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法国，特权阶级早已无所作为。人民遭受封建领主和上层神职人员无节制的敲诈勒索，最终社会风暴发生了，而软弱仁慈的路易十六不能控制和主导局面。时隔一百七十五年之后，1789年三级会议首次被召开，旨在增加税收而不是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人民早先要求出台一部宪法，当意识到这次会议的意图后，巴黎愤怒的民众揭竿而起，于7月14日占领了巴士底狱；在乡村地区，农民洗劫并焚烧了封建领主的宅邸。随后几个月，迫于压力，新的国民会议投票废除了僧侣和贵族的所有特权。
时年秋天，民众进军凡尔赛宫，逮捕了国王并解押到巴黎，在新起草的空洞教条的宪法中，剥夺了他的所有实际权力。大陆的这些事件预示了即使有最改革的专制君主，社会秩序的根基也会被推翻。然而在英国——这里的人们一直为拥有自由而自豪，尽管许多人生活困苦，仍鄙视食不果腹的法国——这一正在进行的致命运动的早期阶段，却被视为他们自己的“1688年光荣革命”的某种对应。福克斯把攻陷巴士底狱赞誉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最好的事件。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与皮特难分高下的伯克，对于可能的无政府状态充满忧虑，他的预见是正确的。尽管过去为自由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现在完全看不到这场灾变的原因。1790年，伯克的长篇小册子《反思法国大革命》问世，该书的出版被称为与巴士底狱的陷落同等重要的事件。他以雄辩的言辞，开创性地提出了极端保守主义的哲学基础。
17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它见证了《独立宣言》的发表、亚当·斯密《国富论》和边沁《政府片论》的出版，而吉本则发表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在这部传世之作及其后续章节中，吉本第一次建构了社会学说，他认为社会是一个生长和发展的有机体，历史不是一系列相互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条流动的长河，其中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可避免地、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伯克也完全具有这种历史观，认识到一个民族的生活和制度不可能陡然从过去分离开来。一句话，把“变革”（evolution）加上一个“r”（变为“革命”）的企图，对于有序和持久的进步是致命的。例如我们会注意到，反叛的北美洲殖民地最终凭一部为自身制定的宪法建构成一个国家，而宪法的成功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部宪法里的东西是人民以前在与英国的殖民关系中以及在他们的地方性宪章和宪法中所习惯的，只有一两个例外。英国自己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所做的一场建立全新秩序的尝试，以灾难和回到一种改造的旧形式而结束。
伯克的小册子借助这一事实而很有说服力，却在另一方面，因为对法国旧秩序的无端辩护以及报复心理——这位自由的守护者现在似乎不仅反对改革，而且反对任何变化——而有所损伤。伯克不只是变得保守，而且变得刻板而危险地故步自封了。尽管他的部分观点是合理的，但他对于贫穷阶级任何改善的强烈愿望所持的极端甚至残酷的立场，遭到了驳斥。
在另一边发表的最早的小册子中，则有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人权辩护》（1790），但远比它更重要的是北美革命的伟大鼓动家托马斯·潘恩的《人权》，于1791年至1792年分两部分发表。潘恩倡导的许多措施都体现在今天的法律条文中，如免费的公共教育、累进所得税、养老金等。不仅这些在他那个时代显得极端激进，而且在要求废除宪法中一切有关世袭的部分如上议院和君主制时，他的改革主张是基于共和主义和几乎纯粹的民主。他可以被认为是工人阶级中第一个真正的激进主义运动的创始人，而他的书籍被政府列为禁书，他本人被迫逃亡法国。如果说伯克与其他许多辉格党人一起投奔皮特，是用自己的理念迎合保守情绪，那么潘恩则是通过他的共和主义无意中更有助益地培育了保守情绪。他没有意识到英国人对他们的习俗的依赖是多么根深蒂固，尽管许多人大声呼吁改革。
小册子之间的论战，远远不只上文提到的几例，但许多在激起各阶级人士思考的同时，也不幸地把他们淹没在恐慌和仇恨的情绪之中。这些情绪主要针对那些希望任何变革的人，如各种各样的改革者、不从国教者、早期的劳工领袖等。1791年，伯明翰的一个歹徒洗劫了著名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的家，原因是他是一个一位论派（Unitarian），曾经为废除宗教《宣誓条例》和赞成议会改革而奔走，并且支持初期的法国大革命运动，尽管他既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暴徒们继续破坏不从国教者的房屋和小教堂。福克斯和他的居于少数地位的辉格党按兵不动，拒绝像伯克那样投奔托利党，但是没有权力。无论是政府还是广大国民，全然陷入一片恐慌和压制之中。
这一点由于法国一系列事件的迅速发展而加剧了。许多法国贵族逃过边界。吉伦特派掌控下的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于1792年向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9月，巴黎的一个歹徒冲进数座监狱，杀死许多囚犯。当时掌权的法国国民公会（Convention）判处国王死刑。法军取得了胜利，国民公会向所有国家提供帮助，鼓励他们砸碎封建特权，宣称主权在民。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推翻所有文明社会的一阵恐惧和惊惶弥漫于欧洲国家。10月，随着王后被处以极刑，开始了历时七个月梦魇般的恐怖统治，直到罗伯斯庇尔自己被送上断头台。
与此同时，在苏格兰和英格兰曾实行过一种轻微的恐怖统治，残酷而不血腥。在苏格兰，严酷的布拉克斯菲尔德勋爵法官审判了几起煽动叛乱罪，案犯们的唯一罪行就是，他们属于主张议会代表制改革的协会的成员。一个年轻的律师，托马斯·缪尔被判十四年流放；一位论派牧师托马斯·帕尔默被判七年流放；还有其他多名各自被判十四年流放。倡导议会改革的五十多个组织全部被无情地取缔了。
在英格兰，1792年查尔斯·格雷建立了一个名为“人民之友”
（Friends of the People）的组织，此人将在1832年以格雷勋爵和首相的身份提出并通过伟大的《改革法案》。查尔斯·福克斯怀着勇气投奔他，毁掉了自己终生奋斗的事业，却赢得了他本人在历史上的最高地位。他带走了辉格党左派，于是形成了后来下一代人的辉格自由党（Whig-Liberal Party）。他们拒绝接受潘恩和他的学说，继续支持议会改革，虽然绝无成功的希望。尽管受到政府、本阶级的大多数人以及许多国民的憎恶，“福克斯的追随者们”（Foxites）凭借他们的地位能够逃避那些居于其下的人逃避不了的迫害。
在中产阶级中，梅杰·卡特赖特、霍恩·图克等人使名存实亡的“宪法信息协会”重新恢复了生机。1792年，伦敦的一个鞋匠托马斯·哈代，组建了第一个独特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称为“伦敦通信协会”，成员由熟练工人组成。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为争取改革，包括普选权和议会年度开会，主要是教育性的，拒绝任何非法或暴力行为。两个组织互相保持联系，这场运动很快传播到英国各地。政府自认为、也许真的相信，他们正在为一场大起义做准备，于是把图克、哈代和其他领导者逮捕入狱。虽然陪审团拒绝定罪，但这些组织实际上被摧毁了，因为一些领导者销声匿迹，大多数成员非常恐惧，停止了活跃的联系。
1794年，皮特经过努力得以使“人身保护令”中止执行，次年人们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怒气。当国王坐着四轮马车来给议会开幕时，饥饿的人群高喊：“不要皮特！不要战争！面包，面包！和平，和平！”一块石头砸向了御用马车的窗户。这个插曲被皮特和保守派放大，首相迫使议会通过两项法案。据说只要一签署，他的父亲就会砍掉他的右手。其中一个法案宣布挑战国王权威的文字和言论是叛逆罪，甚至煽动对政府和宪法的仇恨也是不法行为。另一个法案禁止所有公众集会，除非事先公告，而且授权任何两名治安法官，如果认为已经举行的集会是危险的，就予以驱散。
对于这两个法案的辩论，最有影响且激起最深愤慨的是罗切斯特主教的言论，他说：“我不知道，在任何国家，人民除了遵守法律，还与法律有什么关系。”然而，格雷竭尽全力反对这项立法。福克斯评论道，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建议曼彻斯特在议会的代表名额应该与老塞勒姆一样多，他就应该被送去植物学湾。两个法案通过后，公开的政治讨论消失了，恐惧使得人人噤若寒蝉。应该指出，惶恐是普遍的，不仅在英国，这两个法案也使美国人想起1798年国会通过的《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如果说共和美国的国会也会感到如此惊慌，就不难理解英国富人和保守势力，他们谈起海峡对岸数英里之外的无政府状态都低声悄语，定会感觉到他们离康乐世界的末日不远。议会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于1799年进一步宣布所有具有分支机构以及与地方协会有联系的全国性协会都是非法的。第二年，它镇压了所有形式的工联主义。
这样，几乎从工业革命和二十年欧洲最大的武装斗争一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社会和经济条件跟着发生变化，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被禁止通过自愿组织争取所想望的在议会的代表权或者改善他们的处境。结果便是给人民带来了不幸和苦难——它们本可以最小化——最后削弱了传统的阶级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