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通过“赣南三整”（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后，“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但是，给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隆冬即将到来，部队战士还穿着单衣单裤，粮食、薪饷、弹药、医药等更是严重的问题，亟待解决。
怎么办？朱德想起过去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范石生。范石生现任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驻防广东的韶关和湖南的汝城、资兴一带。
起义军能否与范石生部合作呢？这个问题当时在起义军干部中引起激烈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可行，这不仅可解决给养问题，还可相机争取范石生往左转；一部分人担心会掉进军阀部队的大染缸，难以自拔。朱德针对这些不同看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搞合作不是右倾投降，只要我们坚持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原则，利用好合作关系，对革命还是大有好处的。朱德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起义军党组织的批准。
于是，朱德即与范石生写信，表示愿意就合作事宜与他谈判。11月中旬，范石生回信表示：请朱德到汝城谈判。经过两天磋商，范石生接受了朱德的条件，同意：（一）朱德部暂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零团番号；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部队，暂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二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朱德字玉楷，故称王楷），名义上任一四零团团长兼四十七师副师长和十六军总参议。（二）同意朱德部提出的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原则。（三）先发给一个月军饷，并配以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服装等军需用品。
起义部队终于解脱了困境。随后，朱德、陈毅率部移至韶关。在南下抵达韶关时，传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原定部队前去参加广州起义的计划遂成了泡影。于是，部队便在韶关西北的犁铺头驻扎下来，借以休息训练。
在韶关，受毛泽东派遣与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络，并相机打听南昌起义部队下落的何长工，获悉朱德部在犁铺头的消息，于是急忙赶至犁铺头，见到了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沟通了毛泽东部与朱德部的相互联系。
朱德部与范石生部建立合作关系的消息，不久即为蒋介石所知。蒋介石急电令广东军阀李济深转告范石生，即将朱德部队“就地解决”。范石生得悉后，将消息透露给朱德，让他赶紧脱离，并给朱德部送来万元银洋和10箱子弹，以示友好。朱德召集部队领导人陈毅、王尔琢、龚楚等紧急商议，决定将部队开往群众基础较好、易于隐蔽的湘南宜章山区，然后再从长计议。1928年1月3日夜晚，部队以“野外演习”为名，冒着滂沱大雨，切断了敌人的电线，从仁化改道西进，直奔湘南。
从此，南昌起义余部肩负起新的使命，踏上了新的征途。
朱德见到何长工之后知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活动在湘赣边界的消息，非常高兴，希望能与毛泽东相会。于是，当即派出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前往井冈山联络。毛泽覃受命后化名覃泽，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副官的身份，身穿国民党军的服装，带着国民革命军的证件，由崇义、上犹地区往桂东、茶陵、酃县直奔井冈山区，在茶陵与宁冈交界的坑口，碰上陈伯钧率来的袁文才部战士，由陈伯钧派人将他送到宁冈茅坪，见到了毛泽东。从而，实现了朱毛两部的联络。
朱德部进入湘南后，来到了宜章县境的莽山洞作短期的休整。中共宜章县委获悉朱德、陈毅部队进入莽山后，县委书记、湘南特委委员胡世俭和县委委员高静山、毛科文等即前来联系，并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攻打宜章，但不是硬攻，而是采取智取的办法。即：由胡少海以范石生第十六军一四零团副团长的名义，写信给宜章县长，说是奉范军长命令由家乡抵抗从广东北上的共军，借以麻痹敌人，尔后率两个加强连，进城控制局面，并邀请以县长为首的反动头目赴宴，来个“一锅端”，最后由朱德率主力进城，解决县团防武装。
胡少海，原名胡鳌，是宜章县城一个富豪子弟。北伐革命时，他曾在北伐军任过营长；北伐失败后，他坚持革命，一直隐藏在乐昌一带打游击。这些情况，多年来一直未暴露。所以，朱德挑选他来唱主角。
1928年1月11日，打着范石生部十六军一四零团旗号的胡少海率先遣部队来到了宜章城边。听说“胡五少爷”（胡少海排行第五）带队到来，城内的政府官员及土豪劣绅欣喜异常，一个个出城迎接。随后，朱德、陈毅率主力也大摇大摆地进入宜章城。
进城后，朱德、陈毅迅速地以布防名义指挥部队悄悄地包围了县政府、警察局、团防局所在地——养正书院，当晚宴席上一举擒获了敌县长等反动官绅，解决了警察局、团防局的武装，缴获枪支近400支，俘虏警察、团丁400余人。接着，起义军砸开了监狱，救出了被关押的革命者和群众，并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穷苦工农。一时，宜章城内，欢声笑语，人们高呼：“起义了！”“胜利了！”
智取宜章的胜利，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1月13日，工农革命军和宜章县委在城西门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朱德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宣布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朱德、党代表陈毅、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蔡协民。宜章到会群众无不热烈称庆。
智取宜章，是在旧历年前10天，所以又称“年关暴动”。宜章年关暴动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宜章的革命斗争，一时震动整个湘南。
“农奴聚义起宜章，晃晃梭镖刺大天。”萧克诗句。在朱德、陈毅部智取宜章城后，革命浪潮在宜章汹涌澎湃。随即，又先后爆发了粟源、石、白沙等地的农村暴动，出现了从城镇到农村的一派大好形势。
宜章暴动胜利后，朱德、陈毅等根据南昌起义胜利后没有深入开展工农群众斗争的教训，决定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立即赴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发动各地的群众斗争。
南昌起义军在宜章的胜利，惊动了蒋介石。他立即命令许克祥“即日进剿，不得有误”。于是，急于报复的许克祥，亲率6个团的兵力，向宜章扑来。
为了保存力量，朱德、陈毅指挥着这支仅1200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和运动战。从1月31日起，先后取得了岩永、粟源堡、坪石战斗的胜利，共俘敌1000余人，缴获枪支1000余支，迫击炮、山炮30余门，子弹无数，重创了敌人的锐气，武装了宜章独立第三团。尤其是坪石大捷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是起义军进入湘南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它极大地振奋了整个湘南工农群众的革命情绪，对推动湘南起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此，朱德说：“我们军队起来就靠那一仗。”朱德：《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
坪石大捷后，部队立即挥师北上郴州、耒阳，发动湘南总暴动。
2月4日至16日，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湘南各县党组织和起义农军的配合下，相继攻占了郴县、永兴、资兴、耒阳，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师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第四师（师长邝庸，党代表邓宗海）；第七师（师长邓允庭，党代表蔡协民）；永兴赤卫警卫团（团长尹子韶，党代表黄克诚）；资兴独立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余人。在起义中，还先后建立了中共祁阳、资兴、安仁县委，成立了郴县、永兴、耒阳、资兴、桂阳、安仁等县苏维埃政府。
在这大好形势下，3月16日至20日，湘南工农兵政府代表会议在永兴县召开，选举产生了以陈佑魁为主席，朱德、陈毅、何长工等21人为执行委员的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与此同时，湘南各县的工会、农会、妇运会、青运会（包括少先队、儿童团）、商运会等群众组织也纷纷恢复、重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武装暴动，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插牌分田的土地革命。
湘南苏维埃运动的兴起，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组织基础，威胁了湘粤两省敌人的安全。
湘南起义初期，湘桂军阀混战正酣。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组织的“西征军”与湖南军阀唐生智相互交手狗咬狗，但随着“西征军”进攻长沙，唐生智被迫下野东渡日本，至3月上旬，一场闹剧趋于收场。于是，在蒋介石的调度下，湘粤军阀又把枪口对准湘南革命力量。为了扑灭这团革命烈焰，敌人组织了近9个师的兵力，对湘南革命力量进行南北夹击。
面对着这一严重局势，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正确的策略，坚持斗争。但是，这时的湘南特委却滋长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和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极力推行中央领导人的“左”倾错误思想，提出“以赤色恐怖来对付白色恐怖”的指导方针，实施大烧大杀及强迫命令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的错误政策，即所谓的“焦土战略”，烧毁从耒阳到宜章的“湘粤大道”两侧30里以内的所有房屋，实行所谓“坚壁清野”，使敌人进入湘南后无法立足，不攻自溃。结果，失去了民心和社会的同情，损害了党的威信，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起不少地方的中间分子反水；加上豪绅阶级的利用，一时，挂起白带子，反对工农革命军，极大地削弱了革命的势力，动摇了湘南武装力量的基础。曾志：《郴州在暴动中》。就这样，在敌人过于强大兵力的猛烈攻击下，在湘南特委“左”倾政策的影响下，轰轰烈烈的湘南总暴动到三月底归于失败。
在这个大敌压境，敌众我寡的关键时刻，朱德、陈毅等一方面抵制湘南特委的“左”倾错误，尽量减少损失，挽回群众影响；一方面为保存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有生力量，率部主动转移，撤离湘南，向井冈山靠拢。
朱德在作出主动撤离湘南的决策后，为使部队安全转移，一方面指示安仁的唐时雍（即唐天际）迅速发动安仁暴动，并派出部队给予支援，同时将工农革命军一师主力及司令部由耒阳移至靠近安仁边界的骜山庙；一方面调集耒阳数万农军，做好防止敌军南犯的准备。
3月下旬，毛泽覃率特务连到达耒阳，向朱德汇报了毛泽东部已进入湖南，准备策应湘南暴动部队的行动。于是，朱德于3月29日正式下达撤离命令。一场奔向井冈山的伟大战略转移行动开始了！
湘南人民群众眼见这支浴血南昌、转战湘粤的雄师移师南向，无不怀着依恋之情。附近的群众都成群结队地围着革命军指战员们，把煮熟的鸡蛋，大把的烟叶，连夜赶制的米粑，塞给在这块土地上奋战了三个多月的将士们。怀着对父老乡亲的眷恋之情，工农革命军指战员离开湘南，踏上了新的征程。朱德、陈毅兵分两路，互为犄角。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及耒阳第四师经安仁、茶陵方向向江西宁冈进发；陈毅率宜章第三师、郴县第七师向资兴、桂东移动，逐渐向江西宁冈靠拢。
朱德一路离开耒阳县城后，由观音阁直入安仁。沿路敌军慑于朱德的威名，不战自溃，安仁县长周一峰也弃城而逃。4月1日朱德部占领安仁城。部队稍事休整后，绕道茶陵，于4月20日退至酃县沔渡。安仁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唐天际，按照朱德指示，完成警戒尾追之敌的任务后，率领安仁县党政干部和农军撤出县城，一路边打边赶，在酃县沔渡追上了朱德部队。
由陈毅率领的宜章农三师和郴县农七师东撤后，在折岭重创了前来尾追的范石生部一个团和宜章县邝镜明保安队，于4月8日到达资兴。同日，黄克诚带领永兴县农军千余人，刘泰、邝鄘带领耒阳县农军700余人，黄义藻、李奇中率资兴农军1600余人也赶到资兴集结。当集结队伍尚未撤出资兴县城时，敌第十三军二师的一个团即尾追而来。郴县农七师第三团在团长蒙九龄的指挥下，与敌展开了巷战。战斗中，双方伤亡较大，蒙九龄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正在这时，何长工、袁文才率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赶来支援，敌人才不敢继续追击。向井冈山进发的这支庞大的农军，人员繁杂，其中有许多老人、小孩、妇女，加上沿途的群众，队伍越走越多，越走越大，行军速度也就越来越慢。为了保障部队和群众的安全，陈毅等军中领导只得精心组织、疏导，鼓励移师的信心与斗志，引导部队和群众向着井冈山方向前进。当部队到达资兴彭公庙时，会合了从井冈山下来的何长工、袁文才率领的部队，于是一路往桂东插入酃县的中村、水口，于4月21日到达酃县沔渡，一同与朱德部队主力会合。
在沔渡小街上的一间民房里，陈毅、何长工、袁文才和湘南几个县委的负责同志会见了朱德。朱德十分高兴，他所期望的胜利撤离湘南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为了进行两军会师的准备工作，4月22日，何长工、袁文才率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先行离开沔渡，回师宁冈。
毛泽东在酃县中村给部队上政治课时，闻讯朱德部在湘南起义失败，并招致敌人南北夹击，随即命令部队兵分两路：毛泽东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向桂东、汝城前进，由何长工、袁文才率第二团插向彭公庙方向，接应和掩护朱德部队。
3月30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到达桂东县沙田圩。由于大恶霸何鉴的造谣，沙田的劳苦群众不明底细，都离家躲进山里去了。为了打破敌人的谣言，毛泽东命令部队开展工作，分头行动，以班排为单位，写标语，出告示，进山喊话，替老百姓做事，很快使躲藏的老百姓返回家园。31日，正值沙田圩赶集逢圩，毛泽东又把工作做到了圩场。他亲自到圩场上召开群众大会，登上戏台演说，大讲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以及工农革命军的宗旨、性质等道理，号召贫苦工农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的这些话，经桂东籍的一团三营八连党代表陈奇翻译后，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极大兴趣，都纷纷表示拥护工农革命军的主张。根据群众的要求，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桂东万寿宫主持召开了桂东县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桂东县工农兵政府，由陈奇担任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同时，成立了中共桂东县委员会，由陈奇兼任书记。并从部队拨出几十支枪，将汝桂边区游击队定名为湘赣边区游击大队。
由于党和政府机关的成立，以及地方武装的扩大，桂东县的革命烈火迅速燃烧起来，几天之间，全县各区、乡的红色政权纷纷建立，一场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席卷桂东。
工农革命军在沙田所开展的群众工作，收效很大，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烧杀行为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在四都的东、西水烧了很多的屋”“访陈树礼同志记录”，有一次烧土豪的房子时，竟殃及旁边的老百姓房子。打土豪时，也出现了许多误会的事情：把老百姓娶媳妇的新嫁妆当作土豪财产予以没收，把给挨户团队长做过事的木匠也抓起来，甚至把老百姓也抓起来。
这些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对烧杀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极为愤慨。他批评了这些行为，指出要严格执行我军的一贯政策，不要被那些“左”的倾向扰乱了视线。他还对部队的干部战士说：“烧房子有什么用。要消灭的是封建剥削思想，反动势力。房子留下来，革命胜利以后，还可以用来办学校嘛！”
为了彻底纠正这种现象，4月3日上午，毛泽东把部队集中在桂东沙田圩后的老虎冲三十六担丘的田中，向工农革命军一团全体指战员，桂东县沙田一带的赤卫队员、少先队员，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毛泽东说：“烧房子这类事情行不通，烧了房子，老百姓都走了。现在要颁布几条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当时，毛泽东还一条一条地作了解释。毛泽东讲了以后，“营长给部队讲，回去以后，要记熟念熟。部队晚上点名时，党代表又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这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颁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人民军队的基本法则。它自在荆竹山首次宣布后，内容不断地调整和充实。这次在桂东沙田，就将原来的“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农一点东西”。
随着人民军队的不断发展，“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完善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红军陈士榘叙述了这个过程。他回忆说：“关于三大纪律，在新的情况下，不断地在内容上进行了修改，例如将‘筹款要归公’改为‘缴获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一个鸡蛋’，到陕北后又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六项注意，到了1929年向赣南闽西进军后，部队经过赣粤边三南地区（龙南、定南、全南），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这些地方比较闭塞，封建统治势力很强。我们来到这里，没有调查了解，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到野外大便，随便到沟里、河里洗澡，结果引起群众的严重不满。毛泽东同志在群众中了解到这些反映后，立即把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并且迅即向部队宣布。”新添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以后又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坑（厕所）。”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集中体现了我军军民一致、秋毫无犯的新型军民关系，明确了人民军队所肩负的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成为我党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提出和颁布，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团结人民群众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率部前来湖南接应朱德、陈毅的消息，立即被敌人探悉。为了扑灭湘南起义烈火，以李朝芳为“湘南剿匪总司令”，范石生为“剿匪前线总指挥”的湘粤两省敌军，更加疯狂地向湘南发起了攻势，并发出了合围命令。
在形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毛泽东率部毅然承担了掩护与决战的风险，于4月5日兵临桂（东）汝（城）边境的寒岭界下。汝城“宣抚团”团总何其朗，已在寒岭界修筑工事，日夜防守。此时，摆在毛泽东部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尽快越过寒岭界，楔入汝城，阻击南来之敌，策应朱、陈部队安全退出湘南。
4月6日，大雾弥漫，寒岭界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这正是攻击的极好机会。于是，毛泽东下达了作战命令。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兵分两路同时向寒岭界发起了攻击。敌人正在吃早饭，突然闻得枪声四起（其实是当地群众前来参战，用鞭炮燃放在油桶中助阵），仓促上阵，因不明底细，心惊胆怯，被我军一举击溃。我军乘胜进抵田庄圩。7日，毛泽东率部从田庄圩出发，在汝城银岭脚、鸭屎坪一带摆开战场，又再次击溃反动武装何其朗部。8日，在汝城县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又击溃了从粤北来的土匪武装胡凤璋部两个排，一举攻占了汝城县城。
4月9日，胡凤璋土匪武装主力不甘失败，向汝城县城压来。毛泽东、张子清等当即分析了形势，认为策应朱德部的目的已基本达到，为避敌锋芒，当即率部撤出汝城，回师井冈。
退出汝城后，毛泽东率部日夜兼程，于4月10日进至资兴的龙溪洞。龙溪洞是一个美丽的小山村，清澈的溪水绕山而过，汇入东江。此时，正是南方的初春，绿水、青山把龙溪洞装点得更加娇媚。但这一切，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都无心去领略，只盼朱、陈部安全退出湘南。
毛泽东部自离开酃县水口后，连日征战，干部战士已是很疲倦了。毛泽东、张子清决定让大家在龙溪洞休整一两日再走。于是，为安全起见，派出一营副营长陈毅安率一个连兵力，南出龙溪洞，四面搜索警戒。
但不久，陈毅安却回来了。
原来，陈毅安率连队出发后，没走多远，便碰上了由龚楷、萧克带领的宜章石独立营。
宜章石独立营是1928年1月19日石暴动胜利后组建的一支农民武装。石暴动的领导者是彭晒、彭睽。彭崎、彭严、彭孚、彭成一、彭东明等都是重要骨干。还有女同志彭、彭娟、彭儒、彭概、彭霞、彭谦、刘浮（黄沙人、嫁到石）、吴统莲（即吴仲廉、彭崎的爱人）等，表现都很突出。当时，工农革命军中都盛赞他们是宜章的“彭家将”。独立营成立后，由彭晒任营长，朱德部派来了龚楷任党代表，后萧克从嘉禾赶来参加暴动，石党支部知道他在北伐时当过连长，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因而萧克被任命为独立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
此后，宣章独立营活跃在宜章西南的黄沙区和靠近广东的莽山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坚持游击斗争。独立营共500余人，80多支枪，300多杆梭镖。当退入骑田岭，坚持一个星期后，得知朱、陈部已东移，于是独立营也向东撤。此时，宜章、耒阳、郴县等地均陷敌手。他们昼伏夜行，躲开了敌军的岗哨与民团的搜索，越过了敌人严密封锁的郴宜大道，于4月中旬到达资兴龙溪洞，并在这里遇上了毛泽东部的陈毅安连。
听了萧克的汇报，毛泽东对宜章独立营的艰苦斗争非常赞赏，拉着萧克的手，高兴地说：“好哇！没接到朱德，接到个萧克！”
一番话，把大家引得哄堂大笑。
随后，两部合二为一，继续向东转移上山。
毛泽东率部在资兴龙溪洞会合了宜章独立营后，旋即大踏步向东迈进。当部队到达酃县水口时，又会合了由胡少海率领的湘南农军宜章第三师。这时，毛泽东得知朱德、陈毅已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万余人退至酃县一带，心中非常欣喜，急忙率部向宁冈进发。
然而，这时发现湘敌吴尚第八军程泽润师的张敬兮团和罗定率领的挨户团已向酃县追来。必须拒敌于宁冈门外。毛泽东当即下达了阻击命令。
工农革命军一团迅即赶往酃县县城。由于一团行动快捷，当敌人到达酃县县城时，我军已依次占领了湘山寺、龙王庙、咯麻形等高地，毛泽东、张子清在接龙桥之北的山头上指挥战斗。一营担负正面阻击，三营负责迂回包抄。战斗从中午打到傍晚，击退敌人十多次的冲锋。敌人遭到重创，见天色已晚，只得向茶陵方向溃逃。
这次的酃县阻击战，为朱德、陈毅部从沔渡一带安全退往宁冈赢得了时间，为朱毛两军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不幸的是，张子清团长在阻击战时脚部受伤，一颗子弹打进踝骨里。
在毛泽东部的掩护下，朱德、陈毅率所部万余人先后退入宁冈，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为了欢迎朱、陈部队的到来，先行回到宁冈的何长工、袁文才第二团，在宁冈县委的紧密配合下，在砻市、古城一带广泛发动群众，筹集了可供两万人吃半个月的粮食。砻市附近家家腾出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欢迎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部队胜利到来。
随后，毛泽东率部回到了井冈山根据地大本营——宁冈。
毛泽东回到宁冈砻市的消息，立即传遍了龙江两岸。
朱德、陈毅闻知，立即和王尔琢等军中领导，走出下榻的龙江书院，来到门外等候。
毛泽东听说朱德等住在龙江书院，也在何长工的迎接下，带领何挺颖、宛希先等赶往龙江书院。
何长工远远看见了朱德，便对毛泽东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点点头，微笑地向他们招手示意。当走到书院门口时，朱德抢先几步，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很快，两位巨人的手便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他们都使劲地摇晃着对方的手臂，那么热烈，那么深情！
朱、毛会见了！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见。历史记载着1928年4月24日这一天！关于井冈山会师的时间有多种说法，传统的说法是1928年4月28日，经考证，我们在本书中认同、采用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中所说的日期。
走进龙江书院后，毛泽东把身边的干部何挺颖、宛希先、伍中豪、袁文才以及宁冈党政负责人龙超清、刘辉霄等介绍给朱德；朱德也将身边的陈毅、王尔琢、胡少海、龚楚、邓允庭等介绍给毛泽东。
龙江书院内，顿时飞起阵阵的欢笑声。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带着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赣两省的敌人竟没有整到你！”朱德不无感激地答道：“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
两支部队的领导人，边走边说，穿过龙江书院前厅、中厅，一齐登上了三楼的文星阁。
在文星阁中，大家依次坐下，互相交谈了转移和接应的情况，气氛十分融洽、热烈。
为了商议两军会合有关大事，毛泽东与朱德商定：先行召开军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军委，确定干部人选。
从此，一个壮丽的花环，在朱、毛的指间织就；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革命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两军会师后的第二天，即4月25日，在宁冈县龙市龙江书院召开极为重要的会议，即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于这个会议，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记载说：“红军至四月在宁冈开第一次全军代表大会选举军委。”除此之外，未有更多的记载。但可判定：会议是在两军会合后，故将其时间锁定在4月25日。因为，井冈山会师是一场大会师，是大小七八支武装力量的大会合部队杂，人员多极需统一部队编制，产生全军最高领导机关——军委，才能一定乾坤。此事迫在眉睫，不容延宕。只有军委产生后，才能确定干部人选，商研一些重大问题。
对于这次会议，萧克同志回忆说：“红四军成立大会以前，在一个房子里开过一个各个部队的活动分子大会，有一两百人参加，我也参加了这次会。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人都讲了话……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德同志在表决一个问题时，他在数举手的有多少，这是一个党内会议。”萧克：《梭镖营汇入红四军》。内部采访资料。粟裕回忆说：“在龙江书院，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及陈毅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接着，两支部队被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选举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任军委书记。”朱良才回忆说：“成立大会前在砻市靠河边的一栋厅堂很长的高大楼房里开了一个干部会。有一百多到二百人参加。在会上宣布成立红四军。”陈士榘回忆说：“各次全军代表会的时间地点，可能在古城、新城、砻市、茅坪都开过，第一次是在砻市开的，成立军委。”
可见，毛泽东、朱德出席并主持了这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为：1.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根据中央指令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取意源自北伐战争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即四军），时有“铁军”之称。红军沿用这一声名远播的番号，既能壮大声威，迷惑敌人，又寓意发扬光大，再立新功。2.决定四军编为三师九团的序列及军、师、团主要领导人；3.成立军委，并选举毛泽东担任军委书记。
20世纪80年代中期，湖南省安化档案馆在清查档案时，发现了1928年7月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打郴州时被敌缴去的一部分文件，该文件材料被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政训部抄录转发在《湘赣共产之阴谋》文存，其中有一份关于红四军军事委员会23人名单。据其载：“八、匪军的组织（一）军事委员会委员23人：朱德、陈毅、毛泽东、宛希先、何挺颖、袁文才、王尔琢、何长工、龚楚、胡少海、张子清、刘宋、刘海云、王佐、宋乔生、蔡协民、王得胜、王英、薛涛、石金德、陈桂秋、刘仁堪、刘清泉。其军委之下，有‘组织会议’、‘宣传科’、‘组织科’、‘士兵委员会’。”从这23人的名单上看，军委成员囊括了毛泽东、朱德部和袁文才、王佐部的主要领导人，同时还有不少下级军官、士兵代表，应该说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不过，现在还没有可靠的文献资料予以印证。
根据四军军委的决定，1928年5月4日，在宁冈砻市举行了两军胜利会师和四军成立大会。
5月4日这一天，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砻市，沉浸在一派喜气之中。龙江河东岸的沙洲上，一个用许多禾桶、门板搭起的坚实高台，被无数红旗簇拥着，上方一块红色横幅上写着一排大字：“庆祝两军会师和四军成立大会”。
8时许，一队队的战士挎着钢枪、背着梭镖大刀鱼贯进入会场。一队队臂戴红袖章的赤卫队员，一队队来自宁冈各地的群众，也相继涌入会场。宽阔的砻市沙洲上，红旗漫卷，锣鼓喧天，万头攒动，到会人员计有两万以上。
约10时，由党、政、军、工农各界代表组成的主席团成员，坐上了主席台。
“热烈庆祝两军会师和四军成立大会，现在开始！”大会司仪何长工的话音刚落，会场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
排列在主席台前的上百个司号员，一齐吹响了军号，号音激越嘹亮，军容威武雄壮。
军乐奏后，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宣布了部队领导人和序列。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朱德说：“我们党领导下的两支革命武装会师了。这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大事。但是，敌人却很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最后，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加强团结。他又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分田的利益。
朱德的话坚定而有力，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讲话时，指出了这次会师的伟大意义，分析了红军部队的光明前途。他说：“我们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方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强有弱，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到敌人背后去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够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手心里玩。”
毛泽东这番话，把大家说得心花怒放，信心倍增。
接着，参谋长王尔琢及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也讲了话。
最后，来自两军的文艺骨干登台表演了文艺节目。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表演了二胡独奏；彭琦和另外一名同志表演了双簧；彭儒跳了单人舞。还有花鼓戏、四川小调、宁冈采茶、京剧清唱……节目多姿多彩。
大会从上午10时一直开到下午1时才结束。
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开创了根据地的新局面，迅速取得了“四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使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区的斗争，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粟裕：《激流归大海》。
井冈山会师，是中国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是，对井冈山会师的时间、编制序列等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提法和争议。（关于会师的时间有三说：一是目前的传统说法，即4月28日；一是4月上旬；一是4月中旬。关于编制序列，一是“三师九团说”；二是“二师六团一教导大队说”；三是“三师八团说”。同时，还涉及红四军是否设有政治部，陈毅是否任政治部主任等问题。
1.关于井冈山会师的时间问题。
认为井冈山会师在4月28日的主要依据是：（1）毛泽东《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四月，朱毛两部及湖南农军退宁冈，乃再开始边界的割据。”（2）朱德1962年《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中说：“1928年4月28日，我们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这部分队伍和湖南地方武装，在宁冈县的砻市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3）何长工、萧克、龙开富、唐天际、赖毅等老同志的回忆均持此说，其中何长工说得较为肯定。
从上述三方面资料上看，历史文献未直接载明，基本上是依据当事人回忆认定的。但是，所得的4月28日的会师时间与保留下来的另一些历史文献发生很大矛盾。
因此，有人提出了“4月上旬说”。“4月上旬说”，对会师时间的结论太早，且与历史文献不相符，早已被史学界所否认，在此不赘。
于是，又有了“4月中旬说”。“4月中旬说”的主要依据是：（一）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给党中央的报告称，“据吉安来人报告，毛泽东部确与朱德汇合”。以报告的时间扣去消息几经传递的时间，会师时间似在4月中旬；（二）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写给中央的报告。这是四军成立后第一次占领永新城时写的。报告说：“追击毛部之杨如轩师，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部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缴械，三营现在亦被朱部击溃于永新。”以此为据，有人认为从成立四军—黄垇战斗—五斗江战斗—一占永新的军事行动，大约需要半个月时间，故按5月2日往上溯，得出会师时间应在4月中旬。
我们认为：会师时间不是4月中旬，也不是4月28日，而是4月24日前后。主要依据是：
第一，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共中央的信》所云“据吉安来人报告，毛泽东部确与朱德部会合”之语，当指4月中旬末由何长工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同朱德部在酃县沔渡的会合，而不是毛泽东所率的第一团已与朱德部会合。因为，4月中旬时，毛泽东率领一团于4月9日才退出汝城，这有当年敌军报告为证，4月中旬，毛部仍还在资兴龙溪洞一带，尚未上山。
第二，国民党追剿军的报告亦可印证。（1）1928年4月20号《湖南国民日报》载：“张团敬兮于本月18日抵攸，民众异常欢迎。闻安仁之共匪集中茶陵。张团准与李朝芳师长会剿。想不久可望肃清云。”张敬兮团系吴尚第八军程泽润师所属，正是被毛泽东部一团在酃县接龙桥战斗中所击溃的追剿军，其4月18日尚在攸县，可见毛泽东部到达酃县时当在其后，接龙桥战斗也应在4月20日之后。（2）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二师周参谋长梗（23日）酉电称：“职协同第八军一部于漾日（23日）收复酃城，朱毛残部数千窜赣西。”此电可证毛泽东部在酃县接龙桥战斗后撤出时间应在22日或23日，回到宁冈砻市的时间也当在24日前后。
由此可见，朱毛两部会师的时间应为4月24日前后。
2.关于会师时的编制序列问题。
一是“两师六团一教导大队”说。此说是指第四军下辖第十师，第一十一师和教导大队，两师各辖三个团，即第十师下辖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第十一师辖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团，另成立一军直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1）毛泽东于1928年5月2日在永新写给中央的信。其中说：“前湘特委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指定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朱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朱兼第十师师长，宛希先任党代表；毛兼第十一师师长（本为张子清，因他受伤毛兼代），何挺颖任党代表。另一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此外，杜修经1928年7月向湖南省委的报告，说到有六个团，却未说有几个师，也未说有教导大队。
本来，毛泽东的报告时间早，最具有价值。但是，文中所记载的编制序列，不仅与大量的井冈山斗争亲历者如何长工、萧克、朱良才、黄克诚、李克如、李奇中等人的回忆不同，且与现存的其他历史文献也不一致。因之，这当是4月底按湘南特委指示缩编后的编制。
二是“三师九团”说。与“二师六团一教导大队说”不同的另一件说法是朱毛会师后编为三师九团。其主要依据是：
（1）1928年5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云：“据一吉安被俘而放回的一连指导员讲，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朱毛的部队）有枪4500多支，共十、十一、十二三个师，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宛希先代），军委书记宛希先。十师长朱兼，为第二十五师余部所编，为全军精锐；十一师长毛兼，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编，十二师长陈毅，为平、醴、耒一带农军所组成。”该情况因由“被俘而放回的一连指导员”所提供，故有些地方失实，如把原本是毛泽东的党代表和军委书记说成是宛希先。但提到了有三个师，十二师师长是陈毅。
（2）1928年9月1日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说：“到了4月朱部2000余人，湘南农军8000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300人，如此庞大军队有统一指挥训练的必要，乃决定成立红军第四军，以朱为军长，毛为党代表，改编为三师，率（卒）以枪械不足乃改编为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六团，取消师部由军部直接指挥全军约万余人，枪仅2000余。”这里，明确讲“编为三师”，后“因枪械不足”，才改编为六个团。可见，编三个师时就不止六个团，应当还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个团。
（3）何长工1933年8月1日在《红色中华》发表的《井冈山斗争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造》一文中说：“至1928年3月末（用的可能是阴历——引者）朱德同志领导‘八一’与湘南暴动的遗产带入井冈，与毛部会合，在宁冈砻市始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军长兼十师师长，毛党代表兼十一师师长，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十二师师长，共编九团。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三十一团团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东日，三十三团团长戴成本，党代表黄克诚，三十四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三十五、三十六团不详。特务营长宋乔生。”何长工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重要人物，文章是1933年所写，记忆尚清，虽三十团未写，但明确记载了三个师，九个团。
（4）还有一件历史文物亦可说明有三个师九个团。即至今宁冈县茅坪八角楼墙壁上仍保存着当年十二师三十五团团部所写的三条标语。其内容是：“消灭国民党头子代表土豪的走狗！”“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谋生活的！”“工农暴动起来消灭一切反革命！”落款是：“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团部。”茅坪是当年井冈山根据地的党政军所在地，八角楼系毛泽东住地，可以肯定，朱毛砻市会师时，由于部队逾万，三十五团驻扎在茅坪一带。这些标语是红军走后，当地群众用石灰浆将墙壁刷新遮盖起来的，解放后才重新洗刷出来，恢复本来面目。白墙黑字，笔迹清晰，明白无误，当可作证。
（5）黄克诚、萧克、李奇中、李克如、朱良才等老同志，均回忆编了三个师，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个团，并回忆第三十四团团长为邝，党代表邓宗海；第三十五团团长黄克诚，党代表李一鼎；三十六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此外，陈毅在解放后曾有一首诗，诗中有“忆我尽长梭镖师”之句。
至此，我们可以认定，朱毛会师后确有过三个师九个团的编制。至于“三师八团”说是指没有三十团，但历史文献有多处记载有三十团，此说大同小异。
那么，在朱毛会师后编制序列的这一重大事件上，何以会出现不一致的记载呢？我们认为：这是会师后到5月底有过三次变化所致。第一次是4月25日的红四军第一次党代会上，确定建立三师九团的编制；第二次是4月底按湘南特委指示，缩编为两师六团一教导大队；第三次是5月底，“因给养困难”，三十团、三十三团、三十四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转回湘南”。此事陈毅的报告及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均有说明。因此，研究朱毛会师后的编制序列问题，必须从会师前后的变化中作出分析，而不能仅仅根据某一种记载、说法去判断。
3.关于红四军军部是否设政治部和陈毅任职问题。
这个问题有两个历史文件可以说明。一是毛泽东于1928年11月25日起草的《井冈山前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记载：“此间军队今年四月以前都有政治部，因影响不好，方取消。有政治部，使官兵群众认为政治工作只是政治部几个人做的，余人即以单纯打仗为职务，取消了政治部，人人要打仗，人人要做政治工作（政治训练与民众运动），才把单纯的军事脑筋打破。”二是杨克敏1929年2月25日《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记载：“设政治部是国民革命军的遗留，军中官长士兵都讨厌这个名词，取而代之的士兵委员会，在近一年时间中，各项工作都不错，比设政治部由政治部督促要强得多。”此两件报告都说明，从1928年4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起，到1929年1月杨克敏由井冈山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做汇报为止，“近一年时间”中都取消了政治部，而代之以士兵委员会。自然，陈毅在井冈山时期就没有任过政治部主任。陈毅是1929年6月到闽西后才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序列表
（1928年4月至5月）军长：朱德
党代表：毛泽东
参谋长：王尔琢
教导大队大队长兼士兵委员会主任：
陈毅
（1929年6月改任政治部主任）
第十师师长：朱德（兼）
党代表：宛希先
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
党代表：何长工
第一营营长：林彪
党代表：熊寿祺
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后叛变）
党代表：杜松柏（后叛变）
第三营营长：萧劲
党代表：吴弼
第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
党代表：龚楚
第一营营长：朱舍我
党代表：×××
第二营营长：李光化
党代表：胡世俭
第三营营长：肖荣标
党代表：彭晒
第三十团团长：刘之至
党代表：×××
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因负伤由毛泽东兼代）
党代表：何挺颖
第三十一团团长：张子清（兼）
党代表：何挺颖（兼）
第一营营长：员一民（后）陈毅安
党代表：毛泽覃（另说匡祖泉）
第三营营长：伍中豪
党代表：杨岳彬（后叛变）
第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
党代表：陈东日
第一营营长：袁文才（兼）
党代表：陈东日（兼）
第二营营长：王佐
党代表：康健
第三十三团团长：邓允庭（一说戴成本）
党代表：邝朱权（一说黄克诚）
第十二师师长：陈毅（兼）
党代表：邓宗海
第三十四团团长：邓宗海（兼）
党代表：刘泰
第三十五团团长：黄克诚
党代表：李一鼎
第三十六团团长：李奇中
党代表：黄义藻
军直属单位：
特务营营长：宋乔生
党代表：敬懋修
红军医院院长：曹嵘
党代表：萧光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