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前，一直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的。党的创立时期，从五四运动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主要在城市；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从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到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工作重心也是在城市；北伐战争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这个时期党中央的领导机构也先后驻在大城市上海、武汉；蒋介石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趋于失败，中国共产党从血泊中奋起，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先后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这些起义在一开始时，仍然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的模式，以攻打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因而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挫折和损失。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由于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羁绊，在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指导上，仍然坚持以城市工人为中心来指导农民暴动，发展中国革命。如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仍然认为：“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1928年六七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其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是仍未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坚持认为：“城市领导作用底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底高潮，都将要表显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党底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底大多数”。这时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是放在领导城市工人暴动上，党的领导机关也仍然长期留在上海等大城市里，希图通过城市工人的武装暴动，来夺取中心城市并以此作为革命的中心堡垒，发展全国革命。显然，这种“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指导，是完全脱离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的。
实际情况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建立了比旧军阀强大得多的更严密的反革命统治。上海、武汉等中心城市，是反革命力量最集中最强大的地方，也是对革命力量防范最严紧的地方。由于大革命的失败，这些中心城市的革命组织已经遭到严重摧残，革命工作的基础已十分薄弱。因此，绝不能将党在城市的处于秘密状态的一点弱小的力量，孤注一掷，同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作武装起义之类的毫无胜利可能的决战，党的工作重心也不能再继续放在城市了。
那么，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农村。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蒋介石国民党的主要武装力量，不可能在全国极其广阔的农村地域普遍建立强有力的反革命统治；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在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更削弱了蒋介石镇压广大农村人民革命斗争的力量；各地军阀因投入混战争夺地盘，也无暇顾及所辖地区农村的革命斗争。因此，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为薄弱、革命力量较有基础的广大农村地区，敌人鞭长莫及，“山高皇帝远”，革命力量有可能首先得到恢复和发展，有可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小块红色政权，借以积蓄革命力量，依托强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包围和夺取中心城市，取得全国革命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这个趋势和规律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渐被一些清醒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认识，他们因此而摒弃了“城市中心论”的模式，开始了“以乡村为中心”的转变，不断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少数教条主义者仍然抱住“城市中心论”不放，即便在城市站不住脚了，被迫退入农村，仍然向往中心城市，结果继续遭受失败和挫折。
毛泽东是大革命失败后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的主要代表。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时，开始也是按照湖南省委的计划准备攻取中心城市长沙的。但在起义进军受挫吃了苦头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在很短的时间内，果断地放弃了直取长沙的计划，作出了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的决策，随后引兵井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这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折。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极端紧要的时期”创树的将党的工作重心实行由城市向农村战略转移的成功典范，是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的光辉旗帜。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夺取政权问题。毛泽东也说过：“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的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原则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各自的国情不同，执行这个原则的具体途径是不尽相同的。人们知道，由于受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及其在俄国的继承者列宁、斯大林，只提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而没有能够解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国际共运史上，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经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成功夺取政权的只有两次：一次是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依靠30万国民自卫军，英勇地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但是，这个被恩格斯称之为“国际的精神产儿”只存在72天便夭折了。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社没有充分注意农民问题，没有找到一条联合农民的道路。另一成功的先例便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1917年十月革命，是在吸取了1905年的革命“缺乏巩固的工农联盟”的教训后，凭借20余万工人赤卫队、卫戍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由工人阶级首先发动城市武装起义，推翻沙皇的反动统治，然后把革命推向农村的。所以，列宁曾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提出的著名论断。可见，农民的向背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能否胜利的根本问题。1905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制定了“工农联盟”的策略路线，也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巩固的工农联盟”并没有建立起来，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未能取得1905年革命的胜利。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疑是具有国际意义的，由此产生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所认同。
但是，各国的国情是不尽相同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显然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曾试图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模式，在上海先后组织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以期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但却没有成功，反而被新军阀蒋介石窃取了果实。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建立了强大的反革命统治，倘若中国共产党再以仅有的一点弱小武装力量去同敌人硬拼，在中心城市搞武装起义之类的斗争，那就等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由此看来，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道路，的确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而只能在实践中靠自己的独创去解决，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道路。这条道路的科学概括，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表述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道路即井冈山道路的基本点和内涵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根本依托。这三者是密切相联，缺一不可的。
1.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究竟以何种斗争为主要形式，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的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内部没有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可以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组织工会教育工人，开展合法的罢工斗争，而不需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武装力量。因此，在那里主要的斗争形式是合法的、不流血的、非战争的。但是，中国则不同。中国的国情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同时，中国革命的敌人拥有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残暴的反动统治，是武装到了牙齿的凶恶敌人。这是中国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特点。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只能是武装斗争，拿起枪杆子，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这一点，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就看得很清楚、很透彻，因而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就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又反复阐述这一重要思想，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因此，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而且这种武装斗争必须是长期的，以军队为组织形式的。“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当然，中国革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并不是说可以放弃或忽视其他形式的斗争，只有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的配合，武装斗争才能顺利开展，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就是农民战争。然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革命问题。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是农民，他们长期遭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对于夺回为地主阶级所剥夺占有的土地，有着强烈的要求。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因此，在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派遣自己的先锋队，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才能与农民结成牢固的工农联盟，才能找到和依靠农民这个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如果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失去了农民这个主力军，就不可能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红军，就不可能建立以农民为依托的革命根据地，因而革命也就不可能成功。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农民最大最迫切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党在农村的中心任务，是发动农民最好的钥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局面不久，就在1928年5月边界党的“一大”上提出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重要政策，并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具体领导土地革命运动。是年5月至7月，边界的土地斗争从游击暴动，进入全面开展的阶段，各县相继出现了大分田的高潮，从而极大地激发了根据地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造成了红色区域的坚实基础。1928年12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一部土地法的诞生。随后，经井冈山到中央苏区3年多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一条比较完备、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土地革命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革命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3.以农村根据地为根本依托。
中国革命在组织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还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也是为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由于中国革命具有长期性和残酷性的特点，革命的敌人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对于敢于用武装力量甚至组织革命军队反抗反动统治的人民革命力量，是采取极其残暴的手段予以镇压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力量为了在与敌人长期、残酷的斗争中能坚持下去而不为敌人所消灭，为了在与敌人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能够积蓄和锻炼自己的队伍，并避免在革命力量暂处弱小时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较量，就必须有一个作为革命力量可以立足、革命军队可以安营扎寨、休养生息的地方，这就需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实践证明，革命根据地是革命人民和革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托。正如毛泽东所言：“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去了依托。”历史上许多流寇形式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的思想。因此，“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阵地”，正是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当时党和红军内也存在着一种热衷于走州过府、大块吃肉、轻视建立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流寇主义”思潮，希图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毛泽东批评说：“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并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正是依靠这样一小块或若干小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波浪式向前推进，一片一片地发展壮大为全国基本区域，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
综上所述，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根本依托的，最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确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正是中国革命这条道路的伟大起点和实验基地。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在总结人类实践活动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诞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人们知道，“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正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从事根据地斗争的时期。在井冈山，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领导井冈山军民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造了极其丰富的革命经验，而且对井冈山斗争“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进行了理论上的创造，从而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坚实基础。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对井冈山斗争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的呢？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理论创造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工农武装割据”即红色政权的思想，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三位一体的总观念，就是“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在吸取中国历代农民领袖、山大王和封建军阀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在总结湘赣边工农武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予以科学概括的。党和红军如果没有“工农武装割据”和“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为了造成“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从理论上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在白色政权包围下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并指出其存在和发展的影响与前途：“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可见，毛泽东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到“夺取三省政权”，到“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是一种大胆而又成熟的战略构想，也是富有远见与独创的理论概括。这种战略构想与理论概括，无疑为以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2.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与游击战术思想。
从三湾改编以来，毛泽东就创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和党代表制度，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规定了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首创了正规红军、地方赤卫队和暴动队三结合的人民军队体制；实行了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建军原则和民主制度，以及正确对待俘虏的政策等等。同时，毛泽东还创造和提出了著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一整套游击战战术原则。这些都是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提出来的。毛泽东在总结红军斗争的经验时特别强调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这个重要思想到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时，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毛泽东说：“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如果脱离了党的领导，“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这就更进一步阐明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以及党指挥枪的原则。从井冈山斗争到古田会议，是毛泽东军事路线形成的重要阶段。
3.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和政策。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就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内容主要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思想，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一大上，又提出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方针，随后掀起了湘赣边界土地革命的风暴。在土地斗争中，由于“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曾一度“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出现“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的现象，直到龙源口大捷后，发挥红军的威力，处理了一些延宕分田的人，才实际地分下去。1928年12月，毛泽东总结一年来井冈山土地斗争的经验，亲自起草和主持制定了我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明确规定了根据地内土地分配的原则、标准、方法及土地税的征收等一系列具体政策，成为湘赣边土地斗争的政策指南。由于“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也存在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禁止土地买卖”等缺陷，尽管如此，《井冈山土地法》仍不失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土地法。它不仅直接指导了湘赣边界的土地斗争，而且为以后中央苏区大规模的土地斗争提供了鲜活、宝贵的经验，为我党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的形成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3.关于根据地建设的思想。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自始至终一直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建设；首先，毛泽东提出了“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思想。大本营是根据地的腹心、堡垒，大本营不建设好、巩固住，根据地就有后顾之忧。毛泽东指出：“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湖南省委指令下的出击湖南，导致“八月失败”，恰恰证明了“大本营”思想何等重要，“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其次，毛泽东又提出了“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的思想。这是巩固大本营的重要保证。“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的具体举措就是大力经营永新。在毛泽东看来，“永新比一国还重要”。他不仅指令红军主力在永新境内进行“近距离的分兵”，帮助地方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群众武装，建立红色政权，而且还亲率部队在永新塘边、夏幽等地蹲点，调查研究，草拟分田纲领。再次，毛泽东还非常注意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斗争。他批评了在政权建设中的“独裁专断的恶习惯”的党政合一的现象，“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是“要避免的”，主张“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井冈山斗争时期，由于敌人的封锁，经济上一度非常困难，“有时真是到了极度”。但毛泽东指出：“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在井冈山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创造了许多经济斗争的经验，渡过了难关。此外，在根据地斗争后期，毛泽东又把建设井冈山（大小五井）和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作为边界党的一项重大任务，认为“在四周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对建设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4.关于政策和策略指导思想。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党和红军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毛泽东为首的边界党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和概括了一整套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以边界地形的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的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这些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是井冈山斗争经验的理论概括，是毛泽东在红军初创时期的独特创造，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策略思想的光辉，对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和后来的军事斗争有重要的影响。
5.关于农村环境下党的建设的思想。
在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就感叹地说道：在湘赣边界，“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毛泽东所说“真是难得很”一语，道出了在农村环境下党的建设的艰辛与困难。同时，更为棘手的是，“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甚至“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矛盾，边界各县都有，“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经常引起纷争，以至出现“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格局。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在两次边界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了深刻的教育，并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九月“洗党”，对党员“重新登记”，加以严格的限制，纯洁党的队伍，健全党的组织。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他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由于时局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在井冈山来不及充分发挥和阐述，到1929年12月古田会议期间，才作了系统而深刻的阐发，撰写和发表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路线。可见，作为我党建党路线的核心思想——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最早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提出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理论贡献，集中地表现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中。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以及稍后撰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光辉著作。
此外，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于井冈山斗争的全过程。一部井冈山斗争史，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历史；就是坚持群众路线、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历史；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历史。这三个方面的具体内涵，内含在本书的各个篇章，此处就不复赘言了。
总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是极为丰富的。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井冈山斗争的丰富经验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概括，探索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这就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投下了一块坚实、厚重的奠基石。因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最显著标志，是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而中国革命的这一正确理论，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创立的。由此可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发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