拔军官的效率，还是为了战争中的表现，都不可能设计出比这个更差的制度。只有通过让那个无能的公爵继续担任总司令直到1895年，这个制度才能被废除，这一事实表明该有多少18世纪的东西延续到了19世纪末。
格莱斯顿，由于在爱尔兰废除国教制，以及《土地法案》《教育法》和《陆军法》，失去了许多支持者的同情，但自由党的大多数成员支持他的另一项改革。选举权扩大到工人阶级引发了自由投票的问题。这个阶级的成员大多依赖他们的雇主，而只要雇主知道一个人如何投票，选举就不可能自由！1872年格莱斯顿政府通过了《投票法》，建立了不记名投票制度，标志着向自由选举又迈出了一大步。
政府另一项值得称赞的行动对英美关系和世界历史都有重大意义，那就是英国决定同意对美国就南北战争期间英国建造的船只——主要是亚拉巴马号——对美国造成损失的赔偿要求的仲裁。一些美国政治家和官员提出的索赔总额显然是荒谬的，但罗素政府明确表示，的确需要进行合理数额的赔偿。两个说英语的国家，曾长期关系不和，如果都同意遵守仲裁委员会的决定，标志着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愉快的新阶段。日内瓦的仲裁委员会判给美国大约一千五百万美元，英国虽然嘀咕不公平，还是平静地接受并支付了这笔赔偿金。
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改革的快速推进引起了反弹，上面提到的种种问题削弱了格莱斯顿和自由主义的声誉。在1874年1月的大选中，民意逆转，保守党以明显优势获胜，结果迪斯雷利取代格莱斯顿担任首相。
迪斯雷利的1874～1880年任期，大部分时间处于187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但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有诸多建树，其中好几个最引人注目的、影响深远的事件，是与迪斯雷利个人的独特素质分不开的。在国内事务上，在野期间他奚落自由党人没有完成改革的承诺；现在掌权了，随着国内日益严重的萧条和不安，保守党人在他的带领下，不得不在1875年议会会期，特意推出一系列本该为他们的对手赢得赞誉的法案。
《工会法》显著地提高了工会和劳动人民的法律地位；《工匠住宅法》是住房立法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食品药品法》不仅是该领域的第一部综合立法，直到1928年仍然是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更重要的是《公共卫生法》，它是目前为止英国卫生法的真实基准。当我们在这些成就里再加上公债偿债基金（Sinking Fund）的建立时，这一年作为议会年鉴长卷中最非凡的一年十分夺目。从18世纪后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放任已经无人理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再次成为立法者关注的问题。
议员资格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没有被充分识别出来，是因为这样的改变很少被发现。尽管1867年法案扩大了选举权，议会没有立即尝试恢复今天我们所称的工党议员席位，但在1874年两名矿工被选进来，这是未来的工党的预兆。也有五十八名爱尔兰人进入议会，他们拒绝被称为保守党或自由党，唯一目的是通过阻碍政党制度的运作而维护爱尔兰的地方自治。
尽管迪斯雷利内阁早期在社会改革而不是政治重建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的天才更在于对帝国更宏伟的构想以及帕默斯顿式的信念，认为英国的声音对国际事务是决定性的。他成为新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已有好些年，甚至说过英国更要成为一个亚洲强国而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强国。我们说过，他的思维方式在很多方面是东方式而不是英式的，他想象的帝国不是后来实现的自由国家的联邦，而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帝国，具有通行帝国关税、一部军事法典，通过某种代表会议集权于伦敦。这是一种在19世纪后半期非常时髦的理论。在海外，迪斯雷利从格莱斯顿手中接过与阿散蒂人的战争，他们是一个好战、残忍、实行人殉的黑人部落，居住在黄金海岸后面备受热病困扰的丛林里。1871年，荷兰人为了交换整个英国人声称拥有的苏门答腊岛，把他们手中的黄金海岸要塞转让给英国人，从而加强了英国对这片领土的控制，并允许英国从内地结束奴隶贸易。作为英国无数的“小战争”之一，基于土著人异常低下而残忍的品质、远征军必须经受的恶劣物质条件、参战人群的特征以及结果取得的进步，这场战争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一场仅有约两千四百名白人士兵参加的战争，但其中的军官包括：加内特·沃尔斯利爵士、陆军元帅伊夫林·伍德爵士、陆军元帅梅休因勋爵、将军雷德弗斯·布勒爵士、J.弗雷德里克·莫里斯将军。随行战地记者包括《人类的殉道》的作者温伍德·里德以及亨利·M.斯坦利。仅从人员上看这场战争就值得注意，但它的胜利也将不受欢迎的黄金海岸保留在英帝国之内，同时废除了奴隶制。在地球的另一边，英国将无主的斐济群岛兼并，为了维护土著人的秩序，也作为进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跳板。
也许迪斯雷利这些年最有名和最富戏剧性的举动，是从埃及赫迪夫（Khedive）手中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份，当时赫迪夫正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虽然以前也有机会这样做，但格莱斯顿和其他政治家持反对意见。这份勇气、胆量和成功只属于迪斯雷利。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不仅所支付的成本获得了近八倍的回报，而且虽然获得的利益不具有约束，但很大部分是苏伊士运河带来的好处，赋予英国一种对于埃及的新地位，并最终导致为这个国家承担责任。这条运河也是通往印度的航线，而正是帝国的这一部分最吸引迪斯雷利的想象力。
1875年，迪斯雷利买下了赫迪夫的所有股份，这一行为后来震惊了整个欧洲。同年冬天，他计划让威尔士亲王出访印度，旨在让那些小国君主们和其他统治者们可以与未来的宗主亲自接触，这证明非常成功。亲王出行的壮观和魅力证明了首相认知的东方式思维，就像他的下一个举动是强行通过议会把“印度女皇”的头衔添加到英国女王的众多头衔之中（1876），虽然议会有点不情愿。大多数英国人，虽然会提到“英帝国”，但他们不喜欢帝国的称谓。这种称谓对他们来说有着不好的内涵——法兰西皇帝，墨西哥不幸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被认为是非英国式的、炫耀的、俗丽的表现。但迪斯雷利这么一个如此非英国式的人，更领悟东方思维，并且意识到，印度的统治者对“印度女皇”比对“大不列颠女王”会有一种不同的、更忠诚的感觉。
从心理上说，这一举动有两个效应。在印度，它有助于培养忠诚和国家认同；在英国，反对维多利亚女王接受这一头衔的声音让她非常恼怒，这是导致她在以后的生活中反对自由主义的原因之一。然而，王权再一次越来越受到欢迎，部分原因在于亲王的印度之行取得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亲王的病情严重，危及他的生命。民众为他的康复松了一口气，越来越认识到，王权在帝国发展过程中的象征意义而非权力，是迅速促成它获得现代地位的因素之一。
与此同时，迪斯雷利（1876年成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利用当时没有其他英国人会用的谄媚奉承来取悦女王，这更适合荣耀的伊丽莎白女王，而不是19世纪的立宪君主。迪斯雷利受到年事已高的女王的欣赏，格莱斯顿对此感到强烈厌恶，如果君主还掌握着几代人之前的权力，他可能永远不会再有上台的机会。女王不喜欢格莱斯顿以恭恭敬敬、全神贯注和直言不讳的态度与她交谈，“好像她是在一个公开的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