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新兴大国和新力量 被掩盖的真相:英国落在后面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转向这个时期英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说过,1870年标志着英国的贸易优势近乎达到顶点,而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这段时期,人口也显示出惊人的变化。始于1870年的二十年的比较贸易数据如下,单位为百万英镑:

国家/年份187018801889联合王国547698740法国227339311德国212294367美国165308320比利时和荷兰136237310英属殖民地128203298意大利689194

联合王国正在迅速输掉比赛,尤其是相对于德国、比利时、荷兰和美国时更明显。这在当时的英国是没有被认识到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掩盖了真相。直到1870年的这段时期,英国贸易非常有利可图,仍然遥遥领先于任何竞争对手,虽然优势相对在下降。此外,英国还进行了大量的国外投资,1885年估计约为65亿英镑。尽管有判断失误和损失,大量收入从世界各地滚滚而来,进入英国的保险箱,给人一种富甲天下的感觉。于是,现在对我们来说很明显的事实,当时并没有引起英国人的不安,他们认为英国会像往常一样继续引领全世界稳步前进。

人口数据的变化也是显示实力序列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下表中的数据采取四舍五入法以整数出现,不足50万不计入,超过50万计100万。

表一法国(1821)3000万德国(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的土地,1815)2100万联合王国(1821)100万美国(1820)1000万

表二德国(1871)4100万美国(1870)3800万法国(1872)3600万联合王国(1871)3200万

表三美国(1880)5000万德国(1880)4500万法国(1881)3800万联合王国(1881)3500万意大利(1881)2800万

在最后一张表时的英国,当然包括爱尔兰——其心生叛意的人口已经下降到不超过500万人,只算大不列颠的话,人口只比意大利多出150万。此外,也许是由于布拉德劳和贝赞特夫人(Annie Besant)1877年发起的节育运动,英国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就像法国人因为德国已经多年出生率不高一样。这一事实一时被英国较低的人口死亡率所遮蔽,但其影响终究会体现出来。

虽然通过各种教育立法,人们普遍比上一代有更好的教育设施,但英国高等教育落后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尤其是在科学领域。世界正进入新的电化学时代,在事关要想在这样一个时代取得成功的所有方面,德国和美国都领先于英国。在19世纪早期,英国是新思想的市场,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发明家和科学家移居国外,英国失去了领先地位。

这绝不意味着英帝国没有希望了,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我个人显然相信事实与此相反,但从容、乐观的时代即将结束。在本章所涉的时段内,即1870年至1886年,英国发生了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工业萧条。这在过去也发生过,但是情况已经改变了。我们已经提到过,工厂生产制的迅速兴起带来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新型关系,但是在第一次严重的断层发生以及一些大商行被传给同一家族的下一代或下两代人手里后,在一定程度上,农业作为财富主要来源时代的那种家长式关系又恢复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在同一个人或家族,在很多情况下培育了对于工人的个人责任感和个人利益观。

然而,在19世纪后期,股份有限公司迅速推广,名义上的所有权分散到成千上万个股东手里,他们从未亲自见过工厂或了解工人,却要求投资回报,这就带来了一种新型的、更糟糕的劳资关系,在不同地区和行业表现各异。“失业的”一词最早于1882年作为一个名词使用,带有一种更不祥的含义。公司的发展也使一个全新的少数食利者阶级应运而生,他们不是凭劳动获取收入,也不承担地主或商人的责任,无所事事,却过着惬意宜人的生活,大部分住在郊区别墅或为他们修建的新城镇里,如伯恩茅斯和伊斯特本,这两个城镇都可以追溯到1870年左右。

在相当程度上,这个相当大的社会群体的成员没什么野心,除了保持他们自鸣得意的维多利亚式的体面地位。他们几乎没有为文化或经济进步作出什么贡献,对英国的进步,他们起到的作用更像是一种累赘而不是推动。我们还注意到,私人银行营业点合并为大型有限责任法人机构,虽然在某些方面很有用,但也不利于银行家与客户之间基于人格而不是抵押品的传统人际关系。这使得缺乏资源而又雄心勃勃的人创业起步更加艰难,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

工业领域的这些减缓趋势和其他问题很明显,而农业则正走向毁灭,几乎在全然改变着英国在和平和战争时期的地位。在前几个世纪,英国在食物供给方面基本能做到自给自足。19世纪英国制造业和贸易的巨大增长,部分原因在于交通的改善和运费的下降,但这一因素给农民造成了不利影响,他们在1870年代被大量廉价的美国小麦所掩埋。美国西部有大量土地供人们前往定居,在南北战争的军队解散后以及1873年后的大萧条时期,大量人口汇入了西进运动。此外,农业机械的大发展降低了生产成本,铁路里程的增加促进了市场供给,海运成本也因蒸汽船的改良而降低。结果出现了世界小麦供应的大量而突然的增加——这无论如何都应该造成小麦价格下降——以及一种出乎意料而且灾难性的差别运价,这对美国农业生产者大为有利:从芝加哥到利物浦的运费从1873年的每吨三十七英镑下降到了1884年的每吨十四英镑。

在十年时间里,英格兰和威尔士农场工人数量减少了9.2万多,小麦种植面积减少了100万英亩。从1830年到1840年,英国所有的粮食中进口仅占2%;到了1880年代这十年间,英国被迫进口45%,65%的小麦依赖从国外进口。自然随着农业生产整体的下降,国内肉类供应也随之下降。

这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显然,当一个国家必要的食物供给很大一部分依赖于数千英里的海上航线从美国、阿根廷、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进口时,一旦发生战争,它的处境将比这个岛国曾经基本自给自足时更为脆弱。此外,随着就业和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转移,英国完成了城市化,但英国人还基本上保持着对乡村和自然的热爱。尽管发生了工业革命,直到这个命运攸关的时期,农业一直是这个岛国的主导产业,农业的下降势必带来英国生活的真正革命。

土地不仅一直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拥有土地意味着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随着工资和就业下降,更充满活力和抱负的年轻人转移到城市,土地的租金和利润随之下降。对富人来说,土地仍然是一种昂贵、炫富的奢侈品,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但家世(blood)已经从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的英格兰传统生活中抽干了。一份大的乡村地产变成了某种类似于头衔的东西,作为一种荣耀的标志而保留在手,但已经没有实际价值,留下的只是影子。地产大亨的时代已经过去,例如特罗洛普笔下的奥尼姆公爵,其经济力量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随之而来的将是他们政治控制的瓦解。金融家和工商巨头的时代已经为期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