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写作，系在1936年，编成于1937年2月，是最早全面再现长征的富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珍贵的历史价值的资料。
1936年8月5日，为出版《长征记》征稿，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各部队发出征文信函，至1936年10月底，共征集到稿件200余件，50多万字，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徐梦秋等人负责编辑。于1937年2月选定110篇，30余万字，定名为《二万五千里》，装订成上、下两册，抄写了20份。
本书附件：建国前介绍红军长征的书籍出版状况、关于编辑经过的说明、出版的话、重印序言等，资料全面翔实，弥足珍贵。
1936年8月5日，为出版《长征记》征稿，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发给各部队的信：
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9月5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至1936年10月底，共征集到稿件200余件，50多万字，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徐梦秋等人负责编辑。于1937年2月选定110篇，30余万字，定名为《二万五千里》，装订成上、下两册，抄写了20份。
1936年春上海《字林西报》曾有以下的话：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大意如此，现无原文参考——笔者）这位帝国主义代言人虽然是在破例的惊欢红军的奇迹，但他也在恶笑红军的“粗陋无文”。可是现在这部破世界纪录的伟大史诗，终于由数十个十年来玩着枪杆子的人们写出来了，这是要使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失惊的，同时也是给了他一个刻苦的嘲弄。
编辑这本书的动机，是在去年的春天，当时的计划是预备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的日记，由几个人负责写。但被指定写的人偏忙着无时间，一直延宕到8月。事实告诉我们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而采取更大范围的集体创作，于是发出征文启事，并又从组织上和个人关系上去发动计划中必需的稿件。
征文启事发出后，我们仍放不下极大的担心；拿笔杆比拿枪杆还重的，成天在林野中星月下铅花里的人们，是否能不使我们失望呢？没有人敢给有把握的确信。然而到了8月中旬，有望的氛围来了，开始接到来稿。这之后稿子从各方面涌来，这使我们兴奋，我们骄傲，我们有无数的文艺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到了10月底收到的稿子有二百件以上，以字数计，约五十余万言，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赳赳武夫”和从红角、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
我们怎样来采录整理和编次这些稿子呢？我们决定以下几个方针：
一、同一内容的稿子，则依其简单或丰富以及文字技术的工拙，来决定取舍。
二、虽是同样的内容，散在两篇以上稿子里，但因其还有不同的内容，也不因其有些雷同而“割爱”。
三、有些来稿，有独有的内容，不管文字通与不通也不得不采用。
四、有些来稿虽然有独有的内容，但寥寥百数十字，内容过于简单平常，那也只好“割爱”了。
五、来稿中除一些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给以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以存其真。
六、编次的方法，是按着时间和空间。
此外关于统计等等，是依着命令报告各种日记和报纸聚集的。
我们把这约三十万言的稿子聚集了，然而看一看目录，却使人有极大的不满，这里所有的还不到我们生活过的和应该写出的五分之二！然而我们不能再等了，环境和时间都不容许我们了。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章的人们，他们能粗糙质朴地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
这本书本应早日和读者见面，但因稿子大量涌来后，编辑委员会的人员出发了，结果只有一个脑力贫弱而又肢体不露的人在工作，加以原稿模糊，誊写困难，以致延长预定编齐的期间约两个月，这是非常抱歉的。
编者
1937年2月22日于延安
《二万五千里》编好后，因抗日形势的发展和编辑人员离开延安等原因，一直没有付印，只有一套存于总政治部宣传部。因借阅的人很多，宣传部深恐损毁或遗失，1942年11月20日终于机会付印，书名改为《红军长征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