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袁文才在大苍会面后，一个回到了古城，一个赶回到茅坪，各自忙得不亦乐乎。为了迎接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袁文才和龙超清等动员茅坪群众用8张砻彻夜砻谷，以解决部队用粮；着人买了2头大肥猪，准备以山区特隆重的礼仪来欢迎革命军的到来；组织了几十个妇女将攀龙书院、阎仙殿等公产神产族产打扫得干干净净；调集了18杆抬铳，以备明日放铳壮威；邀集读书人赶写标语；请当地采茶三角班来唱戏；通知茅坪百姓，腾房子，下门板，打地铺，垫好稻草，以备部队住宿。“宁冈苏干张桂庭、谢梅香座谈会纪录”。内部采访资料。
袁文才本人还将见到毛泽东的感想告诉妻子谢梅香。谢梅香连夜准备毛泽东的衣衫、布鞋，并叮嘱袁文才准备轿子，因毛泽东脚疼，要把毛委员抬进茅坪。“宁冈苏干张桂庭、谢梅香座谈会纪录”。内部采访资料。
毛泽东在古城也向革命军的干部们传达了大苍会面的情况，细致安排了次日去茅坪的行军路线，并宣布了部队纪律要求和应注意的事项。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兵分两路，向茅坪进发。毛泽东、何长工等率军官队、卫生队走雨露石、大苍、荷花形、马源方向的近路直插茅坪；陈皓率团部和一、三营走龙市、葛田、大陇进茅坪。
与此同时，袁文才一大早，先组织一部分农民自卫军下砻市，把毛泽东赠送的100条枪挑了回来。随即亲自带领30多人，抬着一张睡椅轿子，往大苍方向迎接毛泽东。当袁文才一行到达大苍时，毛泽东的队伍已经到了。袁文才要毛泽东坐轿，换上谢梅香准备好的衣服。毛泽东坚持不坐轿，也不换衣服，只换上那双新布鞋，依然一身戎装，走在队伍前面。
当两路部队在马沅会合后开进茅坪时，茅坪群众在龙超清的指挥下，18杆抬铳一齐扣响，村头阎仙殿前四个汉子把早已绑好的两头大肥猪架上长凳，以当地传统的最高礼节——杀猪迎接。戏班子敲响锣鼓，吹起唢呐，老表点燃鞭炮，热烈欢迎工农革命军的到来。“宁冈苏干张桂庭、谢梅香座谈会纪录”。内部采访资料。
这一切，使工农革命军指战员颇受感动，有的还高兴得流了眼泪，真好像是到家了。
毛泽东在茅坪作了简短的讲话，大意是说：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专门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队伍，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今天来到宁冈的茅坪，终于有了自己的落脚点了。这个地方很好，山高林密，地利人和，又有袁总指挥的帮助，我们一定要同袁总指挥和农民兄弟亲密合作，共创大业。“宁冈苏干张桂庭、谢梅香座谈会纪录”。内部采访资料。
袁文才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龙超清也代表宁冈县党组织讲了话。
当天晚上，毛泽东参加了宁冈县党组织在攀龙书院召开的党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讲了“马日事变”后党的应急措施，讲了八七会议精神，并询问了宁冈党组织的情况。当了解到“马日事变”后，宁冈有些党员畏怯形势，逃离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躲进茅坪一带“打埋伏”、不敢出来活动时，毛泽东说：“你们要打活埋伏，敌人来了我们先躲着；然后，这里出来，那里出去，到处打他们，才能把敌人打垮。”他还针对党组织的情况说：“你们的党组织根基不稳，光知识分子不行，还要发动工农群众，以后要注意阶级出身，要深入基层，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当年宁冈县委组织部长刘克犹的回忆。内部采访资料。
会后，毛泽东在袁文才安排的住地——茅坪谢慈俚的家里（即现在的八角楼——引者注）接见了永新、莲花县在茅坪藏匿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贺敏学、王怀、刘作述、刘仁堪、贺子珍等。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茅坪后，在宁冈县党组织和袁文才的帮助下，在茅坪的攀龙书院里创办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所医院——茅坪后方医院。院长曹嵘，党代表赵发仲。
说是医院，其实很简陋，条件极差，缺医少药。据当时任职的老中医赖章达回忆：“毛主席1927年10月（割禾后）来到宁冈，卫生队设在茅坪，有40人左右，红军医院在攀龙书院。中医赖干华、陈金（湖南人），西医吴鹏飞。11月参加的有赖章达、黄少古（茶陵）、谢贻阶（茅坪）三位中医。现小膳厅是中医医疗室，轻伤员、担架队住楼上，床铺摊在楼板上。起初伤病员只有四五十人，伤员用的中药靠大陇、滩头药店供给……药空了，我们便上山挖了70多种土产草药，有银花、土茯苓、木通、麦冬、金英子、茴香、车前草、五瓜皮、厚朴等。1928年4月，毛主席发动打永新……缴到400多担药放在茶山源（当时，部队的药库设在茶山源——引者注），这时药材丰富了，部队、群众都来此买药。”
据1928年5月调入茅坪后方医院工作的肖明回忆：“当时的茅坪红军医院里面有队长（姓莫，广东或广西人），党代表姓叶（湖南人，长征时牺牲）。下面还设医务室（有2个中医和2个西医，一个医师姓曾，还有一个中医，脚有点跛），看护排有10多个人，排长姓范，湖北人，担架排10多个人，事务排有10多个人，管理后勤等事务工作。医院可以容纳四五十个病人，进进出出的病人比较多，当时从永新送来的伤兵比较多。医院的药材十分缺乏，虽然各地党组织想方设法冲破重重困难，把升汞（治枪伤用）、碘片等西药送到根据地里，但总是不够用（一般是先送留守处，再由留守处分到医院和连队里）。因此，医院经常组织医务人员和附近的群众上山采草药。采药时，由懂的人采个标本，然后大家照样子采。当时用中草药一般的病都能治好，洗伤口用盐水洗，硝盐也能用，但要过滤才行。”
为了解决医疗困难，边界党曾多次向湖南和江西省委以至党中央报告，请求送几名西医和一些药品来，但未能如愿。为此，医院的医护人员只好自己动手，用竹子制成镊子、软膏刀、软膏盒等，用消过毒的剃刀代替手术刀，用土布代替纱布，对用过的纱布洗了又用，用完又洗，直至完全不能用再废弃。
对医院的这种艰苦状况，当年派往湘赣边巡视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于1928年7月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曾提及：“军中生活……医药—买药困难，伤兵很苦……”毛泽东于1928年7月4日代表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说：“伤兵增至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毛泽东对红军医院的建设甚为关心，经常去看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问寒问暖，还把当地群众送给他的鸡蛋转送给伤病员吃。靠着这种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精神，红军医院不仅是医治疾病的场所，而且成为一个政治大课堂。至今，还流传着许多这方面的动人佳话。
在建立红军医院的同时，工农革命军还在茅坪建立了一个后方留守处。留守处设在茅坪的象山庵。留守处主任是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副师长余贲民。
何长工在《秋收起义和引兵井冈山》中说：“在古城会议上，决定要在茅坪设立一个后方，把卫生队放在那里，要安下家来。第二天我与曹嵘同志带100多伤兵来到茅坪，把他们安置在攀龙书院。这是我军第一个后方留守处。”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中说：“南进到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1971年4月19日宁冈县老革命干部座谈会认定：“茅坪的红军医院是部队一来茅坪就办的，那个地方原先叫攀龙书院。红军留守处设在象山庵。”当年在三十二团当理发员，曾给毛泽东、朱德、陈毅、余贲民等理过发的茅坪老苏干朱洪炳，于1976年7月2日在茅坪象山庵旧址回忆座谈会上说：“象山庵除了红军的教导人员住在那里外，还设立了一个留守处、干部医疗所，还驻扎了一个机炮连。留守处的负责人是余贲民。”
可见，在象山庵设立留守处是确定无疑的。留守处负责统管军官队、卫生队、辎重队、机炮连等后勤单位。据当年桃寮被服厂的工人刘应龙等老同志回忆，1927年11月底在桃寮创办了红军被服厂，负责人也是余贲民。这就证明留守处包揽了部队的所有后勤摊子。这样，让副师长、前委委员而且连毛泽东都称“贲老”的余贲民来挑这副重担子，当“后勤部长”，是为合乎情理的安排。
在当时极为险恶的环境之中，700多人的队伍，若找不到一个落脚点，设置留守处，把“包袱”放下，部队怎么可能轻装出击，去开拓新的局面呢？
对此，当年宁冈东南特区团委书记苏兰春说过一席话，很值得回味。他说：“有一天，我问袁文才团长，会见时说了些什么？袁文才告诉我说：毛委员讲，听说八一部队会下广东，他准备去韶关，找贺龙、叶挺的部队，留下的部队就交给我带。我问他留下的是些什么人？他讲有连长、营长还有师长。袁文才说，这么多大人物，我一个初中生能带得下去？于是决意推辞，口里却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毛委员听得袁文才这样讲，就高兴地留下伤病员和留守机关，然后带领部队去了湘南。”苏兰春：《回忆宁冈的革命斗争》。
后方留守处的设置，使初来乍到鞍马劳顿的工农革命军放下了“担子”，解除了后顾之忧。这对于部队轻装上阵，开始沿湘赣边界出击，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副师长的余贲民负责这摊工作，也是功不可没的。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受到了袁文才和宁冈县委以及茅坪群众的热烈欢迎。此后，为了解决工农革命军的粮食供应，袁文才指令在大苍会见担任守门的苏兰春等几个青年，连夜下乡将全县各公产、神产、族产的谷收拢起来，赶运到茅坪；为使革命军战士住得舒适，龙超清动员茅坪一带的群众，家家户户作了准备，安排得妥妥帖帖。这一天，茅坪显得热闹非凡。
对毛泽东的住宿安排，袁文才经反复考虑，最后确定安排在茅坪村中央的老中医谢慈俚家的楼上（即现在的八角楼）。
这楼上原先住的是贺敏学（即贺子珍的哥哥，永新县农民暴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7月18日袁文才率部联合王兴亚、王佐部和莲花农民自卫军，将被关押的贺敏学等永新革命派救出退往宁冈后，袁文才就安排贺敏学住在这个楼上。1984年7月28日，贺敏学故地重访，来到八角楼时说：“马日事变后，袁文才把我们从监狱里救了出来，我就住在这楼上。主席来了以后，我就让给主席住。”袁文才把毛泽东安排在老中医家里住，是为了便于毛泽东及时调养脚伤，可见考虑十分周全。
7日晚上，毛泽东参加宁冈党组织召开的党员大会后，袁文才将在茅坪一带坚持斗争的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共产党“头面人物”召集起来，来到了八角楼。
毛泽东亲切地会见了他们。在这里，毛泽东结识了贺敏学、刘真、王怀、刘作述、贺子珍、刘仁堪、刘辉霄、刘克犹等人。
当袁文才介绍到贺子珍时，毛泽东竟有点惊讶了。他没有想到：在井冈山的革命派“头面人物”中，竟然还有一位女性，且是个美貌姑娘。当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会面，竟是毛泽东、贺子珍后来成为革命伴侣的开端。
这晚，毛泽东详细地向大家询问了边界宁冈、永新、莲花、遂川、茶陵、酃县的情况。参加会面的同志也一一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这次会见对毛泽东在以后经营、领导井冈山的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10月上旬，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后，在当地党组织和袁文才的帮助下，在茅坪设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放下了辎重，得到了休整，部队轻装上阵，开始出击。这一史实，史称“茅坪安家”。
如何称之为“安家”呢？这是因为：
第一，工农革命军转战千里，居无定所，进驻茅坪后，方找到了一个落脚点。这个落脚点，在莲花没有解决，在三湾没有解决，在古城也没有落实，直到茅坪才落实、解决。诚如谭政《三湾改编前后》中所云：“部队在转移中，每天总是从天未亮就出发，直到黄昏以后才宿营，经过平、浏、铜鼓、萍乡、莲花，到达永新的三湾村，休息了三天，着手改编部队。这算是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难点。自从长寿街战斗失利后，湖南的敌人拼命地跟着我们后面追赶，总想把我们这些革命的种子弄得精光。民团、保安团也来欺负我们，沿途不准我们借路。没有经过锻炼的小娃娃，哪里经得起这样的风波。当时，疲劳、困苦、饥饿、惊慌的情绪充满了部队，加上疟病、痢疾传遍了每个战士……三湾改编以后，把伤病员放在茅坪，把没有人背的枪送给袁文才。部队才经古城、龙市到酃县水口，再到遂川大汾圩。”可见，到了茅坪，才找到了一个落脚点，才有个安身之处。
第二，进驻茅坪后，部队放下了担子，轻装上阵，以宁冈为大本营，开始新的战斗。后方留守处的建立，把军官队、辎重队、机炮连等后勤机关留下，减轻了部队的压力；而后方医院的建立，更使100多名伤病员得到了妥善安置，不仅伤病员减去了连续行军的痛苦，而且部队也免去了拖累，增强了战斗力。10月中旬以后的分兵游击活动，正说明了这一点。对此，范树德回忆说：“部队到了宁冈，把一些伤病兵送到茅坪，从而使病员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使战斗兵与伤病员分开，减轻了负担，提高了战斗力。”范树德回忆井冈山斗争。内部采访资料。所以，谭震林说：“到了茅坪，就是安下了革命的家，这就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开始。”何长工也回忆说，古城会议后，“我与曹嵘同志带着100多伤兵来到茅坪，把他们安置在攀龙书院。这是我军第一个后方留守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终点，已经终点了，引兵井冈山区，终点在宁冈，后方在茅坪”他又说：“茅坪是革命根据地安家的地方，宁冈是革命发家的地方，没有宁冈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这是历史的事实。”谭家述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说：“毛泽东同志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在秋收暴动后，由平江、浏阳退到湘赣边，以宁冈为根据地，向茶陵、遂川、永新、酃县等县发展游击战争。”谭家述：《第六军团诞生和发展略历》。内部采访资料。赖毅回忆说：“古城会议以后，兵分两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如果进军目的地未到达，部队是不会分散行动的，这时确定了在茅坪设立后方。在茅坪设立后方，在茅坪安家。”
第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出击一个月后，又返回大本营茅坪，随后将湘赣边特委、湘赣边工农兵政府等党政首脑机关设在茅坪。据何长工回忆，在宁冈茅坪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一大”，“毛泽东同志作了形势报告，对敌我力量进行了对比，指明了革命前途，进一步确定了要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毛泽东同志说，现在我们有了家，就不要乱跑了，要在这里发家”。可见，毛泽东本人也是把宁冈茅坪视为革命之“家”的。
综上所述，茅坪“安家”在史实上是可以确认的。所谓“安家”，就是安营扎寨，以此为大本营。当然，“安家”并不意味着进军的终结。而是以此为基点，开始新的更广阔的战斗。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后，于10月中旬起，开始了沿湘赣边界各县的游击活动。当部队游击到湖南酃县水口时，经过整训与休息，实行了短距离的分兵。
工农革命军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部队给养和扩大政治影响，以创造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基础。所据如下：
当年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在1928年6月15日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毛泽东部……后来则以宁冈为大本营，分派部队向各处游击。平均九天一次战争都胜利且造出了一点民众的基础。”
赖毅在《从三湾改编到井冈山》中记述说：“古城会议后部队分兵活动……毛主席给我们说，要下去。分几路下去，要扩大政治影响……下去以后要贴布告，要宣传我们部队的宗旨、性质……布告要用‘团长郭亮’的名义。”
张宗逊也说：“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后，那时，吃饭穿衣是大事情，上井冈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那时去的水口、大汾都是比较大的地方，去这些地方都为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张宗逊：《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几个问题》。内部采访资料。他指出游击的目的是“为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即部队的给养问题。
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中也指出：“当年10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的机会……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
工农革命军沿湘赣边游击的第一站，是湖南酃县的十都。这时，处事周密的毛泽东考虑到应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取得联络，汇报秋收起义部队的情况，于是派出何长工前去长沙、衡阳，寻找湖南省委。继而，部队往石洲、坂溪等地，移师水口。
水口，是湘赣边区属酃县的一个小村庄。工农革命军来到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共酃县党组织获悉这个消息后，立即派周里前来与革命军接头。毛泽东在团部朱家祠会见了这位酃县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毛泽东详细地向周里询问了有关酃县党组织的情况，当听得周里汇报说酃县在“马日事变”后只有一个临时支部、3个党员时，当即指示周里：要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尤其是受苦农民，恢复农会，准备暴动，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岂料，大浪滔滔，鱼龙混杂。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竟在这个时候不告而别。
曾在余洒度部下任特务连长、三湾改编后改任一团二连排长的谭希林，亲历了余、苏二人脱逃的经过。他是这样记叙的：“在水口时，部队的司令部住在朱家祠。我们这个排住在离水口三四里远的一个亭子里，担任向酃县方向的警戒任务。到水口的第三天，原师长余洒度和三团团长苏先俊开小差，经过我们的岗哨，被我们拦住了。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说：‘我们要走，是毛委员允许我们走的。’我们说：‘没有证明不能通过。’结果还是把他们两个拦住，并立即报告毛委员。毛委员气量大，他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
余洒度、苏先骏脱离革命后，日子并不好过。余洒度后来投靠蒋介石，因贪污军饷，贩卖鸦片，被国民党处以极刑；苏先骏到长沙后，出卖了郭亮同志，1930年被我军击毙。
余、苏的脱逃，引起毛泽东的深思。他决计在水口建党，以巩固三湾改编的成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各连队党代表挑选一批工农革命骨干，发展入党。在部队移驻水口时的第二天下午，秘密通知有关入党对象去团部开会。
山区的深秋之夜，安谧而又宁静。当各连党代表领着6名战士来到水口圩叶家祠堂的时候，毛泽东等已在叶家祠的后厅小阁楼等候了。阁楼中，摆着一张农家方桌，几条长板凳，桌上的马灯映着通红的光，桌子正前方横垂着两张长方形的红纸，一张写着“CCP”三个字母，一张写着“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六句入党誓词。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第一次建党活动就要在这里举行。
人到齐后，毛泽东宣布开会。各入党介绍人首先介绍了新党员的情况。在介绍完新党员的简历和政治表现后，毛泽东向6名新党员一一询问了一些问题。“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赖毅等人说：“要翻身，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加入党更有力量。”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随后向他们解释了入党誓词和“CCP”三个字母的意思。接着，毛泽东握起右拳，带领6名新党员作了庄严的宣誓。
这次发展的6名党员是：赖毅、陈士榘、李恒、欧阳健、鄢辉、刘炎。根据陈士榘、赖毅、谭希林等人回忆综合而成。
庄严、洪亮的声音在阁楼中回响，6名新党员激扬着特有的亢奋，发出了终身征战的誓言。从此，他们以新的姿态坚定而勇敢地踏上了艰苦的征程。
水口建党，是我军历史上一次最早的建党活动。其后，各连队都相继举行了建党活动。这不仅为部队增添了新的血液，而且，众多的优秀分子投入党的怀抱，使中国共产党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成为一个坚强的载体。
正当工农革命军在水口开展群众工作之际，酃县党组织周里前往酃城侦察回来报告：茶陵敌军两个团向水口扑来。
毛泽东闻讯，当即决定兵分两路：由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二、三连插向茶（陵）安（仁）边境，袭扰敌后，迫敌回撤，然后即返茅坪；毛泽东则亲率团部和三营、一营一连、特务连折入遂川县境，继续游击，发动群众。
10月22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主力到达遂川西部的大汾镇。岂知，这支弱小的部队在此遭受了一次大的劫难。
劫难的由来是遂川县反动武装头目、靖卫团团总萧家璧的突然袭击。萧家璧，人称“萧屠夫”，一贯心狠手毒，杀人不眨眼。当部队刚刚在大汾住下，他即扬言不准革命军驻扎，如果不走，就要拔刀相见。
对于这种威胁，从大革命的血泊中走过来的革命军已司空见惯，何况现今还有数百枝钢枪。于是，团部未予理睬，照常派岗、宿营。
是夜，寒气袭人，乌云沉沉。工农革命军指战员们刚进入梦乡不久，萧家璧便纠集了三四百靖卫团丁向大汾发动突然袭击。密集的枪声划破了山乡之夜的宁静。毛泽东当即命令三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向敌人进行回击，抢夺圩外被敌人占领的制高点，他自己则率领团部和一营一连、特务连，沿山沟绕到敌后，欲与三营呈夹击之势，消灭来犯敌匪。
战斗越打越激烈。革命军因鞍马远征，十分疲劳，加上人生地疏，仓促应战，难以抵挡敌人的进攻。团部欲与三营联络，又被萧家璧靖卫团隔断。于是，毛泽东下达命令撤退。然而这时，三营却不知哪里去了。
此刻，可以说是工农革命军自三湾改编以来最惨的时节。对此谭政在《三湾改编前后》记述说：“第一营的一连以及团部、特务连由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虽然没有损失好多，但每一个人都很狼狈，毛泽东同志也只穿了件长袍子。大家吃了饭，他还没有吃饭，后来搞到了饭又没有东西盛，就用衣服兜，用两根树枝当筷子。”吃饭以后，队伍走走停停，盼望能与三营会合，但三营始终未能出现。原来，三营在匆忙中退出战斗，却走错了方向，向南转到桂东去了。后来，三营在张子清、伍中豪的带领下，又转到上犹县鹅形，与朱德、陈毅的部队取得了联系，参加了朱德部的上堡整训，得到了物质和弹药补充，直到12月才离开朱德部，转辗到茶陵，归还建制。
部队来到黄坳时，收集失散人员。这时，毛泽东身边只有30多人了。随后继续行军。战士们却稀稀拉拉地坐在地上愁眼相对。这时，毛泽东毅然站了起来，挺直身子，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头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毛泽东镇定、坚强的精神，顿时感染了战士们。30多个战士纷纷提枪入列。接着，后面的队伍也赶了上来，总共收集200余人。
大汾劫难后，在毛泽东的率领下，这支“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革命队伍，趁着苍茫夜色，又踏上新的征程。
部队往荆竹山方向走去。荆竹山，坐落在遂川、酃县之交，锯齿形的笔架峰中分两省，荆竹山就横卧在左面的狭长山谷里，山上长满各种竹子，尤以荆竹居多，故名“荆竹山”。
在荆竹山，毛泽东遇见了王佐部队的“探水队”（即侦察队）队长朱持柳。在朱持柳的热情安排下，工农革命军夜宿荆竹山。这天，是10月23日。
原来，在茅坪期间，袁文才就向毛泽东介绍了“把兄弟”王佐的情况，并亲自写信一封，交与毛泽东。毛泽东率部沿湘赣边界各县游击来到水口时，一面派出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金蒙秀回返茅坪，帮助袁文才练兵；一面派出艾成斌带着袁文才的信上井冈山联络王佐，当时，毛泽东部来到茅坪的消息，已传到了王佐耳中，但王佐心存戒备，直到看见艾成斌带来的信函才知详情。王佐素来尊重袁文才，时刻不忘袁文才救命之恩，知道袁文才介绍的毛泽东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穷人队伍，于是派出朱持柳前往荆竹山一带打探工农革命军下落，与毛部联络，不期而遇。第二天，朱持柳派人急赴大井，向王佐报信。
为了部队上山后能与王佐部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毛泽东于部队出发前，在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大家讲了话，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
对此，陈士榘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中回忆说：“在荆竹山，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这是工农革命军最初颁布的“三大纪律”。随着根据地建设的不断深入，毛泽东后来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并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形成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我党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农革命军离开荆竹山后，经双马石、菖蒲洲，于10月24日进抵大井。在大井，革命军受到了王佐及农民自卫军的热烈欢迎。王佐腾出大井的新屋场营房让毛部住宿。这天，王佐还差人杀了四头肥猪，大摆宴席，热情款待工农革命军将士。席间，王佐向毛泽东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及发展史。
毛泽东对王佐的遭遇深表同情，对他能在革命低潮时保存60支枪甚为赞赏。考虑到日后的工作，毛泽东当即决定赠送70支枪给王佐，请他派人到茅坪找余贲民提取。王佐闻讯大喜，亦当场表示赠送500担谷子接济工农革命军。
在大井，毛泽东还应王佐之邀，指挥部队与王佐部一起，于当晚奔袭拿山尹道一保卫团团部——石门。尹道一是拿山一带的恶霸，一贯欺压百姓，鱼肉山民，又是王佐的宿敌。当毛泽东、王佐等率领数百人于翌日清晨到达石门时，尹道一闻讯逃跑，工农革命军一连连长员一民带队首先冲入村内，击毙几十个团丁，砸烂了保卫团团部，随后返回大井。毛泽东将缴获的十几支枪全部送给王佐。王佐部连同毛泽东赠送的70支枪，突增80余支枪，部队上下喜气洋洋。
第二天，王佐乐呵呵来到新屋场毛泽东住地，诚意邀请工农革命军进驻比大井更为广阔的地方，王佐的司令部住地——茨坪。
毛泽东对王佐的盛情十分感激。“八七”会议时，毛泽东曾向瞿秋白表示，要“上山与绿林交朋友”。没想到，秋收起义南下后仅一个多月，果真在井冈山结识了袁文才、王佐两个“绿林朋友”。
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
茨坪，历史上称过柿坪，也叫过仕坪。前一种说法是这一带盛产柿子而得名，后一种说法是这里出了个中过探花的读书人。茨坪地处湘赣边陲，四周崇山峻岭，古木参天，住着几十户人家，是当时井冈山四周最大的村庄。
经过与王佐的交往，毛泽东觉得王佐比袁文才更豪爽、更直率。来到茨坪后，毛泽东觉得这里确是个好地方，有很好的山险，很好的群众，但人口太少，产粮不多，虽利于屯兵，却难以养兵。
几天后，宛希先率一营两个连完成了茶、攸一带的牵敌计划后，带着一批现洋和一大捆报纸，也来到茨坪。工农革命军的两个营劫后重逢，让人不胜欢喜。这时的茨坪，红旗招展，成了工农革命军的天下，到处充满欢声笑语。毛泽东也为得着时报感到高兴。
在茨坪，毛泽东经常与王佐谈心，有时彻夜长谈，启发王佐的思想觉悟。王佐常对人说，毛委员这个人是最有学问的，跟他谈上一夜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此后，毛泽东成了王佐心目中最敬佩的人。
在茨坪，毛泽东还抓紧时间，请来了李正龙、李和秀等五六个农民以及其他人士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井冈山的政治经济、风土人情及人民生活状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王佐在新遂边区的村子中招募了80多个新兵，然后将自己150余人的队伍云集在上井，进行整训、练兵。毛泽东应王佐之邀，指派工农革命军团部的艾成斌、刘堂富分别担任王佐部队的军事、政治教官，又调来在茅坪步云山帮助袁文才练兵的金蒙秀，协助王佐统管部队。此后，部队坚持三操（早操、午操、晚操）两讲（讲形势、讲军事）的有序练兵，是为“上井练兵”。这次练兵，使王佐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11月初，毛泽东率部回到了茅坪。工农革命军半月来的游击，无论是政治上、军事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茅坪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村里村外，到处是耀眼的标语，余贲民、袁文才已把茅坪“赤化”了。
毛泽东在茅坪听取了余贲民、袁文才有关半个月来茅坪革命工作的汇报，随后指示袁文才：立即通知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在茅坪藏匿、避难、坚持斗争的党内负责人到象山庵开会。
象山庵，是茅坪、马源坑进去的一个古庵，建于清康熙年间。繁华时曾有过近百个庵民，大革命时，成了袁文才农民自卫军的栖息之地，如今是工农革命军的后方留守处。古庵并排三栋三进，九殿十八井，雕梁画栋，气派非凡。
在象山庵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这是个鲜为人知却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有着重要意义的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重建和恢复边界党的组织，开展群众武装斗争活动。永新县的王怀、刘真、刘作述、贺敏学、朱昌偕、贺子珍；莲花县的朱亦岳、刘仁堪；宁冈县的龙超清、袁文才、刘辉霄等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召开象山庵会议，是针对边界党组织的状况而决定的。10月间，工农革命军到达边界时，因为“马日事变”，边界各县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差不多全被敌人破坏了。“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要在罗霄山脉中段创造红色割据，党组织的重建乃是头等大事。为此，毛泽东到茨坪数天后，迅即回到茅坪，着手抓这件大事。
据当年参加会议的贺敏学回忆说：“毛泽东首先要大家汇报情况，以后又向大家作了关于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指示，并要求大家回去迅速地行动起来，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子，以巩固和发展地方自卫军。”贺敏学：《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地区湘赣边界及永新县的革命斗争》。内部采访资料。当年宁冈县委组织部长刘克犹也回忆说：“毛泽东在象山庵召开的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我没有参加，后来党组织负责人传达了。我记得是：毛泽东说，现在各县要抓紧时间重建党的组织。目前，党组织的情况是工农分子太少，知识分子太多，所以党组织不巩固，革命不坚定。”
会议结束后，宁冈、永新，莲花等县迅速掀起了打土豪分浮财的群众性游击暴动，并在斗争中恢复和重建了党的组织。
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立党的时期。”“到今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县委，酃县有了特区，莲花亦开始了党的组织，与万安县委亦发生了关系。”可见，象山庵会议是毛泽东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一环。
工农革命军从茶陵回到宁冈后，毛泽东为了布置长期的斗争，针对部队“伤、亡、病、逃，损失甚易”和“军事技术太差”的状况，决定创办一个军官教导队，培养和训练下级军官以及边界各县的赤卫队指挥人员。
军官教导队设在砻市的龙江书院。龙江书院建于1840年，原是江西的宁冈，湖南的茶陵、酃县三县客籍捐款建起来的客籍子弟最高学府，建筑甚为宽阔、雄伟。
教导队的队长由吕赤担任。吕赤，四川人，黄埔四期学生，参加过北伐战争。三湾改编后，曾担任军官队的队长。这时候的军官队，人员已所剩无几了。选择吕赤出任军官教导队队长，足见毛泽东的知人善任。
1927年12月底，军官教导队创办起来了。学员共有100余人，都是从部队里及地方武装中选派的班长和积极分子。为把教导队办好，吕赤又挑选了懂军事技术的陈士榘、张令彬、陈伯钧来担任区队长，从部队中挑选袁炎飞和一个姓黄的山东人担任教官，并由蔡钟担任教导队党代表。
开学那天，举行了开学典礼。百余名学员服装各异，却精神抖擞，聚集在龙江书院“明道堂”，聆听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说：“同志们，军官教导队今天正式开学了。这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你们是教导队的第一期学员，应该感到骄傲。从今天起，你们就要在这里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人，不是在娘肚子里就懂马列主义，懂用兵打仗的，所以要学习。但要在短期内学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需要有移山倒海的气魄。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推翻军阀政府，消灭封建剥削，完成土地革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需要有移山倒海的气魄！”“谭震林回忆”，1982年采访录音整理。
毛泽东的讲话，给学员很大鼓舞。
吕赤办学有方，训练有素。他将教导队编为三个区小队，陈士榘、张令彬、陈伯钧分任区小队长，要求各区小队从严治兵，按规办事，展开竞赛活动。
按照办学要求，教导队以军事教育为主，兼学政治、文化。军事方面有队列、单兵刺杀、地形地貌、军事指挥等练习内容；政治方面有阶级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内容；文化方面则以解释“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实行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建立红色政权”等政治口号，开展识字活动，把学政治与学文化结合起来。此外，教导队还很注重实践，经常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山地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实地军训。
毛泽东对教导队的工作很关心。有一天，进行单兵刺杀训练时，宁冈学员谢华光总是不得要领，气得袁炎飞教官想发脾气了。正巧毛泽东来了，他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启发谢华光要带着阶级仇恨来练，就好像敌人就在前头。受此启发后，谢华光刺杀得又狠又猛，步伐整齐，一时传为美谈。
有一天，党代表蔡钟请毛泽东给学员讲讲革命：什么叫革命？革什么命？怎样革命？蔡钟说他讲不透。
毛泽东应允了。他来到教导队，深入浅出地阐明“革命”的意义，使学员们一听就懂。时隔半个多世纪，当时的学员谭震林还能记忆犹新地讲述毛泽东怎样用湖南乡间常见的水车舂米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要革命的道理。他说，毛泽东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说：“大家都知道舂米吧！舂米的方法，一个是你拿着棍棒，你顿一下，我顿一下，把谷子舂成米。另一个方法是用水车，上面安一根棒子，棒子上捆块石头，水一冲，水车不停地转动，下面的石臼就不停地舂米，这个方法就革了前一个方法的命，更进步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机器碾米，机器转动起来，谷子很快就变成米，这又是一场革命，又进步了。”“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所有用人力的生产，变成用机器的生产。要达到这个目的靠谁呢？靠群众自己。那么，群众怎么知道革命的道理呢？那就是靠我们共产党员去给他们讲。所以你们到哪一个地方，都要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回忆”，1982年采访录音整理。
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教导队的学习条件极差。没有桌子，学员们就用砖块架木板代替；没有凳子，就席地而坐；没有纸，就用竹片、笋壳、杉皮充当；没有笔和黑板，用木炭作笔在地上划。就这样，军官教导队的学员们在山乡的陋室里，顽强地学习，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效。
边界的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教导队原定经常办下去，可第一期办至1928年2月下旬攻打宁冈新城时就结束了，直至“八月失败”后才在茨坪又办了一期。那时，工农革命军已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教导队亦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队。队长吕赤不幸在1928年3月间死于一起枪走火的意外事故，教导大队长便改为梁军担任，副大队长为周子昆，党代表为蔡会文。
在第一期教导队中学习的学员，结业后回到各自岗位，积极地投入了艰苦的斗争并担当重任。如：宁冈的谢华光担任了县赤卫大队长；莲花的刘仁堪担任了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等，他们在井冈山武装割据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官教导队的开办，为我军培育了一大批早期军事指挥人才，为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的创建造就了一支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队伍，同时，也为我军后来创办各种军事训练班及军事院校提供了宝贵经验。
1928年元月初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缴获几百担白布，运回宁冈茅坪后，后方留守处负责人余贲民即按毛泽东指示，在茅坪桃寮村办起了根据地的第一个被服厂。首任厂长由余贲民兼任。
被服厂设在桃寮村的张家祠。说是被服厂，其实是把分散在茅坪周围坝上、牛亚陂、马沅坑等地的裁缝集中在一起，缝制军用衣被。一切全是土法上马：找来几块门板，用凳子架起当案板；采来“牛眼籽”（一种野生植物），加上茶梓壳粉、黄栀子粉掺和在一起做染料，把一匹匹白布染成灰色，或加点靛青染成蓝色配用。
在遂川，还缴获了6架缝纫机。可是，请来的几十位裁缝，终年生活在封闭的山沟，缝衣全系手工，谁也没有见过缝衣机，更谈不上使用了。为此，余贲民又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在部队找了6个会踏缝纫机的战士，送到被服厂当师傅。据当年在被服厂当工人的刘应龙回忆，这6个战士是：林善宾、罗华曙、吴千金、贺世喜、王志兵，还有一个忘记叫什么名字。
有了机器缝制，工效比手工提高了十几倍。为了让在前方打仗却依然穿着两层破旧单衣的革命军战士早日穿上新衣服，被服厂的工人干劲冲天，日夜加班。很快，一批军衣、军帽、子弹袋、干粮袋、绑腿等，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了。然后按数捆好，写上大小型号，统交辎重队队长范树德和团部后勤参谋杨立三分发给各连队。
毛泽东对被服厂的工作十分关心，赞赏。2月中旬，部队从遂川返回宁冈，毛泽东便同张子清等一起来到桃寮，看望被服厂工人，并为被服厂写了块厂牌，名曰“中国工农革命军被服厂”。可惜，这块厂牌后来被敌人烧毁了。
工农革命军在草林、于田等地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时，还筹集到一批棉花，也运回桃寮，制作了一部分棉衣。
被服厂实行的是按劳取酬制。据当年的缝工刘应龙、李继祖等回忆，做一套衣服给130个铜板，快的每人每天可做4套，慢的做2到3套不等，统由组长收拢验收，然后付兑。
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以后，被服厂已发展到130多人，分成13个作业组，流水作业，有力地保证了工农红军的军需供应。当时，余贲民凋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任部长，被服厂厂长改由林善宾担任。厂里还成立了党的组织，制定一整套的管理办法，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程序化生产。
桃寮被服厂的创办，充分体现了革命军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范树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后勤工作》中对此作了颇为详细的记述。他回忆说：“为了解决部队的穿衣问题，我们筹建了被服厂，用缴获来的各色布匹，加工、缝制军服，解决部队的一部分穿着问题。当时筹建被服厂一事，主要是由余贲民负责的……打遂川时，大概有6部缝纫机运上了井冈山……我记得，桃寮这个地方比较隐蔽，这几部缝纫机在这里被安装起来了，转动起来了，为我们在井冈山坚持斗争出了力……被服厂的产品，一般是根据需要来配发，按需要的缓急和现有东西的多少分别给下面以不同的补充。由此可见，我们军队的吃、穿、用，都是采取了取之于敌、取之于民，利用当地条件自力更生解决的。”
八月失败以后，被服厂从茅坪桃寮迁至茨坪的李家祠，继续开办。
桃寮被服厂的成功创办，在当时的简陋条件下是个奇迹。它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