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体君 窦春芳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井冈山成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2008年是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80周年纪念，让我们重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短短3年的历史，解开这3年留给我们的一系列的历史谜团。
关于毛泽东何时选定井冈山为革命根据地的说法，理论界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成立秋收起义暴动委员会，由毛泽东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领导湘赣边秋收暴动。9月9日，暴动开始，参加起义的部队共5000余人，被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攻打长沙遭到严重挫折后，9月19日，各路部队汇集文家市，毛泽东提出了上井冈山的建议，并被采纳。
第二种观点是，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汇集湖南文家市，毛泽东并没有提出上井冈山的建议，他否定了师长余洒度“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建议，主张“向江西萍乡退却”。24日，工农革命军突然遭到敌人袭击，激战中，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原本5000多人的队伍，这时只剩下不足千人。毛泽东就把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共有700多支枪，毛泽东决定，在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从三湾来到江西宁冈县古城镇，当天在古城文昌宫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工农革命军营以上干部、党的活动分子以及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等共60余人。会议上，决定了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会后，毛泽东率领部队进驻井冈山的茅坪、大陇一带。
第三种观点是，选定井冈山为根据地是一个逐步实践的过程，在行军中边走、边调查，到了1927年10月23日，工农革命军经黄坳到达荆竹山，接着上了井冈山之后才把井冈山选定为根据地。
我认为第三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6月下旬，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在武昌农讲所召集逃亡武汉的湖南同志开会，号召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随后，毛泽东受命担任新的湖南省委书记，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毛泽东于7月初奉命返回武汉后，受党中央委托，于7月底起草了《湘南运动大纲》，提出以汝城为中心在湘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设想。汝城县在湖南南部，与江西、广东交界。毛泽东提出割据以汝城为中心，目的就是要搞湖南割据，以策应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州。
到了1927年8月中旬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毛泽东留在长沙原来打算以长沙为中心在全省开展秋收起义，后来因为力量不够，就缩小了范围。秋收起义后，工农革命军在文家市会师，当时争论要不要继续打长沙，会议最后决定为保存实力，应退居萍乡。工农革命军到了古城后，宁冈县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等参加了“古城会议”。后来在他们的帮助下，工农革命军争取了井冈山上的王佐、袁文才，得以进驻茅坪、茨坪，安置部队伤病员，设立了留守处。但当时部队并未立刻上山，而是兵分二路：一路由宛希先率领到湘东荣陵、安仁一带；一路由毛泽东亲率，经酃县十都，一直到汝城、桂东的水口镌。此去的目的在于探听南昌起义部队的消息和考虑能否在湖南立足，后来听说南昌起义余部在广东东江失败，湖南也无法立足之后，于是率部经黄坳，于10月23日到达荆竹山，随后上井冈山。就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整个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根据国人熟悉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第1版，第1137－1138页)的注释，认为：1928年春，毛泽东在井冈山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三项纪律”；1928年夏，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到了1929年以后，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翻阅了相关资料，发现这种说法在时间上有误。
“三项纪律”颁布的时间应是1927年10月23日，而不是“1928年春”。我分析有关资料认为具体情况应是：毛泽东听说南昌起义余部在广东东江失败，湖南又无法立足之后，于1927年10月23日到达荆竹山。也就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决定把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为了能使工农革命军上山后与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在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部队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
当年在场的老战士陈士榘，后来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一文中回忆说：“在荆竹山，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是工农革命军最初颁布的“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颁布的时间应是1928年1月25日，而不是“1928年夏”，据我分析具体情况应是：井冈山的冬天异常寒冷，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粮食和拓宽根据地的面积，毛泽东决定攻打敌人守备薄弱的遂川县。1928年1月4日，毛泽东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占领遂川城。遂川的地主豪绅、反动派对工农革命军造谣诽谤，使遂川城的市民一度信以为真，在工农革命军的宣传鼓动之下，很快就扭转了这种局面。但部队分散活动，出现了有的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没有主动归还，在借来的许多同样的门板中，又往往弄错，睡过的地方也没打扫干净等。
毛泽东了解到上面的情况后，1928年1月25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了全体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就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时任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后来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回忆说：“1928年1月，我在遂川城已经听到六项注意了……那时也听到三大纪律。主席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严格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
1928年3月28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南部的湖南桂东县沙田所，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但由于疏忽，打土豪时，竟然错把老百姓娶媳妇的新嫁奁当作土豪财产予以没收等。为此，1928年4月3日上午，毛泽东把部队集中在桂东县沙田圩后的老虎冲三十六担丘的田中，对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桂东县沙田一带的赤卫队员、少先队员，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李自仁在《红军在沙田》一文中有记载，当时，毛泽东说：“现在要颁布几条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也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颁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次他还将原来的“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农一点东西”。
1929年，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经过赣粤边界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比较闭塞，红军到后，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到野外大便，随便到沟里、河里洗澡，结果引起了当地群众的强烈不满。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把原来的“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加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后来觉得不够文雅，就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
1930年9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印发的《红军士兵会章程》正式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原来的六项之外，另外加上的是“不得随便屙屎和不搜敌兵腰包”两条。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又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1928年4月的井冈山会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关于会师的时间问题，至今就有三种说法：4月上旬；4月中旬；4月28日。
“4月上旬”说是张国琦在《党史研究》1981年第4期撰文《井冈山会师时间考》提出的，这一说法因为与历史文献不相符，早已被史学界所否认。
“4月中旬”说是陈伙成在《党史研究》1981年第6期撰文《井冈山会师可能是4月中旬》提出的，依据是：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有“据吉安来人报告，毛泽东部确与朱德部会合”的话。1928年5月2日，红四军成立后，第一次占领永新城时，毛泽东就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追击毛部之杨如轩师，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部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缴械，三营现在亦被朱部击溃于永新。”有人认为：从成立四军，经黄蜘战斗、五斗江战斗，到占领永新，大约需要半个月时间，因而，得出会师时间应该在4月中旬。
“4月28日”说是依据当年许许多多老红军的回忆得出的。1962年，朱德元帅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说：“1928年4月28日，我们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这部分队伍和湖南地方武装，在宁冈县的砻市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另外，何长工、肖克、龙开富、唐天际、赖毅等老同志的回忆都是“4月28日”，其中，何长工说得十分肯定。
综上所述，我认为“4月28日”较为真实可信，因为是当事人的口述，而且不止是一个人。
2：关于井冈山会师后，部队的名称问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朱、毛会师后，就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而韩泰华在《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1期，撰文认为，会师最初定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才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查阅资料后，我认为韩泰华的说法比较正确。因为，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就是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信的。同年5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就目前军事情况给党中央的报告也称井冈山部队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8年5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中提出：“在割据区所属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以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同年6月4日，党中央给朱、毛并转前敌委员会的信中说：“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称红军。”此后，部队才正式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的。
3：关于会师时的编制序列问题，就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设几个师、几个团，至今也有三种说法：“三师九团说”；“二师六团一教导大队说”；“三师六团说”。
“两师六团一教导大队”说，依据是：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写给中央的信中说：“前湘特委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指定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朱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朱兼第十师师长，宛希先任党代表；毛兼第十一师师长(本为张子清，因他受伤毛兼代)，何挺颖任党代表。另一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1928年7月，任湘南特委书记的杜修经向湖南省委的报告说有六个团。“两师六团一教导大队”说是指第四军下辖第十师、第十一师和教导大队，第十师下辖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第十一师辖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团，陈毅任教导大队大队长。
“三师九团”说，主要依据是：1928年5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据一吉安被俘而放回的一连指导员讲，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朱毛的部队)有枪4500多支，共十、十一、十二3个师，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宛希先代)，军委书记宛希先。十师长朱兼，为第二十五师余部所编，为全军精锐；十一师长毛兼，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编，十二师长陈毅，为平、醴、耒一带农军所组成。”文中说到有3个师，但没有讲有几个团。1933年8月1日，何长工在《红色中华》发表的《井冈山斗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造》一文中说：“至1928年3月末(引者注——用的应该是阴历)朱德同志领导‘八一’与湘南暴动的遗产带入井冈，与毛部会合，在宁冈砻市始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军长兼十师师长，毛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十二师师长，共编九团。……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三十一团团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东日，三十三团团长戴成本，党代表黄克诚，三十四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三十五、三十六团不详。特务营长宋乔生。”何长工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明确了当时是“三师九团”。此外，当年的老红军黄克诚、肖克、李奇中、李克如、朱良才等均回忆是3个师、9个团，并明确指出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3个团，还说出了第三十四团团长为邝郎，党代表邓宗海；第三十五团团长黄克诚，党代表李一鼎；三十六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
“三师六团”说，主要依据是：1928年9月1日，陈毅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说：“到了4月朱部2000余人，湘南农军8000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300人，如此庞大军队有统一指挥训练的必要，乃决定成立红军第四军，以朱为军长，毛为党代表，改编为三师，率(卒)以枪械不足乃改编为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6个团，取消师部由军部直接指挥全军约万余人，枪仅2000余。”
为何会出现不一致的三种记载呢？这主要是因为从4月28日会师后到5月底，编制上有过两次变化：5月2日前，毛泽东在连以上干部会上决定四军下辖第十师、第十一师、教导大队，两师下辖6个团。5月4日，会师大会时，又建立了一个十二师，原因是把湘南各县农军编入第十师、十一师有困难，所以就补建了一个农师，也就是十二师，十二师师长由陈毅兼任。
关于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是谁创造的问题，史学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朱德具体概括总结的；二是集体创造的经验；三是毛泽东在作战实践中形成和提出来的。
一、是朱德具体概括总结的。1928年4月，朱德率领部队来到井冈山，刚好赶上江西敌军前来“进剿”。5月间，朱德连续取得了五斗江、高陇、草市蛔、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在这些战斗中，朱德有的用的是突击战，有的用的是伏击战，实际上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1944年，朱德在《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了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在《西行漫记》中，朱德曾经说过“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牙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到的。”在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说到十六字诀时说：“朱德同志是这发明者与执行者。”美国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说：“朱德把军事战术归纳为这样几个要点：(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据当时任二团党代表的龚楚回忆，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作战略性的报告时说，朱德对游击战术，提出一、敌进我退：……保存实力，待机转移攻势。二、敌退我进：……打击其士气，积小胜为大胜。三、敌驻我扰：……以疲惫敌人，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三、敌疲我打：……应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歼灭敌人。
二、是集体创造的经验。因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不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其它革命根据地也有这一经验，如，当时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洪湖地区，在游击活动中，曾采用“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游击战中，曾采用“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等。
三、是毛泽东在作战实践中形成和提出来的。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后，他对井冈山上绿林头子朱孔阳(朱聋子)对付官军的“打圈子战术”法子进行了改造。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攻克遂川县城，并在遂川县城召开了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诀”。当年的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后来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一文中回忆说：“在遂川时(即1928年1月)就听到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个字原则了，特别是这年的上半年，听得就更具体了。”当年参加会议的万安县委委员、县苏秘书长许大权也回忆说：“1928年古历正月初，毛主席在遂召开赣西南农民暴动联席会议，由张世熙、刘兴汉、郭定元等人参加，会后在罗塘的沙窝里召开了会议(名称忘了)，讨论了毛主席在遂川的指示：1、十二字密诀。……”当年参加会议的万安县委委员曾华英也回忆说：“毛主席在遂川联席会议上，教导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要看敌人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人来了我们就退，敌人退，我们就后面追。”
朱、毛会师井冈山，经过游击战争的实践，使“十二字诀”发展成“十六字诀”。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起草的《前委致中央的信》，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这封信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十六字诀”，也是“十六字诀”第一次见诸于历史文献中。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在小布开了一个动员大会，会前，毛泽东曾亲笔写了一幅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
上面的三种说法，哪一种最合理呢？最有发言权的理应是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党和红军最主要的领导人，特别是朱德、陈毅、彭德怀三人，他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概括的。1962年6月，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说：“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完善地解决的。”1937年，彭德怀在《八路军怎样作战》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曾经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39年，陈毅在《论游击战争》一文中说，红军游击战争“其战术特点包括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的十六字诀内，又可包括在黄公略的‘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两个战术口号之内”。还有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肖克、何长工等老同志，他们也在回忆中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和概括的。
朱德在井冈山和干部战士一起挑粮的故事，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就在革命根据地内广为传诵。1949年后，当年，朱德军长的通信员朱良才在《星火燎原》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朱德的扁担》的文章，这个故事从此传遍了天下。随后，根据朱良才的文章还改编成短文编入小学《语文》教材。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展出了凭此文复制的革命文物。当年红军军需处长范树德看到朱良才发表的《朱德的扁担》这篇文章后，他作为这个故事的经历者和见证人，在《文史通讯》一九八二年第三、四期撰文指出，朱良才的回忆文章，以及根据此文所编写的教科书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的革命文物，同事实有不少出入。
让我们先看看这个故事的具体经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位于宁冈、遂川、永新等4县交界处，方圆有550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食很少，仅够群众自用，部队要吃粮、储粮，都得去山下挑，于是在1928年10月，掀起了一个挑粮上山的运动。当时红四军司令部及直属机关、部队驻在宁冈县的桃寮村，干部和战士们听到消息后，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已经年过40的朱德军长也兴奋地提出要亲自挑粮。大家考虑到他工作忙，都劝他不必去了，他却说：“我身体好，军事工作可以早晚安排时间处理，挑粮不能不去。”由于大家踊跃参加，一时挑运工具奇缺。朱德便让军需处长范树德给他做一根扁担，范树德后来回忆说：“我当即带名勤务兵到桃寮村张家祠附近找到一个姓张的老板娘（当时红军对当地中年以上妇女的称呼)，用一个铜板向她买了一根毛竹。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给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着自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笔在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八个字。朱德笑着说：‘好啊，明天就用上了。’”
第二天，朱德亲自挑粮，这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挑粮的路线，是由军部驻地桃寮村，到山下宁冈县以东的柏露村，往返六十华里，都是弯曲不平的盘山小路，因此，红军战士都是挑个三四十斤左右。朱德军长年岁大了，更应少挑一点，可他“挑粮时，担子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三个白布米袋，另一头是一个用粗厚布缝的北方人叫做‘捎码子’的米袋，两头共计装40斤，再加上他经常佩带的一支德造三号驳壳枪和一条装有约百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约四十六七斤”。有的老战士还编了快板：“朱军长挑粮过黄洋 ，毛委员在茨坪昼夜操劳，全军团结齐心革命，胜利在望必定牢靠。”
范树德提出朱良才的回忆中有三处与史实不符：1：朱德扁担上的文字与事实不符，不是“朱德的扁担”、“朱德记”这几个字，而是扁担的一端写的是‘朱德扁担’，另一端写的是‘不准乱拿’，共八个字；2：朱德挑粮的路线与实事不符，朱良才说是从井冈山上各村到茅坪，而实际上，是从柏露村到桃寮村；3：挑粮重量与事实不符，朱良才说是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当时一担通常为一百斤)，而实际上，是四十斤左右(当时范树德20来岁，也才挑了三十斤左右)。
2001年6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朱良才口述的《常想起藏朱德扁担的日子》的文章，更正了他自己过去回忆中的一些错误，文中说：“小学课本有《朱德的扁担》一文。文中说，战友们怕朱德下山挑粮累坏了身体，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这个藏朱德扁担的人就是我。那时，朱总司令常常晚上和毛主席研究敌情，白天和战士们下山挑粮。我是他的通信员，担心他累坏身体，就和其他战友劝阻他，但谁也劝不住。后来，我出了个‘鬼点子’，干脆把朱总司令用的扁担藏了起来。可他仍不罢休，找到军需处长范树德，让他花一个铜板买了一根毛竹，为自己做了一根扁担，还特地写上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又高高兴兴地下山挑粮去了。”
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人物是否是林彪，史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说不是；一种说是。
说不是这种意见者认为：林彪在井冈山时期对革命前途有过右倾悲观的情绪，但他不是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理由很简单，就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中讲过，早在1927年冬至1928年春，在井冈山的同志们中就有人提出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那时林彪根本就不在井冈山，文章显然不是针对林彪写的，因为林彪是1928年4月28日才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
说是这种意见者认为：毛泽东第一次指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确实与林彪无关，但毛泽东指出这种思潮不止一次而是有五次。第一次是1927年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5000余人开赴井冈山，很多人对革命持悲观情绪，他们在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行军途中有不少人逃跑、叛变，这里面有战士、连排长、团长，还有师长；第二次是1928年3月，“左倾”盲动主义排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让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开赴湘南进行年关暴动，最后年关暴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时遭受失败，这时又有许多人对革命缺乏信心，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第三次是1928年8月，因为中共湖南省委的错误指导，红军二十八、二十九团冒进湘南，敌人趁机进攻井冈山，导致井冈山的八月失败，当时，党内、军内有不少人又重提“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第四次是1928年冬，湘赣敌军调动重兵围攻井冈山，井冈山上粮食艰难，军民以红米、南瓜、野菜充饥，而且身穿茅草、稻草御寒，一些人又提“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悲观论调。第五次是1929年春，湘赣敌军重兵第三次“会剿”井冈山，有人又提“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一悲观论调。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二次确与林彪无关，但后面三次可能与林彪有关。当时林彪也只有21岁，对革命有悲观情绪也是在情理之中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爆炸后，一些书籍上突然说，林彪在井冈山时期常说，“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天天吃南瓜，能打得下天下吗？”为此，毛泽东专门给林彪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信，是有所指的。另外，在林彪叛国投敌摔死后，陈毅、肖克、曾山等在揭发批判林彪时指出，“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根据这些情况，可以分析出，尽管“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句话最初不是出自林彪之口，但林彪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红五军与红四军的胜利会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大事件，但对红五军与红四军会师的时间与地点，在历史文献和回忆资料中有三种不同的说法，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1928年11月初，在宁冈会师。依据是，1929年9月1日，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说：“彭德怀部红军第五军于11月初由平江游击宁冈附近与四军会合”。彭德怀在《往事回忆》说：“我和代远同志带五个大队，遵照湖南省委指示，在11月初同红四军在宁冈会师了。”
二：1928年12月1日，在井冈山会师。1929年2月25日，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说：“在平铜修的第五军大部于1928年12月1号到达井冈，人数约一千上下，分五个大队，由彭德怀同志统率，兵士多系平江农民，作战颇勇敢。”
三：1928年12月10日，在宁冈会师。1929年1月12日，红五军党代表滕代远《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12月10日，到宁冈与前委CP、CY特委，四、五军军委开了一个联席会议。”
翻阅彭德怀1970年写的《彭德怀自述》一书，彭德怀是这样说的：“到达该地是广暴纪念前几日。”（《彭德怀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6页）广暴也就是广州起义（又称广州暴动），时间是1928年12月11日，所以会师时间不会是11月初，为何彭德怀在《往事回忆》说“我和代远同志带五个大队，遵照湖南省委指示，在11月初同红四军在宁冈会师了”呢？我认为彭德怀在这里使用的是农历的日子。会师的具体地点应该是宁冈的新城，因为李聚奎、李寿轩、李克如、何长工、黄克诚等许许多多的老同志在回忆此事时都认为是在宁冈新城会师的。谢良玉、谢宣福、谢毅珠、谢开炎等当地许多老同志回忆红五军与红四军会师时，也都认为是在宁冈新城会师的。
由此可以推断，红四军与红五军是1928年12月10日在宁冈的新城会师的。
1930年2月24日，王佐、袁文才在永新县城被红军枪杀，死时都只有32岁。
关于王佐、袁文才被谁杀死的问题，过去史学界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当时毛泽东、朱德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率领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杀害袁文才的是彭德怀，而且在事发后第3天，也就是2月27日，长沙《大公报》发出一则信息：“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后来，普遍认为是彭德怀杀死了他们。林彪、四人帮曾将此作为彭德怀的一大罪状；第二种意见认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是中央派去解决袁、王问题的彭清泉和中共赣西南特委（又被称为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三种意见认为，是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朱昌偕策划，彭德怀“轻听轻信”，没有冷静思考，当然主要应该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朱昌偕负责。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其中“（十）对土匪的关系”这一部分明确规定“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若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399－400页）而王佐、袁文才二人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就是井冈山地区的两大土匪组织头目。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井冈山当地土客籍矛盾所致。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辈都是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背井离乡从北方迁移到此地的。因为当地的“土著人”占据着适合农耕的平坦地区，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著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区，而且还要受到当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得十分清楚：“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家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的斗争。”
1929年，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锐地步，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前委随之而去，边界特委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高的行政机关。宛希先是惟一的外籍干部，时年24岁，是追随毛泽东上的井冈山，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毛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更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惟一的依靠。不久，宛希先就被特委以逃跑罪名处死。1929年5月，重新选举的特委里，邓乾元、朱昌偕先后任书记，副书记、常委、执行委员几乎都是土籍人士。当时，在宁冈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称，这形象地说明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之间的现状。客籍的袁文才、王佐与土籍的王怀、朱昌偕、刘珍、龙超清、邓乾元等之间已出现互不买帐的现象。袁文才、王佐不大听从特委的领导，特委则认为袁、王闹独立，想占山为王当土匪，所以视他们为潜在的敌人。1929年5月至8月，湘赣边特委负责人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则竟然把袁、王当成不可救药的“匪首”，报告中说：“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关系日趋恶化，过去对土匪的缓冲政策已是不能再用了。”可见，邓乾元不仅把袁、王当成敌人，甚至对边界政权也予以否定。
在土籍王怀、朱昌偕、刘珍、龙超清、邓乾元等人苦苦寻找机会对付袁文才、王佐时，机会终于来了。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还俘获了20多个造枪工人和部分造枪机器。在没有请示特委的情况下，他们自作主张，劝降罗克绍，计划用他们办一个兵工厂，但特委认定是袁、王与敌勾结，这件事也就成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导火线。
恰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悄然来到了边界，他带着中共“六大”对土匪处置的教条，准备以非常手段解决王、袁问题，这一想法与边界特委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拥有1000余兵员，700余支枪，还有一座兵工厂，他们又无力对付。于是，他们就打算将袁、王二人诱骗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再行下手。他们知道袁文才、王佐最听毛泽东的话，他们就盗用毛泽东的名义，给王佐、袁文才修书一封，约王佐、袁文才率部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然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他们还派出特委负责人朱昌偕、王怀等人，前往彭德怀红五军军部，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等等。最后，彭德怀信以为真，就答应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
就这样，王佐、袁文才被害。可见，上述第三种意见，即彭德怀偏听偏信朱昌偕、王怀等人之言，错杀了王、袁较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