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公元1782年9月16日），北京嘉郡王府邸撷芳殿里，一声新婴长啼，嘉郡王颙琰喜得贵子。他就是后来的清宣宗道光皇帝旻宁。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夏秋之交，京城气候格外闷热，令人烦躁难忍。旻宁侍奉年过花甲的父皇巡幸热河避暑山庄。嘉庆皇帝年老多病，原想巡幸热河，暂避朝廷繁重公务和京城燥热的天气，好好静养一番，待秋凉后回京。不意到了避暑山庄，竟是头晕眼花，浑身发热，生起病来。旻宁日夜衣不解带，寸步不离，小心服侍，诚心祷告上苍保佑父皇早日康复。无奈天限难过，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不顾皇子及随扈王大臣们呼天抢地悲哭嚎啕，离开了人世。
国不可一日无主，嘉庆皇帝病危时晓谕众臣谓：“朕早于嘉庆四年遵照祖制，亲书‘立皇次子旻宁为皇太子’字样，装匣密封，藏于京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现朕疾势将不起，着即传位于皇太子旻宁。”嘉庆归天后，热河随扈王大臣们即遵旨拥立旻宁即皇帝位。旻宁以恭奉大行皇帝梓宫回京，暂缓登极，直至回到京师，一切安顿就绪，始于八月二十七日在太和殿即皇帝位，颁诏天下，以第二年为道光元年。
道光登极君临天下，很想有一番作为，以归复“康乾盛世”旧观。可此时的大清王朝百弊丛生，要振兴祖业，当从何入手？思来想去，念及乾、嘉两朝东征西讨，南巡北幸，耗尽了资财，而宗室贵族、皇亲国戚，率皆腐化奢靡，祖宗入关前的淳朴节俭习谷，早已丧失殆尽。于是，道光断然决定先从矫正人心风俗入手，倡行节俭，力戒奢靡，企望不数年，整个满族臣民尽皆“返本还淳”，恢复入关前淳朴节俭的旧俗，大小文武臣僚及天下百姓竞以俭朴为荣，从而使仓廪充溢，国库丰赡，盛世重现。
为了实施他的思想主张，道光即位后以新帝诏旨形式颁发了其著名的“声色货利论”，着力阐明声色货利为害之大，关系到大清王朝的生死存亡，指出声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要求为官从政者不为声色货利所诱，严格“检束身心，屏除声色”，力崇节俭，一切“概从朴实，勿尚虚文”。终道光之世，朝廷治国方略虽然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道光一直把倡节俭、杜奢靡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大小文官武吏要求更是严格，谆谆告诫他们要懂得“一丝一粟皆出于民脂民膏”，应是格外珍惜，处处要“务存俭约之心”，千万不可为声色所迷惑。
道光倡节俭、杜奢靡，并非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而是采取措施，见诸行动。他的倡行节俭的谕旨和措施，尽管在整个统治阶级中收效甚微，但他自己确乎是躬亲实践，身体力行。
在饮食上，一般情况下皇帝照例每餐至少有二十几样菜肴，道光觉得这样过于靡费，常年每天多者准令做四样菜，有时则只要一碗豆腐烧猪肝，闹得管御膳房的官员们叫苦不迭，因为皇帝越是铺张，他们才越有机可乘，有油水可捞，只一碗豆腐烧猪肝，实在是无法虚报冒领。对于道光的节省，朝廷文武初时将信将疑。道光初年两次大宴群臣，凡赴宴文武官员，无不瞠目咂舌，才始信其真。一次是皇后千秋节（生日），道光设宴赏赐内廷诸臣，有缘赴宴文武都以为皇后生日，皇帝不会马虎潦草，定可一饱口福。谁知道光早经谕令备宴官员，皇后千秋庆宴，只准宰猪两只，用打卤面招待群臣，其余概行裁减，搞得赴宴文武哭笑不得。另一次是大学士长龄平定回疆叛乱，监押叛乱首领张格尔班师回朝，道光亲御午门受俘，随后在万寿山玉澜堂摆宴庆功。此次文武百官以为平定回疆，皇上心里高兴，该会好好庆祝一番。结果开宴后，群臣谁也不敢动筷，原来每张桌上只摆了几样小菜，质低量少，若一齐动手，立时就会菜光盘净，无奈只好陪着皇帝喝两盅酒了事。此后文武百官始信皇帝节俭不虚，上朝时个个都装出节俭的样子，以致颇受宠信的大学士曹振镛，当道光问其在家吃鸡蛋要花多少银子时，他竟谎称自幼患有腹胀气满的毛病，生平从未吃过鸡蛋！
道光服饰上的节俭，在历代君王中也属罕见。其改制罩衣和补缀套裤两事，为晚清士大夫广为传诵，影响颇大。清代皇帝冬季常穿珍贵毛皮罩衣，道光登极后，内务府上衣监为他准备了一件黑色狐皮罩衣。这种罩衣外皮内缎，用料内阔外狭，四周缎子衬里显露其外，称为“出风”。黑色的毛皮缀在上好的缎子面料上，显得雍容华贵，典雅庄重。道光以为狐皮是猎获野物所得，缎子为百姓辛勤制作而成，是缎子当比狐皮贵重，况且“出风”部分纯系装点好看，毫无实用。于是，他在见到那件狐皮罩衣后，即传令内务府改制，谕以四周不许显露多余缎面。清代内务府贪污中饱是尽人皆知的，道光的节俭使内务府的官员们无处下手，此次奉旨改制罩衣，以为可趁机捞点油水，遂上奏说“改制罩衣，需银千两”。不料弄巧成拙，道光听说改制件罩衣竟要如许银子，当即改变主意，传谕谓：“改制花费既多，着暂免，此后新制，概勿出风。”随后又将此事谕知入值的军机大臣，致使京城大小官员，从此冬季穿着毛皮罩衣，十几年间不敢有“出风”者。
道光服饰不但不求华美，而且少穿新衣，特别是不显眼的衣物，更是多穿一日是一日。清人服饰以袍褂罩身，裤子极少外露。为了节省，道光长年多穿旧裤，日久膝盖处先行磨破，就令内务府差人补上一块圆形补丁。朝廷官员历经多次亲身所验，已深知皇帝节俭是实。于是，内廷大小臣工为了显示自己不负圣望，也在尽力“节俭”，不管裤子真破了还是假破了，纷纷在膝盖处打起补丁来，一时套裤打掌之风大盛。
除饮食服饰外，道光在内廷后宫及外出一应所需用品方面，亦概行节省俭朴，力戒奢靡浮华。道光登极后，内务府按向来惯例为他准备了御用砚台40方，每方背面都镌刻“道光御用”四字。道光在见到内务府奏报所备御用品清单时，觉得一人如何能用40方砚台，放置不用，未免可惜，当即传谕留下两方，其余分赐内廷诸臣，并诏令此后有关地方勿须再常年备制贡品砚台。笔砚为中国古代公务不可或缺之物，御用砚台有专门地方常年备制，御用毛笔也历来都是特制紫毫笔，笔管上均加镌“天章”、“云汉”等字样。所谓紫毫，即刚锐的紫色兔毛，为世所罕见。白居易有《紫毫笔》诗，曰：“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选一毫。”极言紫毫之珍奇贵重。道光认为紫毫笔珍贵难得，即命此后不再征用，御用笔改换为普通臣民常用的纯羊毛或羊毛与一般兔毛相间合制而成的毛笔，同时以御用毛笔“笔杆镌字，每多虚饰”，谕令以后也一律同民间毛笔一样，只据情标明其系“纯羊毫”或“羊毫兼毫”即可。如此俭朴，在历代封建帝王中，可谓如同笔中紫毫，“千万毛中选一毫”了。
道光躬行节俭，力戒奢靡，表面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统治阶级上层的一部分人，多少遏制了一下奢侈腐化之风的恶性发展，但终究难以实现其令满洲臣民“返本还淳”、归复祖宗盛世旧观的原望。况且时势业已大变，传统的节俭观丝毫无助于起弊振衰，大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在衰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道光登极承继大统后，面对“四海秋色”的清王朝，在躬行节俭、力戒奢靡的同时，多方设法，孜孜求治，试图起弊振衰。为此，他朝思暮想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整顿吏治，力图做个明君；有时也能顺应时势，支持进行些小改革；终生不忘严禁鸦片，以杜白银外流之源。但可惜的是，道光之世的大清王朝，整个官僚阶层腐朽堕落，寡廉鲜耻，大多苟安其位，以保身家利禄，极少有人顾及国家安危和百姓死活。神州大地，内里是“大乱将起，悲风骤至”，外部则西方列强乘坚船携利炮，频频叩关。终于破门而入。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古就有所谓捐纳制度，即有钱便可买得官做，小官则可花钱买大官。清袭古制，不过最初规定花钱买官者只给虚街，不予实授，捐官者单有官之名号，并无官之职责，当然也无俸禄，其实是花钱买个荣誉虚衔。自嘉庆朝起，国库空虚日甚一日，而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需费用及治河、赈灾等处处需要开销，于是捐例大开，朝廷把卖官鬻爵看作是一大可靠财源，虚衔实缺兼卖，以广招徕。捐纳实缺和科甲出身为官者在职权、俸禄方面一般无二，只是出身不同而已。渐渐实缺不够，则又创出“候补”名号，每月在吏部抽签一次，分发到中央各部或各省听候委用。由是，凡有足够的钱，无论其人德行才智如何，均可买得官做。官既是花钱买来的，一旦走马上任，便如狼似虎，捞本赚利，极大地加剧了清王朝吏治的败坏。道光身为皇子之时，对此就有所了解，认为官场贪污中饱，贿赂公行，皆与捐纳制度有关，称帝后即决心除此祸患。但是，在与朝廷重臣筹商废除捐纳制度时，朝臣皆以为“军需、河工、赈灾，处处需费浩繁，时下国库收支赤字甚多，其捐纳一项，未便全废”。
面对朝廷诸臣的一致反对，道光只好作出让步，但废除捐纳的初衷未改，于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颁诏谕令天下，要各地嗣后严格捐纳制度，毋得滥开捐例，“其现任官员，一概不准加捐职衔，永为定例”。道光对花钱买得官做的人，始终感到厌恶，总是放心不下。每当京官外放或地方官因故觐见，临行前他都不厌其烦地嘱令其要对捐纳出身的官员多加注意，谓“捐班之员，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有钱不作他图，倾其所有以求为官者，居心可知。此等人物，朕实是放心不下，到任后务须从严究查，多加防范”。
在设法整顿吏治，企望起弊振衰的过程中，道光逐步认识到，“官官相护”、“贿赂公行”等官场之恶，在很大程度上与上头有关，因而警告官职显赫的重臣和宗室贵族，要他们时时记着乾隆朝的贪相和珅，晓谕鼓励天下臣民大胆告发侵公扰民之官，从重惩治上层不法官员。道光七年，有人控告协办大学士、理藩院尚书英和的家人张天成，依仗主人权势，勾结地方官，私自抬高租息，欺压无辜百姓，肆意勒索民财。道光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张天成之所以敢横行不法，其根在英和，因此除对张天成及有关地方官依法惩处外，谕令将英和“革去协办大学士和理藩院尚书之职，夺回紫缰”（紫色的马缰，系清代皇帝赏赐宗室和勋臣的一种特殊荣誉标志）。随后又令“交部严加议处”。对地方上一些官吏的违法行为，道光也往往追究其上司的责任。道光十五年，湖南湘潭县知县灵秀，听说手下捕役有个女儿生得花容月貌，遂不择手段诱娶此女为妾，满足兽欲后，又复辗转售卖，捞获重利。后经人告发，道光大为震怒，谕令将灵秀革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役，终生不许放还。此事本与省里大员无关，但道光怀疑属下不法，即是上司查审不力甚或有意包庇的结果，而上司所以如是，少不了是平时收受贿赂。于是，传谕将湖广总督、湖南巡抚及布政使、按察使，一并交部议处。
澄清吏治，侧重于上层，道光一直坚守不渝，即使宗室贵族、皇亲国戚亦不例外。
道光三弟惇亲王绵恺，年过而立之年，膝下无子，不知何故（或许求子心切，欲探求子之方），竟与宫内太监张明德私相往来，违犯皇室家法，因此道光七年被降为郡王衔，革除一切职务，并受到严厉训斥。后来谨慎从事，循规蹈矩，一度又复亲王衔，得授“内廷行走”及宗人府宗令等头衔。谁知时过境迁，绵恺又旧念复萌，将宫内太监私藏于王府。消息走漏，道光闻讯查实后，当即谕令再行将绵恺降为郡王，革除一切职务，并罚俸三年。绵恺壮年无子，过继儿奕缵业已去世，家庭生活颇不愉快，加之此次打击，不久即郁闷而逝。
皇侄奕纪，道光中期曾一度备受恩荣，先后晋二等镇国将军，赏给紫缰，擢户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御前大臣兼管理藩院事务，显赫一时，渐渐志满意得，遇事不知自忌，一些趋时附势的内外官员也纷纷巴结逢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道光以理藩院行使职权不当，决计借机惩戒奕纪，以使其有所顾忌，恪尽职守，谕令将理藩院尚书赛尚阿降为二品顶戴，与管院大臣奕纪一并交部严议。随后，他又通过多方查讯，得知弈纪有收受属下司员馈送银两情事，遂谕令夺回弈纪紫缰，革去其御前大臣、户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职务。不久，道光觉得弈纪在天子脚下竟敢私自收取下级司员礼品，如此处分恐还不足以警来者，于是再颁谕旨，令将奕纪捉拿问罪，遣戍黑龙江。奕纪以所管理藩院行使职权稍有不当和收受一位下级官员馈送银两而遭此重处，廷臣无不悚然。
另外道光继位后，一直大力禁绝鸦片。鸦片最初由葡萄牙人当作药材输入时，虽有人食用，但数量极少，未对整个社会造成多大危害。后来，英国人东来，在印度半岛建立了庞大的殖民贸易垄断公司——东印度公司，实行对印度乃至对整个亚洲的殖民掠夺贸易和侵略扩张活动。在早期同中国的贸易中，中国的丝、茶、陶瓷、大黄以及糖等土特产品受到当时西方人欢迎，出口量逐年递增，而作为英国主要输华商品的各种贵重毛纺织品，由于中国仅官僚士绅穿绫罗绸缎，老百姓则穿自制的土布，因而长期滞销，致使英国在正常中英贸易中连年亏本，每年不得不运来大批白银，以补亏空。
为了既得到中国的丝、茶等土特产品，又不用往中国输送白银，英国资产阶级费尽心机，寻求良策。在用炮舰暂时还打不开中国大门，其他商品也难以打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他们找到了鸦片这种特殊商品。鸦片既可弥补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又可以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中国人民，为最终打开中国大门奠定了基础。于是，英国自公元1773年起，排挤了葡萄牙、荷兰等国，逐步确立了对中国鸦片贸易的垄断权，开始有组织地向中国输入毒品鸦片。
自鸦片吸食之法传入中国后，烟毒就日益泛滥起来，逐渐引起中国统治者的重视。早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廷即颁发禁烟令，严禁贩卖、吸食鸦片。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清廷首次禁止从外洋进口鸦片（以前做药材进口合法），以后又多次颁发禁令，制订禁烟章程，发布贩卖吸食鸦片治罪条例，意在清除烟毒祸害。结果是鸦片由合法纳税进口变为违法偷运走私，烟价大涨。广东海关及其他文武官员，甚至于朝廷重臣，都直接间接地从鸦片走私中捞到好处，以至无视朝廷禁令，帮同或袒护中外鸦片贩子进行走私活动，致使烟毒迅速弥漫全国，白银源源流向国外。
道光对鸦片烟毒的危害有着深刻的了解，御极后决心根除此患。道光元年，他即匆匆发布谕旨，严申鸦片禁令。两广总督阮元，借助新帝即位之威，查出十三行总商伍敦元默许外国进口商船夹带鸦片，随即请旨严加惩办，并制定了严格的外船进口检验程序和对贩卖、吸食鸦片及开办烟馆者的惩处条例。一时间，夹带鸦片的外国进口船只被纷纷查获，驱逐出口岸，澳门的一些囤积贩卖鸦片大户也先后落入法网。查禁鸦片，初见成效，道光喜出望外，决心再接再厉，于道光二年谕令沿海各省督抚严拿烟贩，翌年又饬廷臣议定地方官查禁鸦片烟不力及失察处分条例，同时诏令严禁民间私自种植制造鸦片。
道光根除鸦片祸患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查禁鸦片烟毒的诏令不可谓不严。然而，英国政府既已确定了鸦片侵华政策，鸦片贸易业已给英国及英印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大利润，那他们就决不会善罢甘休。在广东方面查缉日严，广州、澳门既不能进口也不便囤积鸦片之后，外国鸦片贩子们便在珠江口大鱼山洋面一带的伶仃岛周围停置大船，存放鸦片。这些停置的大船，每只约可装载鸦片50余万斤，称为“趸船”。凡装载鸦片的船只均先驶往趸船卸下鸦片，然后载着合法货物并夹带极不易发现的少量鸦片样品进口，与内地鸦片贩子看样订货，在广州借交易货物之名把一切手续办理完毕，然后雇佣组织亡命之徒，乘坐特制的武装快船到趸船取货，黑夜偷运走私，分发各地。因此，尽管道光再三颁发“杜绝鸦片来源，以求净尽根株”的谕令，但随着他整饬吏治的失败和全国军备的愈益废驰，国内则走私网遍布天下，国外则先是英国，继而是美国，公然以武力保护走私，或建立庞大的舰队直接组织走私，鸦片输入量连年激增。道光元年，输入中国鸦片不足6000箱，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时增至2万余箱，至道光十八年则翻番为4万余箱。
鸦片的不断输入和烟毒的日益泛滥，不但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而且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国库空虚，银价飞速上涨，国计民生穷蹙日甚一日，从而引起中国朝野的极大关注，道光作为一国之主，更是忧心忡忡，无奈禁令屡颁，鸦片烟毒焰日张，苦寻良策而不可得。
遭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道光，指出断绝鸦片的根本之计在于根绝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不禁亦自不来”。认为以往禁烟之所以未著成效，是由于刑法过轻，提出吸烟论死之说，请求道光颁诏晓喻天下，所有吸食鸦片烟者，限令1年为期戒绝，到期未戒或未全戒者，则一律处以死刑；如有为官之人知法犯法，一经发现，本人处死之外，其子孙永远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黄爵滋吸烟论死的奏疏，对道光是个严峻的考验。平民吸烟论死，倒还好说，官员论死，已觉难办，而皇亲国戚、宗室贵族中若有人被告发出来，将如何处治？经反复权衡，他觉得保国保民保住皇帝尊位才是头等大事，鸦片烟毒继续泛滥，迟早要毁大清江山。于是，他一面谕令各将军、督抚就黄爵滋吸烟论死之说各抒己见，详细议复，一面采取严厉措施，从上头做起，以向天下诏示自己的禁烟决心。在接到黄爵滋奏疏不到两月时间里，道光先行将一批查有确据的吸烟官吏革职，其中庄亲王、辅国公因常到僧尼庙内偷食鸦片，分别被革去王爵和公爵；同时将两年前上奏请放宽烟禁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勒令退休返乡，诏令在两湖地区禁烟卓有成效的林则徐进京觐见，商讨禁烟大计。
林则徐进京后，道光赏其紫禁城骑马殊荣，接连8次单独召见，共议禁烟事宜，经过反复商讨，道光决定双管齐下，一面于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命林则徐驰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意在杜绝鸦片进口。为表示他对林则徐的信任和器重，特颁给钦差大臣关防，谕令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一面则命朝臣严定禁烟章程，以求根绝吸食。新定禁烟章程明确规定：“凡吸烟之人，均限一年半时间戒除，限满不知痛改前非者，无论官民，概拟绞监候。”新定章程经道光审阅批准后，名为《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颁发全国遵照施行。
自黄爵滋吸烟论死之疏上达朝廷始，在道光亲自主持下，经过各有关方面约半年时间的讨论准备，神州大地除西藏地区以外，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全面查禁鸦片烟毒的热潮。各地查拿鸦片贩子，缴烟土，收烟具，封烟馆，惩治大小吸烟官吏，通令鸦片烟鬼限期戒烟，可谓如火如荼，雷厉风行。鸦片烟毒似乎从此真的要在华夏神州净尽根除了。
面对举国一致的禁烟热潮，道光欣喜异常，心想多年痼疾若一旦扫荡净尽，总可以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了。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结果不仅使他根除鸦片烟毒的全部方案措施尽皆落空，而且把他推到了清朝有史以来初次蒙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深重打击，并被迫屈辱求和的被动境地。这还得从林则徐到广州禁烟谈起。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初春，林则徐携钦差大臣关防到达广州后，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和衷共济，内则查办收受贿赂、包庇鸦片走私之文臣武将，惩治贩毒奸商，劝戒吸毒兵民；外则晓谕各国来粤商人，限期缴出囤放于外洋趸船的全部鸦片。为预防万一，林则徐于查禁鸦片的同时，一面饬人搜集翻译外国书报，了解西洋国情及来粤商人动静，力求知己知彼；一面招募水勇，整顿水师，加固增修炮台，购买西洋大炮、战船，积极整军备战。
面对林则徐雷厉风行的禁烟措施，以英国为主的外国鸦片贩子们有些着慌，纷纷找英国在华商务监督义律商量办法。义律鉴于中国官方禁烟向来虎头蛇尾，一阵风过去便万事大吉，一切照旧，认为此次也不过是做做样子，吓唬胆小的，抓几个倒霉的罢了，约定众洋商拒缴鸦片。林则徐看看限期将过，外国鸦片贩子们毫无动静，便传令四处张贴告示，告谕中外，谓“本大臣奉旨来粤查禁鸦片烟毒，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表示此次禁烟势在必行的决心。随后，他即采取断然措施，将黄埔港所有外国商船统统封仓，不准装卸货物，同时下令撤出广州商馆里的全部中国雇员，派兵围困商馆，断绝了水陆交通。至是，聚居商馆里的外国商人们纷纷抱怨义律毁了他们的生意，龟缩在这里的鸦片贩子们更是慌了手脚，急请义律寻求解救之策。此时义律并无良策，心中暗暗计谋报复行动，表面上不得不派人请林则徐解围，答应劝说鸦片贩子们缴出全部鸦片。
道光十九年三月，以英国为主的鸦片贩子先后缴出鸦片1.9187万箱又2119袋，共计237.6万多斤。林则徐收缴完毕，即奏报朝廷请示处理办法，同时下令解围开舱，恢复中外贸易。道光闻报大喜，传谕林则徐等将所缴鸦片烟土，“即在虎门外当众销毁，无庸解往京师验看，俾令沿海商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骇，永杜后患。”是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林则徐遵旨偕邓廷桢等率广东文武员弁，在虎门海滩将收缴鸦片全部彻底销毁净尽。斯时沿海居民及外国商人、传教士等观者如堵，百姓欢呼，烟贩们震恐痛心不已。是为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传令各国进口贸易商船具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凡从事正当贸易的外国商人，无不遵令具结进口，惟英国商务监督义律，蓄意挑起事端，纠集兵船拦截其本国商船，不准进口具结，并多次袭击中国水师。林则徐一面下令严惩来犯英国兵船，一面奏报朝廷，建议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外国商船，实行“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策略方针，以集中力量打击不遵中国法度或敢于来犯之敌。此时道光正陶醉于销毁鸦片的喜悦中，自思从此白银不再外流，国库渐可充裕。闻林则徐奏报，当即怒火中烧，传谕沿海加强防御，切令林则徐等万勿示以柔弱，谓“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所有英吉利大小船只，尽行驱逐出海。嗣后片帆不得入口贸易。”道光二十年一月，林则徐遵旨断绝了中英贸易。
道光原想以天朝声威慑服英夷，岂知英国为了保护鸦片贸易，已决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道光二十年五月，英国兵船40余艘到达中国海面，先行封锁珠江口，正式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英军在广东滞留月余，北犯福建，未能得手，当即兵进浙江，攻陷定海，随后又移师北进，兵至天津白河口，投送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无理要求中国皇帝为英人昭雪在粤蒙受的“冤屈”，赔偿鸦片烟价，并割地通商。按惯例，清王朝地方大员不能擅自接收外国照会，更不敢向皇帝呈递外人照会。无奈英国船大炮猛，而且除广东、福建预做防备之外，各省既无坚实战船能够御敌于大洋之外，又无阻敌登岸之可用大炮和能战之兵。直隶总督琦善此时已顾不得成例，径直接受照会，允为代达朝廷，并上奏道光说：“英夷船坚炮利，无可与敌。夷船不来则已，夷船若来，则天津等各大海口断不能守。”朝廷内外一些平时安逸享乐的行家里手，均害怕战争打扰其安乐生活，而果真英国人登岸，自己奉命拒敌，又不知这仗到底是如何打法。他们为英国坚船利炮所吓倒，只求早早结束战争，纷纷散布流言，有人谓林则徐广东缴鸦片，原是先许重价收买，而后食言负约，以致激变；英人兴兵，实是请求天朝大皇帝给个公道，开恩恢复通商。有人则说邓廷桢调赴闽浙总督，毫无作为，英人未攻厦门，硬是上奏朝廷，谎报战功。一时间，朝廷上下，乱哄哄吵做一团。
道光获悉前敌败耗，耳听各种流言，翻阅琦善奏章 和巴麦尊照会，不觉对林则徐等产生怀疑，暗思英军威逼京师，孰是孰非，一时真伪难辨，不妨颁旨诘问林则徐，看其何词以对；诏令琦善与英人交涉，虚与周旋，试看结果如何，再作定夺。其诘责林则徐的谕旨，措词激烈，大略谓：“命你赴粤查办海口事件，业经一年有半，然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何词以对朕也？”在给琦善的诏旨中，则令其转告义律说：“天朝皇帝抚绥四海，恩布中外，凡外藩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自会立即查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鸦片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前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意想以此先令英军退去，然后从长计议。
琦善所辖防区，天津共有弁兵800名，山海关一带连一尊合用的大炮也没有，英军北上，清守军早已慌做一团。琦善接奉道光诏旨后，心中暗喜，自思有了退敌法宝，当即照会英国侵华军总司令懿律（义律的堂兄），明确表示说：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办理不善”，大皇帝已知其非。至于巴麦尊照会中所求各节，尽可慢慢商量，希望英军返回广东，静待大皇帝派出钦差大臣“秉公查办”。时值深秋季节，天气渐凉，英军不便在北方采取大规模行动。懿律接到琦善照会后，即顺势率军南下广东，准备伺机再发。
英军南下，琦善上奏朝廷大肆渲染自己“退敌”有方。道光接报后，觉得这英夷原来并非桀骜，林则徐等恐是有负朕意，确乎办理不善。于是降旨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令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查办。
琦善奉旨到广东后，一意媚外求和，实指望退出英兵，报功邀赏。岂知英军南下本是缓兵之计，一面在广州与清交涉提出更为苛刻的侵略要求，一面暗中调兵遣将。琦善毫无战守准备，步步退让，答应了英国侵略者几乎全部无理要求，只是关于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准备上奏朝廷请示后再做明确答复。英军调兵遣将停当，不待琦善答复，即发兵攻占大角、沙角炮台，进而威逼虎门，并单方面发布未经议定签字的所谓《川鼻草约》，强占了香港。
道光派令琦善赴广东时，原想引英军南下，姑允恢复通商，惩办林则徐，以换得英国全部撤军，消除战祸，免得大动干戈，劳师靡饷。不过，那时他既不认为英国坚船利炮威不可挡，也不完全相信英人会轻易就抚，因此谕令琦善到广州后，要“一面与之论说，力争折服英夷，一面妥为预备，如其桀骜难驯，毋得示弱，有失天朝体面。所需御剿兵丁，可一面飞调，一面奏闻，不必先行请旨，以误戎机”。英军在广州再次发难，攻占沙角、大角炮台消息传至京师，道光因事先已有所预料，并不惊慌，当即传旨责令琦善“赶紧团练兵勇，奖励士卒，并储备军需粮饷枪炮火药，严惩英夷”。同时，诏令对英开战，命御前大臣宗室弈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征集各路大军共计1.7万余人开赴广东前线，意欲一举荡平入侵之敌。不料琦善毫无战心，竟上奏说广东“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英夷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示羁縻……”道光览奏不觉动怒，心想如此懦夫，如何堪当前敌？正思降旨斥革，又接广东巡抚怡良等密折，参奏琦善一意孤行，不听众文武劝说，私允割让香港。怡良密折真是火上烧油，道光阅后直气得手足冰冷，两眼昏花。稍待镇静，提笔在琦善奏折上批道：“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随即传谕，令将琦善革职拿问，锁解进京，并将其全部家产悉数抄没入官；命奕山、隆文等星夜兼程，迅赴广东，整兵旅，歼丑类，收失地，惩汉奸，务期大伸天讨，以张国威。
英军获悉清廷派将增兵，遂先发制人，大举进攻，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二月初攻陷虎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及数百守军力战不敌，壮烈殉国。三月，参赞大臣杨芳先至广州，一战又失乌涌炮台，英船驶入省河，广州城危在旦夕。
奕山等在道光圣旨再三催促下，于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底到达广州。闻听英军船坚炮利，本无战心；若不战而和，又恐遭重咎，遂召同来新任粤督祁贡及参赞、巡抚人等计议发兵攻剿。四月初一日，奕山兵分三路，夜袭英军，希冀一战而胜。不意英军早有准备，激战五昼夜，所有炮台要塞尽失，清军兵困广州城，不时发炮轰击。奕山攻守无术，慌了手脚，急命高悬白旗示降，令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签定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议定双方停战，赔偿英国军费600万元，英军退出虎门，奕山等撤出广州城，率军屯驻离城60里以外。
奕山战败求和，自知如实上奏朝廷，吃罪不起，于是谎称广州停战，系因他率大军屡次“焚剿痛击，而大挫其锋……英夷穷蹙乞抚”。至于赔款，则是因为英夷战败，无路可走，“其头目投伏于地，向城作礼，乞还商欠，并恳请拨库钱280万，否则，年余未能通商，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非但商欠无以偿还，而且生计无以维持”。因此，经广州文武共同商量，为表天朝怀柔远人之意，奖励外夷向化之诚，议定允其所请。
道光接阅奕山瞒天过海的奏报后，非但毫无察觉，还真以为是英夷慑于“天威”，倾心向化，从此中外和好，免去刀兵之苦，不觉转怒为喜，竟颁旨“准令通商”，同时传谕沿海各省，酌量裁撤调防官兵，以节糜费。至此，他越发怀疑林则徐等在广州的行为，相信英夷兴兵构难，是由林则徐“办理不善”、“操之过急”所致。自思年余来寝食难安自不必论，其劳师糜饷，国无宁日，沿海生灵涂炭，不罪林则徐、邓廷桢，又由谁来任其咎？念及此，遂发谕一道，令将林则徐、邓廷桢从重发往伊犁，遣戍赎“罪”。
正当道光误信奕山谎报军情，认为夷乱已平而令沿海各省裁军撤防之际，英国政府换将增兵，准备进一步扩大侵略战火。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六月，英国新任特命全权公使璞鼎查、侵华英军总司令巴加聚会于香港。经过一悉密谋策划，月余后率军北犯厦门。总兵江继芸等力战牺牲，厦门陷落。随后，璞鼎查和巴加调集大队，北犯浙江，仅两月时间连陷定海、镇海、宁波三镇。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率军英勇抵抗，全部以身殉国；两江总督裕谦亲自登城督战，而浙江提督余步云未战先逃，以致镇海、宁波失守，裕谦自杀谢罪。总督死，提督逃，三总兵殉国难，整个浙东地区风声鹤唳，侵略军恣意烧杀淫掠，千千万万无辜百姓在铁蹄下呻吟。
为阻止英军的进攻，道光于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四日诏令宗室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扬武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调集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数省马步各军，驰赴浙江。哪知奕经一出京师即把皇帝谕旨置诸脑后，一路游山玩水，广纳贡献，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始到绍兴，并且视战争如儿戏，仓猝之间并未认真了解敌情即兵分三路，幻想一举夺回浙东三镇。结果是三路大军相继败北，奕经一口气逃到杭州，不敢再战，一面屯兵与英军对峙，一面上奏败绩，自请处分。
道光接到奕经败报，深感局势严重。这时他想到可以信赖的重臣及可以调拨的精兵基本已和盘托出，而夷焰非但未能稍戡，反而日见鸱张，足证英夷之凶狠。因此已心灰意冷，赶紧诏令盛京将军耆英署杭州将军，颁给钦差大臣关防，授以“便宜行事”之权；起用以前因主和革职的伊里布，赏给七品顶戴。使二人赶赴浙江前线，办理对英交涉事宜，做出了准备停止抵抗，实行所谓“招抚”方略的姿态。
耆英、伊里布到浙江后，即开始策划“羁縻”之策，试图“招抚英夷”，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英夷竟不肯就“抚”。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英国侵略者为了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决定按预定计划，集中优势兵力，攻取清政府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镇江，进而控制长江下游，切断清廷漕粮运输。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四月初至六月底止两个多月的时间，英军相继攻取乍浦、宝山、上海、镇江。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抗击，壮烈牺牲，镇江副统海岭统驻防旗兵拼死抵抗，全部殉难，两江总督牛鉴则闻风逃匿，英国侵略者兵锋直抵南京城下。至此，道光自觉已别无良策可寻，急命耆英、伊里布迅赴南京设法议和。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经道光批准，耆英、伊里布等在南京城下江面上的一艘英国侵略者的军舰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内中规定诸大端者为：（一）清政府赔偿英国在广东缴出销毁的鸦片烟费600万元，商行“积欠”300万元，军费开支1200万元，合计2100万元；（二）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三）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四）实行协定关税，嗣后进出口货物应纳关税等项，均应“秉公议定”，不能由中国自己做主；（五）废除公行制度，凡来中国贸易的英商，不论与何人交易买卖，均听自便。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南京条约》，时人称之为《江宁条约》。
历时两年多的对外战争，清朝政府支出战费7000万两，战后赔款2100万元，加上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的无耻抢劫和战后鸦片的继续大量涌入，清王朝本已十分拮据的国库开支，濒于崩溃。为了偿还赔款，弥补亏空，道光在战后已顾不了许多，只有默认各级官吏尽情搜刮民脂民膏了。结果是“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无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官逼反，民不得不反。鸦片战后，清王朝内地18省和台湾、伊犁、西宁等地区，反清起义连年不断。自道光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公元1842年～1850年），各地各种起义暴动，令清政府手忙脚乱，损兵折将而载于史册的就有92次之多。道光历经两年多对外战争的磨难和美、法等相继遣兵船来华威逼签约，已是心力交瘁，不觉老之将至。面对风起云涌的起义暴动，他只知频颁谕旨，限令各地将军督抚及提镇大员加意弹压，尽力兜剿，再也无力无心去设法根治起义暴动之源，规复祖宗盛世之业了。
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正月十四日，节俭一生的道光，外耻未雪，内忧未除，饱含一腔恨和愁，悄然长逝。死后谥号曰“成皇帝”，庙号“宣宗”。葬地在河北易县北宁山慕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