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查理曼大帝时代开始，经过10个世纪的努力，古代日耳曼的气候变得更温和，土地也更为肥沃，在同样面积的地区内，目前可以轻易维持100万农夫和工匠的人口，过去却无法用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供应10万名懒惰的战士。日耳曼人将广大的森林弃而不用，除了狩猎以外，其余大部分的土地用来放牧，只有剩下很小的面积，进行毫不在意的粗放耕作，这样做之后却还埋怨国土的欠缺和贫瘠，无法维持为数众多的居民。他们没有维生的技艺，经常发生饥馑，只有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青年迁移出去，减轻民族所遭遇的灾难。文明人拥有财产和享用财产，才能与国家的进步产生密切的联系，这是定居在一块土地上的有力保证。
日耳曼人随身携带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牛群和他们的妇女，欣然放弃沉静的森林，抱着无穷的希望去进行抢劫和征服。人数庞大的群众从这个民族的大熔炉中一拥而出，因为害怕被外人所奴役，他们的后裔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使得这种向外迁移的现象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有这样一种学说经过渲染逐渐成立，声誉卓著的学者也表示赞同，那就是在恺撒和塔西佗的时代，北方的居民要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数还要多。经过深入探讨各时代的人口问题，证明这些现代的智者，他们的假定不但错误而且极不可能。马里亚纳和马基雅维利固然大名鼎鼎，但是罗伯逊和休谟在这方面更有成就。
如日耳曼这样好战的民族，既没有城市、文字和技艺，也没有金钱，却能够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算是在野蛮状态下找到的一些补偿。就好像我们的欲望和财产，成为专制政治中难以解除的桎梏一样，只有贫穷能使他们保有自由。塔西佗说道：
在苏欧尼族当中，财富掌握在高阶人员的手里，因此他们臣属于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对人民毫无信任，甚至不让他们自由使用武器，就像通行在日耳曼其他地区那样。他们既不将武器交付给公民，也不交付给自由人，而是托付给奴隶。他们的邻居赛东尼族，人民的地位比奴隶都不如，全部要服从一个妇女的命令。
在提到这些例外事件时，这位伟大的历史学者非常清楚政府机能的一般理论。我们唯一感到困惑的是财富和专制，用什么方法才能深入北方的遥远角落，浇熄在罗马边境熊熊燃烧的大火。再来是那些丹麦人和挪威人的祖先，他们的后代以顽抗不屈的精神著称于世，怎可能如此听命于人，放弃日耳曼人自主不羁的伟大个性？或许，在波罗的海海岸的某些部落，虽然没有完全放弃个人的权利，但却承认国王的权威。不过，在日耳曼大部分地区，政府采用民主政治形式，与其说是经由普遍与明确的律法决定，不如说是由血统、勇气、辩才和迷信所形成的偶然优势来加以制约。
日耳曼人最初的理念是为了共同防卫而采取自愿参加的联盟方式成立政府。为了达成目标，每个人必须舍弃私人的意见和行动，服从大多数参与人员的决议。日耳曼的部落满足于这种粗陋而自由的政治社会架构，一个双亲都是自由人的青年，成年时被引入同胞所组成的会议，被很庄严地授予矛和盾，成为军事共和体制内地位平等而能发挥作用的成员。部落的战士会议，在固定的季节或突发的危险状况下召开，会议议题包括有关防卫措施的检讨、官吏的选举以及和平与战争的重大事务，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最后再做决定。有时这些重要的问题会事先经过审慎的考量，在特别推选的部落酋长会议中再提出来讨论。官吏可以审慎地思考，然后用言语说服参加会议的人，而人民只能参加表决和贯彻执行。日耳曼人在下达决心时，不但快速而且会运用激烈的手段。蛮族习惯于肆无忌惮地发泄情绪，逞一时之快而漠视未来所产生的后果，心中满怀愤怒，表现出藐视的神色，根本不理会法律和政策的约束，常用毫无内容的牢骚话，表达他们对懦弱商议的不满。等到一位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提议大家要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奋发图强，不论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还是要从事危险和荣誉的行动，全体都会用矛敲击着盾，发出巨大的响声，以表示对会议的热切赞美。日耳曼人经常随身携带武器来开会，此时最值得担忧的就是心志不坚的群众被不合的言辞和大量的饮酒所催动，拿出武器来宣示他们愤怒的决心，并且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波兰的议会经常发生流血事件，逼得人数众多的党派屈服于狂暴而激情的小组织。
日耳曼人在危险的时刻选出部落的领袖，要是局势非常严重而急迫，几个部落可以共同推举一位将领，最勇敢的战士会受到提名，以身先士卒而不仅是发号施令的方式来指挥同胞投入战场。他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但还是难免遭人疑忌。这个权力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终止，日耳曼部落在平时并不承认任何最高领袖，不过，在一般的会议上会指派“诸侯”，负责在各自的区域之内执行法律，也可以说是调解纠纷。在选择这些行政官员时，家世和功勋同样的重要，联合政府会派给他们卫士及一个百人议会。早期的诸侯享有卓越的地位和荣誉，罗马人会用合法的头衔来向他们表示敬意。
从行政权力的运用，就可看出日耳曼习俗衍生的制度所具有的特点。诸侯在所负责的行政区域之内，操持着土地财产的绝对权力，同时根据一种划分方式，每年重新加以分配。但是他却没有处死、监禁甚至殴打公民的权力。一个民族如此保护人身的权利，而不重视他们的财产所有权，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他的人民完全无视于勤奋的工作和技艺的学习，但是会受到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心的启发和激励。
日耳曼人只尊重那些加诸自己身上的责任，士兵以藐视的态度抗拒行政官员的权力。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这本书中提到：
出身高贵的青年若没有列入著名领袖的忠诚战友名单中，去奉献他们的武力和服务，就会感到惭愧。这些忠诚伙伴之间进行着高贵的竞争，以便受到领袖的尊重，而获得更高地位。领袖之间的竞争，在于获得多少英勇的战友。永远被一群精选的青年所围绕，就是领袖的骄傲和力量，在和平时这些人是他的装饰，在战争时这些人是他的保障。这些英雄的荣誉会散播开来，超越部落的狭隘范围。礼物与使者被送来恳求得到他们的友谊，他们使用武力带来声望，保证所赞助的党派获得胜利。领袖的骁勇善战若在危险的时刻被其战友超越，他会感到极不光彩；从战友的立场来说，若无法与领袖同样的骁勇善战，更是个人最大的耻辱。领袖在战场上被击倒而他却全身而退，这是一辈子洗刷不掉的污名。保护领袖的个人安全，用自己的功勋当战利品来装饰他的荣誉，这是他们最神圣的责任。领袖为胜利而战，战友为领袖而战。最高贵的战士，即使本乡本土太平无事，也要赶赴遥远的战场，保持人多势众的队伍，去践行他们永不服输的精神，以冒险犯难来赢得声名。战友向慷慨的领袖要求奖赏，只有久历战阵的骏马，沾满血迹和赢得胜利的枪矛，才是合乎战士身份的礼物。领袖要表现自己的好客，在简单的餐桌上摆满丰盛的食物，来款待这些英勇的战友。唯有战争、掠夺、友情，才能保证他们的予取予求。
当然，这种制度偶尔会使共和政体积弱不振，但整体而言，却能激发日耳曼人在性格上的活力，使这些野蛮人易受影响的德行日趋成熟，以至于信仰和英勇、好客和礼节，在接着而来的骑士时代受到世人的瞩目。据一位才高八斗的学者宣称，领袖将最早期的采邑作为赠予勇敢战友的最光荣的礼物，等到征服罗马的行省以后，则以一种带着类似效忠职责与军事服务的方式，将获得的土地加以分配，因而产生了很多蛮族的地主。这种状况与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则相抵触，他们喜欢互赠礼物，但不会形成双方义务关系的负担。
“在骑士时代，更恰当地说是浪漫时代，所有男人都很勇敢，妇女都很贞洁。”贞洁是比勇敢更难保持的德行，这一切只能靠古代日耳曼的妇女实现。一夫多妻制除了诸侯之间，一般并不常见，目的在于巩固联盟关系。习俗而非法律禁止离婚，将通奸视为无法赦免的罪行来加以惩处，基于先例和风气，诱拐妇女也被视为不正当行为。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塔西佗很坦率地拿蛮族的美德懿行和罗马女士的淫荡败德来做比较。严格说来，日耳曼人的婚姻生活，在某些方面已经形成一种忠诚和贞洁的风气。
文明的进步可以缓和人性的凶恶性格，但是对贞洁这种德行产生不了正面作用，因为引起不贞的原因在于心灵的软弱。要是一味在两性的交往上琢磨，就会让优雅的生活开始腐化，爱情的欲念转变为难以控制的热情，就会产生危险，要是被蒙蔽的话后果更为严重。优雅的服饰、动作和姿态，增加美丽的诱惑力，经由想象力，更加重了感官的刺激。奢华的欢娱、午夜的拥舞和淫乱的景象诱惑女性，增加了红杏出墙的机会。要是拿这种危险的环境做个比较，蛮族未施脂粉的妇女，因贫穷、孤独，以及需要辛苦照顾家庭生活，在贞节方面更为安全可靠。日耳曼的茅舍，四周敞开一无遮蔽，对于配偶的忠诚，却比波斯后宫的高墙、门闩和太监更为安全。除了这些理由，还要基于荣誉的天性，日耳曼人以尊敬和信任对待妇女，每逢重大情况必与她们商量，欣然承认在她们的心胸之中存在着比男子更高的尊荣和智慧。
日耳曼的女性中有些解读命运的人，像是巴塔维亚战争的维利达，以神的名义统治着日耳曼最凶狠的国家。其他的女性虽然没有被当成女神来崇拜，却被尊为与士兵完全平等的战友。她们从结婚典礼开始，一生都与丈夫安危与共、荣辱同当。在日耳曼人大举入寇时，蛮族营地充斥着成群的妇女，无论是听到刀兵相接的声音，看见各种杀戮毁灭的场面，甚至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受到重伤或死亡，她们仍然镇定如昔，毫无畏惧之心。过去发生很多次这样的状况，日耳曼的军队已经丧失作战的勇气，因为妇女宁死也不愿当奴隶，所以又被赶回去拼命到底。要是大势已去，她们知道如何用自己的手，为自己和儿女做一了断，以免受到胜利者的侮辱。这样的女强人真是令人钦佩，但说实在话，她们既不可爱也让人无法感受到爱，要与男人一比高下，就得抛弃迷人的诱惑力，那就是女性的娇弱和温柔。日耳曼女人发自内心的骄傲，教导她们要压制各种柔情，以争取荣誉。女人的最高荣誉就是贞操，这些精神昂扬的女性的情操和品行，可以视为民族特性的成因、结果和证据。女性的勇气，不论是由狂热所激发还是习惯所确立，在隐约之间对男性并不完美的模仿，表现出那个时代和民族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