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黑斯廷斯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印度维护英国的利益，不仅与英国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对付政务会和菲利普·弗朗西斯恶毒的仇恨。弗朗西斯回到英国后继续反对黑斯廷斯，他设法赢得了福克斯、伯克和其他领导人支持自己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对于黑斯廷斯是完全不公正的。虽然这些领导人的意见可能是发自内心的，但他们实际上参与的，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弗朗西斯多年来反对总督的个人积怨的持续。黑斯廷斯谢职回国不到一年，就被下议院控告（1786），对他的指控长达数页；如果属实，那将很恶劣。近七年时间，一个又一个的会期，福克斯、谢里丹和其他演说家雄辩的口才，以及当时伯克尖刻的攻击，在议会和公众中激起了反对黑斯廷斯的最强烈的情绪。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绝大部分指控不能成立，厌倦取代了敌视。此外，伯克的恶意弄巧成拙。随着伯克的言行越来越放肆，他声称的证据变得越来越无力。真实的黑斯廷斯——英属印度的救世主，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清楚。最后在1794年，他被宣判无罪，获得自由，但由于旷日持久的审判带来的紧张和开支，他身体遭到摧残，经济上一贫如洗。
就对帝国内的外族治理而言，很难说这桩迫害（persecution）——不是起诉（prosecution）——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多大影响。尽管出于他的声誉计，许多演说最好被遗忘，但伯克多次高尚地呼吁英国人要为他们海外属民的幸福和福祉承担责任。另一方面，黑斯廷斯亲自发起了未来的许多改革，这并非他受到大声疾呼的反对的直接结果。
此外，离黑斯廷斯审判案结束还有十年，皮特的《1784年印度法案》获得通过，它更清晰地界定了各部门的权力，为改善治理铺平了道路。以前是东印度公司对英国政府负责，现在变为对英国议会负责。英国议会还要控制印度总督，同时规定总督在英属印度至高无上，不再受制于同政务会的争吵和东印度公司雇员的嫉妒。
这些优势被总督的角色和地位增强了，他由皮特首相派遣，由亨利·邓达斯作为国务大臣随同前往。把海外治理之职托付于一个富裕的贵族之手是富有含义的。经过短暂的过渡期，第一任总督康沃利斯勋爵就被派出去了，此君的地位之高、身家之殷实，足以使他不在乎钱和奉承，同时他还是一个具有最高尚品德和最大勇气的人。随着新体制的确立，以前卖官鬻爵的人事现象基本结束，印度文官制度得以开启，它是英国在印度的最大成就之一。总体上，工资报酬合理化，显示出了进步的曙光，而不再是旧有东印度公司规划的低工资和个人营私几乎无限的机会，这种营私极大地诱发了管理不善。文官工作吸纳了一大批贵族，尤其是苏格兰人，他们对印度作出了巨大贡献。邓达斯自己也是苏格兰人，不得不承认，通过明智地运用恩庇，他帮助皮特在苏格兰保持了支持率。事实上，直到议会本身进行改革，要从整体上无视任命权的政治考虑是不可能的，至多是像今天美国这样。
《1784年印度法案》在两个方面未能较好地发挥作用，正是这两个失败证明了黑斯廷斯回击弗朗西斯之流和其他批评的判断是正确的。第一个失败是关于孟加拉土地问题的新解决方案。黑斯廷斯能够从印度人的生活和习俗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弗朗西斯以及后面几任总督，则是从英国国内制度的角度来考虑土地及其经济问题。依照皮特的法案，康沃利斯接着就把以前只负责收税的柴明达尔（zemindars）转变为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金额的财产拥有者。这一失策使得佃农或者自耕农被置于柴明达尔的敲诈勒索之下，取代了过去那种受东印度公司的掠夺，而且政府被剥夺了因土地的价值和产出增加而获得增加税收的任何机会。
第二个失败是，黑斯廷斯主张印度的英国人应当担负起一种印度政权的作用，缔结并遵守条约，通过结盟来维持和平，而与此相反，皮特的印度法案订下一个原则，禁止与土邦订立条约、缔结联盟或对它们进行干涉。尽管意图良好，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政策，结果直接导致战争而不是和平。印度国王铁普苏丹（Tipu Sultan）正与拿破仑和其他一些反对英国势力的国家以及某些向英国寻求保护的印度土邦密谋。铁普是一个非同一般的角色，即使在东方。他精力充沛，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改革家。他对自己的臣民统治有方，其过失在于对外人心狠手毒，尤其是对英国战俘。关于一个印度当权者会施加什么样的残酷手段，海得拉巴的尼扎姆就是一个例子。他是英国人的盟友，可是就是他用最骇人的折磨，从卷入战争的富人和贫病交加者身上勒索钱财。
铁普对一切西方事物的憎恨，尤其对英国人无情的敌意和残忍，使得战争的爆发只是迟早的事。最后，康沃利斯、马拉塔人和尼扎姆联手，起兵讨伐他，取得了塞林伽巴丹战役（Seringapatam）的胜利。铁普被剥夺了半数领土，并偿付巨额赔款。
然而，铁普的权力只是被损伤而没有被摧毁，当康沃利斯总督任期届满乘船回到英国后，印度的局势变得严峻起来。不仅三个印度强权与法国密谋，而且法国军官在他们的球场上训练部队，拿破仑正在策划他的埃及-印度战役。
新总督是莫宁顿伯爵，他更为人知的是理查德·韦尔斯利（Richard Wellesley），就是后来成为威灵顿公爵的亚瑟的兄长。他马上意识到不干涉政策的危险和不可能，于是不仅回到了黑斯廷斯的路线，而且大大推进了这位前总督的一切设想。通过一系列的结盟和战争，英属印度殖民地不仅成为一个印度的强权，而且成为整个半岛上的首要强权。攻下塞林伽巴丹如风卷残云，铁普被打死，地盘作为战利品转手他人。亚瑟·韦尔斯利写道：“这个城市的房屋很少没有被洗劫，我了解到，在军营中，我们的士兵、印度兵和随从人员把价值连城的珠宝，金条等，拿到军队的市场上拍卖。”
总督拒绝了付给他的十万英镑，他说这是属于军队的，在英国国内这支军队的指挥官因为他们的贪婪而受到指责。这就是韦尔斯利的性格，一个很强势很有能力的人，尽管他谢绝了这份厚礼，但他贪求荣誉，想要一个比他的官职相应的高得多的贵族头衔，因为他的胜利与克莱武在普拉西（Plassey）的胜利匹敌。然而，他接受了一个爱尔兰侯爵的身份，每年从东印度公司获得五千英镑的年金，以及一枚圣·帕特里克勋章，由铁普所存的珠宝装饰。
起源于这一战争时期的，不仅是英属印度控制权的崛起，还有对其他土邦首领的补贴制度——该制度允许他们保留对自己的地方政府的控制，但实际上使他们成为英国人的附庸。尽管这对于印度意味着和平，而且是唯一能够达到此目的的方式，东印度公司和议会却为韦尔斯利积极的政策以及他对英国权力和责任的巨大扩张感到警惕了。他的工作尚未完成，便于1805年被召回。虽然在他离开时，弹劾的风险可能随时降临，但他缔造了英属印度帝国，把它从法国的任何威胁中营救出来，在多个方面塑造了它此后一直保持的形态。
他被证明是一个伟大的行政官。由于对派往印度工作的许多年轻人不满意，他建立了威廉堡学院，让这些年轻人用三年时间在学院学习印度语和印度历史，从而为自己的职责打基础。在他的领导下，也成长起来一批人，如当地法院的驻扎官员，他们形成了一个高级文官新群体。所有这一切在多方面都是有益的，然而它很明确是延续了始于康沃利斯的整个政府部门高级职位欧洲化的倾向，为了不久的将来高级职位无需向当地既有能力也有进取心的人开放。这样一个制度注定会立马招来怨恨。
英国人的处境十分困难。与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一样，他们从一个商人群体起家，一步步地开拓前进，在崛起的过程中克服了一个个难题，直至问鼎世界，统驭的人口远远多于拿破仑在其职业生涯巅峰时期所征服的人口，而这一切只凭借少数白人士兵。密密麻麻的人群，下层社会的贫困，当地统治者神话般的财富以及他们普遍的治理无能，他们之间无休止的战争，种族、宗教、语言和习俗的多样性，所有这一切为最差的人和最好的人提供了诱惑和机会，同时带来至今仍未能解决的问题。
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的一个最荒唐的事件值得一提，其影响几十年后都能感受到。这个事例讲的是，一个依靠信用而不是财产为生的统治者，与狡诈的欧洲人包括其东印度公司的下属职员合谋，来使自己的臣民破产。阿尔果德（Arcot）的纳瓦布有一个辉煌的豪宅，过着极其奢侈华丽的生活，但他不想把自己的领地管理好，依靠征税来维持生活，而更喜欢向东印度公司职员借钱，尤其是臭名昭著的本菲尔德，后者向他收取36%到48%的利息，从土地收益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偿还。
结果纳瓦布的臣民破产了，制造了一笔无法偿付的巨额“债务”，它在很大程度上为议会腐败提供了基础。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超过二十五年，1799年康沃利斯把整个债务构成称为“欺诈和无耻”。所作出的安排是，从1784年到1804年之间债务应该按照每年四十八万英镑的比率付清，但到这个阶段结束时发现纳瓦布累计了一项新的债务，据说高达三千万英镑。直到1830年这个问题才得到完全解决，除三百万英镑之外，其他一切被宣布为缺乏根据。很可能纳瓦布的臣民不得不偿付的第一期债务的同样比例部分，也是一个欺诈。
这只是富裕的当地统治者遭受军事征服者掠夺的一例。那个纳瓦布不是不聪明，而是与非法冒险家合谋，葬送了自己的民族。这个事件富于启发意义，显示了构成当时印度的国家和政府体制的复杂一面。英国人没有推翻一个固定而有序的文明。当英国人到来时，印度已经处于一种颓废腐败的混乱状态。莫卧儿帝国解体之后一切听其自然，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它不会成为当地统治者的贪婪、治理不善、相互残杀的持久的猎物；或者，如果英国人撤走了，他们的地位和角色只会被法国人取代。然而，等到与法国生死搏斗到来时，印度已获得且至少开始走上和平与进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