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载湉，是清王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九位皇帝。光绪帝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锐，立志要有一番作为。但他一生都无法摆脱西太后的种种挟制，最终治国抱负被扼杀，个人的家庭生活也被无情地践踏，成为西太后掌中的囚徒，带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度过了他进取而又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一生，抱着满腹的遗憾和怨恨离开了人世。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边的醇王府一派节日气氛，豪华庄严的大院更加富有生机，随着一个婴儿的啼哭声，一个小生命又来到了人世，给醇王府带来了新的欢悦和喜庆。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光绪帝载湉。
说起来，小载湉的家世是显赫的。他的祖父是清代第六位皇帝道光皇帝，父亲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醇亲王奕譞，他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叶赫那拉氏。
载湉年幼的时候，聪明漂亮，很讨人喜欢，加上他的大哥和三弟、四弟早殇，其他几个弟弟尚未出生，所以深得父母的钟爱，被奕譞夫妇视为掌上明珠。在这样优越的环境和家庭中，载湉本可无忧无虑地生活。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十二月五日，做了13年傀儡皇帝的同治帝病死，这在清廷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然反应最为强烈的是同治帝的母亲西太后。西太后以子而贵，现在儿子死去，给她带来了极大的难题。因为同治帝早死，没有儿子，按照清王朝的家法，在同治帝死后就应从晚辈近亲中选出一个人，为同治帝立嗣，并继承皇位。当时同治帝载字辈之下是溥字辈，按惯例，应从溥字辈中选出一人，继嗣给同治帝并称帝。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西太后将因孙辈为帝而晋尊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固然也很尊贵，但从血缘关系看却疏远了很多，无法继续控制清王朝的大权。这对权欲熏心的西太后来说，确实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西太后不甘心就此罢休，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醇亲王的儿子载湉继位。载湉年幼，又与同治帝载淳同辈，自己仍可保持皇太后的身份，执掌朝政，再说，就亲属关系而言，载湉既是自己的侄子，又是自己的外甥，关系密切，利于控制。拿定主意后，西太后立即在养心殿西暖阁召开了御前会议，西太后向到场的宗室贵族、军机大臣等群臣说：“皇上的身体很虚弱，若有不测，宗室中谁可继大统？”话音刚落，内务府大臣文锡就说：“请择溥字辈中贤能者立为皇帝。”这是西太后最害怕的，她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脸色陡变，她不再想兜圈子，因此厉声说：“溥字辈中没有可立为皇帝的。奕湉的儿子（载湉）已经4岁，且是至亲，我想让他继位。”随后，西太后突然宣布同治帝已死的消息，群臣惊惑不已，一个个呆若木鸡，失声大哭，闹成一团。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提出异议，于是西太后的阴谋得逞。就在当天，刚刚4岁的小孩子载湉被迎到宫中，正式继为皇帝，改明年为光绪元年。
光绪入宫以后，离开了亲生父母，也失去了欢乐幸福的生活。西太后为了把光绪培养成自己的驯服工具，便从多方面对小皇帝进行精心塑造和驯化。光绪小皇帝刚入宫的时候，年仅4岁，生活尚需要别人照料。说句公道话，西太后对光绪帝还是比较关心的。西太后有时让光绪帝睡在她的寝榻上，爱护光绪帝的身体，照料光绪帝的饮食，并根据季节的变化为他加减衣服，高兴的时候，还口授光绪帝念四书五经。西太后想，只要关心光绪帝，那么就能在她和光绪帝之间建立起“母子”关系，就可以用封建孝道来加强对光绪帝的控制和约束。西太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关心光绪帝的同时，不近人情地切断了他与其亲生父母的关系，连醇亲王夫妇都不敢给光绪食物吃。西太后还精心选拔了一些宫内太监侍候光绪帝，并嘱咐他们，要经常告诉光绪帝，他不是醇亲王的儿子，太后才是他唯一的母亲。1881年，东宫慈安太后暴卒，西太后完全掌控了朝政，也完全掌控了光绪帝。
西太后也明白，只靠关心爱护是不行的，还要有必要的规矩和制度，这样才能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和尊严，才能永久地控制光绪帝。为此，她为光绪帝制定了一些不可违背的条规。每天早晨，光绪帝必须到西太后的住处去，给西太后问好请安。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大，西太后对光绪帝的要求也更加苛刻。在光绪帝磕头请安的时候，没有西太后的命令，光绪帝是不敢起来的，如果遇上西太后不高兴，那么光绪只得长跪，还不敢表示什么不满。每逢西太后乘兴外出，光绪帝必须亲自随从，即便是炎炎烈日的夏天，或是北风凛冽的冬天，也不能例外。就这样，年少的光绪帝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整日生活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给光绪帝幼小的心灵留下极大的阴影和创伤，致使光绪帝陷入无法言语的痛苦之中。正因这样，光绪帝十分害怕见到西太后，每见到西太后总像见到狮虎一般，战战兢兢，生怕惹怒西太后。这一惧怕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一生。
值得庆幸的是，光绪帝的师傅们，尤其是翁同龢还是十分爱护这位“学生”的。翁同龢曾经任过同治帝载淳的师傅，这次又出任光绪帝的师傅，他希望能把光绪帝培养成一个治国安邦的明君。在教书的过程中，翁同龢给光绪帝反复讲解列圣遗训，古今治乱之道，并指出做为皇帝，要勤政爱民，善于纳谏。光绪帝对师傅的讲解听得十分认真，虽然有些问题是几岁的孩子尚无法理解的，但光绪帝还是用心地听着、记着。翁同龢不仅教书，而且在生活上也相当关心光绪帝，以长辈的厚爱温暖了光绪帝那颗受到创伤的心灵，虽然他们之间有君臣的名份，然而关系十分融洽。翁同龢得到光绪帝的尊敬和信任，成为以后光绪帝倚重的重要人物。光绪帝天性聪敏，记忆力很强，又酷爱读书，勤思好问，所以学业上进步很快。每当翁同龢提出问题，或者让他背诵已念过的书，他都能应付自如。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16岁的光绪皇帝已经经历了整整十年的学习生涯，不仅对传统的六经诸史有了较深的了解，而且也有了一定的披阅奏章、论断古今、剖析是非的能力，较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这时的光绪帝已不是一个毫无知识的孩子了，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开始有了参政意识，对朝政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正在冲击着西太后一手遮天的局面。
光绪十三年，光绪帝已经是17岁，在那个时代，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按照清王朝的惯例，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政即独立执掌朝政。这又一次给西太后出了难题。
西太后权力欲极强，让她归政于光绪，当然不是她的本意。但她心中明白，一直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非议。更何况她早已许下诺言，即一旦光绪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她也不愿落一个言而无信的恶名。想来想去，她找到了办法。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西太后发布懿旨，公开宣称明年举行亲政典礼，让光绪帝亲政。对西太后这种虚伪的表示，其亲信心神领会，赶忙出来圆场。几天后，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等人上了一个奏折，请求西太后再训政数年。西太后顺水推舟，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皇帝年幼，不能不遇事提携，王大臣多次恳请，只好再训政几年。十月二十六日，西太后和其亲信一起，又制定了一个《训政细则》，其中规定凡军政大事，任免二品以上官员以及考试命题等大政，都要禀承西太后的旨意，方可实行。这实际上是用法律的手段肯定了西太后的统治地位，仅仅是让光绪帝举行了一个所谓的“亲政”仪式，“垂帘听政”名义上改为“训政”，但实际权力并未移到光绪帝手中。
因光绪已18岁，就是一般老百姓家也该婚娶了。因此在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西太后颁发懿旨宣称，明年为光绪帝举行大婚，并让他亲裁大政。在封建社会里，婚姻往往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工具，后妃对皇帝有重大影响，妃子出身的西太后是很清楚的。因此，她对光绪帝的大婚尤其是选择皇后问题格外重视。十月五日，在皇宫的体和殿为光绪帝选择后、妃。当时备选的女子有五人，首列是都统桂祥之女，她也是西太后的侄女；次为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末为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按清朝传统，选中皇后者给予如意，选为妃者给予荷包，以为选定的信物。以西太后的心愿，她当然希望自己的侄女被选为皇后，以便通过皇后进一步加强对光绪帝的控制。但也不能做得太露骨，为了作一下姿态，她面对光绪帝，指着站成一行的5位女子说：“皇帝，谁能中选，你自己裁决，合意者即授以如意。”说着就把如意递给了光绪帝。光绪帝想为自己找一个温柔合意的妻子，但却不敢表示出来，就谦让说：“此大事当由皇爸爸（光绪帝对西太后的称呼）主持，子臣不敢自主。”西太后坚持让光绪帝自选，光绪帝只好答应。他面对眼前的几位女子，逐一巡视了一遍，略一沉思，就走到德馨的女儿面前，想把如意给予她，选她做自己的皇后。这时，西太后大叫一声“皇帝”，光绪帝猛地一惊，但他立刻明白了西太后的用意，心中虽不痛快，但却无可奈何，只好把如意交给了桂祥的女儿。经过上面的举动，西太后看出光绪帝喜爱德馨的女儿。她想，若把德馨的女儿选为妃子，将来也有与自己的侄女争宠之忧，于是她一不做，二不休，匆匆命人把一对荷包交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选后活动在西太后的蛮横干涉下草草收场。光绪帝虽然名义上是一国之君，但却连选择自己后妃的权力都没有，以后，造成了又一桩不幸的婚姻悲剧。
皇后、妃子选定以后，接着就该是大婚。光绪帝的婚礼场面隆重宏大，花费也相当惊人，据不完全估计，光绪帝大婚共用黄金4126.935两，白银482.4183万，制钱2758串，皇家的奢侈可见一斑。
结婚后不几天，按照西太后的旨意，在太和殿为光绪帝举行了正式的“亲政”典礼。西太后时断时续地住进颐和园，做出让位的样子。光绪帝正式亲裁大政了。
大婚、亲政过后，光绪帝的境遇并不令人满意，他也没有成为清王朝的真正主宰者。当时，西太后的势力已经形成，有些大臣紧跟西太后，惟西太后的旨意行事，根本没把光绪帝当做一回事。清王朝一切用人行政都由西太后及其亲信把持，朝中有重大事件，光绪帝无权裁决，必须向西太后请示。因此，光绪帝仍然是一个挂名皇帝。
光绪帝在位的30年，正是清王朝的多事之秋。列强步步进逼，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半殖民地程度急剧加深。面对列强的入侵，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从其统治和江山社稷的利益出发，怀着极大的激愤之情，积极主战，表现出满腔的民族义愤和忧国之情。
中法战争期间，光绪帝还是上书房的小学生，由于年龄的关系，还不可能对中法战局有全面的了解，当然也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策略，但小皇帝表现出年轻人所具有的锐气，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抗战态度。他在和师傅翁同龢交谈中，对中国的前景表示担忧，坚决支持两广总督张树声、山西巡抚张之洞（后调任两广总督）等人的抗战主张。战争开始以后，西太后等人总想议和，法方提出，中国必须赔款，光绪帝听到以后，认为坚决不能赔款。光绪十年七月马尾海战惨败后，光绪帝更加激愤，态度更加坚决，主张向镇南关外加兵，痛击法国侵略者。可是，令小皇帝失望的是，中国最终还是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条约。这给小皇帝极大的刺激，他在想，大清王朝怎么总是屈服于洋人呢？
光绪帝亲政不久，清王朝又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狂妄地想称霸世界，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与它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成为它的首要侵略目标。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农民起义，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间的宗属关系，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邀，于五月派兵入朝，帮助朝鲜政府弹压农民起义。清军出兵之时，按照光绪十一年签定的《中日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主动通知了日本。可是日本却借此机会大作文章，在朝鲜国内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中国通知日本准备撤军之时，反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大量向朝鲜运兵蓄意发动战争。清政府为平息事态，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的建议，日本不但不接受，相反一再增兵，并向中国驻军挑衅，中日战争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以西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派，为一己私利主张妥协退让。在国家御敌备战，需款应急之际，西太后却为了准备当年的60大寿，在颐和园等处地段装点景物，肆意挥霍钱财，在她看来，没有什么事比她的60大寿更重要。手握重兵的李鸿章，怕损失自己苦心经营的实力，所以在西太后的支持下，借口衅不自我开，一味因循顽误。与此相反，以光绪帝等人为代表的主战派，则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备战抗敌的方针。在日本已露侵略端倪的时候，光绪帝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抗战态度，一力主战，并且积极，支持朝野官员的备战抗敌呼声，不断发布谕旨，责令李鸿章加紧备战。
自光绪二十年五月中日关系紧张加剧，到八月一日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止，光绪帝在抵抗派的支持下，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筹备抗战事宜。首先，光绪帝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反对李鸿章等人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的错误方针。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各国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表示愿为中日调停。对这种虚伪的表示，李鸿章等人深信不疑，视为救命法宝，同各国公使频频往来，不注重备战，而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上。光绪帝对此十分反感，强调抗战要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依靠他国。五月下旬到六月初，光绪帝连续几次下令给李鸿章，要他认清日本蓄意挑起战争的严酷现实，应抓紧调派兵丁，准备军火粮饷，作好迎战准备。并明确指出，各国列强的调停是靠不住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企图，不要麻痹上当。光绪帝之所以不同意利用列强调停的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光绪帝怀疑列强的诚意，另一方面也不愿借助他邦，示弱于人。可是，李鸿章在西太后的支持下，置光绪帝的指责于不顾，我行我素，继续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六月下旬，日军在朝鲜丰岛海面突袭中国的运兵船，致使中国上千名官兵壮烈牺牲。李鸿章却为之兴高采烈，因为被击毁的运兵船是李鸿章雇用的英轮——高升号，他认为英国必会勒令日本妥协。光绪帝对此十分愤怒，又连续几次谕示李鸿章，不要坐失时机，观望不前，要立即整军奋击，否则严惩不贷。其次，光绪帝积极筹措款项，为备战提供物质条件。战事紧迫，需要大批物资供应，然而当时清政府财政吃紧，这使光绪十分为难。可是，西太后却为了筹备自己的寿典，修建颐和园，动用大批经费，置战事于脑后。光绪帝为了集中国力备战，冒着被西太后痛骂的风险，请求西太后停止营建颐和园，把钱财用到军费上。对此西太后十分恼怒，痛骂光绪不仁不孝，可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忍痛发布懿旨，同意光绪帝的请求。并同意简化万寿庆典的准备活动。光绪帝督促户部、海军事务衙门，从盐课、海关税、各省地丁银等项中抽出300多万两，交给李鸿章做军费。光绪帝虽然受到西太后的压制和李鸿章等人的抵制，但却为备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心血。
光绪二十年六月下旬，日军不宣而战，向朝鲜牙山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日战争拉开了序幕，这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社会上的抗战呼声更加高涨，主战派也更加活跃。人们纷纷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斥责李鸿章等人欺骗朝廷，抵制圣意，屡失战机的误国行为。主战派的中坚人物礼部右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等人，请求光绪帝乾纲独断，严明赏罚，扩充海军，审视邦交，挽救抗战大局。在抗战呼声的激励下，光绪帝的抗战态度更为坚决。这年八月一日，光绪帝正式颁布上谕，向日本宣战。在这个上谕中，光绪帝猛烈抨击了日本威迫朝鲜，伤我兵船的侵略行为，严正指出，日本的行为不仅不合情理，简直就是不遵条约，不守公法的强盗主义；命令李鸿章立即派出军队，迅速进剿，还击自卫；并命令沿海各地的将军督抚，要严守各口，加紧备战，随时准备痛击日军。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谕旨应具有绝对的权威，臣子只有执行的义务，而没有提出一点异议的权力，然而这一常规却在光绪帝这里行不通，因为光绪帝有名无实，没有真正的权威。所以，虽然光绪帝心急如焚，措词严厉，但手握实权的主和派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光绪只能利用他手中有限的权力，以李鸿章指挥无方，旅顺失守，给予他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的处分，对主和派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督促和处罚。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正月，威海卫海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本侵略者认为时机已到，向清政府透露，如果派位望甚尊、声名素著，并有让地之权者来日本谈判，中日便可议和。当时，主和派固然成为惊弓之鸟，乱作一团，即便是光绪帝等主战派也拿不出良策。西太后根据日本的要求，主张派李鸿章去日求和，光绪帝表示异议。但西太后单独召见朝廷枢臣，命让李鸿章 来京请训，奕？小心地说：“皇上的意思不令其来京。”西太后大怒，蛮横地说：“我可做一半主张！”在西太后的指使下，军机大臣孙毓汶草拟谕旨，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并宣告，光绪帝在此以前给李鸿章的一切处分均免，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职留任处分。
李鸿章到日本后，于三月二十三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三月二十九日，条约文本送到北京。光绪帝看到条约中的苛刻内容，心中十分愤慨，百感交集，痛心地说：“割台湾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主战派人物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也坚持不能承认这个条约，国内舆论也纷纷要求废约再战，并提出迁都持久抗战的策略。所以，虽然孙毓汶等一再逼迫光绪帝批准条约，但光绪帝没有答应，拒绝用宝签字。光绪帝想，要想废约再战，也只有迁都一条路了，所以光绪帝亲自到颐和园，力争西太后的允准，西太后淡淡地说“大可不必”，这样，光绪帝惟一的希望也破灭了。四月初八日，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西太后等强词逼迫，顿足流涕地在条约上签了字，批准了《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举国震惊，人们愤慨悲痛，为堂堂天朝的衰败而叹息，形成了“四万万人齐下泪”的悲壮局面。在时代的逼迫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逐渐高涨，这不仅表现在一部分统治者掀起了追求富强之术的热潮，更重要的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时代波涛的冲击下，光绪帝也进入了他一生中最富有生机的时期。
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批准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等不平等内容，大清王朝的权益大量丧失，这使光绪帝陷入极度的痛苦和郁闷之中。他想，祖宗之地在自己手中丧失，自己不就成了不忠不孝的千古罪人了吗？痛定思痛，他苦苦思索，素以天朝自居的大清王朝为什么竟会败于“弹丸小国”之手？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使他寝食难安，坐卧不宁。
中国的出路何在，何以自强？对此，光绪帝虽有满腔热忱，但却不知从何下手。这时，翁同龢再一次充当了光绪帝的指路导师。翁同龢自任光绪帝的师傅之日起，就立志把光绪帝培养成“明君”。在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积极主战，同孙毓汶等主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甲午战争的惨败，使翁同龢十分震惊，他认识到，光靠祖先的遗训是无法挽救清王朝的。他思想变化较快，从一个尊王攘夷的封建正统人物变为颇具维新思想的开明人物了。翁同龢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光绪帝。翁同龢多次在光绪帝面前陈述西方的长处，指出向西方学习的必要，并多次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及其主张。事实上，光绪帝最初就是通过翁同龢等人多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一些情况，翁同和等人的开导和启发，使愁闷苦恼的光绪帝茅塞顿开，如梦初醒，看到了希望，一条救国的道路隐隐约约地展示在他的面前。这使光绪帝异常兴奋，他开始对外部世界的形势产生了兴趣，也喜欢读新书了。
为了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势，光绪帝通过各种途径搜寻有关国外情形的书。光绪帝向翁同龢等人索要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详加阅览，对日本的情形有了大致了解。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天，通过翁同龢的“代呈”，光绪帝得到了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及英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光绪帝得到这些书后，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有时伏案苦读，有时沉思不已，读到精彩处更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拍手称绝。虽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光绪帝所看的书有很大的片面性，对西方各国的了解还是十分肤浅的。然而他毕竟知道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和新思想，明白了一些新道理。到这时候，光绪帝的思想更加豁朗，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许多地方都落后于洋人，很多事情都无法与列强相比，怎么能不被动挨打呢？承认自己的不足，敢于正视现实，使光绪帝心目中的“天朝至上”的虚渺观念开始破灭，对传统思想和先祖遗训开始怀疑，甚至唾弃。光绪帝对那些夜郎自大、顽固愚昧的封建官僚开始露出厌恶的情绪，甚至把原先奉为治国之宝的经典之书视为无用之物，只不过是一堆废纸，命手下人焚之。到此时，光绪帝不仅有救国的热诚，而且找到了救国的道路，那就是变法维新。他决心要仿照外国来革故鼎新，励精图治。
但这时候，光绪帝仍然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没有封建帝王所具有的独断的决策权。上有西太后的控制和束缚，下有众多顽固派的阻挠和抵制。光绪帝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改革，谈何容易！为了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把变法愿望付诸事实，光绪帝在光绪二十四年春、夏之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光绪帝冲破顽固派的阻挠，打通同康有为等人的联系。此前，由于顽固派的干扰，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以及前几次上清帝书，光绪均未看到。光绪二十一年，光绪帝间接见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便十分赞赏。以后，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以极其沉重忧伤的语调指出，如果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恐怕日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意思是说不改革就有可能重演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悲剧。康有为的论断在光绪帝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光绪帝赞赏康有为的忠肝义胆，更激起了他变法图强的信念和决心。他立即给总署诸臣下令，以后康有为如有条陈，要即日呈递，不得阻格。这就初步打通了光绪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的联系。其次，光绪帝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行动，帮助他们迎击顽固派的破坏。面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顽固派如丧考妣，既恨又怕，大肆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针对顽固派的进攻，光绪帝鲜明地站在康有为等人一边，他说：“今祖宗之地都保不住，何有于祖宗之法呢？”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以便组织变法力量。封建顽固派官僚纷纷起来攻击，御史文悌上了一个奏折，污蔑康有为是招诱党羽，犯上作乱，名为保国，实则乱国。在这危急时刻，光绪帝针锋相对，质问顽固派说：“会能保国，岂不甚善！”及时地支持了保国会。最后，光绪要争取西太后的许可，取得变法决策权。光绪帝心中明白，不争取决策权，换句话说，不取得西太后的许可，所谓变法最终是一句空话。光绪帝拿出自己最大的勇气，公开向西太后要权了。光绪帝曾召见西太后的亲信庆亲王奕劻，让他转告西太后：“我不愿做亡国之君，如仍不给我事权，宁可退位。”奕劻找西太后去说了，西太后暴跳如雷，立即就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让他坐了。”可沉思了一会，西太后明白现在还不到废帝的时候，于是她让奕劻转告光诸帝：“皇上办事，太后不会阻拦。”光绪帝听到此话，长长出了一口闷气，心中也踏实了许多。就这样，光绪帝总算争得了一点变法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是暂时的、有限的、很不稳定的，但它却是变法付诸实施的重要前提。
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帝断然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进行变法革新。在这个诏书中，光绪帝尖锐鞭挞了那些墨守陈规、阻挠变革的守旧势力；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悬殊、国势颓衰的严酷时局；明确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肯定了变法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诏令中外大小诸臣，上自王公，下至士庶，都要努力，发愤为雄。自《明定国是》诏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到9月21日变法夭折，共计103天。在这一段时间内，光绪帝共发布改革谕旨180条左右，最多的一天竟发布11条谕旨。从所发布谕旨的内容来看，几乎涉及到国家生活各个重要的方面，主要有：选拔、任用通达时务和有志维新的人才；开办学堂、发展近代教育；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提倡办报、译书和出国留学；发展近代工商农业及交通运输业；奖励发明创造；整顿民事，改革财政；整顿海陆军，加强国防力量等。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犹如一声炸雷，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一部分开明官员士大夫，拍手称快，积极响应，争谈变法，他们从光绪帝的变革中，看到了中兴的希望。然而，就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封建顽固派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他们不学无术，因循守旧，鼠目寸光，只知图高官厚禄，花天酒地，养尊处优，置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于不顾，形成一种十分腐朽顽固的社会力量。光绪帝要变法改革，不仅撞击着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而且也直接触及到这些顽固大臣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丧心病狂的攻击和反对。所以，光绪帝和维新派所设计的改革方案，要想在中国大地上变成现实，必然需要进行一番艰苦的斗争。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四月二十七日），西太后为了控制变法的势头并为以后绞杀维新运动准备条件，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这一天，西太后逼迫光绪帝发布谕旨宣布：一，以揽权狂悖的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逐出京城回籍，由此砍掉了光绪帝的左膀右臂；二，规定以后凡授任二品以上官员都需向西太后谢恩，由此控制了人事任免权；三，将王文韶调进中央为军机大臣，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由此抓住了京师重地的军权。这些谕旨的实质就在于，西太后不仅控制了军政权力，加强了顽固守旧力量，还削弱了光绪帝的权力及其支持力量。面对西太后的压力，光绪帝也采取了对策。第二天（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召见的地点就在西太后身边、颐和园的仁寿殿。他任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允其专折奏事。但与西太后扶持顽固派的力度相比，光绪的手段就软多了。
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八月中旬，变法已进行了近3个月，光绪帝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实际进展缓慢，成效不大。在这期间，光绪帝尝到了改革的酸辣苦咸，也感受到了守旧派的愚昧和狡诈。但是，他知道改革变法的事业不能停止，必须继续前进，否则将前功尽弃。所以，在8月中下旬，光绪帝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变法运动推向深入。
首先，废除旧衙门，严厉打击顽固分子的破坏行为。变法开始的时候，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只增新衙门，勿废旧衙门。可是，顽固派的干挠破坏使光绪帝十分恼火，他认为有必要对守旧大臣进行警告和处置，所以光绪帝冲破了“只增新、不黜旧”的框框，果断地向封建旧官僚体制开刀，裁撤闲散机构和冗员。光绪帝颁布谕旨，把中央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等衙门裁撤，同时宣布，上下冗员也一律裁撤尽净。并严词警告内外诸臣，不准敷衍了事，多方阻挠，否则定当严惩，决不宽贷。光绪帝的大胆举措，使清朝的守旧官僚们惊心动魄，人心惶惶，都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有的甚至被吓得大哭不止。
其次，提拔维新人才，加强变法力量。分别诏谕任命内阁侍读杨锐、刑部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虽然这4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认识不尽一致，但却都有变法愿望，尤其是谭嗣同，更是坚定的变法维新人士。
再次，光绪帝准备模仿西方国家设立议院，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设议院，兴民权本是康有为等宣传变法时的重要内容。但是变法开始以后，鉴于严峻的现实，康有为放弃了这一主张。光绪一帝对设立议院有一个认识过程，逐渐产生加紧实施以推进改革的想法。对此，顽固派既恨又怕，百般劝阻。大学士孙家鼐危言耸听地说：“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帝曾决然回答说：“朕只欲救中国，若能拯救黎民，朕虽无权又有何妨？”八月下旬，光绪帝想把设议院的主张付诸实施，康有为劝他说：“现在守旧之徒充斥朝廷，万不可行。”光绪帝想了想，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但他不肯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因此准备采取变通方式，即开懋勤殿。其目的在于把维新的骨干人物集中在一起，并聘请国外政治专家，以议论制度，全面筹划变法事宜，作为变法运动的最高指挥中心。
可以看出，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中下旬，光绪帝拿出了自己最大的勇气，大胆推进变法，维新运动向纵深发展。可是，变法的深入，使光绪帝和顽固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尤为重要的是，光绪帝的改革行动，激怒了一直伺机而动的西太后。八月十九日，因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官员压制维新派，光绪帝一怒之下，将礼部尚书、侍郎六个官员全部撤职。对光绪帝罢免怀塔布等人，顽固派大臣十分不满，纷纷要求西太后出面制止。怀塔布的妻子经常在颐和园侍候西太后，深得西太后的喜欢，她利用这种机会，更是多次哭哭啼啼，请求西太后的庇护。有一天，光绪帝照例到颐和园向西太后问安，西太后满面怒容，厉声说道：“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轻弃；如今你以远间亲，以新间旧，依靠康有为一人而乱家法，何以面对祖宗？”光绪帝分辩说：“祖宗若在今日，其法也不会与以前一样；儿臣宁愿坏祖宗之法，也不愿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西太后心想，不能再让光绪帝干下去了，自己收拾局面的时候已到。于是，西太后便和其亲信开始了紧张的密谋活动。他们一面大造舆论，散布紧张空气，一面加紧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发动政变。遵照西太后的旨意，荣禄密调聂士成的武毅军进入天津，命董福祥的甘军进驻北京附近的长辛店，蠢蠢欲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面对西太后等人的进逼，光绪帝也感到形势危急，于是便同维新派一起，也加紧制定对策。八月三十日，光绪帝给康有为一个密诏，让他和谭嗣同等迅速筹划，设法相救。可是光绪帝和维新人物既没有实权，也无军队，因此显得十分软弱，当即陷入手忙脚乱的境地。九月初，在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光绪帝先后两次召见当时以维新派面目出现，手握一定军权的袁世凯，给他加官进爵，竭力拉拢，幻想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来保护自已，保护维新事业。可是，狡诈的袁世凯并未明确表示要真心诚意地为光绪帝效劳。至此，光绪帝也认识到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了。在这种情况下，为给将来的维新事业留下组织力量，光绪帝于九月二日密谕康有为说：“你可迅速外出，不可迟延。你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望你爱惜身体，善自调养，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这时，康有为、谭嗣同等也在为保护光绪帝而做积极的努力。九月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请求袁世凯杀荣禄，围颐和园，袁世凯假意答应。九月五日，光绪帝又接见了来华游历的日本前首相伊滕博文，希望他帮助自己。当天，光绪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命他保卫圣躬。可以看出，光绪帝以及维新派在紧急关头，病重乱投医，未能拿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应急办法。相反，西太后及其亲信却做了大量的准备，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动手了。
在这新旧较量的关头，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雪上加霜，又给光绪帝等人捅上了一刀。九月五日，袁世凯被召见以后，立即乘火车赶回天津，把光绪帝及维新派的谋划全盘告诉了荣禄。荣禄立即乘车赶到北京，告诉了西太后。西太后听到荣禄的报告后，十分恼怒，她痛恨维新派，更痛恨光绪帝，恨不能立即处置他们。第二天黎明，西太后在重兵控制北京后带人直奔光绪帝的寝宫，光绪帝知道事情不妙，慌忙出来迎接，西太后也不理睬光绪帝。命人搜查光绪帝的寝宫，把全部奏章席卷而去。然后怒斥光绪帝说：“我抚养你20余年。你竟听小人之言要谋害我？”光绪帝吓得浑身战栗，面色发白，慌忙回答：“我无此意。”西太后唾了光绪帝一口，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还有你吗？”当日，又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谕旨，重新让西太后训政。随后颁布谕旨，捉拿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在政变以前逃出，幸免于难。九月十三日，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等6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至此，光绪帝及其维新派的变法活动就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绞杀了，光绪帝的变法图强方案也就被无情地摧毁。随之，光绪帝进入了他一生中最苦闷和痛苦的时期。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帝生活境遇更加恶化了。为了彻底消除光绪帝的政治影响，西太后曾连续3次对光绪帝组织围攻和斥责。西太后发动政变的当天，在便殿召集起一大群顽固守旧大臣，令光绪帝跪在案前，并置竹杖于座前，如同审讯一般。她质问光绪帝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你怎敢任意妄为，各位大臣，皆我多年历选，你怎能任意不用。你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之法？”面对西太后的斥责，光绪帝虽然不敢顶撞，但也不想忍气吞声，他为自己分辩说：“我自己固然糊涂，但洋人逼迫太急，为了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是听信康有为之法。”第二天，光绪帝再次被西太后等人围攻，西太后还逼迫光绪帝颁布捉拿康有为的谕旨。第三天，西太后组织顽臣，将光绪帝寝宫、书房等处搜去的奏疏文稿拿出来，逐条批驳，要光绪认罪。此后，又把光绪帝押解到瀛台的涵元殿，囚禁起来。
瀛台是中南海中的一个人工岛屿，四面环水，一面设有板桥，以便出入。西太后把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后，选派20多名太监轮番看管。太监每天送“御膳”之时，就架起跳板，走进瀛台，“进膳”之后，便撤掉跳板。光绪帝只能望水哀叹，不能离开瀛台一步，为此他曾写下“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诗句。生活在瀛台的光绪帝，接触的都是那些令人讨厌的太监，所到之处，无非是瀛台上的几座殿阁，没有什么乐趣。他在看《三国演义》时，往往哀叹：“我还不如汉献帝。”光绪帝无法排解自己心中的闷气和怨恨，有时往往把太监作为自己发泄的对象，经常对他们发脾气，罚令长跪，还天天书写袁世凯的名字，以表达自己的怨恨之情。贵为一国之君的光绪帝，成为一名不见天日的囚徒。
其实，按照西太后的意愿，何尝不想彻底废掉光绪帝呢？只是迫于外界的压力，不敢贸然行事，所以才把光绪帝押入孤岛。可是西太后囚禁光绪帝一事，不仅引起国内舆论的哗然，而且也引起各国列强的注意。列强各国感到，西太后的复旧很有可能使中国回到排外的时代去，与其如此，还不如支持开明的光绪帝，对自己更有利，于是他们对光绪帝的处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心。英、日驻华公使极力帮助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并再三要求觐见光绪帝。英国在华的舆论工具《字林西报》也多次发表文章，抨击西太后，赞扬光绪帝。这一切，都给西太后很大压力，使她不敢断然对光绪帝下毒手。但她一直担心光绪帝的存在会威胁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忍气吞声地寻找机会实现她的废帝阴谋。
正当西太后为废掉光绪帝而忙碌时，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出兵武力干涉，爆发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在对待义和团的剿抚问题上，尤其是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和问题上，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光绪帝对此忧心忡忡，虽身陷囹圄，但却及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二十日，西太后在仪鸾殿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到场的有大学士、六部九卿，光绪帝也奉西太后之命到场。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极力主张议和，而载漪等人却从自己的私欲出发，说：“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竭力煽动对外宣战，两者相持不下。光绪帝则说：“现在人人喜言兵，然而甲午中日之役，创钜痛深，可引以为鉴。况且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联合而谋我，怎样才能抵御呢？”分析完利害得失后，光绪帝断然说：“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的道理。”五月二十一日，西太后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一开始，西太后便怒气冲冲，她对列强各国庇护康有为等人，干涉自己的废立活动十分不满，积怨甚深，所以一向对外妥协的西太后，现在却决心对外开战了。她说：“今天的事，各位大臣都看到了，我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得已而宣战；然而成败未可知，如果宣战之后，江山社稷仍无法保全，诸公当谅解我的苦心，不要归咎我一人。”西太后话音刚落，载漪等人立即应声附合，大谈宣战。光绪帝心中十分焦急。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想到这里，光绪帝再次表示异议，他说：“战不是不可言，但中国积弱，兵不足恃，用乱民孤注一掷，会有什么好处呢？”接着他又耐心地分析说：“民众均未经训练，一旦上阵，在枪林弹雨之中，以血肉之躯抗击敌人，怎么能持久？所以，不要以民命为儿戏！”西太后听了光绪帝的话，心中老大不自在，但她没有正面反驳，质问光绪帝说：“依你之见怎么办呢？”光绪帝回答说：“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决没有一国能敌七八个国家的道理。现在，只有停战议和才是上策，其次就是迁都。”由于两者争议不休，所以这次会议仍未能就和战问题作出决定。五月二十二日，举行第三次御前会议，西太后及载漪等人控制了局面，大喊大叫，不可一世，决意向列强宣战。光绪帝看到无法挽回，欲言又不敢言。他拉住许景澄的手，沉痛地说：“兵端一开，朕一身不足惜，只是苦了天下的百姓了。”我们知道，光绪帝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一意主战，是一个积极的主战派，那么他在义和团时期为何力主求和呢？这主要是从中外力量的悬殊考虑，虽然光绪帝的主和也并非什么高明的见解，但起码在了解外情这一点上比西太后等人高明一筹。
西太后等人不顾光绪帝等人的反对，一意孤行，盲目主战，于五月二十五日正式颁布了对列强的宣战上谕。然而西太后等人既没有御敌的力量和本领，也没有彻底抗战的决心，结果清军节节败北，七月二十日北京陷落，西太后只得仓皇出逃。当西太后逃出北京之际，光绪帝要求留下来，以便同外使会谈，收拾残局，并乘机摆脱西太后的控制。可是未被西太后应允，只得随西太后出逃。在逃亡的过程中，光绪帝所到之处，凄凉萧条，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他痛恨列强的侵略，更加怀念自己的变法维新事业，也更加怨恨出卖自己的袁世凯。他每到一处，往往画一个龟，在龟背上填写袁世凯的名字，然后粘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然后再取下来剪碎，用这种最简单的办法来发泄自己胸中的闷气。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经西太后批准，李鸿章、奕劻等人与各国列强签订了屈辱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十一月，光绪帝随西太后回到北京，当他看到被列强破坏后的京都情景时，立即感到一种无法排泄的耻辱，不可遏止的愤怒。
面对国亡无日的残酷现实，光绪帝多么渴望自己能够独掌大权，继续推行新政啊！然而，自幼养成的怯弱秉性使他无法摆脱西太后的控制，相反，为了自己的安全，只得屈从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可是，即便是这样，光绪帝也还是耐心地等待时机。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光绪帝仍然朝夕研读书籍，尤其留意有关西学的书。而且，光绪帝还坚持每日以一定的时间学习英文，虚心向人求教，持之以恒，因此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政治上的挫败，生活中的不幸，使光绪帝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和郁闷之中，整日忧愁解难，焦虑不安，这极大地损伤了他的身体，使他的健康状况日益变坏。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抱着自己终生的遗憾在瀛台涵元殿病逝，终年38岁。
光绪帝死后，葬于崇陵，谥号“景皇帝”，庙号“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