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认为送蒋虽险但不失为高明，“一抓一送”千古美谈，还能助蒋恢复威信，打击南京亲日派的气焰
★“三位一体”极力阻止张学良的南京送蒋之行，赵四小姐期望用儿女亲情留住夫君，但张学良作出了不可改变的决定，谁也拉不回他
★西安方面的担心变为现实：张学良一入南京立即被拘，无罪成有罪；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明为“赦免”实则已无限期扣张
杨虎城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刚刚同意放蒋，张学良又作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把蒋介石送回南京。这个举动有点像旧戏《连环套》中窦尔敦摆队释（黄）天霸的情节，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与严酷的政治现实怎样也无法联系在一起。何况，张学良面对的是毫无信义可言的蒋介石，送蒋之举确乎冒险。
与张学良共同发动西安事变的另一个主角杨虎城表示很不理解，他在事后对部下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还一定要陪蒋走，出乎我的意料……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
中共在西安的代表也不赞成张学良的这个做法。周恩来认为张学良此举过于冲动，他叹息地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博古也认为，张学良送蒋这是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是受英雄主义的变态心理驱使下做出的一种行为。
张学良难道就没有考虑过如果蒋介石不讲信义此举的后果吗？
张学良当然不会不考虑，但是，为了实现抗日初衷，明知艰险，却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这就是张学良。
★张学良认为送蒋虽险但不失为高明，“一抓一送”千古美谈，还能助蒋恢复威信，打击南京亲日派的气焰
对张学良来说送蒋并非仓促草率之举，而是考虑很久。在扣蒋之后，张学良就考虑送蒋问题。
12日上午，蒋介石被扣后被送到新城大楼。杨虎城不愿见蒋，张学良即对杨说：“不但要见他，说好了，我们还要把他送回南京去。”
当三方面商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之后，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的想法更具体了。19日，张学良致《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电文中说：“当他（蒋）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
谈判期间，在东北军的一个干部会上，张学良向周恩来透露，他准备亲自送蒋回南京，周说：
我没有那个心情。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送蒋大可不必。
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
蒋历来只许文人反对他，决不允许武人反对他，邓演达被杀就是一个证明。
张学良听后未做任何表示。
周恩来不赞成送蒋，主要是从张学良的安全着想的，这时他还没有考虑张送蒋一旦被扣，对西北“三位一体”统一战线，对东北军、17路军这两支抗日军队，特别是约束蒋介石兑现在西安所有承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在张学良看来，周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他认为，他的送蒋之举很高明。
一是有利于敦促蒋介石兑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使蒋不至反悔。张学良意识到，蒋介石虽然在口头上允诺了他们的条件，但不是心甘情愿的，是被迫的；虽然蒋介石以人格担保履行自己的诺言，但那都是纸上的东西，即使签了字，也没有多大价值，他不想履行，“回去以后想撕毁还不是一样可以撕毁！现在他在这里，他命令‘中央军’退出潼关，何应钦不见得一定服从，我们强迫他下命令，他下了，何不听，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就是何执行了，兵暂时退了，他一回南京，重新下令出兵，兵又开回来，我们又奈何于他？”
因此，张学良认为，亲自送他回南京，使蒋介石看到，张是守信的，履行了此前讲过的只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的诺言，以此敦促蒋介石也要信守对张的诺言。张学良说：“我亲自送他去，也是向他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
二是能给蒋介石撑足面子，帮助其恢复领袖尊严。蒋介石是国民党的独裁领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虽然反对者不乏其人，但没有能够成事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却是个例外，这就使得独裁领袖的形象黯然失色。蒋介石被扣之后考虑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
被扣之初，他不与张对话，不改顽固立场，并给妻儿写下遗嘱，做出“宁可玉碎”的姿态，都是基于维护他的所谓领袖形象出发的。
端纳到西安后，随行的黄仁霖为了完成孔祥熙要他“亲眼看到蒋介石死活”的使命，与张学良反复磋商达成协议：黄可以见蒋，但只准说些问安和身体状况如何之类的话，否则黄便不能离开西安。蒋、黄都答应了张开出的条件。但张学良领着黄进入蒋的卧室后，蒋却违背约定。他倒是与黄没有说几句话，却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要黄带回南京，信中说：“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即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写完后蒋介石当着众人的面连续念了3遍，意在使黄记在脑子里，即使此信被张、杨扣留，凭记忆回去后也能向宋口述。尽管这个小动作被张学良识破，黄仁霖见蒋后被留在西安，直到蒋获释后黄才获准离陕，但蒋介石此举做给外人看的还是维护其“领袖”的形象。
蒋介石被扣期间哭过几次，其中一次大哭就是为了他的领袖形象。那是在谈判达成后宋氏兄妹为蒋早日离陕绞尽脑汁之时，蒋介石说：你们光想着回去，回到南京又有什么意思？在西安栽了这么大的跟头，名声、地位、尊严全毁了。说罢，大哭。这次大哭是不是有意做给张学良看的另当别论，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自己的领袖尊严是很看重的。
张学良看透了蒋的这些心思，所以，他宁愿自己冒险，也要送蒋回去，成全蒋的虚荣。12月24日，张对东北军将领透露送蒋的决定后，将领们表示疑虑，就问他：“副司令亲自送蒋回南京，是什么意思？”张学良郑重地回答说：
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我这一着比你们想得高，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我们现在万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
三是可以挫败亲日派的阴谋。西安事变爆发后，何应钦控制了南京国民政府，作出了武力讨伐张、杨的决定，力图挑起新的内战，从中渔利。几个回合下来，何发现事态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发展。在蒋被扣于西安、不能视事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已明确孔祥熙代行政院长，居正代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因有冯玉祥这位副委员长在旁，连暂代之名也没有给何应钦，而由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3人共同协商，军队则归何应钦指挥调遣。何应钦虽有指挥军队的实权，却不可能像蒋介石那样可以专权，因为他的权力仅在军事委员会内部，党政部门他无法问津，即便对于军事问题，他也只是7常委之一，许多重大事情必须由国民党中常会和中政会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集体作出决定，而不是何应钦个人说了算，离开了这个集体的决定，何应钦寸步难行。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明确规定：“自本日起，一切宣传均应绝对遵照本决议，不得稍有违背，其个人之言论与本案决议不合者，一概不得发表”。“以后商谈办法，应绝对遵照本案决议”。这样的格局已经十分显然，即使蒋介石死了，蒋留下的权力也是要分而享之，而不会全部落在他何应钦身上。
何自知无法与汪精卫、胡汉民甚至李宗仁、阎锡山相比，即使蒋介石有不测，他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龙袍加身。为了在未来的权力分配中占据主动，何应钦想到了汪精卫作为自己的合作者，他的布局是，先由汪掌党、政，自己握实权主军，等时机成熟再全面接班。
于是，何应钦致电汪精卫，欢迎他回国“主持中枢大计”。汪精卫收到国内的电报，喜出望外，急忙打电话预订12月22日回国的船票，并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国民党中央对事变的处置，盛赞“中央对此事一切决议，是应付事变的指南针”，宣告“要提前回国，共赴国难”。汪精卫急于回国，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何应钦，他有自己的考虑，即“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身份，来代替蒋介石，领导国民党，领导全国”。
何、汪的活动，已经昭然若揭。张学良想到，继续把蒋介石留在西安，这个人质会失去作用，而送蒋回去，则可以造成南京内部的矛盾，至少使汪、何掌握不了实权，“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
四是送蒋是日后张学良去南京与蒋介石共事的最好形式。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封疆大吏也是军政要员之一的张学良日后必然还要与蒋介石打交道，因而南京迟早要去。如果基于安全顾虑而不送蒋，将引起蒋的更大怀疑，日后被扣的可能性也将更大。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与政治对手斗争的历史上，扣留政治对手是蒋介石惯用的方法，1931年扣留胡汉民，1932年扣留李济深，1938年扣留并枪杀韩复榘……
避免被蒋扣留，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走李宗仁的路子，不去南京，不参加蒋介石组织的会议，保持半独立状态。胡汉民走的也是这一路子，常驻广州而拒不北上南京，从而保持了对蒋的牵制；韩复榘也效法李、胡的做法，但是，仅仅有一次没有顶住蒋氏的邀请，参加蒋介石组织的军事会议，结果被扣于洛阳，随即被处决。汪精卫1936年年底抱着重新执政的期望从德国回国，先是住于上海，也是没有经得住蒋介石的邀请，回到南京，从此被蒋控制，所有的想法随之化为泡影。
对于防遭蒋介石的毒手，毛泽东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在1936年8月，就致电张学良，说：鉴于两广事变的经验，南京是不能再去了。
但是，此时的张学良，不可能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去做，也不能效法李宗仁的路子。因为他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他与蒋介石还存在着一时无法割舍的联系，也就是说，他扣留蒋介石，是反对蒋的政策，却不反对蒋介石个人。他所设想的抗日，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抗日。这种以与蒋介石共事为基础所产生的政策指向，自然不可能预见与蒋氏决裂的问题，因而也就无法想象不去南京的情形。
张学良断言：不送蒋介石回南京，可以避免蒋介石扣他于一时，而不能永久躲避，蒋介石要抓他、杀他，随时都可以做到，与其处于被动地位，不如主动上门。
张说：“他是领袖，以后开会、办事，我怎能老不去见他呢？他邀我去南京，我能回避吗？他不是一样地能采取措施扣我吗？他若决心扣我，迟早他是能办到的，如果因此畏首畏尾，我们以后简直无法和他共事了。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自送他回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便打发走好得多。”
从与蒋介石日后共事角度考虑，张学良的想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西安事变决非小事，把蒋介石这个独裁者扣于西安，让他丢尽脸面，险些丧命，这等奇耻大辱，他能善罢甘休吗？他能对于此种羞辱不去计较吗？在如此情形之下，张、蒋合作共事的基础还存在吗？张学良以为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纯洁无私的，用心是善良的，但蒋介石能否也能以同样的心态对待张、杨呢？如果那样，他也就不是蒋介石了。这也就是张学良对蒋介石认识不够深刻、对此事考虑不够周详之处。
五是送蒋乃效法古人故事，演出流传千古的好戏。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化敌为友、握手言和、重义轻利的动人故事。2000年前的汉代，就有老将军廉颇“负荆请罪”的典故，那时，赵国大将廉颇对上卿蔺相如骄横无理，而蔺相如却一再退让，他认为，将相不和于国家社稷不利。后来廉颇悔悟，就身背荆杖，去见蔺相如，虚心认错，请求责罚，于是将相和睦，赵国更加强盛。
张学良显然是受到了古人的影响，12月24日，他亲口告诉卫队团团长孙铭九，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并说：“人家是委员长，我不送他回去，叫人家怎么领导抗日。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
张学良自比廉颇并不为过，但蒋介石却不是蔺相如，他没有蔺相如的胸怀，他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对于这一点，张学良非常清楚。他曾与其秘书栗又文讲过蒋的这样一则故事：
北伐前，蒋曾给国民党元老许汝为（即许崇智）写过一封内容不大妥当的信。后来蒋当了总司令，认为这封信是他的盛名之累，就派人疏通想要回这封信，许答应退还。但当原信退回时，蒋仔细观察发现，信纸的四角有图钉痕迹。知道已经拍过照，就把原信又退给许了，从此两人一直不睦。
张说蒋疑心太重，是睚眦之怨必报的人。
张当时曾把蒋介石和张作霖相比，他说：“大元帅（指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而无雄才。”意指蒋的气量狭小，缺乏一领袖人物宽宏大量的气魄。
明知蒋介石不可能有蔺相如那样的胸襟，却仍然坚持再演一次现代“将相和”，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
张学良认为，他有“三张王牌”使蒋不敢扣他：一有“三位一体”的团结。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的团结，不仅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也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它的存在，威胁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到西安的目的，就是拆散“三位一体”，以便各个击破，但“三位一体”的团结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三位一体”更加团结，更加牢固，这使张学良认为，有“三位一体”存在蒋不敢轻举妄动。张学良说：
我并不是光杆一人，我一个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只要）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
二有回西安的交换条件。西安事变时，南京的十几名军政大员如陈诚、卫立煌、万耀煌等以及几十架飞机同时被扣。张学良认为，只要不放走蒋介石的十几位大将和飞机，蒋就不敢扣他。张学良说：
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几位大将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
三有他与蒋、孔、宋有良好的关系。张学良认为，他对蒋个人并无恶意，在释蒋问题上，孔祥熙和宋氏兄妹还欠着他的人情，何况蒋和宋氏兄妹对他的安全都有担保。
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学良的这些所谓“王牌”最后都没有发挥足以使蒋不敢扣他的作用。他最为倚重的“三位一体”政治军事力量，在他走后，由于他自己的部队——东北军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张学良为首的领导核心，其他人指挥不动，加之蒋介石的拉拢和分化策略，很快使东北军瓦解。东北军是“三位一体”中最大的军事力量，它一分裂使17路军失去与中央军抗衡的基本条件。共产党纵然为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但毕竟无法插手两军的内部事务。“三位一体”被拆散，张学良的保护伞也就不复存在了。西安扣留的南京的军政大员和飞机，本来这是确保张学良安全返回的最后的筹码，但张学良却没有很好的使用，他一到洛阳就遵蒋介石令发电给杨虎城，指令放人；到南京不多久就又同意了南京提出的放回飞机的要求。这些事，在他还没有安全保证的情况下都做了，从此也就彻底失去了安全保证。
★“三位一体”极力阻止张学良的南京送蒋之行，赵四小姐期望用儿女亲情留住夫君，但张学良作出了不可改变的决定，谁也拉不回他
12月25日上午，尽管张、杨的会见不尽愉快，但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说和下，还是形成了马上放蒋的意见。但具体哪一天放蒋走，当时并未讨论。
张学良作出25日下午送蒋离开西安的决定，是在25日上午张、杨会谈之后。
虽然在25日早晨他已吩咐宋氏兄妹准备行装，但这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未决：杨虎城的态度。西安城由杨的军队把守，张的军队只有卫队团驻于西安城内。因此，释蒋问题从根本上讲还得由杨决定，杨的态度决定着能不能放蒋走，什么时间放蒋走。在与杨商谈前，张学良心想，如果杨虎城同意无条件释蒋，就好决定送蒋的具体时间了，如果杨不同意让蒋马上走，那就必须想别的办法秘密送蒋走。
幸运的是，这次商谈经过周的说服杨虎城同意马上释蒋。在杨虎城同意放行之后，张学良立即决定当天下午就送蒋离陕赴京。
这个决定是在秘密状态下作出的，知情者仅为蒋介石、宋氏兄妹、端纳、杨虎城和张的侍卫、副官及赵四小姐等。
杨虎城是这天下午2点多钟正式得到通知的。
张学良打电话把杨虎城请到家中，告诉他：“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决定今天就送委员长去南京。”
杨听后愕然，虽然他已经同意放蒋，但没想到张学良竞这样匆忙，而且要亲自送蒋，这使杨不免对张的安危担心。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事，那么“三位一体”的团结、东北军的团结、西安的好形势也将削弱甚或瓦解。因此就力劝张不要亲自送蒋了。
张说他决心已定。并解释说：不能不想到意外的发生，万一蒋真的出了差错，结局就不可收拾。杨虎城被张学良对蒋介石的真情所打动，勉强同意了他的主张。
杨虎城问：“几天返回西安？”
张学良答：“争取三天之内回来，最迟也不超过5天，万一我回不来，今后东北军就完全归你指挥。”说到这里，张把事先拟好的手令交给杨虎城。手令的内容是：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
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
二十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这短短50个字的手令，接连出现了几次笔误：把“虎城”二字两次误写成“虎臣”，把“孝侯”错写成“孝候”。行文上也不规范，在落款之后，又额外加上一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这一句似应放在“指挥”的后面、“此致”之前，才顺理成章，合乎规范。至于手令中最后出现的类似“了”或“？”的墨迹，后人则无从考索其意。
这个手令的原件，是曾任张学良在承昌处的录事赵新华1983年提供的。赵是辽宁省新民县人，张学良南京被囚后，他被安排在于学忠的东北军留守处工作。1945年于学忠被调任别职，赵也随即提出辞职，临走时，于学忠让他拿点东西作为纪念，赵表示希望要一些张学良的东西。于学忠当即挑出几张张学良的照片和一份张学良离陕前的手令石印件，送给了赵新华。
赵新华如获至宝地把张学良的这些文物保存了半生，“文革”期间，这些文物虽然被视为“黑材料”而没收，但根据赵提供的线索，中国革命博物馆还是在辽宁省新民县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手令。
经过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鉴定，确认此手令是真实的，是迄今在中国内地发现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唯一手迹。同时这份手令也是张学良离陕前留下的最后一道命令。
透过这份手令可以看出，张学良作出送蒋决定以及送蒋到南京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准备极其仓促，思想斗争和心理态度也是非常激烈和复杂的。
第二个知道消息的是赵一荻，即赵四小姐。
赵一荻祖籍浙江兰溪县，1912年生于香港，是香港富商、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赵庆华的四女，人称赵四小姐。1926年秋，张学良在统领安国军34军团赴河南作战时，经麾下秘书也是赵一荻姐夫的冯武越引见与赵邂逅相遇，并很快相爱，从而使他们的坚贞爱情在中国近代史上成为传奇美谈。
1928年赵一荻与张学良开始共同生活。此时，张学良与年长于自己两岁的于凤至结婚已经8年，并有子嗣。对这样一桩没有夫人名义的婚事，赵一荻受到了来自包括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她自己可以为爱情而牺牲名分，她的家庭却不能容忍。其父赵庆华在报上刊登《启事》，把赵一荻清除赵氏宗谱。《启事》说：
我族世祖清献公，系属南宋后裔，居官清正，持家整肃，家谱有居家格言，家祠有规条九例，千余年来，裔孙遵守，未尚败坏。历朝御赐文联，地方官吏春秋致祭，即民国前大总统、总理亦赠匾对，荣幸何似！讵料四女绮霞，近为自由平等所惑，竞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19条及第22条，应行削除其名，本堂为祠任之一，自应以遵家法，呈报祠长执行。嗣后，因此发生任何事情，概不负责，此启。
这份启事，使赵一荻从赵家祠堂的家谱中被除名，也使她无法再回天津的娘家。
赵父在作出这一决绝的决定的时候，他不可能想到，在他的6个儿子、4个女儿中，惟有这位被他“除名”的赵四小姐名扬天下；他更想不到，人们至今之所以还在谈论赵家，谈及赵庆华这个名字，正是由于赵四小姐；他和他的太太的坟墓历经“文革”浩劫得以保存并重新修整一新，主要的也是由于赵四小姐，由于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的结合。赵庆华当年感到“荣幸”无比的那些事情，什么“南宋后裔”呀，皇帝赏赐的“文联”呀，总统、总理赠送的“匾对”呀，在今天看来，只不过为世人了解赵四小姐的家世提供些资料而已。真正给兰溪赵氏家祖带来荣耀的正是赵庆华当年这位所谓“败坏”家风的女公子赵琦霞！
赵一荻为了与张学良相爱，不惜被开除家门的举动；她从与张结识之后，爱张胜于一切的奉献精神，令张学良非常的感动。几十年后，为他作传的美国华裔作家傅虹霖女士问及赵四小姐时，张学良依然说：“她是对我最好的！”
即使这样，在送蒋的问题上，张学良还是坚决地拒绝了赵四小姐的挽留。
那天，张学良与杨虎城商定下午3点半送蒋到机场之后，就乘空隙时间驾车急驰回到公馆，向赵一荻简单说明了情况。
赵一荻听后坚决不同意，她说：“你不能去，绝不能去南京！到了南京就是委员长的天下了！”
张学良应道：“我几次为蒋介石解围，恩德非同一般，这些我不图报答，可他老蒋也不至于恩将仇报吧！”
赵一荻反驳道：“西安这件事，天大的恩情也就一风吹了，说什么没有加害于他，可你总是把他给提了呀！难道老蒋连这个也不懂！”赵一荻说到动情处，已是泪眼婆娑。
张学良劝慰赵一荻说：“小妹，你的心事我知道，可这些我都想过了，退一步讲，即使我受点委屈，只要此去能换来全国的一致抗日，挽回咱们东北失去的土地，我张学良也觉得不悔！”说完这话，不等赵一荻回话，就急匆匆到爱子闾琳床前，在正熟睡的儿子的小脸蛋上亲了亲，然后急匆匆下楼。
赵一荻看拦不住张学良，只得让两个孩子挡在已经发动的专车前，想以儿女情长打动张学良回心转意。
女儿苦苦哀求：“爸爸，你不能去，你不能去！”说完往地上一躺，挡住了汽车的路。
儿子平平也学着姐姐的样子，躺在了地上。
张学良没有被情所动的表示。他刷地掏出手枪，大喊道：“快站起来，让路！不站起来，我马上打死你们！我的事，不要你们管！”
两位侍卫官看张学良不会改变主意了，就急忙上前把姐弟俩拖起来，腾出了车道。张学良跳上车，呼地一声驰出了家门。车后传来姐弟俩悲伤的嚎哭声。
随着汽车扬尘而去，赵四小姐突然感到心里空落落的，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等有片刻，她感到这事应当问问周恩来先生，于是，就打电话向周恩来说明情况。
周恩来在赵四小姐向他通报张学良送蒋走了的消息之前，已经从张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那里得知了情况。
孙铭九慌慌张张跑到周恩来处，进门就问：“周先生，你知道副司令和蒋委员长一同到机场去了吗？”
周恩来惊愕地站起身来：“不知道，几时走的？”
孙铭九说：“有十几分钟了！”
周非常焦急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你为什么不早来告诉我呢？”
孙铭九说：“我也是刚刚得到卫士的报告。”
周恩来拉起孙铭九：“走，咱们到机场去，把他追回来！”
说罢，两人迅速登车，向机场飞驰而去。当汽车驶进西关机场时，张学良随蒋介石的飞机已经起飞了。停机坪上只剩下杨虎城孤零零一个人，在寒风下沉思。
张学良送蒋去南京为什么没有告诉“三位一体”的重要一方中共和周恩来呢？几十年后，在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张学良透露了当年的考虑。
——去南京的事，您和谁商量过吗？
我自己决定的。但杨虎城他们想拉住我。
——您没和周恩来商量过吗？
没商量。但他知道。为了阻止我，他跟到飞机场来了。周恩来是打算把我劝回去。他怕我在南京会出什么事。但我认为，作为军人来说，我的行动就等于是谋反。谋反就要判罪，该判死刑就判死刑。
——您在飞机场见到周恩来了吗？
他来到飞机场时，我已经上了飞机了。因此没见到周恩来，我就向南京出发了。
这段对话说明，张学良不仅知道中共和周恩来反对他去送蒋，而且不希望中共再劝阻他改变主意，因而采取了回避中共的做法。
周恩来首次劝阻张学良是24日下午在东北军的一次高级干部会上，周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在会上宣布了他要亲自送蒋的决定。周直言不讳地表示“大可不必”，张对周的反对没做回应，实际上“没做回应”就是回应，即他不同意周的意见，但鉴于他与周的亲密关系，没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
由于张没有接受周的劝说，周恩来在张学良临走之前时间内，又反复做了张的工作，仍无效果。曾经与周一起参加西安谈判的博古后来回顾了周劝阻张的经过。1938年7月24日，美国记者斯诺访问了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首席副代表博古。博古亲口说：
周尽了一切努力劝说张不要去南京。张去南京是他自己的决定，行前他未向正住在他家里的周和我告别。
12月25日中午，周恩来与博古又商定，与张学良再谈一次，于是，立即写了一个便条约见张学良，限下午2时送到。
不知是约见的条子没有按时送到张处，还是张学良急于马上送蒋离陕，来不及与周会见，总之，下午2时许，张学良会见了杨虎城并定下3点30分送蒋出发，之后回到公馆与赵一荻简单告别，就与蒋介石一起离开了西安。
在张学良回到公馆的很短的时间里，由于东北军总部情报处处长黎天才突然造访，周恩来、博古本来安排会见张学良的时间只好延后，这一延后就使周、博最后一次劝说张学良的机会擦肩而过，也使张学良失去了最后改变主意的机会。
按照张、杨约定，下午3点30分，杨虎城乘车来到高桂滋公馆。这时，张学良已经陪着蒋介石等人走出了大门，他们分乘两辆汽车，张和蒋介石、宋美龄乘一车，杨和宋子文、端纳乘一车，非常秘密地直奔西郊机场。
4时许，汽车在西郊机场停下。此时，机场上两架飞机早已备好，蒋介石探身从轿车里走了出来，他披着黑色斗篷，头戴礼帽，脸色铁青。机场里，还聚集着2000多名群众队伍，这是准备欢迎绥远抗战将领傅作义将军莅临西安的。蒋介石误以为这些人群是专门阻挠他回南京的，顿时又紧张起来。
蒋介石连忙向张、杨表示：
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重复一遍：（一）明令入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现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
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蒋介石对张、杨重申了六项承诺之后，转向张学良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学良听了颇为激动，再次表示要亲自陪蒋去南京。蒋介石欲擒故纵：“我们兄弟二人能互相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了，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意思是劝张不要送他。
此时，张学良动了感情，越发觉得非亲自送蒋不可。后来，他对此一重要时刻的送蒋思考作了回顾，在1937年2月田雨时随何柱国、王卓然去溪口探望张学良时，张回答田的提问中系统地道出他送蒋的理由：
（一）“兵谏”有俾国是，所商圆满，挺身赴京，理所当然；
（二）防止大计有变，毋宁护驾前往，目睹一切落实；
（三）……澄清国际、国人、舆论的误解，增强政府和蒋先生的威信；
（四）无个人安全、被报复的顾虑；
（五）……万一变卦，……就算“负荆请罪”；
（六）既容纳谏，国事有望；纵即不利于小我，绝非所计。
蒋介石在机场发表的谈话，当时的《西北文化日报》和《解放日报》都作了报道。
蒋讲话之后，与杨虎城等人握手告别，急匆匆地和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登上一架飞机，飞机轰然发动，立即滑向跑道。张学良与他的随从副官、卫士也登上另一架飞机，紧随其后跟着起飞。
张学良就这样离开了西安，离开了他父子两代创建的东北军，从此告别了政坛，告别了军旅生涯，在他的前面漫长的幽禁生活即将开始。
★西安方面的担心变为现实：张学良一入南京立即被拘，无罪成有罪；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明为“赦免”实则已无限期扣张
12月26日下午12点20分，蒋介石在其夫人宋美龄、顾问端纳的陪同下，由洛阳飞抵南京光华门机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暨各院、部、会等党国要人都等候在机场迎接他。
蒋介石走下飞机，向林森一鞠躬，和站在前面的一些大员握了握手，一言不发，即去明故宫机场，与前来欢迎的2000多群众见面后径自回邸。
一路上，40万南京市民拥上街头，欢迎蒋“脱险”回京，全城沸沸扬扬，热闹非凡。夜幕降临，进入石头城，一路上鞭炮噼噼啪啪响成一片，不绝于耳。
蒋介石发现，尽管自己被扣在西安两个星期，可他仍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宰。况且，他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真正的领袖，连中共也表示在抗日的前提下服从他的领导。此时的欢迎场面，使蒋感到自己的威望甚至比以前更高了。
蒋介石飞抵南京1个多钟头之后，张学良由宋子文、端纳陪同也飞抵南京。
但以送蒋回南京为使命的张学良，却被阻止乘坐蒋的座机，为什么张乘坐的飞机不能与蒋相伴而行呢？这还叫什么送蒋？
原来，飞机中途在洛阳逗留时，河南绥靖主任刘峙、军分校主任祝绍周、航空学校总队长毛邦初等都来拜望，张学良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感觉到委员长的安全不再有危险了，因而坦然入睡，很快鼾声如雷。他太疲劳了，两个星期以来，他从未睡得这样香甜。
而此时，已经逃出“虎口”的蒋介石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在盘算着回京后如何行动。他想到，当初他从洛阳来西安的时候，后面跟着一大串军政要员，指挥着数十万人马，准备猛扑陕北，一举“剿灭”红军，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威风八面！如今却这样偃旗息鼓地秘密离开，又不得不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六项条件，这“最高领袖”的面子还往哪里搁？这堂堂委员长的威信还值几个钱？越想他越觉不甘心，就这样，还未回到南京，蒋介石报被扣之仇的险恶计划就逐渐形成了。
当飞机从洛阳起飞前，蒋看到张学良跟随其后来到舷梯跟前，就扭头对他说：“汉卿，你回西安吧，不要再送了，南京有人对你不谅解啊！”
张学良答道：“委员长，学良到南京的决心已无法改变……”
蒋介石挥了挥手说：“那你不要同我坐一架飞机了。”
“为什么？”
“我回南京，肯定会有人组织欢迎，有些话可能不那么中听。你还是同子文乘另一架飞机吧。”
张学良沉默了。
蒋介石的飞机走了大约1个小时，张学良才与宋子文、端纳上了另一架飞机。这就是说，张学良不能与蒋介石同机飞抵南京，张乘坐的飞机又晚了1个多小时才到南京，是事先安排好的。
张学良对于这种安排不能不有所考虑，而宋子文和端纳可能事先已经得知这种安排，因而，本来十分友好的三个人，在飞机上却再也找不到共同的话题了。端纳面无表情地目视前方，张学良和宋子文都阴沉着脸。三个人难以言传的尴尬充满了机舱的每一个角落。张学良还发现，他的飞机起飞后，立刻有9架战斗机腾空而起，前面2架，后面跟着7架。这种“护航”的架势比给蒋介石的飞机4架战斗机护航超出1倍还多，更使张学良生产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飞机在南京降落时，进一步加重了张学良的预感。此时，欢迎蒋介石的人群早已散去，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只是散落遍地的纸花、彩带、爆竹屑。显然，这里刚刚为蒋介石举行过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
此时迎接张学良的，只有4台汽车。前来迎接的人中，除了宋子文的近亲、张学良的三四名东北军旧部外，身份最高的便是军政部接待处的一位主任。
张学良心中涌出一股酸楚。
此时非彼时呀！
“子文，看来我只有住在你家了。”张学良对身旁的宋子文说。
“这是当然的啦！”宋子文理解张学良此时的心情，故意显得十分高兴地说。
更出乎张意料的是，张学良住进宋氏公馆以后，戴笠即带着宪兵、特务把这所住宅包围起来，除了宋子文家人之外，其他人进出都受到了限制。也就是说，张学良踏进宋宅之后实际上就被软禁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在机场稍稍露了一下面，就从公众的视线下消失了。对于公众来说，也许认为蒋被扣的两个星期，把他搞得筋疲力尽，现在终于又回到了自己安全的家，是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了。但此时的蒋介石是无论如何睡不着的，因为，这段时间太重要了，也太宝贵了，它决定着蒋的政权是否稳固，决定着能否把在他离开这段时间里分散出去的权力再夺回来。
蒋一到官邸，稍作休息即迅速掌握国内外的动态。他了解到：
在国际方面，苏联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明显的；英美对南京国民政府是支持的；至于日本，它是反对南京和西安为抗日而妥协的，它所急于了解的是，蒋在西安有无妥协条件，条件中有无容共备战条款，故而对华政策一时不致有大的变化。
在国内方面，西安三方面的底，蒋介石已经清楚；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态度，蒋介石的嫡系，包括孔、宋、陈在内，对蒋能平安回京当然额手称庆；黄埔、复兴系更是兴高采烈；亲日派取代蒋介石的幻想因蒋终于回京而破灭，也无法公然反对他；各地实力派在蒋被扣期间，大都中立观望，蒋回京后他们更加收敛。全国各地群众出于希望蒋介石领导抗日的愿望，都表示热烈庆祝，这足以使蒋介石认为，自己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戴。
上述对蒋有利的形势，使蒋介石作出了扣押张学良的决定。
他希望利用张学良这张牌，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消除对其独裁统治构成的威胁；同时取晚于日本；更重要的是，报西安被扣的屈辱之仇。
在作出上述决定，也就是蒋介石回京5个小时之后，时间约在26日下午5点多钟，蒋介石才正式会见国民党中常委，各院的正副院长，各部会的部长、主任等。刚回国的邹鲁也参加了会见。
蒋介石简略地谈了西安事变，说张学良、杨虎城此举，固属非是，但能使余归来，国本未受动摇，国法、人情皆需两尽。他又说：“此事本人也有责任，应向中央引咎。”
蒋介石这段谈话恰到好处，既把惩办张学良的问题提了出来，但处处还留着活口。既讲了张的问题，也讲了自己也有责任。既讲了张的责任系于触犯“国法”，又讲了这个罪责没有动摇“国本”，需要照顾“人情”。这说明，蒋在处置张的问题上此时还有顾虑，他还要看看形势的发展再做决断。
张学良到了南京自然是成了“笼中之鸟”，听凭发落，已经对蒋没有任何威胁了。蒋介石所关注的是尽快稳定南京的政局。他召见了何应钦，说：“我已经回来，讨逆军总部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呢？”何应钦本来一直兴冲冲地准备打仗，在宋氏兄妹去西安和谈后，他仍于12月24日颁布了《讨逆军总部组织大纲》，并由国民党内部抽调200人，组成4个前线工作队。25日，何还在军事委员会报告潼（关）、长（安）、渭北、蓝田三路军事进攻的准备情况。蒋介石当面这一问等于宣布讨逆军总部的撤销，没有了讨逆军总部，他这个总司令当然下台。军权重又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政府方面，孔祥熙在蒋回南京后知趣地自动卸去行政院代理院长的职务，并于28日发表通电。按照在西安所作的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的承诺，蒋介石则签呈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常会，请辞行政院长一职。结果，两大机构照例做足了官样文章，国民政府明令“应毋庸议”；国民党中常会第31次会议也作出“恳留”决议。蒋介石依旧执掌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
回过头来，蒋介石开始整饬他的嫡系。他对复兴社重要负责人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大发脾气：“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讲出这样严重的话的背后是，蒋对贺衷寒及复兴社在事变中拥戴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一事深为不满，尤其对贺衷寒把复兴社内部情况告诉了何应钦，并把组织名单送给何看等事难以容忍，扬言要停止复兴社的活动。贺衷寒对此一失误承担了责任，被免去政训处处长的职务，以示惩处；晏道刚、曾扩情也因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而丢了官，蒋介石亲自手谕军委会：“晏道刚、曾扩情不尽职责，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
因在西安事变中“救驾”有功而得到提拔的有戴笠、郑介民。戴笠以后还成为军统的头子，抗战胜利后才因飞机失事而摔死。
在被扣西安期间，对蒋介石的权力和生死威胁最大的是亲日派。回到南京之后，蒋即开始对亲日派动手，先是从何应钦手中夺回军事指挥权，接着又免掉张群的外交部长职务。他这样做收到了一举两得之效，既兑现了与西安方面达成的清除亲日派的承诺，又报了亲日派图谋取其而代之的仇。但是，蒋介石也不想做得过分，因为亲日派后面是日本，激怒了日本会马上爆发全面的中日对抗。所以，他依然保、留了何应钦的军政部长职务，张群改任内政部长后，因其不愿干这个闲差，蒋又改任他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以后一直是蒋的重要智囊人物。
正像张学良此前所设计的那样，张送蒋回南京这一举动，对维护蒋介石的威信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南京亲日派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个打击表现为，蒋介石平安地回到南京，不仅使亲日派借机夺权的幻想破灭了，而且蒋介石接受张、杨“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也对亲日派所奉行的亲日反共政策以很大的冲击。
凡事有利就有弊。张学良的南京送蒋之举，虽有打击亲日派之效，但也使他进一步得罪了亲日派。他们认为，是张学良的“兵谏”导致蒋改变国策，又是张学良的放蒋、送蒋使他们的一切努力归于徒劳。改变目前不利局面的方法，就是开罪张学良，这又是一个“一箭双雕”，通过发动一场惩治张学良的运动，既惩办张学良这个“祸首”，取悦了蒋介石，又达到推翻西安三方面与蒋介石达成的和平协议。于是，一场针对张学良的风潮在京城刮起。即使主张抗日的元老派张继，也说张学良“劫持统帅，大逆不道”，主张严惩。还有的公开提出，要对张处以极刑。
蒋介石也明白，这场反张学良的风暴，是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斗争的产物，是抗日派与亲日派斗争的继续。主张惩治张学良的，无非有两种人：一是亲日派，图谋通过把张、杨举动描绘成“犯上作乱”的“叛逆”，来改变蒋介石同意的团结抗日的政策；二是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希望利用“张学良牌”取悦蒋介石。
蒋介石固然知道团结抗日的承诺不能反悔，团结抗日是中国的希望，也有利于巩固他自己的权位，同时这也是一张有效的“外交牌”，对日本具有某些牵制作用。但是，主张惩办张学良的声音，却迎合了他的报复心理，有利于他扣押张学良。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巧妙地利用了这种舆论。他不仅一步一步地把扣押张学良的计划付诸实施，而且给人造成一种自己勉为其难、不得已的样子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张学良都信其所言所行。
首先，他发表了《回南京通电》和《对张杨的训词》，并公诸报端。通电中说：
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烈，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此种伟力，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愧疚之余，敢为国家称庆者也。
训词中说：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5000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勉强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他之人更可知矣。
几与国家民族有利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变，尔等将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
蒋介石发表的《通电》和《训词》，意在说明他的人格伟大，他能够回京是因为他的精神感召了张、杨。
尚且不管蒋介石这种说法有何根据，但他刻意回避与张、杨进行的谈判与达成的协议却是不容置疑的。试想，如果不是各方和平斡旋、反复谈判，张、杨会放他吗？如果他不答应西安的条件，张、杨会放他吗？如果不是中共和周恩来周旋于张、杨之间，他能顺利回到南京吗？
回避他所同意的谈判条件，是为了他的领袖面子呢？还是准备日后反悔？毛泽东从他的《通电》和《训词》中洞察到蒋的用意。为了逼迫蒋介石兑现他在西安的承诺，防止他撕毁协定，12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对蒋介石所谓的“训词”进行了剖析。毛泽东评论《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毛泽东指出：
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以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12月26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毛泽东在声明中还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已经答应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并警告蒋介石：
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
毛泽东的声明公开了西安谈判的内幕，使蒋介石企图美化自己、掩盖真情的图谋大白于天下。
受到毛泽东批判的《对张杨的训词》，实际上是杜撰出来的。它的执笔人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布雷。蒋回到南京以后，找来陈布雷，由蒋口述主要内容，陈执笔代蒋草拟了这个“训词”。此文写完以后经蒋介石过目，当晚即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用电讯通稿形式向各大媒体发出，27日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各种报刊上刊登。为了使人们相信《训词》的真实性，发表时所加的按语说：这是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亲自对张、杨口授，并由宋美龄笔录下来的。
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假的。因为，释蒋的时间是25日下午2点多张学良约见杨虎城后才定下来的，定下后，已快3点，张学良马上回公馆与赵四小姐告别，而杨虎城也回去作了一些准备。3点30分左右，张学良准时来到高桂滋公馆，而杨虎城较晚一点来到高桂滋公馆，他到的时候已经看到张把扶着蒋走出高宅的大门，准备登车了。于是，他们马上出发，4点钟就到达了西郊机场。也就是说，自定下送蒋时间后，张、杨便没有与蒋会面的时间，怎么能聆听蒋的所谓“训词”呢？
后来，宋美龄在回忆录中对此事的描述，也证实了他们离开西安时是匆忙而紧张的。宋美龄写道：
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张曰：“日去暮矣，曷勿明晨迳飞南京？”余呼曰：“尚欲等候耶？离此愈快愈佳！岂将等候彼之改变态度耶？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决不能做片刻留！应速行，毋再滞疑。”
这段文字记述的大概是25日上午的事，因为，宋子文得知杨虎城同意放蒋的消息，而张学良却与宋美龄在一起，这个情况只能是上午因释蒋问题张、杨发生争执后，周恩来让张稍加休息，而自己去做杨虎城工作这段时间。但此时，杨虎城并没有同意蒋几时走，蒋、宋生怕杨虎城改变主意，恨不得即刻起飞，这种焦虑的心情之下，要举行一个从容不迫的告别谈话，显然是不可能的，何况，杨还与周恩来在一起，也没有时间去聆听蒋的训话。
蒋介石在发表《对张杨训词》的同时，打电话把宋子文找来，让宋通知张学良写份“报告”，宋对张学良说：现在各方面说法比较多，委员长也有他的难处。既然来南京了，就写个东西，走个过场，让委员长的面子也好过。
张学良再一次相信了蒋介石。因为，就在一天前，在洛阳逗留时，蒋还告诉宋子文：“你要照顾些汉卿。”当晚，张钫由潼关前来洛阳谒见蒋介石时，蒋还夸奖张学良：“真是东北的汉子。”蒋介石亦与张学良亲谈，不必再送到南京。说：“你就回西安。你若到南京，我反不好办。”此时，张学良以为宋之要求就是走走过场，于是，很痛快地答应了宋子文，给蒋介石写了请罪书。全文如下：
介公委座钧鉴：
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
敬叩。
张学良26日
蒋介石拿到张学良的请罪书后，立即呈报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蒋在呈文中说：
谨呈者：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谅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其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尤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府）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蒋介石这个呈文为法办张学良立了案。
张学良却蒙在鼓里，他仍在为蒋介石效劳。在西安放回被扣的军政大员之后，蒋又令宋子文向张提出，放回空军在西安、兰州的70架新式马丁式飞机，张学良表示同意，很快西安方面就放回了这批飞机和驾驶员以及500名地勤人员。
27日，张学良已经发现情况有些不对，但尚不知蒋是幕后“导演”。这天深夜，他致信杨虎城，透露了南京诡异的政治空气。他说：
京中空气甚不良，但一切进行，尚称顺利，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还（圜）京中无味之风，但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者，吾等在陕心中仍认蒋先生是领袖，此地恐多系口头恭维而存自利也。
张学良所谈的能给他提供安全保证的人，此时也被蒙在鼓里。还是27日这一天，孔祥熙去宋公馆回拜张学良，还信誓旦旦地对张说：“要处分，我陪绑去。”28日，阎宝航去西安前去看望宋美龄时，宋还对此前她对张的安全保证说：“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但当他们知道内幕后，谁也无能为力。蒋介石躲到陈布雷家中，闭门谢客，连宋氏兄妹也不例外，另一个保人端纳则已是自身“难保”。
原来，在严惩张学良的恶浪中，端纳也成为众矢之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诬指端纳是奸细，要予以严办，至少也要驱逐出境。端纳本是“救驾”头功，只因为他劝蒋接受张、杨的联共抗日主张，便成为“奸细”。德国军事代表团得知端纳处境困难，立即指派一名上尉到端纳住处，担任警卫，以防不测。端纳知道缘由后便找宋美龄。最后，是蒋介石下令，《中央日报》才发表声明撤销该社论表示认错，并以该报社社长丢官而告一段落。
端纳只是虚惊一场，而张学良可没有那么幸运。
29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处理西安事变有关事项。会议由居正主持。会上先由蒋介石报告西安事变经过，然后讨论蒋介石提请的“西安事变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案”。讨论的结果是，作出了一项蒋介石所期望的决议。决议说：
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再度入陕，即以（孙）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
接着，中常会举行第32次会议，仍由居正主持。会上讨论蒋介石同一呈文中依法办理张学良一案，这次会议决议：张学良案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第二天，中常会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商军事委员会遵办。军事委员会自然按照蒋的意图，确定由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三人组审。
给张学良“治罪”终于罩上了一层法律的外衣。
蒋介石挑选这三个人来会审也颇费心机。第一，三人不是蒋的嫡系，没有亲疏之嫌；第二，三人均是资深的陆军上将，与张学良的军衔相当；第三，三人都听命于蒋，不至违背他的意旨。
李烈钧久经官场，知道朱培德与蒋的关系深，不敢轻易与朱商议如何处置此案。他悄悄问鹿钟麟：此事怎样办才好？鹿给出了三策：“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鹿告之李烈钧：“我们应该力争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
李、鹿商量好的力取上策到蒋介石那里立马变为只此下策。30日晚，李烈钧来到蒋的官邸请求会审事宜。蒋先问李：“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答：“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的打算。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罚而释放他。”蒋介石对李烈钧的意见不置可否。这使李烈钧立刻感到“中策”也过不了关，他拿出“下策”向蒋试探：“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以军法办理。”结果，蒋说出“君慎重处理可也”的话，这说明张学良既入蒋之手中已是插翅难逃了。抗日战争时期李烈钧在昆明与人谈起“审张”案时，道出了他的无奈，他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演这出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
李烈钧只能按照蒋介石圈定的结果组织审判！
1936年最后的一天，张学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来到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接受公审。尽管宋一再解释，审判仅仅是个手续，但张学良心中依然窝火，因为此举对他十分不利，他在国人心目中一下子成为被告，从此他便失去主动权，任凭蒋介石宰割。在候审室，鹿钟麟与张学良握手后说：“汉卿，今天开庭，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还有武器，可放在外边。”张说没有武器。
担任审判长的李烈钧，早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参谋部长。1922年张作霖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联络，接洽人便是李烈钧。因此，张学良一向把李烈钧视为长辈。此时，看到被告席上的张学良，李烈钧多少有些尴尬。他以张学良是陆军一级上将，又是未遂罪为由，在法庭上为张学良设了专座，并让人代他赶写照例应该询问的被审人年龄、籍贯等项目，以示优待。
上午10点审判正式开始。
李烈钧说：“我们准备了一份向您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意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张学良说：“好，请给我看看。”
李烈钧准备提问的事项一共有8条，如：
不虞危害国民乎？何因出此？
当时你们聚会密谋此事的实情如何？党员官吏向中央提出建议，向来有一定程序，你难道不知道？
你即使有什么主张，理应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陈请采纳，而不日你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议，突然发动事变，你有什么可辩解的？
在临潼竞派重兵将委员长行辕重重围困，用机关枪、步枪齐发如雨，是不是有残害统帅之心？
你在临潼劫持统帅，禁闭中央大员，残贤害善，这些行为，你都是首谋，你有什么可说的？
张学良阅后，一一作了回答。关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张说：
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先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才不得不采用这一特殊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是为了要求委员长允许我们做抗日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办法达到我们的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关于送蒋回京的感想和到京后给蒋写“认罪书”，张说：
我这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堕我中国的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罚，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承受。我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
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有错。
不等张学良说完，审判长即打断他的话，问道：“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不知道！”
审判长翻开陆军刑法给张看，并指着“胁迫统帅”条款问道：“你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你自己所为？”
张学良从容回答：“完全出于我个人所为，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己承担，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说到这里，张学良反问李烈钧：“现在我想问审判长一句话可以吗？”
李答：“可以。”
张问：“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曾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李答：“是的。”
张问：“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和称帝，对吗？”
李答：“对！”
张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之举，就是为了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张学良此语似是对此时的他无罪而被审的嘲弄。也是警示李烈钧：我张学良是无罪的！
尽管李烈钧深知张学良的苦衷，他来审张也是无奈，但他却不能容忍有损审判长和他本人尊严的言词出现在公堂之上。他再一次打断张学良的话，大声斥责：“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岂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你不自省冒昧，演成西安事变，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
朱培德、鹿钟麟两位审判官见李烈钧大动肝火，怕把事情闹僵，又照顾到李有高血压病，就建议休庭。
复庭之后，又审了几句，就草草宣布结案。
在会审记录呈送蒋介石后，很快蒋就把由陈布雷事先拟就的、以军委会军法处名义发布的判决书，送达高等军法会审判庭，命令宣布判决。判决书说：
本案被告张学良，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有该被告之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众之行为，但该被告先实为主使发动，已极明显，自应负起罪责。核其行为，实犯陆海空军刑法第67条第2款前段法第271条第1项、第2项第302条第1项之罪。但查其所犯诸罪，乃系一行为而触犯数项罪名，或犯一罪之方法与结果而触犯他项罪名，应以陆海空刑法第15条、刑法第55条，及陆海空军刑法第67条第2款前段，从重处断。惟被告经奉蒋委员长训责后，尚知悔悟，随同旋京请罪，核其情状不无可恕，兹依刑法第59条，于陆海空军刑法第67条第2款前段，减处有期徒刑10年；并依刑法第37条第2项，褫夺公权5年。
整个审问和判决过程没超过2个小时。
宣判张学良刚刚几个小时，蒋介石就又耍阴谋，他呈文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特赦张学良。他还致信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要他转请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务必通过对张学良的特赦令。
1937年1月4日，林森召开国民政府会议，讨论赦免张学良案。在这次会上，围绕赦免张学良的问题，争论依然十分激烈。戴季陶、居正主张对张学良处以极刑；冯玉祥因中原大战时与张学良的夙怨，也反对释放张学良。支持特赦的是宋子文，还有林森。虽然两方势均力敌，但因蒋介石事先有话，还是通过了对张的特赦。会后发布的特赦令，宣布：
张学良处有期徒刑10年，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下令恢复张学良的公权。
特赦张学良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表面上看，张学良被判处的10年有期徒刑没有了，但实际上特赦令中“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一语，却使对张学良的判决由有期成为无期了。后来张学良失去人身自由52年之久，就是基于这一条规定。
蒋介石恩将仇报，软禁张学良半个多世纪，确属不仁。但亲日派和国民党内的元老派对处置张学良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在讨论特赦张学良的那次会上，由于宋子文争辩，特赦令原案中“留京察看”一语被取消了，这说明对于张学良的处置还不是不可更改的。2月，顾祝同已经取得蒋介石同意，可以让张学良回陕西向东北军的部队训一次话，但是这件事也是居正以司法院长的身份给否定掉了。
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