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另一个新兴大国正在崛起，但受到消亡的威胁，而英国政治家同样没有意识到濒临的危险，甚至包括越来越倾向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英美关系无论如何都很糟糕，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1860年的形势，它与1940年的截然不同，即使现在英国人对美国历史、制度和文化知识也是惊人地缺乏。然而，在较早的时期，两国人民只是通过偏见和仇怨的记忆了解对方，曾经有过导致革命和独立的争吵，以及围绕违反《和平条约》、1812年战争、边境纠纷、麦克劳德事件等多年的争吵，甚至还有战争的危险。
美国还是一个年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还很原始和蒙昧，虽然对自己潜在的实力和未开发的资源感到自豪，但有着年轻国家的过分敏感，对于诸如狄更斯和特罗洛普夫人这样的英国游客的不公正批评深感恼怒。跨大西洋旅游或跨国婚姻的时代尚未到来。两国人民互相了解的第一手社会知识少得可怜。总是倾向于认为殖民地居民比自己劣等的英国上层社会，更看低美国人，认为他们只不过是脱离帝国体系的殖民地居民，还建立了社会的民主。在英国保守人士看来，这种社会民主甚至比美国的政治体系更加令人厌恶。
这就是当时的处境，在经过二十年日益加剧的紧张之后，美国终于被内战撕裂了。内战双方泾渭分明，自由州大致在北纬四十度以北，而蓄奴州在这条线以南，除了堪萨斯州虽在南部，但属于自由州。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都是南部的蓄奴州，但在战争中保留在联邦阵营内。虽然各个州的意见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正是这种分歧把国家一分为二，联邦（Union）和邦联（Confederacy）实际上是他们不同意见的集合。
每一部分在一个半世纪左右以来，都在发展着一种经济体系和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为此，土壤、气候、教育和其他因素已经与奴隶制紧密融合在一起。奴隶制被证明在南部大种植园是能带来经济利益的，但与北方的小型农场以及工商业文化不相适应。作为19世纪中期全面改革和人道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北方反对奴隶制的情绪日益高涨。这种制度是英国政府和皇家非洲公司在早期强加给美洲，英国把自己在西印度群岛解放奴隶的行为与美国继续使用奴隶的做法进行对比是不合理的。在帝国的一小片区域里解放奴隶并从少量的奴隶主手里买下价值2000万英镑的奴隶，与美国所处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两个问题。美国有400万黑人，市场价值约为3亿英镑，他们构成了超过600万白人——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贸易，也是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和整个生活方式的基础。而且必须指出，解放牙买加的奴隶虽然是高尚的行为，但结果不仅导致了巨大的经济问题，而且导致白人必然放弃自治的努力，使得牙买加成为一个英国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如果把牙买加的局势放大到美国的规模，就不难理解美国问题了。
但还有个问题攸关成败。很少有欧洲人掌握一个事实，即美国存在双重政体，它同时是一个由主权州组成的联邦（federal union），和一个权力直接来源于作为整体的人民而非各州的公民的国家（nation）。南方各州主张要求脱离权时强调的是合众国的联邦性质，而北方各州强调的是合众国的人民基础。问题在于，美国究竟是一个国家，还是仅仅是一个主权州的联盟，随时可以因任何一个成员的行动而分离？在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利益多元的国家，地方主义的危险总是存在，如果允许各州有脱离联邦的权利，这个国家会不可避免地解体，迄今世界上尝试过的最大规模的自治和民主实验将以失败告终。在英国上层阶级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很多人即使意识到，也会欢迎这个民主大国的瓦解，因为他们担心美国的示范会给旧世界的制度带来威胁。他们也认为北方不可能取得胜利，即使获胜，也只是通过武力重塑一个自由、统一的国家。挽救这个大规模民主实验的核心问题，虽然被一些上层阶级人士和政治家看到了，典型如约翰·布莱特，但就绝大部分而言，看得更清楚的是劳动阶级，哪怕是那些因战争引起的“棉荒”而受损最大的人，美国对于他们和他们的领导者是相当亏欠的。而当林肯在就职演讲中宣布，他不管什么奴隶制，他的使命就是维护合众国时，就绝大部分而言，上层阶级的意见，包括《泰晤士报》这样的报纸，转而反对北方。
应该指出，即使许多美国人自己，也对战争问题感到困惑，而在大洋彼岸，来自英国上层阶级看似几乎一致的敌对舆论，因其表面的一致和尖刻，其恶劣影响将要持续多年。不过，英国政府的态度多半是冷漠而正确的。罗素立即宣布英国保持中立，这种中立态度贯穿了整个战争过程。
1861年发生的一件事几乎引燃战火。南部邦联希望赢得英国人更积极的同情，于是派出两名代表梅森和斯莱德尔出使伦敦。在成功抵达哈瓦那之后，他们登上了英国邮轮特伦特号，当被美国军舰逼停后，邮轮的船长威尔克斯交出了这两名代表。他的行为完全未经授权，当然是非法的，但北方欣喜若狂。虽然这两个人实际上没有完成什么重要的任务，但捕获他们意味着对敌人的一个打击，比在狮子（Lion）尾巴上打个结还要爽快。然而，不列颠之狮发出了一种疯狂和完全正当的咆哮。大约一万五千人的部队奉命抵达加拿大，并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照会，幸好艾伯特亲王为这份照会稍微缓和了些语气。虽然一些政府官员，甚至国会，都迫不及待地赞扬了抓捕南方代表的舰长，但林肯对此事不予置评，保持头脑冷静。根据要求，这两名代表被移交给一艘英国商船，虽然双方的感情更加恶化，事件终于庆幸地平息了。战争被惊险地避过，罗素和帕默斯顿已经站出来反对英国过激舆论，林肯和西沃德也在美国力排众议。多亏当时没有电话和无线电，通讯的延迟给了双方冷静的时间。
虽然随着美国内战一年一年地进行，英国内阁不时地讨论干涉的可能性，但从未提出任何提案，而且林肯于1863年1月1日发布的解放南方奴隶的宣言对大部分英国舆论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经过特伦特号事件后，两国唯一一次又接近可能的战争的时刻与在利物浦建造的舰船有关，其中最著名的是亚拉巴马号。虽然明知作为中立国在英国港口为交战双方建造军用舰船是非法的，但英国还是不顾美国公使的抗议，建造了两艘较小的舰船，当时获准不带武器出航，后来装备武器后，给北方航运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亚拉巴马号，在船坞里已经有了这个命名，但仅记录为第290号船，它于1862年5月出海。在竣工阶段，美国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就不断向英国外交部递交相关证据，但英国外交部采取了拖沓敷衍的办法，有时则将这些证据文件转交给利物浦的港口当局，无耻地偏向南方。亚当斯出示了更多证据，著名律师罗伯特·科利尔爵士宣布那些绝对可信，罗素后来承认他应该接受这些证据并停止建造这艘船，但王国政府司法官员持不同意见。
最后有一个新证据呈交给王室首席法律顾问约翰·哈丁爵士，一位对海军事务特别有见识的法律官员。不幸的是他刚好精神失常了，但只有哈丁太太知道，并将这件事，以及不幸地还有那些文件，保密了五天。一旦这些文件到罗素手中，他和其他内阁成员立即意识到证据确凿，军舰必须立即扣押。虽然有人提醒，但亚拉巴马号在未完工的情况下出航，还是给北方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据估计，直接损失超过三百万英镑，我们后面会了解到此事。亚当斯后来免除了对罗素和英国政府有意放走这艘军舰的追责，但这个事件，撇开哈丁的精神失常和哈丁太太的疏忽不谈，自始至终被一再拖延且手法拙劣，而且在最后关头，当果决和保密至关重要时，一定是有人泄了密。
就在亚拉巴马号出航的同一周，莱尔德造船厂的同一批工匠已经开始为另外两艘船安装撞角，它们将是海上最强大的舰艇。这两艘军舰非常危险，因为斯莱德尔已证明这两艘已移交给一家法国银行的军舰，是为埃及帕夏建造的。我们不能深入交易的复杂细节以及亚当斯与罗素和英国政府的谈判细节。最后，一艘撞角船出海了，另一艘即将完工。亚当斯最后绝望地向罗素发送了一份简短的照会，重申他的要求，这两艘撞角船必须扣押，并补充说，如果它们出海，“无需我对阁下赘言，这就是战争”。
这份照会也许不是政府决策的决定因素。罗素已经在亚拉巴马号事件上吃了苦头，这次真的不想再引火烧身。他可能对亚当斯承认这些证据是确凿的，但不能够成为法律依据，而且如果这些军舰不属于南部邦联，英国政府逮住它们，将很容易使自己招致巨大损失。然而北方终于开始赢得一些重要的胜利，而一场叛乱趁势在波兰发生，它可能导致欧洲列强的关系重组。此时，罗素决定撇开法律证据，英国政府从莱尔德造船厂以22.5万英镑买下这两艘撞角军舰。事实上在收到亚当斯照会的四天前，罗素已经下令扣押这两艘军舰，他在等待更多的证据，但没有下文。基于权宜之计而不是法律渠道，与美国内战有关的最严重危机因此过去了。如果没有罗素所采取的行动，几乎毫无疑问，从亚当斯的照会看来，就会有第三次英美战争。
相反，和平得到维持，为北方赢得战争和合众国得以保存开通了途径。如果一场战争就决定了美国分裂为两个国家，并使和平分离的理论合法化，毫无疑问解体过程很有可能会走得更远，北美大陆将分裂成若干个敌对国家。无论如何，就不会有300万平方英里以及1.3亿人口——这两个因素对于建立美国的权力和财富发挥了最大作用——的庞大的自由贸易区。只有斟酌一下协约国在美国加入世界大战前后利用了多少美国的财富和资源储备，以及现在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系，才能认识到美国内战问题，以及合众国的再确认而非北美大陆的巴尔干化，对英帝国和美国有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