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应该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但绝不能冷漠对待的问题时，总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会突然冒出来，那便是难以判定君士坦丁真正改变信仰的准确时间。口若悬河的拉克坦提乌斯在他的宫廷任职（306 A.D.），迫不及待向世界宣告，高卢的君王堪称光辉典范，在称帝之初就承认真正和唯一的上帝，崇拜他无上的权威。博学的欧西比乌斯把君士坦丁的虔诚信仰，归于他正在准备远征意大利时，天空忽然出现的神奇景象（312 A.D.）。历史学家佐西穆斯则恶意地断言，皇帝是在双手沾满他大儿子的鲜血之后，才公开抛弃掉祖先和罗马所信奉的神明（326 A.D.）。各执己见的权威说法之所以混乱不堪，完全是君士坦丁本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按照严格的教会规定，把他尊为“首位基督教皇帝”的说法，直到他临死之时才配使用这个头衔，因为他是在最后一次患病时，才初步接受教义举行按手礼，然后依照正式施洗仪式成为教徒（337 A.D.）。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实际态度，有的地方很含糊也可以说是有所保留，必须用细心和精确的研究态度，才能弄清楚皇帝先自称教会的保护者，后来成为基督教的改信者，这样一个缓慢得让人难以觉察的过程。彻底消除原来的教育使他养成的习惯和成见，转而承认基督的神圣权柄，认清他的启示和原来崇拜的多神教完全无法兼容，对他而言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他在心灵上或许经受过相当的困扰，这教导他在进行帝国宗教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他对于一些新的观念，也总要确保能安全而有效地推行时，才逐渐表露。在他临朝统治的整个时期，基督教像一条缓慢流动但逐渐加快的河流，但是其前进方向却因当时变化不定的局势、君王小心谨慎的态度和反复无常的个性，有时受到阻挠，有时发生改变。
他允许大臣为了说明主子的意图，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各人的原则。他在同一年里发布两封诏书（321 A.D.），运用手段使臣民在希望和恐惧之间获得平衡。第一件是庄严奉行安息日给全民所带来的喜悦，另一件是命令定期实施肠卜仪式。在这场重大变革还处于前途未卜的状态时，基督教徒和异教徒都同样以非常急切的心情，注视着君王的行动，但两者的感受完全相反。前者出于高涨的热情和虚荣，尽量夸张君王对基督教的偏爱和信仰的忠诚；后者在焦虑尚未转变为失望和仇恨之前，一直对世人甚至对自己采取掩饰态度，那就是罗马的神明不可能仍然视皇帝为信徒。基于这种热情和观点，使得当时怀有成见的作家，根据自己所主张的信仰，公开宣布这是基督教和君士坦丁最光辉或最污秽的统治时期。
即使君士坦丁的谈话和行动曾经透露出对基督教的虔诚，但是他在接近四十岁时，仍坚持奉行旧教的各种仪式。他在尼科米底亚的宫廷就是这样施为，也许是出于恐惧，当然也可视为高卢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或政策需要。他的性格极其慷慨，多神教的庙宇得到重建并且变得更为富足。帝国铸币厂出产的奖章上，都镌刻朱庇特、阿波罗、马尔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图像和象征。他对父亲君士坦提乌斯的一番孝心，使父皇被神化后的庄严形象进入奥林匹斯山神明的行列中。君士坦丁最崇拜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还特别喜欢人们把他比作光明和诗歌之神。那位神明百发百中的神箭、明亮照人的眼光、月桂编成的冠冕、千秋万载的英姿以及文雅风趣的才艺，全都表明他正是一位年轻英雄的保护人。阿波罗的神坛上总是堆满君士坦丁热心奉献的供品。他尽量让轻信的平民相信，皇帝得到神明的特许，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保护神的威仪。而且无论他在清醒时，还是接受神明启示的时刻，都会出现种种吉兆证明他是永久和常胜的统治者。太阳神被当成君士坦丁所向无敌的指导者和保护神，因而受到举世的颂赞。异教徒普遍相信，这位获得神明恩宠的信徒要是忘恩负义，就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报复。
在君士坦丁对高卢行省实行职权有限的统治时期（306～312 A.D.），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君王的权威和他制定的法律的保护，至于维护神明的荣耀，他很明智地留给教徒自己去料理。（如果真能相信君士坦丁自己所讲的话）他亲眼见到罗马士兵对一些仅仅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被捕的罪犯，采取非常野蛮的残暴行为，他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他在西部和东部看到严苛和宽容产生的不同后果。他那不共戴天的仇人伽勒里乌斯，就是实施严苛政策的例证，使他更加觉得难以忍受；他在垂危父亲的要求和劝告下，效法父亲所实施的宽容政策。就是这些原因，使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毅然终止或废除带有迫害性的诏书，给予所有公开宣称自己是教会成员的信徒，有从事个人宗教活动的自由。这位早已暗自对基督的名字和基督教的上帝表示由衷尊敬的君王，使教徒对他的关怀和公正产生孺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