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仗打完了，辽东回归了，让我们从放松一下，回过头来补习一下功课。功课的题目，叫高句丽。
高句丽（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也称“高句骊”，简称“句丽”、“句骊”、“高氏高丽”。高句丽是个古老的民族，主要存在于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存在于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也是影响东北亚格局的一股重要力量。
在讲述高句丽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也必须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高句丽是否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高丽，高句丽究竟是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还是朝鲜半岛上朝鲜、韩国的先民？
有一次，我正在看一个唐朝背景的古装剧，这时，屏幕里突然蹦出来个大侠，痛心疾首的说什么高丽人对我大唐居心叵测……看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笑出声来——唐朝的时候有高丽吗？
编剧大声回答：当然有，房玄龄不就曾经说过，彼高丽者，边夷贱类……
鼓掌！引用得非常好！
不过，拍历史剧，光有热情是不够的。在这里我提一个建议：所有电视剧和电影的编剧，尤其是历史剧、历史片的编剧，一定要恶补一下东北亚的历史，千万不要一提到朝鲜和韩国，就立刻跟“高丽”、“高丽人”划等号，更不要把曾经在朝鲜半岛出现过的政权统统称呼为“高丽”。
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两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
唐朝人确实把高句丽叫做高丽，为什么要省去一个字呢？是为了表示蔑视。所以，房玄龄的那句话，应该理解成他对高句丽的蔑称，轻视。就像我们给别人起外号一样。另外一个例子是，白江口之战后，日本臣服唐朝，主动上书请求把国号改为日本。唐朝接受了。此后，在官方文书往来中，日本，就是日本。可在民间，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把日本叫做倭人。既是习惯，也是一种心理优势。
第二个事实：
朝鲜半岛的历史与中原地区一样，都经历了无数次的分分合合——高句丽政权存在于汉代至唐高宗年间，时间上要早于高丽；而高丽作为一个独立的王朝，则是在公元918年由王建所建立，存在于五代后梁至明朝初年。二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概念。
“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朝鲜半岛上的王氏高丽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
这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高句丽族的确创造了属于本民族的独特文明，古高句丽国也是与古代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国家，但是由于其领土横跨中国、朝鲜、韩国的特殊性，其民族血缘又与现在的朝鲜族有着一定的联系，再加上高句丽和高丽的读音相近，又与朝鲜半岛关系密切，所以很容易被有意无意的搞混。
某些国家不但把高句丽族看成是本民族的起源，把高句丽国直接嫁接到本国历史上，还把高句丽及东北亚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化现象与闪光点统统说成是自己的发明创造，继而想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最为悠久正统的文明古国。
这就是历史和文化误读带来的恶果。
我们不能阻止别人刻意的歪曲历史美化本国，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坚持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重新认清这段历史，不被高句丽和高丽的一字之差所误导。
那么，高句丽和高丽是怎样被误读的呢？
东汉三国时期，高句丽政权逐渐形成，占据了辽河以东、玄菟郡内外、长白山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广大领土；到了南北朝，高句丽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前三国时期。唐朝时，朝鲜半岛三国间爆发内战，唐高宗便派大军渡海出击，帮助新罗先后消灭了百济和高句丽，朝鲜半岛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封建王朝——新罗。到了唐末五代，朝鲜半岛再次分裂，出现了后高句丽、后百济、后新罗三个国家，史称朝鲜后三国时期。直到王建建立高丽国，朝鲜半岛才再次统一。
朝鲜半岛受中原文化影响很深，但凡大事，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从先人的思想事迹中获取灵感。王建在确定新国号时，也沿用了这样的思路，要为新国家寻找历史传承，这才决定取材“高句丽”——这个历史悠久、与本民族有着一定血缘关系的名称，给新王朝起名为“高丽”。
这下，大家都明白了，高丽只不过是借用了高句丽的名字，高丽和高句丽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
也许有人会说，高句丽的势力范围在长白山区和朝鲜半岛北部，高丽是朝鲜半岛上的国家，二者怎么可能完全没有联系？要是没有联系，王建也不可能直接引用了。
好，下面由我来摆事实，讲道理。
从时间上看，从高句丽灭亡到高丽建国，当中相隔近300年。这300年，正好是东北亚地区最为动荡、民族融合最为强烈的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古代少数民族消亡了，在隋唐时期融入了新一代的汉民族中；契丹、突厥、回纥、吐蕃等新兴少数民族崛起，而处在东北亚地区的古高句丽族，也没能避免被消亡与融合的命运。统一朝鲜半岛的，是来自东部沿海的新罗人。
从地域上看，王氏高丽的统治中心在朝鲜半岛，而古高句丽国领土的一大部分则位于以汉代玄菟郡为中心的辽宁、吉林等地，二者统治区域有90%以上不重合。
从文化上看，高句丽族本身没有文字。从现已发现的好太王碑、中原郡碑、冉牟墓志、冬寿墓墨书题记、德兴里壁画墓墨书题记和榜题、佛像铭、铬文砖、铭文瓦上看，高句丽族都是用汉字来记述历史事件、进行文化交流的。
尽管高句丽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比较敌视中原王朝，但是种种证据都显示：高句丽，就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高句丽国，也只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地方政权。
然而，由于史料的混乱和认知的局限性，再加上北方疆域被辽金所阻隔，大多数宋朝人对朝鲜半岛从高句丽灭亡到王建建立高丽之间这近300年的历史懵然无知，甚至不知道新罗曾经统一过朝鲜半岛，更不知道离他们不远的半岛上还曾出现过分裂动荡的“后三国时代”。
在很多宋朝人看来，“高丽”这个国家一直存在于朝鲜半岛，只不过由复杂的“高句丽”变成了简单的“高丽”而已。因此，薛居正在修《旧五代史》时就把王氏高丽看成是古高句丽继承者，欧阳修也在《新五代史》中把高句丽的历史写进了王氏高丽传当中。
这还仅仅是错误的开始。
到了元代，《宋史》的撰写者脱脱明确提出了“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的论断，用官方的话语为“高丽”是“高句丽”的延续，两者就是一回事盖棺定论。此后，《辽史》和《金史》的编写者也沿用了这一观点，进一步承认了王氏高丽和古高句丽的亲属关系。
到了明代，《元史·高丽传》不但在内容上继承了《宋史》的错误，而且还颇具创意的把箕子朝鲜的历史嫁接到了高句丽之前，为高句丽寻找到了一个源远流长的祖先。到了清代，清政府为了显示对邻居朝鲜的友好，特意在自己的官方史书中编了一段“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东徙复国——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历史，使得整个朝鲜半岛的历史一脉相承——高氏高句丽继承箕子朝鲜，王氏高丽继承高氏高句丽，李成桂建立的李氏朝鲜则继承了王氏高丽。为了自圆其说，《明史》还把唐朝攻灭高句丽后把当地老百姓西迁到中原的事实改成了“东徒”朝鲜半岛的壮举，让王氏高丽承袭高句丽传统，兼并南方新罗、百济两国的故事变得愈发的合情合理。
官方史书的错误不但没能澄清朝鲜半岛的真实历史，还给民间认知带来了巨大的误导。
高句丽和高丽，我们误读的不仅仅是两个名字，更是一段不容被歪曲和质疑的东北亚古代文明史；而造成这段误读的最大帮凶，恰恰就是我们自己。国人时时刻刻不忘严格要求自己，宽容对待别人，可到最后，家里被人偷了，却得陪着笑脸故作风度的说，我们很有钱，我们很大方，不怕偷也不怕抢，因为我们是文明人。我们或许更加应当反思自己，更应当好好去理解一下房玄龄对于高句丽的那句名言。
之所以要把高句丽的血统问题摆到朝鲜半岛的历史之前来讲，只有一个原因：不搞清楚高句丽的血统，整个朝鲜半岛的历史就是一锅粥。正本清源，方能继往开来。
朝鲜半岛上最早建立政权的是箕子朝鲜。武王伐纣，攻灭殷商后，商朝的大忠臣箕子就带着几千名不愿臣服周王朝的殷商遗民东迁至朝鲜半岛，与半岛土著居民一同建立了“箕氏侯国”。“箕氏侯国”，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其法定名称为——箕子邑落联盟。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箕氏侯国”，它是朝鲜半岛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正式的政权组织，一个来自中原的，以殷商后裔为主体的移民政权。
朝鲜半岛土著居民的祖先们还在刀耕火种时，就已经被大汉民族的后裔统治了；他们没有语言，只能依依呀呀，拿手比划，是中原来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好好说话。
西汉初年，燕王卢绾叛乱，辽东动荡不安。燕人卫满带领千余部众脱离西汉，向东进入箕子朝鲜。卫满原本是燕国人，先后在燕国、秦朝、西汉为官，后来跟随卢绾造反，流亡匈奴，最后来到箕子朝鲜。
当时箕子朝鲜的国君是箕准。箕准担心西汉来犯，就没有把卫满扭送回国，而是封他为博士，还把西部靠近西汉的一大片土地赏给他当封地，希望借助卫满的力量来守护西部边境。
卫满是个很有野心的政治老油条，当然清楚箕准打得小算盘。他见箕子朝鲜国力不强，西汉也没有追过来赶尽杀绝，于是将计就计，便利用封地为依托，不断招募从燕国和齐国流亡朝鲜半岛的汉族流民，积聚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
公元前194年（汉惠帝在位、吕后掌权期间），卫满与箕子朝鲜反对国君的势力联手，自封地起兵，攻下了箕子朝鲜的国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取代箕子朝鲜成为朝鲜半岛的统治者。卫满即位后，设立官职，发展生产，逐步统一了箕子朝鲜各部，并将势力扩展到了鸭绿江以南地区，史称卫氏朝鲜。
战败逃亡的箕准则从海路逃往半岛南部的马韩地区，与逃难而来的遗民一起建立了马韩国。朝鲜半岛前三国时期的百济，正是马韩国中的一个部落，只不过当时的百济不叫百济，而叫十济。此后，朝鲜半岛南部出现了逐渐形成了马韩、辰韩、弁韩三个较大的部族联盟，史称“三韩”。也就是说，马韩——百济，他们的民族中，也流淌着殷商后裔的血液。
取代箕子朝鲜后，卫氏朝鲜很快就成了西汉的属国。有了这样一个强大的靠山，卫满便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张，真番、临屯等部族也都主动前来归顺，拓地数千里。到了卫满的孙子卫右渠在位时，卫氏朝鲜实力日益雄厚，卫右渠的野心也随之膨胀——不但停止了本国对西汉的通商朝贡，还禁止真番等小国与西汉的往来，严重威胁到了西汉在辽东地区的统治。
公元前128年（汉武帝元朔元年），朝鲜半岛东部几个小国不满卫右渠的控制，一起归降西汉。汉武帝在其地设立苍海郡（大致位置在朝鲜半岛东部，今朝鲜、韩国交界处的江原道地区）。尽管沧海郡在几年后就被撤销了，但它却是中原汉族政权在朝鲜半岛设立的第一个行政机构。沧海郡属国的归附，让汉武帝看到了解决卫氏朝鲜的契机。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元封二年），为加强对卫氏朝鲜的控制，汉武帝派涉何前往朝鲜。这次出使，实际上是一次投石问路——卫右渠如果乖乖听话，自然能够继续当西汉的属国；如果不听话，那就正好给了西汉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机会。然而，出使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卫右渠根本不买账，只是“客客气气”的派人把涉何礼送出境。
汉武帝在位时期，西汉王朝强人辈出，涉何也算是其中一个。作为大汉王朝的全权特使，费了好大劲出国一趟，居然一事无成，要是就这么回去了，皇帝肯定会怪罪自己无能，给祖国丢脸。涉何越想越气，给人打工，不怕做错事，就怕不做事！
因此，涉何一不做二不休，在回国途中将护送他出境的朝鲜裨王长杀死，然后反咬一口，说卫右渠有不臣之心，恳请汉武帝早作准备。汉武帝正愁找不到机会，所以不但没有责怪涉何，还任命他做辽东郡的东部都尉，专门留在那儿对付卫右渠。
卫右渠也不是省油的灯，心想你涉何杀了我的人，还敢明目张胆的呆在边境，简直是目中无人！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虚构），卫右渠突然发兵辽东，杀死涉何，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人死了，机会就来了。
同年秋，汉武帝发兵五万，左将军荀彘率主力出辽东，由陆路进攻；楼船将军杨仆率偏师从齐地渡海，在半岛侧翼登陆，夹击王险城。杨仆的水军率先到达朝鲜列口（今朝鲜大同江入海口附近），为了抢功，他不等荀彘的陆军会合，就单独率领水军进攻王险城，战败。同时，荀彘的大军也遭到了顽强抵抗，陷入苦战。汉武帝见两路大军都没有取胜，又派卫山为使者，前往王险城劝降。卫右渠见汉军势大，权宜之下，表示愿意降服，还派太子带着一万士兵前往长安归降。
当卫太子一行浩浩荡荡来到边境时，卫山和荀彘顿时就傻眼了——哪有带着一万大军来投降的？一定有阴谋！两人立刻下令封锁道路，然后命令所有卫氏朝鲜的士兵放下武器，徒手过境。卫太子不干了——一万人两手空空的上路，那不是任人宰割吗？所以就带着大军返回王险城。
这下可把汉武帝惹毛了，他立刻下令两路大军全力进攻王险城。
长期的围困和汉军强大的战斗力让王险城内的贵族大臣们在抵抗汉军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卫右渠被主和的大臣杀害，汉军攻陷王险城，卫氏朝鲜灭亡。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元封二年），汉武帝派大军攻灭卫氏朝鲜。
次年，汉武帝为了加强对东北边境的控制，又在辽东增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统称朝鲜四郡，属幽州管辖，将朝鲜北部直接收归中央政府管辖，其郡治朝鲜县城就是原来的卫氏朝鲜都城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大同江南岸的土城洞城址）。
《汉书·武帝纪》记载，在汉武帝增设的朝鲜四郡中，以乐浪郡为首，此后的东汉、曹魏、西晋政权都延续了这一行政区划。乐浪郡治址位于平壤南郊大同江南岸土城里的台地上，东西约长700米，南北约长600米。1935和1937年在城址东部发现柱石、甬路、井和下水道等建筑遗迹，还出土有砖瓦、封泥、陶器和铜铁器等遗物。部分片当上还发现了“乐浪礼官”、“乐浪富贵”等铭文；特别是在封泥上，除“乐浪太守章”和“乐浪大尹章”之外，各级令、长、丞、尉的官印均有发现。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郡面积最大时拥有“县二十五”。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公元前82年（汉昭帝始元五年），汉昭帝撤销了临屯、真番二郡，将二郡土地、居民分别归入乐浪郡。合并之后的乐浪郡面积广大，所以汉朝政府又从中分出岭东七县，还设置了乐浪东部都尉加以管辖。
自西汉以来，乐浪郡的面积并不是固定的：中原王朝强盛时，其控制面积便增大；中原王朝衰落时，其控制面积也随之缩小，但其中心地域是始终都是平壤附近的大同江下游和载宁江流域。直到东汉末年，公孙度的继承人公孙康又把屯有县以南荒地划了出来，重新设置了带方郡，郡治在带方县。辖境与从前乐浪南部都尉的管区相同。
攻灭卫氏朝鲜的第二年，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立了临屯郡，临屯位于乐浪郡的东面，也就是单单大岭以东乐浪东部都尉的辖地。辖境范围大致在现在韩国的东北部，其原住民为秽人。公元前82年（汉昭帝始元五年），西汉政府进行大规模的郡县调整，临屯郡及其所辖秽人也一并归入乐浪郡。
《史记·朝鲜列传》称真番为“东夷小国，后以为郡”，说明真番郡即原先真番族聚居的地区。真番郡的具体位置迄今未有统一说法，大致位于玄菟郡以南，今韩国北部。《后汉书·东夷传》在“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之前提到：“秽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证明秽人、沃沮人与句丽胡原是箕氏朝鲜的属地，后一度独立，卫氏朝鲜对此地区的征服实际上是对箕氏朝鲜故地的恢复。而真番国却是早已存在。《史记·朝鲜列传》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在战国时期燕国最强盛时，真番国已经存在，显然不是箕氏朝鲜的属国，所以，真番当是卫氏朝鲜新征服的领地。
公元前82年（汉昭帝始元五年），真番郡与临屯郡一起并入乐浪郡。
从地图中就可以看到，玄菟郡位于辽东郡和乐浪郡之间，横跨鸭绿江两岸，还囊括了现在吉林省的长白山区，不仅是四郡中面积最大的一个，战略位置也最为重要。玄菟郡设立于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其辖地是卫氏朝鲜属国沃沮的故地，大约是今北朝鲜咸镜南道、咸镜北道以及中国辽宁、吉林省西部一带，郡治大体在咸镜南道境内。汉昭帝时，西汉政府把玄菟郡郡治迁至今辽宁新宾永陵地区，鸭绿江外之地则划归乐浪郡管辖，辖境南达今朝鲜清川江和大同江上游北岸，与乐浪郡为邻，北达哈达岭、辉发河一带，与扶余为邻，其西为辽东郡，以长城为界，其东以长白山为界与沃沮相接。
在搞清楚玄菟郡的管辖范围后，还需要对玄菟郡的原住民进行一下分析。这关系到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这一历史问题直到现在仍然争论不休，还引发了两个国家的口水战。
《汉书·地理志》对玄菟郡的注解是“故真番、朝鲜胡国”，但《汉书·地理志》所载为昭帝始元五年以后的政治区划，也就是“罢临屯、真番二郡，将二郡土地、居民分别归入乐浪、玄菟二郡”之后的行政区划，此时玄菟郡的辖区已包括原来真番郡，真番郡的原住民真番人也划归了玄菟郡。因此，玄菟郡最早的原住民，正是“朝鲜胡国”中的故“句骊胡”。
《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这说明，正是因为有“句骊胡”居住，西汉政府才在玄菟郡境内设置了高句丽县。而玄菟郡初设时，辖区内主要包括两个民族——沃沮、高句丽，直到真番郡并入之后才包括了真番人。可见，在西汉攻灭卫氏朝鲜以前，“高句骊”、“句骊胡”、“朝鲜胡国”、“句丽蛮夷”等多种名称都是对居住在玄菟郡境内的高句丽人的称呼。朱蒙之子琉璃明王时，扶余的势力才进入这一地区。从《后汉书·东夷传》将此族列入以朱蒙为始祖的高句丽的传记中来看，当是其与卒本扶余发生了民族融合，扶余才改名高句丽。
这些事实说明，玄菟郡在西汉时就属于中国，生活在玄菟郡境内的高句丽人，也是汉王朝治下的少数民族！
汉武帝所设四郡，实质上是以古朝鲜本土为一郡（乐浪郡），将卫氏朝鲜后征服的真番设为一郡（真番郡），将先后臣属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的属地分为玄菟与临屯二郡，玄菟郡统辖高句丽蛮夷与沃沮，秽人则主要隶属于临屯郡。汉昭帝所进行的郡县调整，则是把所有秽人的分布区都划入乐浪郡，在此以北的真番人、高句丽则划归玄菟郡。
不论是汉武帝灭卫氏朝鲜以后设立的四郡，还是汉昭帝时的郡县调整，都是基于当地民族分布而进行的。随着扶余人的南下立国、高句丽族的形成，辽东地区的民族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的行政建制也随之发生变化。到了东汉末年，接管辽东政权的公孙康又把乐浪郡南部独立划分出来，以带水（今韩国汉江）为名，设立了带方郡，辖境相当于今朝鲜京畿道及忠清北道地区，郡治在今平壤西南。
汉四郡的设立，极大的促进了朝鲜半岛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个刺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汉族移民对四郡的直接开发，使得朝鲜半岛北部出现了著名的“乐浪文化”；其二，汉族移民的到来，也使一大批北部原住民迁往南方，南迁的人丁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间接促进了半岛南部的开发。
从对汉代朝鲜四郡的了解就能看到，汉朝政府对辽东地区的控制远比我们所理解的“辽东”地区，而是包括了今辽宁全境、吉林大部和朝鲜中北部的广大地区。两千年前，中华民族就曾是东北亚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