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其本土人口众多，英国人口差不多就是一支守备部队，总是出现与其他自治领和殖民地不一样的问题。1857年的一些可怕事件，被证明是这个国家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最好记住，那场大兵变是军事事件，而不是平民叛乱，虽然在导致事件发生的多种因素中，有一些具有民事性质。达尔豪西勋爵担任总督期间进行了许多改革，并且建成了英式的国家总体架构。例如，远在英国国内行政部门达到同等水平之前，整个印度的文官都要在英国公开进行竞争性考试。但是在很多方面达尔豪西推进得太快，超越了印度人的舆论和偏见。
印度的一些土邦只不过是世袭封建政权，为暴虐、腐化的统治者所掌控。在英国的这个边疆里也有大土地所有者，他们不是英国意义上的地主，而是从不幸的农夫身上榨取一切可能的财富。为了纠正土地所有者的滥权，达尔豪西动用他的特权，不承认收养的继承人。当地统治者通过这种对自己有很大优势的手段能够永续他们的弊政，即使没有自己的子嗣。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希望这种“失效”（lapse）政策，将逐步带来一个更加统一和简单的政府，而这样一个统一政府，连同一些名义上还是独立的当地土邦，被认为将能为一个自由的农民阶级提供更好的条件，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为达到这一目的，一个委员会受到任命去调查头衔，在德干地区没收了近两万个大庄园。自然所有这些动作引起了大量的不满。否认收养继承人的做法与古老习俗截然对立，而且一些头衔可疑或者贪婪的地主，对于失去他们有权主张的财产怒不可遏。毫无疑问，在这个事件中，也存在许多对个人不公正的案例。
此外，印度认为它被西化得太快了，没有顾及它的信仰和习俗。新建的铁路，尤其是电报——后者在兵变中拯救了印度帝国——被视为恶魔。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如同谴责基督教传教士的很多行为一样，认为许多新法律会破坏种姓制度以及他们的宗教生活和家庭生活。然而，在过去数百年来都未能统一的印度，总有一些群体，他们彼此之间不满，同时也对英国人怨声载道。要是军队中没有这些特殊的抱怨，可能就不会有反叛的发生。
根据“失效”政策，好几个土邦被兼并了，其中包括奥德这个大省，被接管的原因在于其统治者严重治理不善。仅仅这个省就为孟加拉军团贡献了大约四万名士兵，同时也是在这个省和这个军团，不满情绪最突出。无论如何，这个军团的士气和忠诚度已严重下降。当1856年坎宁勋爵接替达尔豪西出任总督时，他发现几乎不可能将部队调到缅甸服役，因此他修改了服役条例，以便新兵不得不同意到任何指定地区服役。
如此在国外服役，他们看到了丧失他们的特权地位——也许还有种姓——的可能性。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种姓制度不仅仅依赖于道德生活或信仰，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纯粹的物理行为的复杂分类，如与其他种姓的人的接触、食用被禁止的食物等。规模不大的英国军队已经被克里米亚战争和其他地方对部队的需要大大地消耗了。在所谓的孟加拉军团驻守的辽阔区域，英国兵与印度兵或者叫土著兵的比例大约是1:25。印度人对英国的真实实力也有一些荒谬的看法，据说许多人认为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已经在印度。虽然英国的军官仍然几乎完全信任土著军团，孟加拉军团仍感愤懑，在濒临兵变之时，英国所犯的一个愚蠢的错误点燃了导火索。
我们已经提到过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伦敦军事当局表现出的无能，以及在印度人们害怕因吃某些禁食而失去种姓。还要提请注意的是，种姓制度不仅仅是一种社会体制，而是失去宗教种姓，即使是无辜引起的，意味着最严厉的惩罚，不仅针对今生，还有来世。就在孟加拉军团的情况处于最糟糕的时候，部队引进了新的恩菲尔德式步枪，使用它时要求用牙咬掉子弹一端的涂油包装纸。据说，而且不幸属实，所用的润滑油是由牛脂和猪油制成的。英国人故意这样做是想打破印度士兵的种姓并侮辱穆斯林，因为印度教视母牛为神圣，猪则是穆斯林的禁忌。这样两者被统一在对立中。英国人没想到这一点，但危害已经造成。
第十九步兵团拒绝使用这种子弹并拒绝服从解散的命令，第三十四步兵团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服从越来越多，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缓和士兵的情绪。当第三骑兵部队的八十五名士兵被判十年监禁的时候，风暴骤起。没有驻扎一个英国步兵团的德里被反叛者攻占了，然后是勒克瑙（Lucknow）除欧洲人居住区外的所有地区，然后是坎普尔（Cawnpore）。
幸运的是，1855年达尔豪西和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对印度作出了诸多贡献的著名三兄弟之一——与年迈的多斯特·穆罕默德签订条约，坎宁帮助他抵御了波斯人对其首都赫拉特（Herat）的进攻。结果，阿富汗和西北边境的局势对英国人来说是安全的，同时——也是那些谴责英国在印度的一切殖民统治的人要考虑的事情——信德、旁遮普、阿萨姆、南印度、马德拉斯和孟买、迈索尔、拉杰普塔纳、海得拉巴和马拉塔的所有王公，以及孟加拉的大多数王公们，都保持忠诚。
考虑到英国人在资源上的无足轻重和所提供的机会，当时是印度人摆脱英国控制的天赐良机，要是确实有这样的愿望。实际上，没有这种愿望，加上印度领袖的派系之争由来已久，阻碍了任何形式的大联合。没有援军赶到印度，直到事件由在那里的少数英国人和仍然忠于英国的当地人最终决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英军于9月收复了德里。几天后，已经为英国人收复坎普尔的哈夫洛克（Havelock）和内尔（Neil）出兵增援勒克瑙的欧洲人居住区，在那里，亨利·劳伦斯爵士已经坚持了一场漂亮而艰苦的防卫战，直到为国捐躯，它也成为令人自豪的英国传奇故事之一。在柯林·坎贝尔爵士带领的援军到达之后，还要付出很多努力，但是仅仅由少数英国士兵和平民，在忠诚的印度人的帮助下，紧紧攥住了英帝国最华美的明珠，他们很可以炫耀说：“我们独自做到的。”
不幸的是，叛军树立了杀害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先例。在形势看似不可能的可怕压力之下，英国人开始了反击。由于身陷重围和被叛军的暴行所激怒，英军的情绪上升到了十足的嗜血程度。双方在战后都不敢自豪地回顾他们发动的那场战争，印度人在坎普尔对英国妇女和儿童实施了大屠杀，英军也以残忍的暴行报复印度人，无论无辜还是有罪，一时间地狱的力量似乎被释放出来。
虽然兵变后种族之间的裂痕与之前的情况相比可能被夸大了，但毫无疑问，兵变给种族间关系留下了几乎难以抚平的伤痕。多少年来印度犹如一片浩瀚的大洋，其中征服者和王朝的兴衰更替如波涛翻滚，但现在看来，外来的英国统治与以往有所不同，也不容易摆脱。在随后的岁月里，随着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增加和更多英国妇女的出现，形成了一种新的等级制度，在宗教、文化和感情倾向方面统治者都是陌生的。
此外，英国人也改变了态度。1858年，过去曾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旧东印度公司被降级为摆设机构，由英国政府掌管，公司的总督（Governor-General）成为女王的副王（Viceroy），几年之后（1876年），女王自己加冕为女皇的称号。军队也最终完成了整编。在兵变时，所有军队中的土著士兵大约有20万人。到1863年，土著士兵有14万人，英国士兵有6.8万人，而土著士兵中很大一部分是锡克教徒和廓尔喀人，他们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忠诚可靠。大炮也因此完全保留在英国人手中。
对待土邦的政策也有所改变。自兵变以后，不再有兼并，但还有大约六百个独立的、面积大小不等的土邦，最大的海得拉巴超过整个英国的版图，小的实际上每个只有几百英亩。如果达尔豪西时代的政策能延续下来，情况可能会更好，结果会是一个更加统一的印度，但当时没有人可以预见英国有一天会像对待不断增加的、由自身人民构成的自治领一样对待印度。土邦、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混乱一团，凝结成兵变前的状态，使得今天一个拥有责任自治的印度的问题大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