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在瓦莱里安和伽利埃努斯统治之下，蛮族和僭主使得各行省分崩离析，帝国陷入屈辱和毁灭的谷底，从此再无起死回生之日。虽然受到资料缺乏的限制，还是尽可能按照次序，去追述那段艰苦时期的一般状况。这里仍然有几项比较特殊的事件：一、西西里的混乱局面；二、亚历山大里亚的暴乱事件；三、艾索里亚人的叛变行为。这些事件让我们对那些可怕的情景有更深的印象。
其一，数量庞大的土匪队伍能够到处作乱，法律无法制裁反而受到蔑视，是因为政府已经处于最虚弱的状况，连最底层的社会民众都感觉得到，而且要加以利用。西西里的位置免于蛮族的入侵，没有武装的行省也不足以支持篡位者。但这个一度繁荣而现在仍然肥沃的岛屿，却落在更低贱的人的手中受苦——一群无法无天的奴隶和农民统治着这片饱受抢劫的土地，使人想起古老年代的奴隶战争。农民若不想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就要当帮凶。大举破坏的结果是彻底毁灭西西里的农业生产。更由于主要田庄都是罗马元老院那些富有议员的财产（在古老的共和国时代，他们经常把大块土地圈进一个农庄之中），这种私人的侵害行为对首都造成的不利影响，极有可能比哥特人或波斯人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二，在亚历山大大帝亲自规划和建构下，亚历山大里亚才有深厚的根基。这座美丽而整齐的大城市仅次于罗马，绕城一周有15英里，里面居住了30万的自由人和数目相当的奴隶。亚历山大里亚港和阿拉伯及印度进行获利丰硕的贸易，再转运到帝国的首都和各行省。此地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员，人们不是被雇用来吹玻璃，就是纺织亚麻布，再不就是制造莎草纸。不论男女老幼都从事生产工作，甚至盲人和手脚残废的人都可找到适合的职业。但是亚历山大里亚的人民是一个混杂的民族，把希腊人的虚荣和多变跟埃及人的倔强和迷信结合在一起。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像是一时买不到肉和扁豆、双方的礼貌不够周到、公共浴场弄错次序的尊卑，甚或宗教问题的争吵，由于广大的民众满怀无法消除的怨恨，在任何时间都可能引发一场叛乱。瓦莱里安被俘后，他儿子的傲慢削弱了法律的权威，亚历山大里亚人尽情发泄自己愤怒的情绪，不幸的国土就成为内战的战场，而且持续长达12年之久（其中有几次短暂而不明确的停战）。在这个受害惨重的城市，各区之间的联系完全切断，每一条街道都浸染着鲜血，每座坚固的建筑物都成为碉堡，直到亚历山大里亚相当大的部分都成为废墟，战乱也没有停息下来。建筑雄伟和街道宽阔的布鲁琼区连带着皇宫和博物馆以及埃及国王与哲学家的居所，据一个世纪后的人描述，就已经是现在这种荒凉景象了。
其三，伊索里亚是小亚细亚一个非常小的行省，特雷贝利阿努斯在那里称帝，这场并不引人注意的叛变，却产生了非常离奇令人难以忘怀的后果。伽利埃努斯手下的军官很快将登基称帝这个举动消灭得一干二净，但是那批追随者感到自己不会被赦免，决心不再与帝国以及皇帝有任何权利义务的关系，于是重回原始的状态，把崎岖的岩石山区和宽阔的塔尔苏斯河的一条支流，当成保护自己使外人无法进入的根据地。土地肥沃的山谷用耕种供应所需的食物，抢劫的习惯可以得到生活上的奢侈品，伊索里亚人长期继续下去，成为罗马帝国腹地的一个野蛮民族。后来的皇帝不论用武力还是策略，都无法让他们归顺，只有承认自己的软弱，建立坚强的工事防线，包围充满敌意而独立自主的地区，但是还不能有效制止这群国内敌寇的袭击。伊索里亚人逐渐将地盘伸展到海岸，甚至把西里西亚的西边山区都包括进去。这里从前就是胆大妄为的海盗据为巢穴的地方，共和国为了肃清这群心腹大患，在伟大的庞培指挥下投入全部的兵力。
人们的思想习惯喜欢把宇宙的秩序和人类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因而历史上这段黑暗时期，经常点缀着洪水、地震、彗星和异象，以及大众编造的各种反常征兆。但一次历时甚长而普遍发生的饥馑确实为害甚烈，这是抢劫和压榨不可避免的后果。把现存的农作物搜刮一空，等于是夺去未来收成的希望。饥荒以后必然继以流行时疫，这是由于食物的缺乏和不洁所引起。从公元25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265年猖獗无比的瘟疫，可能还有其他的形成因素，竟然在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行省，每一个城市，甚至每一个家庭里肆虐。中间有段时期，仅是罗马一地每天就有5000人死亡。许多曾经逃脱蛮族杀戮的城镇，却因瘟疫而人烟断绝。
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情况，用来计算悲惨的人口死亡比例也许有点用处。亚历山大里亚对于有权领取配给粮食的人数有准确的记录，原来从40岁到70岁的总人数，和伽利埃努斯统治结束后，从14岁到80岁还活着领粮的人数完全相等。把这个准确的数字用到修正过的死亡率计算表上，可以证明半数的亚历山大里亚居民已经丧生。如果我们用类推的方式计算别的行省，可以估计出战争、瘟疫和饥馑在几年之间大约消灭了罗马一半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