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弊端不论多严重，都只限于少数罗马臣民，他们无论是因先天继承还是个人机运而获得财富，势必都会引起君王忌妒，所处情况虽危险，但因能获得生活上的享受，所以也算得到若干补偿。数百万升斗小民，对君王的畏惧并非在于其暴虐而是贪婪，他们无法过与世无争的生活，因为税赋太重；有钱的财主还能忍受，但贫穷阶级根本无力负担。一位有见识的哲学家，他认为人民所能享有自由或受到奴役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征税的原则和手段。同时他不讳断言，按照自然界的不变法则，凡是享有自由愈多的人所负担的税赋就会增加，反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人的税赋就会成比例地减少。但这种论调，像是无视于专制政体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和灾难，至少我们可以用罗马帝国的历史加以驳斥，在位的君王不仅剥夺元老院的权势，同时还搜刮行省的财富。商品的各种关税和消费税都没有废止，在难以觉察的状况下，全转嫁到买主身上。君士坦丁和后续各帝的税收政策，采用简单而直接的方式，更能符合专制政府的精神。
财产估值诏书的源起是为了能正常地征收罗马人的贡金，后来成为中古世纪编年史的主要参考资料。皇帝用紫色墨水亲自签署这份极为重要的诏书，在9月1日前两个月，颁发给每个行政区的主要城市。“财产估值”这个词，要是用很简单的概念来表示，就是依据预先推算出来的贡金数额，要求每年在指定的期限内缴纳。一般估算的供应量，缴交的比例要视实际需要和预判需求的状况而定，但经常是支出超过税收，或者是税收在经过计算以后发现有短缺的现象，就在超量财产估值的名义下增税，强加在人民的身上。把征税这一行使统治权最重要的功能，交给禁卫军统领来执行，在某些状况下，禁卫军统领会用这些税收来供应公共服务的紧急需要，或是预作准备。这些法规（有很详尽而且错综复杂的细节部分，要加以追述实是过于冗长）的执行，主要分为两个步骤：根据征收对象的构成决定应收的额度，也就是对罗马世界的各行省、各城市和个人，进行赋税的评估；接收个人、城市和行省分别呈缴的额度，累积起来解交皇家金库。但是由于君主与臣民的账目不断地被分开，以及先前预计的税额随着需求的改变而不断更新，庞大的财政机器在同样理由的推动下，年复一年地发生变革。
税收对行政部门而言，极为紧要也特别受重视，需要行政长官和行省的代表发挥最大智慧去执行。然而一群下级官员却忙着争权夺利，有的后台是帝国的财务大臣，有的是行省总督派出的人员，由于管辖权很复杂，难免引起派系之间的冲突，为了夺取鱼肉人民的肥缺，双方经常发生争执。工作勤奋的官员只会引起嫉妒和责怪，他们把费用和危险全部强加在“里长”的身上，这些人构成城市地方团体的主干，皇家法规有严厉的条文，责成他们让民间社区承受应有的负担。帝国全部的地产（不包括国君的世袭产业）都是征税的项目，每位新购买土地的人都要承受原地主的纳税义务。一次精确的人口普查，或者可以说是土地测量，是唯一最公平的方式，它能求出适当的比值，以确定每位公民对公共服务所应尽的责任。经由广为人知的财产估值期限，我们有理由相信像这样一个困难而又费钱的作业重复一次的周期是15年。行省派出测量官来丈量土地，有关土地的性质，无论是耕种农地还是放牧草地，是葡萄园还是树林，都要很仔细地加以记录，要按照5年的平均产值来估算它的价格。报告里把奴隶和牛只的数目被视为最主要的部分，地主据以宣誓，保证一切都真实无虚。经过严格的检查，如果发现有伪造作假或试图规避执法人员的意图，都被当成重刑犯予以处罚，而且是叛逆和亵渎双重罪行。
贡金大多用货币支付，帝国流通的币值中依法只接受黄金，其余税款由每年的财产估值诏书决定其支付比率，要求供应的方式非常直接，也更难忍受。按不同土地的性质和产品，各种项目像葡萄酒或油、谷物或大麦、木材或生铁，省民用劳力或费用支付，运送到皇家仓库，根据宫廷、军队、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大都城的使用状况，再加以分配。财税委员经常要办理大宗采购，严禁他们进行任何赔偿行为，不得接受与征收与实物同价格的金钱。初期小社区的环境很单纯，可用这种方式征集人民自动奉献的物品，但一旦处于操控极度严苛的状况下，就有可回旋的余地。在一个贪污腐化和绝对专制的君主政体中，高压权力和欺骗技巧永远在斗法。罗马行省的农业已逐渐凋敝，在君主专制的过程中，国家的宗旨趋向于背离“以农立国”的原则，使臣民失去支付现款的能力，皇帝只能靠着清除债务和减免贡金来赢取民心。坎帕尼亚是肥沃而富裕的省份，罗马在此赢得最早的胜利，也是权贵退休后养老之处。按意大利新的行政划分，在大海和亚平宁山脉之间，从台伯河延伸到锡拉鲁斯河的区域，在君士坦丁死后60年内，实际测量出有33万英亩土地因荒废和弃耕而获免税，几乎占行省总面积的八分之一。此时尚无蛮族踪迹，但这种令人惊异的荒芜程度，在法律上已登记有案，这要归因于皇帝的施政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