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宏图大志 1.考验

后周帝国遇到了一位有作为的好皇帝，辽帝国遇到了一位荒诞不经的坏皇帝，中原终于有机会崛起复兴，复兴的重任考验着年轻的帝国。

新接班的辽穆宗耶律璟这一年二十岁，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长子。

辽穆宗上台的时候正是辽国内危机四伏的时候。由于连年征战和辽世宗改革，契丹部族内积聚了大量的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因为换了新皇帝而自动消除，反倒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爆发。

辽世宗和辽穆宗都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属于非正常接班出位。这本身就是对既有皇权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的震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利益的再分配。

耶律璟做皇帝后第二年，国舅爷政事令萧眉古得和宣政殿学士等一群高级官员要逃离辽国，投奔中原。没多久又爆发政事令娄国、林牙敌烈、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谋反事件。第三年，李胡的儿子宛、郎君嵇干、敌烈合谋造反，株连到了太平王奄撒葛、林牙华割、郎君新罗等贵族。这一系列的契丹贵族争斗，扰乱了辽国的政治秩序，动摇了帝国基础，严重分散了辽国国家实力和精力。

辽世宗耶律阮虽然好大喜功，但也算是励精图治，待人宽厚有德。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他推动了辽国从部落贵族统治体制向封建中央集权体制的转变，这对辽帝国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可是这位辽穆宗耶律璟就缺乏当皇帝的一些重要品质，他嗜酒如命，经常通宵达旦地笙歌豪饮，喝醉之后就呼呼大睡，从早上一直睡到大中午才起床。辽国人给这位皇帝起了一个外号——“睡王”。

《旧五代史》上记载耶律璟有疾病，不能近女人。估计是患有先天性的发育缺陷，也或者此君口味有异于常人，反正缺乏做男人的一大项生命活动，更不用说作为一国之君拥有无上权力却派不上用场的痛苦。更令人引发联想的是，史书上同时还有一句话：“左右给事，多以宦者。”我们保守地推测，皇帝一天到晚只能和一群太监混在一起，连宫女、服务人员都不能配置。

除了嗜酒这一大爱好之外，辽穆宗尤其喜欢打猎，到处东游西荡，东山射只鸡，西山杀只鹿。打猎没完没了，没时没晌，放纵起来，一连多日不回宫，不干工作。如果不是穿着皇帝装束，耶律璟和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没什么区别。

由于长期性压抑，辽穆宗将权力变态地应用到了另一个领域，他滥施酷刑，残杀、残害各种名目的罪犯和平民。这家伙的残忍疯狂程度，完全可以和前文书《群雄逐鹿》中的大燕皇帝刘守光、《千山残雪》中的南汉国皇帝刘岩相比，什么砍头、剁手脚、炮烙、关进烧红的铁笼、用铁梳子刷人肉，令人发指，而他却乐此不疲。

辽穆宗供奉着一位女国师，对这位女巫言听计从。女巫为了控制辽穆宗，胡诌乱造了一个神话，说她能炼制长生不老药。炼制长生药，需要成年男人的胆做药材。辽穆宗竟然信以为真，为支持女巫炼药，他下令捕杀了不计其数的人取胆。

这样一个残暴荒诞的皇帝，将处于上升发展势头中的大辽国带入了一个低谷。皇帝不干工作，也不抚理百官，国家朝政废弛。辽帝国的政治荒废，为后周帝国的崛起创造了机会。中原帝国走上坡路，契丹走下坡路，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对饱受契丹欺凌的中原来说，是一次十分难得而宝贵的历史机遇。

郭威抓住了这一历史的宝贵机遇。

郭威内修政治，治国理民，以图富强。

为了进一步发挥开封汇通天下的作用，公元952年，后周帝国对开封进行了改扩建。朝廷征调了五万民夫，大修了十几天，对开封的城墙、漕运、给排水、交通等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修缮疏通。开封作为中原第一大城市，商贾云集，贸易频繁，逐步呈现繁荣的气象。

后周帝国国家建设的任务越发繁重，官农商学兵百业待举，新帝国的很多新思路和政策需要执行下去，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大政方针确定之后，最关键的是干部。干部的缺乏对郭威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郭威为了治理国家，举贤任能，大规模提拔了一批文武干部，充实到国家重要部门和管理岗位。在找到干工作的人才的同时，如何积极充分地发挥干部的作用，却在考验着这位立志有作为的皇帝的政治智慧。

就在周太祖郭威挽胳膊撸袖子大干快上抓建设的时候，他的得力助手王峻撂挑子罢工了。这是为何？都是干部惹的祸。郭威提拔干部原本是顺理成章和合情合理的措施，却惹得枢密使王峻不高兴。

王峻此人优点很多，作为宰相级的干部，他工作思谋深远，以天下事务为己任，肯卖力气，不怕苦不怕累，敢于任事，敬业投入。但是王峻也有一个很突出的毛病：权力欲超强，嫉贤妒能。王峻极其敏感，他提出的建议如果得到皇帝采纳，他就会高高兴兴沾沾自喜，如果没有得到采纳，他就愤愤不平发牢骚脸面上挂不住。王峻的工作风格比较霸道，属于强势铁腕人物，喜欢耍威风，喜欢不如他的人追随他，以满足轻躁的虚荣心。郭威把枢密副使郑仁诲、皇城使向训、恩州团练使皇外甥李重进等提拔起来。这些人都曾是郭崇威的嫡系心腹部将，他们的迅速崛起，极大地刺激了王峻的嫉妒心。王峻认为这些人分化了他的权势，是在抢他的工作、抢他的权力、抢他的风头。

王峻嫉妒之心促发了不良情绪。

王峻向周太祖郭威三番五次地递交辞呈。

王峻辞职是假，以退为进试探皇帝是真。

王峻和皇帝玩起了藏猫猫。

由于王峻和郭威是老相识，再加上王峻为郭威兵变称帝立下汗马功劳，周太祖郭威对王峻一直亲敬有加，没有用君臣之礼对待王峻，而是“王兄冷、王兄暖”地整天称呼王峻，把他视做关系深厚的帮手。郭威对于王峻的性格特点了解很深，也熟悉王峻的为人处事风格，因此郭威对王峻采取包容态度，极大地宽容王峻的各种过分诉求和出格做法。

对于王峻的这次罢工行为，郭威耐心地做说服劝解工作，希望王峻顾全大局，恢复工作。郭威派出侍从带话给王峻，转达皇帝对王峻的信任，慰问并邀请王峻尽快上班。可是王峻并不把皇帝特使当回事，面对皇帝派来的慰问代表，王峻扯开嗓子声色俱厉地发表不满：“我身体不舒服，要多休息些日子。郑仁诲这些年轻人既然走上了领导岗位，那就让他们干吧！他们资历虽然浅薄，但皇帝想用他们，那我就不管了！”

王峻不但对皇帝特使发牢骚，他还向各地节度使、刺史写信，唆使他们向皇帝郭威施加压力，帮王峻说情，联名推举和保护王峻的权力与地位。事情搞到这个地步，性质已经很严重，王峻大有煽动大面积官员逼宫的嫌疑。郭威看了各地督抚写来的联名保举奏章，心里大惊。无论皇帝多笨、多厚道，对官员的一致意志和行动都很敏感很忌惮。特别是这些意志和行动和皇帝不是一条心的时候，皇帝往往会对此作出更加敏感的反应，这种反应很可能会演变成皇权的防卫过当。

周太祖郭威仍在克制，用最大的努力克制洪水猛兽一般的怀疑心理。

正面慰问劝解不管用，郭威又想出一个办法，他找到一个中间人去做调解。此人是枢密院学士陈观。陈观素来和王峻亲近友善。郭威想让陈观做和事佬儿，去向王峻转达皇帝的最新旨意：“王峻你如果还不来上班，皇帝将亲自来请你。”

陈观虽然和王峻关系不错，可是他并不傻，他没有冒冒失失地接受这个任务。因为陈观如果执行了郭威的旨意，无论见不见效，结果都很有风险。王峻一旦接受陈观的劝解，那说明陈观说话比皇帝管用，将来陈观很可能会被皇帝怀疑为与王峻是同党，那对陈观来说后果不堪设想。王峻如果仍然不买皇帝的账，皇帝很可能会大怒，说不定会把王峻的脑袋砍了，那陈观将落下陷害王峻的恶名或嫌疑。

代表皇帝去劝解王峻，这是一个棘手费力不讨好的差事，陈观不愿意接受。可是皇帝既然已经对他派出这个任务，陈观又不能简单拒绝。陈观很聪明，他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建议：“陛下，你不必这么迁就王峻。你只要放出话去，说将亲自到王峻家慰问，且大张旗鼓地调集禁军随行，王峻一定不敢不回朝上班。”

周太祖郭威听陈观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他心里想，皇帝嘛，一国之君，犯得着这么忍气吞声地迁就王峻吗？不劝了。

陈观这一招果然管用，王峻听说皇帝要带兵来他家慰问，他害怕了。这哪里是慰问啊，搞不好会被抄家。公元952年七月，王峻放弃了和皇帝斗心机，乖乖地入朝上班恢复工作。郭威也借坡下驴，对王峻慰劳一番：“王兄你可回来了，朝廷里积压了一大堆工作。你不在，这些事情搞不定啊。”

为了全力推进国家建设的各项繁重工作，周太祖郭威不仅重用和包容枢密使王峻，对其他能干的大臣也表现出了巨大的尊重和宽待。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是对待三司使李谷。

李谷的经历也有些传奇色彩。

后唐明宗李嗣源建国初期，青州军叛乱，李嗣源派出霍彦威平叛，株连到了北海度支使韩叔嗣。韩叔嗣这个人没什么名气，但他有个儿子后来很有名。韩叔嗣的这个儿子名叫韩熙载。此时还很年轻的韩熙载为了活命逃离后唐，向南投奔淮南的吴国。韩熙载逃亡之前和好朋友李谷告别，两人在送别亭痛饮，感慨世事。韩熙载对李谷说：“吴若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

李谷笑着对韩熙载说：“中原若用吾为相，取吴如囊中物耳。”

韩熙载的名气为后人所知，主要出自一副传世名画，名为《熙载夜宴图》，描绘的是南唐宰相韩熙载在家设宴娱乐的场景。韩熙载虽然后来做了南唐的宰相，但南唐还是亡于中原帝国。

李谷是河南汝阴人，身高八尺，相貌魁梧，青年时代勇力善射，游侠乡里。后来发奋读书，过目不忘，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在这二十来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早年主要从事后勤保障工作，负责调集粮草，筹集钱财。郭威称帝建立后周，将李谷提拔为中书侍郎、兼三司使，负责财政赋税工作。李谷也实现了当初和好朋友韩熙载别离时的志向，成为了中原帝国的宰相。

李谷喜欢仗义疏财，救危济困，是个热心肠的人。工作风格是沉毅有气度，临大事见识深远，独具机略，对待皇帝不卑不亢。汇报工作陈述观点的时候，慷慨激昂，善于表达，尤其善于打比方说理，能将复杂的事情论述清楚易于理解。虽然李谷不是郭威嫡系圈子里的人，但皇帝郭威对李谷很器重，超越常人。

在帝国建设的关键时刻，财政部长李谷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断了。李谷告假一个月在家休养。李谷肩负着繁重的工作，他这一病不要紧，很多工作积压在一起难以疏通。皇帝郭威离不了李谷的鼎力协助，没几天就下旨要求李谷回来上班。李谷右胳膊不方便，不能正常参拜。郭威特赦李谷不必按常礼参拜，只要能主持工作就行。可是李谷觉得自己伤得很重，无法办公，极力要求多休息一段时间。

郭威见李谷犯了牛脾气，主动为李谷开展工作改善办公条件，派大宦官带口信给李谷说：“李爱卿啊，你担任如此重任，朕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替你，如果你能够把事情办好，没有必要拘泥于朝礼。我给李爱卿在皇宫的便殿特设了一间办公室，你快来协助朕处理国务吧。”

在皇帝的强力要求和盛情邀请之下，李谷不得不强撑受伤的病体入朝，进入皇宫偏殿的套间办公。李谷伤得实在不轻，手臂骨折严重，根本无法拿笔写字。皇帝郭威再次给想了一个办法，不用李谷拿笔写字打算盘，而是专门刻了一枚人名章，李谷在文件报告报表上审核时加盖李谷的铭章即可。这或许就是最早的财务负责人审核盖章制度的雏形。

李谷的确有见识，他主政三司使期间，向后周朝廷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于公于民都产生了积极有益的作用。由于牛皮是制作弓箭的重要军备物资，在五代时期受到严加管制，特别是后汉朝廷法律严苛，对于民间私自贩卖一寸牛皮的人，竟然治以死罪。李谷和周太祖郭威都认识到了这个政策的弊端，在李谷的推动下，这项禁令被解除，将进贡牛皮的赋税形式转换成均田入亩，抵交公粮的形式。如此一来，国家可以征收到牛皮或者粮食，老百姓也可以留一些牛皮作为民用。

五代时期连年打仗，军队四处安置，很难有固定的驻军基地。为了补充军需供给，很多军队采取了屯田制，不过这些军队和土地不隶属于当地政府管辖，这为军队屯田管理滋生了很多弊端，如军团侵占民田，逃避赋税，包容奸盗等。在阖门使兼青州刺史张凝和三司使李谷的建议下，朝廷下令，取消军队屯田制，将军队供给收归国家管理，军队占用的田地交给长工佃户占有耕种，农具、牲畜一并无偿赐予佃户，将这些土地的管理纳入到国家正常管理序列。

屯田制的变更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他们由为军队打短工，变为长期拥有田产。农民开始投钱建设村舍、尽心耕种，农民收入大增，人口繁殖，粮食产量大增。国家统计数据中，一下子就新增了三万户人口，很多流民从隐性人口变成了正常人口。这期间，曾有人向周太祖郭威建议，对于一些肥沃的土地不能简单赐予农民，应该收取一些费用。郭威摆摆手说道：“老百姓富有了，也就是意味着国家富有了，我收这些钱干什么用？”

由于北汉国国土面积狭小，蜷缩在太原周围。昔日的河东藩镇后来被分割成多个小藩镇，北面的几个被契丹侵占，南面的在后周国内。此时的北汉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国力弱小，没有能力与后周和契丹争锋，蒙坑一战失利之后再也不敢主动找郭威报仇了。

契丹方面由于辽穆宗的嗜酒游猎导致国政废弛，对于中原的武力侵扰也大大下降，偶尔有些小规模剽掠式进犯，也都被后周边境藩镇击败。

所以，后周的北部边防环境进入了一个较为平和的时期。

西部的后蜀国国君荒诞无度，政治腐败，能够偏安一方已经知足了，没有觊觎中原的军事行动。东南的南唐在李昇（徐知诰）之后逐步崛起，总有兵伐中原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南唐在李璟时期曾灭了楚国马氏，取得了一时的辉煌。但其国力依然弱小，不敢独自进攻中原的后晋、后汉及现在的后周。于是南唐屡屡向远在塞外的辽国通信，邀请辽国南北夹击后周，可是辽国表面上答应，实际上没有兴趣和能力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所以，后周帝国虽然很虚弱，但他周围的敌人更加弱小，这为后周创造了难得的和平环境。边防无大的战事，使后周得以休养生息。

即使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对于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对于军事立国的新王朝，武将仍然很重要。可是这一年，名将高行周去世了。高行周的性格具有典型的双重性，打起仗来威风凛凛、叱咤风云、冲锋陷阵毫不畏惧，平时和幕僚相处的时候，高行周不仅没有一点凶猛的影子，而是像个书生，侃侃而谈、神色自若、平易近人。高行周历经幽州大燕，河东晋军，后唐庄宗、明宗及闵帝、清泰帝，后晋，后汉，后周，期间还曾沦陷于契丹，经历了复杂的政治风云变幻，但高行周始终保持一个军人的本分，忠于职守，服从君主，不谋非分之利，不做不义之乱，也不贪财聚敛，更不居功自傲，他是五代时期十分稀少的，能够得到皇帝、同僚、部属等普遍器重信任的武将。高行周的家风很严谨，他的儿子高怀德也成为了北宋初年的名将，此事在后文书中再表。

对于另外的几位著名武将，周太祖郭威也都一一重用。符彦卿是河东大将李存审的儿子，被封为魏王，他的女儿被郭威看中，迎娶到家中给皇子柴荣做了媳妇。在前文书中，安审琦曾不顾主帅的反对，只身营救陷入契丹重围的皇甫遇和慕容彦超。安审琦是河东大将安金全的侄子，被封为陈王。符彦卿、安审琦、高行周三人齐名，历经几个朝代，是中原帝国军界的南山北斗。周太祖郭威对他们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并委以重任，许以高官。

后周皇帝郭威举贤任能只是改善官僚机构的一个措施，为了推进责权利相对等，提高官员选拔调转升迁及职责的透明度、公平度，他改革了以往的种种弊端。以前州城府县有大有小、有富有穷，官员职责有轻有重，苦劳不均、待遇失衡现象严重。郭威按照责权利相匹配的原则，重新厘定了全国省部级官员的待遇和责任，对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重要官员俸禄、随员配置、经费、马匹、食盐等标准一一做了明确，极大地提高了官僚机构的工作效率，促进了吏治的公平。

后周帝国在周太祖的治理下，似乎呈现了健康发展的势头，但另一个巨大的矛盾在潜滋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