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奉新教勤于思考的读者，认为君士坦丁叙述自己改变信仰的过程时，以慎重其事的态度有意做出伪证，将假说真。读者还可能不假思索断言，他在选择宗教信仰时，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据一位不信上帝的诗人描述），利用教堂的祭坛作为阶梯以登上帝国宝座。然而像这样苛刻而绝对的结论，从对人性的理解来看很难成立。在宗教狂热流行的时代，可看到最会耍手腕的政治家，有时也会为自己所挑起的狂热所感动；即使是最正直的圣徒，也免不了利用危险的特权，拿欺骗说谎和虚伪作假的手段来保卫真理大业。自身利益往往是世人决定信仰的标准，同时也指引他们采取行动；同样出于世俗利益的动机，君士坦丁经深入地考量，认为这会影响在公众面前的行为和声望，就在不知不觉中选择名利双收的教派。公众认为他被上天派来统治人世之说，可满足个人虚荣。他在事业上的成就证实，君权神授的说法完全以基督启示的真理为基础。无意中夸大的颂扬有时能激发真正的美德，君士坦丁一开始所表现的虔诚或许是故作姿态，但经由赞扬、习惯和典范的影响，逐渐变成严肃的信仰和热诚的皈依。新兴教派的主教和学者，若从衣着和举止来看都不配进入宫廷，却被邀请与皇帝一同用餐，陪伴出外远征。他们之中有一位埃及人或西班牙人，智慧超群，令君主心仪不已，异教徒说是使用魔法的结果。拉克坦提乌斯发挥西塞罗的辩才润饰《福音书》箴言，欧西比乌斯奉献希腊人学识和哲理来服务宗教，两人被君王视为挚友，交往非常亲密。辩论大师可以耐心观察他被逐渐说服的缓慢过程，以此了解皇帝的性格特质和理解能力，很技巧地提出各论点，使他易于接受。
无论身为皇帝的教徒会带来多少利益，他与数以千计信奉基督教义的臣民的最大差别，是身着紫袍的荣誉地位，并非异于常人的智慧和美德。在文明进步的时代，使格劳修斯、帕斯卡尔和洛克加以赞赏或深为信服的道理，能让知识有限、头脑简单的军人完全接受，这不应看成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谈起这位军旅出身的君王，白天的工作极为繁重，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勤奋学习圣经教义，撰写神学论文，然后拿到人数众多的集会去宣读，获得听众的如雷掌声。在一次至今尚可见到原文的长篇大论演说中，皇家的传教士详细论述许多有关宗教的道理，但他满怀喜悦之情，畅谈西比莱的《神谕集》和维吉尔的第四首《牧歌》。在耶稣诞生前四十年，曼图亚的吟游诗人似乎受到以赛亚的神圣启示，用充满东方宏伟象征意义的壮丽词句，歌颂圣母重临人世、蛇的诱惑失败和即将出生的上帝之子。这位天神朱庇特的后代，将洗掉人类的罪孽，用天上的父所具有的美德统治和平的宇宙，蒙受天恩的种族即将茁壮成长，原始简朴的国家即将遍及世界，纯真幸福的时代即将重新出现。诗人可能不了解伟大预言的秘密语义和目标，最后被加在一位执政官的幼儿头上，这位执政官也可能是执政三人团之一，结果变得毫无价值可言!如果对第四首《牧歌》所做的一种崇高的、可能看起来会有点似是而非的解释，真的使一位基督教皇帝变更宗教信仰，那么维吉尔可算是传播福音最杰出的教士。
基督徒的宗教活动和礼拜仪式都非常神秘，竭力避开外人的耳目，甚至连新加入尚未受洗的教友，都不得与闻，借此增加神秘感和好奇心。但是主教出于小心谨慎，制定种种十分严厉的教规，却对帝王新教友完全放任不管，这也是出于审慎的做法，因为不惜采取迁就的手段，把他拉入教会的阵容，此事极为重要。因而在君王承担基督徒的义务之前，便已获得允许或者至少是默认，他可以享受最大限度的特权。在执事宣布异教会众退出大会会场时，皇帝不必离开，可以与信徒共同祈祷，聆听主教的讨论，宣讲最深奥复杂的神学问题，参加盛大的复活节和各种神圣的守夜仪式。他甚至当众宣布，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参与者，更可以说是亲身体验基督教各种神秘活动的教士和导师。高傲的君士坦丁免不了要摆出与众不同的架势，事实上根据他的贡献，他确定有这种资格。在时机尚未成熟的状况下，宗教过分严格的措施，很可能会断送掉改变宗教信仰的成果。要是教会遵守严厉的规定，把这位君王拒之于千里，他又已经抛弃供奉多神的祭坛，那么帝国的主人便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可以信奉。他最后一次前往罗马时，骑士阶级组成欢迎的队伍，他拒绝在前面领导游行，也拒绝当众向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庙许愿，等于放弃并侮辱祖先的迷信传统。早在君士坦丁接受洗礼和去世之前很多年，他便已向世人宣告，无论是他本人或他的图像，将永远不会出现在偶像崇拜的神庙之中，同时他却向各行省散发很多种奖章和图片，显现皇帝参加基督教仪式虔诚而恭敬的形象。
骄傲的君士坦丁拒绝接受新入教者的恩典，让人难以解释或原谅，但是他的洗礼一再延迟，倒是可以用基督教会古老习惯的准则和做法加以说明。洗礼仪式由主教亲自主持，加上几个教士的协助，时间是庄严的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之间的50天，在教区大教堂里举行。这段神圣的日子里，有一批儿童和成年人被教会接纳。审慎的父母常常把自己儿女的洗礼推迟到他们能明白自己所许诺的责任时。古代严厉的主教一定会要新入教的教徒经历两年或三年的见习期，而那些新加入的教徒出于各种世俗或宗教方面的原因，很少表现出急于要拥有基督徒身份的迫不及待心情。洗礼仪式可以全面和彻底消除一切罪孽，受洗后的灵魂将立即恢复原来的纯真，从此可以永远得救。在那些改信基督教的人士中，有许多人认为，把令人肃然起敬而无法重复举行的仪式匆忙地履行完毕，或者是把失去无法再得而又极为贵重的恩典轻易地加以抛弃，是很不明智的事。推迟洗礼却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欲，享受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乐趣，同时又能把确保得以赎罪的简便办法掌握在自己手中。福音书具有的极为崇高的理想，在君士坦丁感情上所留下的印象，与在他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相比起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所指引的伟大目标，君士坦丁走过了一条黑暗而又血腥的战争和谋略之路，在获得全盘胜利之后，更毫无保留让自己完全听任命运的播弄。
君士坦丁不去强调超越图拉真和安东尼，因为他有理由相信他的作为在他们不完美的英雄主义和不信上帝的哲学思想之上。然而，处于巅峰期的君士坦丁，却把年轻时代获得的声誉完全断送。随着逐渐深入认识真理，相应的行为却愈来愈背离仁德规范，就在他召开尼西亚宗教会议那年，他处决了自己的长子，也可说是谋杀，使得宗教史上最高贵的盛典受到玷污。从此事发生的日期，可驳斥无知和恶毒的佐西穆斯那毫无道理的说法，那就是在克里斯帕斯死后，身为父亲的君士坦丁非常悔恨，但他能从基督教教士那里获得赎罪，反倒是异教徒祭司不愿给予。克里斯帕斯的死亡，使君士坦丁在选择宗教的问题上不能再犹豫不决。他不可能到现在还不了解，教会确实有一种无比灵验的处方，只不过他不愿服用而一再向后延，直到死亡临头不能再反悔时，因为反悔就会带来危险。到他最后一次病中，他在尼科米底亚的皇宫召见几位主教，主教看到他热切请求，于是为他进行洗礼。他们听到皇帝郑重宣称，他在余生一定要做到不愧为基督的门徒，以及他受过洗礼穿上新入教者的白袍以后，很谦恭地拒绝再换上皇帝紫袍的做法，无不使在场的主教受到很大的启发。君士坦丁的榜样作用，以及他的威望似乎支持了推迟洗礼的做法。后来的暴君因而相信，在长期统治中可能双手沾满无辜者的鲜血，全都会在带来新生的圣水中冲洗得一干二净。这种滥用宗教教义的错误解释，对于高尚品德的形成造成非常危险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