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没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地区会缺少居民，而第一批人往往会成为历史对这些居民的固有认识。然而，有些知名的学者，想要探索一个伟大民族的早期状况，不仅无法满足好奇心，一切努力也徒劳无功。塔西佗认为日耳曼人的血统纯正，国土的地势险要，但是他还是把这些蛮子称为印地基诺，意思就是“土著”。我们认为古代日耳曼在最早阶段，并不是由已形成政治社会的外来殖民所群居的地区，而是某些在黑希尼亚森林流浪的野蛮人，逐渐融合成目前存在的民族且保有其名称。当然别有用心的人会抱持这样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蛮族是他们所居住土地上的自然产物，这是一项很大胆的推论，要是没有证据的支持，将会受到宗教界的谴责。
这种理性的怀疑态度固然可取，但是无法反驳宗教方面的信念。采用摩西世界史观的各民族当中，大家都相信诺亚方舟的故事，就好像特洛伊围城对以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真实无虚，在既成事实的狭隘基础上，树立一个神话式的巨大而粗俗的超级结构。野性未褪的爱尔兰人和鞑靼人一样，都宣称雅弗的独子是他们一脉相传的祖先。17世纪有几位饱学之士潜心研究古代文明，从神话、传统、臆测和文字考证的吉光片羽中，将诺亚伟大的子孙从巴比伦的通天塔带到大地之上。在这些明智通达的论述中，以乌普萨大学的奥劳斯·鲁德贝克最富创见，姑且不论在历史学或神话学方面他是否获得盛名，起码可以说他是一个爱国人士，要把对世界的一切贡献归于他的国家。他认为希腊人是从瑞典（形成古代日耳曼相当大的部分）获得字母架构、天文学认识和宗教信仰的。在那令人愉悦的地方（就当地人的看法而言），柏拉图的亚特兰提斯大陆、极北的乐土之乡、西方的金苹果花园、可爱的幸福群岛，甚至死后的极乐世界，都隐隐约约拿这里当作不完美的摹本。
只是上天如此垂爱的地方，不应在大洪水以后仍然一片荒芜。学识渊博的鲁德贝克认为，诺亚的家庭几年之间从8人增加到2万人，开始时应该散布在较小的殖民地，这样地球有了人类以后，才可以繁殖绵延下去。留在日耳曼或瑞典的这个分支〔要是我没有弄错，那是在亚实基拿的领导下来到此地，他是歌蔑的儿子和雅弗的孙子〕，在执行这件伟大的工作时，比别人更为勤奋，以至于在北方出现的人群，涌向欧洲的主体部分、非洲和亚洲，就像血液从四肢流向心脏（套用作者的隐喻）。
这些费尽心机构成的古日耳曼系统，却被一个简单的事实推翻了，而且不会引起任何质疑也没有商榷余地，那就是在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不懂得使用文字。文字的使用将文明人和无知识的野蛮人区划得泾渭分明，若没有这种人工系统的帮助，人类的记忆就会消退，从而丧失处理事务的思考能力。更高层次的思维理则，得不到模式和材料供应，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判断力变得衰弱而麻木，想象力趋向萎缩或失常。要想完全明了像这样重大的真实状况，只须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计算受过教育的人士和目不识丁的农夫之间的巨大差距。前者借着读书和思考，倍增自己的经验，悠游在漫长的时光和遥远的国度中；而后者扎根在一个地方，生存于有限年岁之内，在心智能力的运用上，比起为他工作的公牛好不了多少。民族之间的差距，比起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可心平气和宣布，要是人类没有书写的能力，民族不会保存真实的历史记录，在抽象的学科上不会有显著的进步，也不会拥有极为重要而且使人快乐的谋生技艺。
谈到这些技艺，古代的日耳曼人真是匮乏到可怜的地步。他们在无知和贫穷中度过一生，亏得有些卫道士用甘于纯朴来大肆赞扬。近代日耳曼据称有2300座有城墙的市镇，古代地理学家托勒密在这样广大的国土上，只发现不到90个地点，够条件能称之为城市。然而，根据我们的观念，这些城市不过徒具虚名而已，只是一些粗制滥造的堡垒工事，建筑在森林的中央，当部落的武士出动击退突然进犯的敌人时，可用来保护妇女、儿童和牲口。
但是塔西佗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日耳曼并没有城市，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耳曼人鄙视罗马人辛勤构造的建筑物，将这些看成监禁他们的牢笼而非安全的场所。他们并非比邻而居，或者聚合成正常的村落。每个蛮子尽可能选平原、森林或靠近新鲜水源的地点，搭盖圆形的低矮茅舍，用不着石块和砖瓦，全部用粗木材建造，铺上干草当屋顶，上面留孔让烟气可以自由排出。在严寒的冬天，生活艰苦的日耳曼人只要有用兽皮制成的单薄的长袍，就能感到心满意足。住在更北边的民族则要穿着更厚的皮毛，妇女纺织很粗的亚麻布供自己使用。日耳曼森林里的猎物种类繁多，数量丰富，为他们供应所需食物，居民在不知不觉中锻炼出强壮的体魄。他们有庞大的牛群，外表看来不起眼但是蛮实用，成为他们主要的财产。少量谷物是他们取自大地的唯一产品，而对于栽培果树和种植牧草，则一窍不通。所有的土地每年要重新划分，个人的产业也随之改变，为了避免争执，大部分的土地保持荒废的状况，不加以耕作和使用。像这样一个民族，运用如此奇特的方式，真不敢期望他们在农业上能有多大的改进。
日耳曼极度缺乏金、银和铁。野蛮的居民既无技术也没耐性去探勘蕴藏丰富的银矿矿脉。等不伦瑞克和萨克森的国王发现以后，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报酬。瑞典现在以铁砂供应欧洲，过去也一样不知道自己有这样大的财富。铁这种金属对日耳曼人而言，最大的用途就是拿来制造武器，但从他们手中的这些武器可以知道，钢铁的产量实在太少。在处理平时和战争的各种事务过程中，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会出现一些罗马货币（主要是银币），但是遥远的部落完全不知道金钱的功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有限的商业行为，把粗糙的陶土器具，与罗马人送给他们国王和使者的银瓶，当作价值相等的物品。
一个人只要有思考的能力，就能发现这些重要的事实，比无关紧要的细节可以提供更多的启示。金钱的价值在于用来表示人类的需要和财产，如同创造文字是用来表达人类的思想，这两种制度使得人性的力量和情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有助于达成预定的目标。金和银的使用大部分基于人为的因素，不像铁经过烈火的千锤百炼，经人类熟练的双手制造成形，对农业生产和各种技艺提供最大的贡献，效用之广已无法一一列举。总而言之，“金钱”是使人类勤奋工作最常用的“刺激物”，而“铁器”是使人类发挥工作效用最有力的工具。要是一个民族既没有“金钱”刺激，也得不到“铁器”支持，还能靠什么方法从极度野蛮的状态提升到文明的程度，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若仔细观察世上的野蛮民族，会发现“因循怠惰”和“不思来日”是他们最大的通病。在文明国家中，个人的能力得到发展和训练，相互依存的巨大锁链，将社会上各种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人终生操劳以求一饱，极少数人受到神明垂爱，获得的财富超过他的需要，能有多余时间去追求乐趣或荣誉，增进财产或知识，基于责任对社会生活做出有益或愚蠢的事情。日耳曼人的社会架构并不复杂，照料房舍和家庭、管理土地和牛群，一概交给老弱残疾、妇女和奴隶。懒惰的战士不具备任何一种才艺让他消磨闲暇时日，就像动物一样满足于竟日竟夜的饮食和睡眠之中。
但自然界会产生奇异的反常现象（根据一位作者的看法，他曾深入探讨最不为人所知的黑暗角落）。这样的蛮族既是人类中最懒惰的人，也是最心浮气躁的人。他们不爱工作，喜欢过懒散的生活，却又讨厌平静无事，萎靡不振的心灵像是被压制在重负之下，急需经由新鲜有力的感觉来发泄。战争和危险对他们而言是唯一的欢愉，能契合他们凶残粗暴的脾气。日耳曼人听到武装的召唤声就满怀感激之情，从不安稳的昏睡中醒转，产生积极的进取心，经由身体的剧烈操劳和心灵的极度刺激，恢复意识，感觉到自己还生存在人世。在得到和平后的无聊沉闷期间，这些蛮子毫无节制地沉溺于豪赌和狂饮。豪赌能激起斗志，狂饮则丧失理智，这两种不同的方式都能免除思考的抑郁。他们为夜以继日耗在赌桌上而感到自豪，朋友和亲戚的鲜血经常流在满是醉鬼的会场。他们对赌债很讲信用，不顾一切的赌徒将个人财产和自由全部押在最后一把骰子上，耐心服从命运的决定，让自己被体格虽然较弱小却幸运的赢家用绳索捆绑加以惩罚，卖到远地为奴隶。
味道很重的啤酒，是一种技术含量很低、从小麦和大麦中提炼出来的饮料，经过“腐化”（塔西佗特别强调这一点）的程序，做成很像酒的东西，符合日耳曼人格调低劣的口味。饮过意大利和高卢葡萄酒的日耳曼人，都会为那天之美禄的香醇可口倾倒。然而，他们并不打算把葡萄树移植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过去做得很成功），也不愿意勤劳工作，来获得可以赚取厚利的原料。能用武力可以抢到手的东西却要用劳力去换取，这是对日耳曼精神的极度藐视。他们对烈酒产生无法克制的渴求，刺激着日耳曼蛮子侵入附近的行省，因为这些地方有上天赋予的最令人垂涎的礼物。托斯卡纳人将国家出卖给克里特民族，用温暖气候出产的鲜美水果和葡萄，吸引他们进入意大利。16世纪时日耳曼的外援部队受邀参加法兰西的内战，也是运用同样的手法，因为香槟省和勃艮第省是最著名的产酒地区，他们得到赠予美酒的承诺才参战。酗酒虽然不是最危险的恶行，但却是最无教养的习性。在一个低度文明的国家，纵酒暴饮的行为经常会引起一阵搏斗、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