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兄妹最早发起和平救蒋运动。宋美龄力排众议，委派端纳出使西安搭起沟通之桥，端纳面见蒋介石，使讨伐派的战争发动受到牵制，和解由此出现转机
★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担当起与西安谈判代表的使命，面见蒋介石，会晤张、杨，接触周恩来，官一传西安和平诚意。宋子文为南京与西安两方最终通过谈判解决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美龄率队来到西安，蒋介石和张、杨及中共三方的谈判正式开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终露曙光
★谈判几近尾声，宋、张表示满意。唯杨仍有疑虑，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终于底定和平
蒋介石被扣之后，经过蒋氏最初几天顽固对抗与张、杨有理有节的斗争，以及其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有力介入和引导。迭经南京国民政府亲日派“讨伐”谩骂与张、杨、中共三方联合应对的几番较量，也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中有识之士的折冲努力在国际舆论呼吁和平解决事变，国内呼吁抗日、反对内战渐成主流呼声的大环境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终成有关各方的主导性认识。
但是，如何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还有一个艰苦的过程。
★宋氏兄妹最早发起和平救蒋运动。宋美龄力排众议，委派端纳出使西安搭起沟通之桥，端纳面见蒋介石，使讨伐派的战争发动受到牵制，和解由此出现转机
宋美龄派出的信使端纳，于12月15日从西安飞抵洛阳，随即打电话至南京，向宋美龄报告了他会晤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情况。行前，他在西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说：蒋在西安甚为平安，张、杨决无伤害蒋介石之意；如无意外发生，事变可望于数日内解决。在洛阳，端纳又与宋美龄通了几次电话，重点讲的是，张、杨发动兵谏的善意和蒋本人的安全情况，以及和平解决事变的光明前景。关于通话内容，宋美龄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载：
余于星期二（12月15日）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若狂。盖端纳于是晨冒恶劣气候之危险，飞抵洛阳，直接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简短之言词，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唯怒气仍未消，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自承举动虽错，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然后又言，委员长坚嘱余切勿赴西安。余请端纳明日来京，端纳称，彼允委员长及张当日返西安。惟气候恶劣，不利飞行，决于明晨返西安，京行势难办到。余因告之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彼返西安或有危险。并嘱其以此真相转告委员长。端纳复言，彼虽不能来京，张学良亲信之爱尔德与彼同机出陕，并于明晨飞京，可当面详叙经过情形。
是晚余又以长途电话告端纳，孔部长因医生坚嘱不令飞陕，况孔为代理行政院长实难离职，因嘱端纳征求对方意见，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之，并告以各方阻我成行，然余决心飞陕。
星期三晨，余乘端纳未启行前，复与通话一次，余嘱端纳告张学良，彼若不愿手造惨酷之国难，应立即护送委员长返京，并请以目前余所处之境遇告委员长，详述余努力阻止战争之经过。
宋美龄在电话中还嘱咐端纳，在去西安完成转达上述事项之后急速返京，否则有生命危险，并请他转告蒋介石，设法阻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当时在宋美龄身边的孔祥熙接过话筒与端纳通话，他请端纳告之张学良，欲拯救自己，拯救国家，当以飞机护送委员长赴太原，恢复其自由，倘能照办，一切皆可不究。
端纳与宋、孔的上述通话，把蒋介石依然活着的信息很快传递到外界。这给主张和平救蒋之人士以极大鼓励，同时也给别有政治企图的何应钦带来了一定压力。何应钦放言：“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
在主战派的压力下，16日上午9时，孙科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0次会议，26名成员出席会议。会上，何应钦等人一致主战、主快，主张一直围到西安城下。冯玉祥、孔祥熙百般反对，但“讨伐派”人多势众，寸步不让。孔祥熙只得退而求其次，强调即令“讨伐”，也应从缓，宜采取“军事政治，同时并举”的策略。何应钦对此无法反驳。因为孔祥熙是代理行政院长，自然有责任从“政治”上设法，至于“军事”，自然孔就无从置喙了。于是，两派终于达成妥协。会议通过了三项决议：
一、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中央军进攻西安。
二、由国民政屙下令“讨伐”张、杨。
三、推于右任为“西北宣慰使”，北上进行孤立张、杨的分化瓦解活动。
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实际上使何应钦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撇开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会后，何应钦即任命刘峙、顾祝同分任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司令，举行所谓“白衣誓师”，言称将“督率三军，指日西上”，“扫荡叛逆”。
何应钦共调动了十几个师的兵力，正面沿陇海路两侧，进攻西安。侧面分别由潼关开进商洛，夺取蓝田；由天水向宝鸡、凤翔推进；由宁夏吴忠向固原、平凉一带移动。总预备队在潼关附近集结。为配合陆军行动，何应钦命令空军从洛阳机场起飞，轰炸西安。由于宋美龄等人害怕“玉石俱焚”，坚决反对直接轰炸西安，以免把蒋介石炸死。何应钦不得不改令空军只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意在武力威胁西安。
何应钦的“讨伐”令下，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是，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附近千余间房屋被炸，死伤居民几百人。中央军的先头部队也在华县与杨虎城的17路军发生战事。
宋美龄后来回忆讨伐令下后的情形时写道：“潼关以西之军事，业已发动，虽幸飞机为雪所阻，不能超越华山而向西安轰炸，然洛阳与群山间沿路各处，被轰炸者已不胜数，又安能保证群机之无冒雪西飞迳向西安投炸者也。”
此时，张、杨所部业已作好与中央军决战的准备。按照事先约定，红军随即进驻肤施（延安）进行武力支援张、杨的部署。
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宋美龄急令端纳再次飞往西安，请蒋介石下令停止进攻和轰炸西安。端纳与张学良一起面见蒋介石。端纳向蒋介石转述了宋美龄的意见。张学良则对蒋介石表示：“我们对你是一番好意。何应钦进逼潼关，欺人太甚！要打，我们就和他打。如果要轰炸，那就不知道会炸到我还是炸到你。”此时，蒋介石开始考虑宋美龄，端纳和张学良的建议。在此之前，他曾希望何应钦给张、杨一点厉害尝尝，但又害怕受池鱼之殃。在听到端纳传递的何应钦别有政治企图的信息后，他仍然想，何虽有打算，但未必就如宋美龄、端纳所猜测的那般险恶。但越来越近的飞机轰炸声，使蒋介石开始醒悟。
蒋介石就是蒋介石，他虽然明白何应钦的讨伐可能危及他的性命，而他却无法接受来自“犯上作乱”的他的部下张学良的建议。张学良看透了他的这种心理，出于给他找个台阶下的考虑，找到了蒋百里。
这天晚上，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的蒋百里出现在蒋介石的住处。蒋百里是著名军事理论家，刚刚从欧美考察归来，到西安的第二天，赶上西安事变，因而加入到被扣留的南京大员的行列。
蒋百里与其他被扣的大员有所不同，他无党无派，立场“超然”，西安事变爆发当天，张学良去西安招待所看望这些被扣大员时，蒋百里曾向张学良自告奋勇，要去劝说蒋介石。后来，他在广播里听到南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骤然发表“讨伐令”，很不以为然。因而，张学良选中他在张、蒋之间进行斡旋。
蒋百里对蒋介石说：西安的事现在已经出现了转机，但“中央军”加紧进攻，兵临潼关，又派飞机轰炸，使问题又趋复杂化。委员长固然不畏惧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连遭轰炸，从悯念百姓利益考虑，也应该稍微留一点回旋余地，为国家保留点元气。希望委员长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诉他们你很快就会离陕回京，命令南京暂缓进攻，首先务必停止轰炸，如停止轰炸7天，给处理此事留点时间。
蒋介石等待的就是这样的台阶，他缓缓地说道：“此事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少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3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需停止7天，则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决不受其欺也。”
蒋介石虽然没有完全答应蒋百里的要求，但却允准了蒋百里关于要他下达停战手令，并派人把停战手令转送往南京的建议。
这时候，张学良接到前线报告，遂转报于蒋：“前方已开始冲突，中央军在华县与杨虎城部队对峙中，如再进攻不已，则此间部队只可向后退却。”张学良的“退却”一语使蒋介石大为惊愕，他怀疑张学良的“退却”是挟持他到别处去，这是他最为害怕的。南京的宋美龄最怕的也是这一点，如到红军的防区去，到新疆的防区去……宋美龄自感如果那样蒋介石的性命会更加危险。
张学良的一番话，加快了蒋介石下达停战手令的速度。蒋介石同意下达停战手令，也同意由蒋鼎文把他的手令送到南京。
选定蒋鼎文去南京传递蒋介石的手令，张学良与蒋百里商量了多时。他俩分析，鉴于西安与南京的关系紧张，必须派一位南京能够接受的人；南京的军事大权控制在何应钦手中，此人必须与何应钦能够对话，最起码何不反感；南京目前敌意最深的是张学良、杨虎城，此人与张、杨的关系不能太融洽。根据这3条标准，两人一致认为蒋鼎文最为合适。蒋鼎文本人亦乐于此行，他说：只要对大局有利，任何使命都在所不辞。
17日上午9时，张学良与蒋鼎文一同见蒋。蒋介石当即给何应钦写下如下命令：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
中正手启。
12月17日
蒋介石决定下达停战手令后，端纳于16日夜致电宋美龄报告了这一消息。宋美龄赶快转报何应钦。但何应钦没有罢战的意思，他猜测是委员长屈服于张学良的压力才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是委员长的本意。因而，他决定，军事行动不能停止，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不能接受来自西安方面的任何命令，即使确认了命令出自委员长之手，也不能证明是委员长的本意。
果然，蒋鼎文于17日中午乘机离开西安，18日晨携带蒋介石手令准备在洛阳登机飞往南京时，闻听“中央军”的轰炸机群向三原方向飞去。蒋鼎文当即致电南京何应钦：“文正预备起飞时，闻空军轰炸三原，又生枝节。委座面谕手令，均要停止一切轰炸冲突，务望速饬全线陆空军遵令办理。”
蒋鼎文中午抵达南京后，直奔何应钦处，亲自把蒋介石的手令交于何应钦。同时，蒋鼎文分别拜会了南京国民政府各要员，说明西安事变并不像外问所传说的那样，张汉卿出此也是由于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他“诚恳劝告，勿任南京、西安间之裂痕日见加深，谩骂之无线电广播及恶意之报纸评论皆以中止为佳”。这时，何应钦等才不得不对蒋介石停战手令表示服从，并下令于19日下午6时前暂停轰炸。
★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担当起与西安谈判代表的使命，面见蒋介石。会晤张、杨，接触周恩来，宣传西安和平诚意。宋子文为南京与西安两方最终通过谈判解决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蒋介石的停战令使和平谈判获得了宝贵的3天时间。然而，谁出使西安担当谈判代表，在南京国民政府内却是莫衷一是。张学良邀请的是孔祥熙和宋美龄，但孔祥熙是代理行政院长，是国家行政首脑，用何应钦的话说，是不能去西安与“叛逆”谈判的；而宋美龄是第一夫人，不能“投身作质”，“徒令叛变者多一要挟我夫之借口”，也不能去西安。孔祥熙和宋美龄只好急电在上海的宋子文，要宋子文代行赴陕。宋子文和张学良友谊多年，相交甚好，政治上都主张抗日，因而宋极愿去西安为和平奔走。接电后他便立即离沪至南。
何应钦仍然反对宋子文西安之行。他的理由是：宋子文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是政府官员，政府大员去西安与“叛逆者”谈判，有违国家“纪纲”，有损政府尊严。这时，宋子文提出，以官方身份不合适，以私人身份前往。宋告之何应钦：“我是以不担任公职的平民前往，不是军人！”言外之意，你何应钦管不了我。在宋美龄的要求下，何应钦勉强同意宋子文去西安。
在反对宋子文西安之行的人中，戴季陶是态度最为坚决的人之一。宋子文专门找他理论，在苦口婆心地讲了一番应该去西安进行谈判的道理之后，明确表示：“你不该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戴季陶则说：“我同蒋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这实际上也已经是在默认宋子文可以用私人资格去西安谈判。
于是，19日下午，在孔祥熙的寓所，召开了一个由何应钦、居正、孙科、叶楚伧、宋子文、王宠惠、宋美龄等人参加的会议，会商宋子文赴西安问题。会议作出两项决定：
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
二、准许至12月22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部队在此间不得向南移动：如该逆部仍向西安渭南前进，我空军即向行动部队轰炸，此为最后之容忍。但我军之集中侦察与攻击准备，仍需积极进行，不容延误。
此两项决议，即于当日通饬前线将领执行，并由子文当日飞陕告之张杨。
这两项决议，是主和派主张占得上风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使宋子文作为谈判代表的资格得到确认，而且超出蒋介石手令规定的期限，又争得3天和谈时间。会议结束之后，宋子文立即乘机离开南京，飞往西北。同行者还有他的秘书陈康齐、陈凤扆和17路军参议郭增恺。
郭增恺与宋子文关系甚密，“《活路》事件”时被误捕关押于南京。宋早想救他，但苦无机会。这次为做杨虎城的工作，宋子文将郭从狱中释放出来。他们一行当晚住于洛阳，20日上午10时再飞西安。此时，张学良、杨虎城和端纳已在机场等候。
宋子文首先向张学良了解了西安事变的意图和事变后的一些情况。张学良明确地向宋声明：东北军、17路军和红军已经决定了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双十二”通电所要求的八项主张，三方面一致同意放蒋归京。张学良还告知宋子文，西安方面已经拟好与南京谈判的条件，他希望宋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之后，张学良与端纳陪同宋子文来到蒋介石的“囚禁处”——高桂滋公馆，面见蒋介石。一阵寒暄之后，张学良和端纳退出，宋子文获准与蒋介石单独会面，这是事变以后除张学良外第一位得到如此待遇的南京国民政府高官。
宋的突然到来使蒋介石感到惊喜。宋子文将宋美龄、孔祥熙的两封亲笔信递于蒋氏。
蒋首先展阅宋美龄的信。宋在信中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读到这里，蒋介石禁不住连连拭泪。
蒋又展阅孔祥熙的信。信中写道：“在沪闻事变消息，焦急异常，当即扶病同三妹回京，本拟即同三妹赴陕省视，嗣闻尊意不欲三妹前去，而弟则以中央决议，在吾兄未回京以前，暂代院务，固致未果，无任怅恨，遂商三妹派端纳飞陕，奉候吾兄。继据自洛报告吾兄起居安适，于焦急之余，始较安慰。此间军政暂由敬之兄负责，而政院事务，由弟处理一切，自应秉承吾兄既定方策，照常进行，尚幸不吝指教，俾有遵循……兹因子文弟赴陕之便，特购制数袭，附机奉上，即祈察纳。”
蒋介石对孔祥熙报告的南京的情况没表意见，他沉默了一下，对宋子文说，只有迅速组织军事进攻，才能脱离危险。他如此这般地将军事进攻的方略一一告诉宋子文，要求宋回京后转告何应钦。蒋对此时的安全依然感到惶恐，遂坚嘱宋子文：千万不要让宋美龄来。
宋子文探望蒋介石之后，叫来与杨虎城有密切关系的郭增恺，让他去做杨虎城的工作。郭增恺会见杨虎城后，向宋转达杨的口信：“兵谏只是要停止内战，领导抗日，不会杀害他的。”宋子文了解到杨的这一态度，十分高兴。
宋子文完全没有料到周恩来已经到了西安。他对郭增恺说：“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郭增恺说：“周恩来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不管他的主张如何，你应该和他谈谈。”又说，共产党始终主张团结抗日，早就发表宣言，何妨试一试？如果中共和我们的意见能一致，张、杨两将军的工作更易着手。宋子文对与周会面还存有顾虑，他担心的是，一旦与中共接触，将被何应钦抓住把柄。但是，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周恩来和中共方面的分量，又使他不得不有所表示，于是宋委派郭增恺前往金家巷张公馆去见周恩来。
宋子文的到来，同样使周恩来非常高兴，周认识到，宋子文出使西安，有可能使事变按照张、杨和中共三方面共同商定的方案和平解决。于是，他不遗余力地敦促各方面尽可能地与宋子文接触，他自己则更希望能有机会当面做宋工作。见到宋子文派来的代表郭增恺，周恩来自是十分高兴，他告诉郭增恺：“此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希望宋子文认清形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国策，为国家作出贡献。”周恩来还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会见后，郭增恺把中共和周恩来的意见向宋作了转达。宋子文万万没有料到，共产党不计前仇，反而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他对中共和周恩来所持的态度十分赞赏，表示他将尽快安排与周恩来会面。
晚上，宋子文与张学良一起再次与蒋介石见面。张学良对蒋说：“最好我们现在就来讨论这一问题，决定按照哪一种方案行事，以便乘宋先生在此，尽快解决目前的局势。”蒋介石仍然拒绝张学良的建议，他说：“除非你允许我回南京，否则，没有什么好谈的。”这样，张学良就退出蒋的住处，留下宋子文继续与蒋讨论解决办法。蒋仍然坚持说，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则对蒋“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他的性命攸关整个国家之命运，并非其个人一己之事”。
通过在短短一天时间内，与张、杨和中共的接触，包括了解蒋介石的意见，宋子文对西安局势作出了如下判断：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使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二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为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以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据此，宋子文不再像来西安之前那样，“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已开始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径只能藉政治解决”。虽然当时他还难以确定“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是他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一、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二、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三、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为实现上述目的，宋子文改变先前计划，仅在西安逗留一天即于21日中午返回南京。在洛阳转机时，宋发表了一封致张学良的亲笔信，要求张释放蒋介石。作为对宋子文信的回复，西安的《解放日报》当天也发表了《正告宋子文》的评论。这篇评论肯定了宋子文的反日态度和反日行动，对他的西安之行表示欢迎和敬意。同时对宋子文提出了三点希望：
第一，“宋先生这次亲临西北，对‘双十二’张、杨将军救亡动机的光明磊落，和西北民众真正的抗日情绪，必然会得到相当的概念。我们极诚挚地希望宋先生，将来离陕后，能将西北民众的真实意志和热烈救亡的消息，带到京沪，并传给全国民众。”
第二，“希望宋先生多多顾及民众意思，整个国家的前途，站在民族解放立场上，襄助西北的救亡运动；并能运用伟大的力量，提醒一般沉溺在升官发财迷梦中的政府官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召开救国会议，成立真正建立在民意上的革命政府，发动全国抗日战争。”
第三，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运用强大的广播电力向世界各国传送谬误反动的言论，“强奸了广大群众的意见，昧着心对张杨二位将军肆意地攻击”。希望宋子文“为正义的驱使，为中华民族的前途着想，立刻起来负责纠正”。
这份评论，再次公开表示了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从后来事态发展看，事实上宋子文也正是循着这篇评论的思路而较为客观地向南京反映了西安的情势。
宋子文返回南京后，立即向孔祥熙、宋美龄报告了西安之行的所见所闻。他向人们宣传了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赞扬周恩来谋事为国的无私态度，并说：“南京有谁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他的这一宣扬，大煞亲日派的气焰。在一个交际场合，宋子文见到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博士，对他说：“现在决定抗战了，你借给我1000万镑吧！”许阁森表示，极愿赞助中国抗战。这一来，无疑又给国民党中枢中的英美派撑了腰。
端纳也帮助宋子文宣传西安的和解诚意。他主动接受记者的采访，告诉媒体：“尽早释放委员长是有希望的，但一些可怕的障碍仍有待于克服。杨虎城将军的态度是个大问题，他的军队控制着西安城，所以蒋介石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争取杨将军和他的部下比与张学良打交道更为困难，因为杨将军及其军队持有一种更激进、更不妥协的观点。况且，杨将军的军队纪律松懈，非常不可靠。”
端纳还告诉在京记者，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是真诚地要求政府采取一种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西安事变不是卖国事件，而是张学良的爱国行动，张的目的是抗日。
端纳向记者透露，尽管委员长一再宣称，在目前这种身陷囹圄的状态下，企图找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都是枉然的。然而，蒋介石和张学良已在原则上就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宋子文和端纳的宣传，对促使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安展开和谈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接下来南京召开的高级会议上，宋子文汇报了西安的情况，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设想。宋美龄赞同宋子文的建议，她认为：最危机的一关已经渡过，现在是她涉足于对立双方进行调解的时候了。毋庸讳言，双方都认为自己有道理，而离开她的影响，尤其是委员长一方，恐怕不会倾听对方的意见。宋美龄说道：西安事变发生以来，其形势，譬如造屋，端纳的西安之行为造屋打下了地基，宋子文的西安之行垒起了墙壁，现在需要我的西安之行，为这座新屋上梁盖顶，完成最后一道工序，这是我无可旁贷的责任。会议采纳宋子文的建议，决定于12月22日，由宋美龄携宋子文、蒋鼎文、端纳、戴笠赴西安与张学良等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期限还是3天。
★宋美龄率队来到西安。蒋介石和张、杨及中共三方的谈判正式开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终露曙光
宋美龄一行分乘两架飞机于22日上午飞赴洛阳，之后转飞西安。在洛阳机场，宋庆龄亲眼看到轰炸机群罗列停放，战斗部队整装待发，心中无形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她单独召见了驻洛阳的中央军将领，命令陆军停止向西安进攻，严嘱洛阳空军司令毛邦初：“未得委员长命令，切勿派飞机飞近西安。”
下午3时，座机飞抵西安上空，宋美龄心情异常紧张，遂从提包中取出一支手枪交给端纳，说：“如遇军队哗变无法控制时”，即用此枪打死我，“万无迟疑”。停机后，张学良首先登上飞机迎接。宋美龄则要求张“勿令部下搜查我行装”，张悚然回答：“余安敢出此。”
事实上，宋氏兄妹受到了张、杨十分礼貌和热情的接待。在西安机场，张学良和杨虎城等早在这里等候迎接。还有头戴羊皮帽的东北军士兵高举火把，在他们四周围成一个圈，以示欢迎。
此时，南京参加谈判的人马悉数到齐。宋美龄走在前面，为了抵御冬天的寒风，她从头到脚穿戴得严严实实，黑色的围巾把面部也包了起来，只露出两只大而明亮的眼睛。这也凸显出她不愿外露的内心紧张。她承担着谈判幕后指挥的重任，遇有不可调解的问题时她才出马。宋子文则因近年“发福”，头戴一顶有帽耳的黑色熊皮帽子，胖乎乎的脸上充满了倦意。他是此次谈判的主要执行者。在他旁边，站着满头灰发，神情忧郁的端纳。其后是穿着讲究、令人生畏的戴笠。
在谈判代表后面，跟着一批侍卫官，他们手提着大小不一的皮箱。宋氏兄妹所带行李都免去检查程序，只有戴笠身上携带的手枪被黎天才发现，收缴了下来。
最后走下飞机的两个人是宋美龄的女仆和厨师。
宋美龄到张公馆稍作休息，即来到近在咫尺的玄凤桥高桂滋公馆见蒋。宋美龄给蒋介石带来了大批食物、用品，还带来一个服侍他的女佣蔡妈，并给蒋介石带来一副假牙。
宋美龄的突然出现，使蒋介石颇感意外，惊呼：“你怎么来了，我告诉子文不让你来，你怎么真的还来了！你这是入虎穴啦。”宋美龄则早已控制不住感情，伸出双臂扑到蒋介石面前：“大令，你受惊了，你瘦多了……”说话问已泪流满面。
蒋介石一时表情颇为复杂。
过了片刻，蒋介石才转向其他人发问：“你们怎么都来了？”宋子文连忙应道：“是啊，是汉卿相约……”
蒋介石却若有所思地说道：“共产党派周恩来来了……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岂不是一块就擒，你们不该来呀！……”
几句短短的开场白过后，其他人相继退出，屋内只剩下三个人：蒋介石、宋美龄和宋子文，开始就如何与西安方面谈判讨论。宋美龄首先将南京的情形说了一遍，并着重说明：“我今天在洛阳耽搁了一阵，已经命令空军千万不能轰炸西安，他们答应了。陆军方面，真正听任何敬之的没有几个，他们不至于发动大攻势。问题是夜长梦多，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西安，回到南京，不让姓何的再搞鬼。”
“那正式代表是不会来了？”蒋介石有点失望，沉吟一会儿后说道：“不过你同子文两个也足以代表政府了。对日抗战我口头上已经答应，明天他们也一定召集会议，你们在会议中算是见证人好了。旁的我看也不至于有问题。”
宋美龄接着问：“他们真的会放你？”蒋介石点了点头。
蒋介石旋而又转向宋子文问道：“子文，据你看，明天我们答应了这些，还有没有问题？”
宋子文答：“我想不会有。”
蒋介石又说：“那好，我们首先讨论一下，如果他们有条件，我们该答应到什么程度？”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蒋介石提出了两点：一是不对西安方面妥协，也不让宋美龄勉强地妥协；二是不能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还强调自己宁可以身殉国。
宋美龄尽力使他镇静下来，向他介绍了外面的各种反应。劝他：“不应轻言殉国，你的责任是完成革命以救国，你更应该珍惜你的生命。希望你要想得开，上帝常伴我们左右。我这次来，是为了和你一起分担苦厄；上帝愿我们死，死而无悔；若上帝愿我们生，我们应当保持好生命。”
宋美龄还谈了对张学良的看法，并劝蒋克制自己的感情：“我感觉汉卿他们已经萌生了悔过的意思，倘若处理得宜，或许可以很快得到解决。我们目前应该尽力克制自己，应该忍耐。”
蒋介石接受了自己夫人的劝说，他表示：“改组政府，3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联俄联共。”这意味着蒋已首肯在谈判中接受这些条件。蒋介石还对谈判提出了两个条件：
一、他本人不出头，由宋美龄、宋子文代表他谈判；
二、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而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在蒋介石确定谈判原则之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进行了长谈。
她温和地批评张不应该用武力胁迫的方式让委员长接受自己的主张。宋美龄说：你以为此举必然会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实属错觉；今天大错已成，怎么补救，这是当前唯一的问题。
张学良解释说：“我们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大合适，但我自信，我们之所为，确实是为了造福于国家。然而委员长坚决拒绝我们的主张，连话都不让我们讲完。自从被禁后，仍怒不可遏，闭口不谈我们提出的要求。深愿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并转告委员长，我们也别无所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
宋美龄深信张学良言之由衷。她从内心感到，张的行动有异于“旧时军阀”，这使她增强了快速解决问题的信心。她对张学良讲，目前在世人面前能够表示你们的动机纯洁、没有加害委员长的意思，唯一办法是，应放弃胁迫的态度，立即恢复委员长的自由。她还说：“你的性子太急切，且易冲动。应当知道世界上有许多事情，皆非躁急之举动可以成功的，只能步骤一致，逐渐行动，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进步。……我的经验告诉我，躁急者用百分的力量，只能有一分之收获；而徒求快意一时之举动，决不能使中国达到富强的目的，惟坚忍卓绝的苦干，才能实现理想。”
宋美龄的此番责备比之蒋介石的训斥要容易接受得多，因而，张学良进一步解释了发动事变的原因。他说：“夫人，我已经认识到此举的不当，决不愿意托辞掩饰。但我们的动机是绝对纯洁的，如果这次夫人能和以前一样，和委员长一起到西安来，我敢断言，决不至于发生这样不幸的事变。我屡次向委员长申述我的意见，委员长动辄不让我启齿，厉声呵斥，你说怎么办！？”
宋美龄替蒋介石辩解：“你还不了解委员长。他所斥责的人，都是他寄予厚望的人，如果他认为你不堪造就，他才不会浪费如此精力斥责你呢？”
张学良抓住这一谈话机会，再一次恳求宋美龄劝说蒋介石接受他的抗日主张：“夫人应相信我敬爱您的诚意，我的部将也和我一样爱戴夫人。委员长被禁后，我的部属搜索文件时，得到夫人给委员长的两封信，拜读之余，益觉夫人之伟大。……我们不愿意阻碍委员长的工作，而且一致推崇他为我们唯一的领袖。现在，只求夫人向委员长面陈款曲，一切皆无问题，深信夫人一定能帮助我们了此危局。”
宋美龄依旧重复说过的观点：“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使此事件迅速结束，委员长留在西安时间愈久，国家损失愈大。”
12月23日，备受世界各国、国内各党各派各方关注的历史性的谈判正式开始了。
地点：中国西安金家巷张公馆西楼二层。
参加人员：
张学良西安事变发动方的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之一）
杨虎城西安事变发动方的代表（国民政府军第17路军军长、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西安事变的领导者之一）
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应德田担任会议记录。
当天上午的谈判是分头进行的，先由宋子文与张、杨两人谈；然后张学良陪同宋子文与周恩来谈。
首先进行的宋子文与张、杨的谈判，在以八项主张为基础上，张、杨提出了四项条件：一、改组国民政府，采纳抗日分子。二、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三、发动抗日运动。四、释放被捕7人。这四项条件实际上是对此前张、杨、周三方共同商议的五项条件的浓缩。
为保证上述条款的落实，张、杨建议：由蒋介石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的大会，这些人应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冯玉祥、宋庆龄、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俟大会作出决议，蒋介石可离开西安。也可以作另一种选择，即大会在太原召开，但在此期间蒋介石要留在西安。
宋子文对张、杨所提条件“甚感失望”，他与戴笠、蒋鼎文讨论后提出了如下“反建议”：
一、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参加之大会。
二、改组政府，排除亲日派。
三、释放在上海被捕之7人。
四、强力保护国家利益之政府一旦组成，中日战争将很快爆发，只要战争爆发，将自动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
蒋介石批准宋子文的“反建议”，并令宋、张一道与周恩来谈，“主要听周（恩来）讲”。然后再与蒋夫人商量。
随后，宋子文与周恩来进行了谈判。周代表中共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
一、双方停止内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二、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字样）。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周恩来这六项主张，是对此前中共中央电报精神的概括和浓缩。12月21日夜，中共中央书记处曾致电周恩来，对事变发生后的局势、中共的策略、谈判条件以及对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作了具体指示。该电内容如下：
恩来同志：
（甲）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大权，造成大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
（乙）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乱为抗战。
（丙）请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
一、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第一）南京国民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二、依上述条件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二陈派等谈判。
三、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
四、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来西安谈判。
五、招致英美倾向者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关赞助和平。
六、巩固西安军事阵地，使之尽可能持久，以使政治谈判成功。
七、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松甫、董卓等进行接洽。
八、兄应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陈、宋、阎、于等基于上述条件谈判，调停双方。
中央书记处
21日
周恩来接到这个电报后，连夜与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具体商讨了同蒋介石及南京方面谈判的各种问题和办法。
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得到张学良、杨虎城的赞同，并认为应以此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宋子文亦表示：他个人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但需要将这一意见呈报蒋介石。
当天下午，三方围绕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就组织过渡政府、释放“七君子”爱国领袖、放蒋等问题，进行讨论。宋子文首先提出：
（一）先组织过渡政府，3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长内政，严重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
宋并力陈这只是一个过渡政府，3个月后揭开抗日序幕，再彻底改组。张、杨、周表示原则同意，提出要宋子文负责改组政府事项，并推荐宋美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行政院，沈、杜、章等任次长。
（二）由蒋介石下令撤兵，然后放他回南京；蒋回南京后再释放爱国“七君子”。张、杨、周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然后蒋回南京。
接着，西安方面提议：在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17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负责接济。宋说此事可转给蒋介石。
最后，周恩来发言，他提出：如果蒋介石同意中共的六项主张，要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宋子文说：可以先见见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都说宋美龄极力主张抗日，和平解决事变。
第一天谈判结束后，周恩来当晚即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谈判情况。他在电报中写道：“如果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
蒋介石躺在高桂滋公馆，焦急地等待着谈判消息。宋子文向他报告第一天的谈判情况后，他答复道：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长，拟命孔（祥熙）博士担任。新内阁决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7人。
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撤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冲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
这一天，为了配合和平谈判取得进展，西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张学良、杨虎城《告东北军、17路军将士书》，进一步阐述抗日主张，回答人们的疑虑。这一文告说道：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
双十二抗日救国运动，酝酿了许久，现在已经揭开了七八天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样的运动？为争地盘吗？不是。为泄私愤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八项主张。我们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
也许有人在那里怀疑：绥远军队已经在那里抗日了，听说也有些中央军队在那里参加了，很是胜利。可见中央军已在那里抗日，为什么还要我们这样发动？不！不！事实绝不是这样简单。中央军是摆在晋军与绥军中间，而且只有两师。阎副委员长所要求的20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由这样的事实，他们所说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一种办法，绝对没有真正抗日的决心，这不是很清楚吗？
双十二运动发生的一天，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而在绥远的抗日血战中，中国飞机却半架也没有。据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冷，飞机发动不容易，但敌人的飞机怎么能发动呢？也许我们的飞机不好，那我们为什么必要买那样不好的飞机呢？而且到寒冷和绥远差不多的西北的飞机怎么就能发动使用呢？这种欺骗情形，凡是有知识有眼睛的人，谁看不清楚？我们全是中国人，谁不知飞机献寿为的是抗日。因为有抗日作目标，群众才那样的热烈。而现在我们有飞机却不对外，使我们的抗日战士无可奈何地受着敌人飞机的时时轰炸。这是抗日吗？这是真心抗日吗？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4省，我们的察北6县，我们的冀东22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
也许还有人相信抗日的“准备论”，这更是大错。我们不要把日本当傻瓜，认为我们会准备、人家不会准备。老实说，我们准备得还不到五分，人家已经准备到十分了，试问这种准备有什么用？这岂不是等人家准备好了来整个吞并我们中国吗？再说，人家也绝对不许可我们准备。在我们准备过程中，人家已经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各种各样的枷锁把我们束缚得死紧，叫我们动不得身，抬不起头。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准备起来？这不是梦想吗？
我们因为不信任变相汉奸的，至少也是犯恐日病的抗日的准备论，我们因为看破了南京抗日是欺骗，至少也是敷衍民众的一种手段，所以才以极大的热诚劝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但我们大胆的赤诚劝谏，都一次一次地失败了。我们为服从全国潜在大多数民意，我们为贯彻我们的也是全民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以才有这一次双十二事件的发动。
我们的希望，只是集合全国的力量去抗日救国，是绝对纯洁的，是绝对发自内心的，无一毫私心，无一点背景。凡是同情我们主张的，不管他是哪党哪派我们均愿意竭诚欢迎。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的基础是民众，必须用尽我们的智慧爱护他们。我们所要贯彻的是我们的主张，所以必须确信我们的基本理论。我们需要以不顾一切的精神来冲破我们的一切困难，这才是我们抗日救国战线上忠实同志所必要的精神和勇气。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的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
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亲爱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难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张学良 杨虎城
24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与首次谈判不同的是，与宋子文一起代表蒋介石来参加谈判的还增加了宋美龄。宋美龄首先表示：同意孔、宋组阁。宋美龄同时要求：待蒋下令南京方面撤兵后放蒋回南京。张学良表示同意，周恩来、杨虎城认为需要再考虑。
宋氏兄妹在这次谈判中，还对谈判所涉及的问题作出如下保证：
在改组政府中，一定肃清亲日派；立即由蒋介石下令停战撤兵；调胡宗南等部“中央军”离开西北；蒋回南京后释放“七君子”等抗日领袖；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发动后，中共公开，红军改编，统一指挥；蒋介石回南京后发表通电，自行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联合苏、关、英、法等国。
对于宋氏兄妹的这些承诺，中共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没有把它公开。经过近半个世纪后，在编辑《周恩来选集》上卷时，才将周恩来拍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公布于世，这样，宋氏兄妹在处理西安事变时有所承诺的史实方得以印证。周恩来向中央报告了与宋氏兄妹谈判的如下结果：
一、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三、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四、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3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五、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六、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七、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八、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十、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谈判所取得的十条成果，经周恩来概括、蒋介石同意，形成了“六项承诺”：
（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在谈判达成上述协议的同时，蒋介石还亲口向张学良表示了他的六项意见：
一、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二、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成）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三、蒋允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五、蒋意（不）开国民大会。六、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电告了中共中央。至此，谈判基本达成协议。
★谈判几近尾声，宋、张表示满意，唯杨仍有疑虑。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终于底定和平
对于24日谈判取得的共识，宋子文表示满意。他在与周恩来会晤时，说：他本人对谈判的结果很满意，并希望中共派人常驻上海，与他保持经常联系。此时他已经开始考虑怎样落实协议的要求。在他看来，要他组织反日内阁，没有共产党的支持是有困难的，因而，他非常希望得到共产党的支持来影响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组。
张学良对谈判结果也是满意的。因为，谈判本身是在他的主导下进行的，谈判条件是他与杨、周一起商定的，谈判中基本是按照他们设定的方案而展开的。原先发动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抗日的条件蒋介石同意了，他认为应该放蒋了。
杨虎城却仍有疑虑。那就是谈判虽然在抗日这个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致意见，但是，他与张学良在谈判一开始共同向蒋提出的“两项建议”一条也没有落实。而且杨虎城认为，谈判的最后成果蒋介石不签字，仅以“领袖的人格”作担保，将来一日反悔，就太被动了。作为对“领袖的人格”的担保的约束，他与张学良建议，即刻在西安召集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的大会，俟大会作出决议，蒋介石可离开西安。或者大会在太原召开，会议之后蒋介石也可以离开西安。
应该说杨虎城的考虑不无道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杨的担心是正确的。
张、杨对于会谈结果的不同理解，使西安三方中，中共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
事实上，整个谈判过程张、杨都是非常尊重中共的意见，因而，宋氏一到西安就对周恩来所代表的中共的态度十分重视。23日下午，首次谈判结束后，宋美龄即约见周恩来，与周进行了长谈。
周向宋申明，中共没有参加西安事变的发动，同时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周恩来说：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共的政策也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旨在联合对敌。几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中共中央一再向国民党提出团结抗战的要求，但蒋先生始终不听。这次事变是促进蒋先生改变政策的好机会，希望你们兄妹认清形势，劝蒋先生停止内战，走向抗日，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
在周恩来发表长篇政见之后，宋美龄提出：中共既有为国为民的诚意，应在政府领导之下共同努力。周恩来立即表示：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战，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除蒋先生之外，目前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周还向宋美龄保证，西安领导人以最充分的敬意留住委员长，他对委员长不愿意与他们讨论国策问题而感到遗憾。周在这次长谈中，答应宋要他说服杨虎城，尽可能早日释放蒋介石的请求。
宋美龄在这次会见中，对周恩来干练的风度和政治家魅力感到钦佩，至此二人相约次日再谈。
24日，宋美龄与周恩来再次见面，宋向周表示了停止国共内战的意向，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美龄两次会周，意在通过中共的助力使蒋介石早脱险境。而作为中共则不能不考虑维护西北“三位一体”的联合战线的利益。杨虎城的考虑虽有自身利益的因素，但在一定保证的条件下放蒋的设想，对于防止蒋介石动摇，确保抗日目标的实现，是有理有益的。因而，周恩来决定面见蒋介石，以确定蒋是否接受已经谈成的条件。周向宋氏兄妹提出见蒋要求后，宋子文认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而且委员长安全离陕需要中共的助力。于是他爽快地向周答复“力促此事”。当晚10时，蒋介石终于同意与周见面。
周恩来是在张学良、宋子文的陪同下来到蒋的临时住所的。周走进蒋的房间时，蒋介石还躺在床上。张学良上前一步说：“委员长，周先生看您来了。”
“噢！”蒋介石显得尴尬地坐起来，这时，周恩来庄重地给蒋敬了一个礼，并与蒋握了握手，脱口称其为：“校长！”
称蒋介石为“校长”，是黄埔军校军人的一种习惯。1924年5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蒋介石被任命为首任校长，而共产党人周恩来被派到该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熊雄等红军著名将领也在其中担任重要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共产党人被迫离开学校。为扑灭革命火种，蒋介石曾悬赏8万元银洋索要周恩来的人头。
蒋自知对共产党血债累累，被扣之后，既惧怕共产党插手事变，又极不愿面见周恩来。听到周称他“校长”，他表情颇为复杂地点了点头，一只手按着在华清池逃跑时摔伤的腰，另一只手招呼周恩来在沙发上落座。一边叹了口气，口不择言地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对此，周恩来机敏作答道：“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然后，周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南京的想法，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并乘势说明了中共政策转变的始末，以及中共当前奉行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周恩来没有直接提要蒋在协议上签字的问题，而是从与蒋略叙家常开始。
周恩来的话题是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蒋经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留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对党中这位身份特殊的党员在苏联的情况还是了解一些的，此时，蒋经国正在苏联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担任副厂长，已经娶妻生子，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公开宣称与蒋介石的关系即“他是他，我是我”。后来，蒋经国思亲思乡曾申请回国，但遭到苏联当局拒绝。
周恩来告知蒋氏，经国在苏联生活得很好，颇受优待。当蒋介石流露出对儿子的眷恋时，周不失时机地允诺，他愿意帮忙促成蒋氏父子的重新团聚。对此，蒋介石深表感谢。
周恩来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抢先代答道：“以后不‘剿共’了！”并再次感谢周恩来和中共的和平斡旋。
这时，周恩来提出了刚达成的六项协议，蒋介石沉默片刻后，表示：完全接受。并作了三点承诺：
一、我们肯定不打内战了。停止一切“剿共”行动，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各部队接受他的指挥。
二、由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商谈，解决一切。
三、蒋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南京继续谈判。
蒋介石说完这些后，显出很疲劳的样子，就告知宋氏兄妹：“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周恩来随即告辞出来。
由于蒋介石体力不支，周恩来没有与他长谈，从蒋氏那里退出后，周又对宋子文说：“委员长很疲劳，不能与之讲话过多，但有几件事必须落实。”据宋子文的日记记载，这几件事是：
一、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宋说：此点业已达成共识。周要求宋作出保证，宋作了保证。
二、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宋说：“你起草电文，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我将与委员长会商。”
三、提出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利。宋答应将予以安排。
四、周要求逐步释放政治犯，宋答应尽力。
周恩来夜访蒋介石，进一步验证了蒋介石的和平意愿，并对他的三项承诺和宋子文承诺的各条表示认可，第二天，周致电中央报告说：
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走前还需有一个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好转的。
现在军事布置仍旧，并加紧戒备。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由于周恩来基本认可了蒋介石及宋子文承诺的条件，因而，释蒋的谈判至此完成。此后，张、杨委托周与蒋、宋虽还有磋商，但已不涉及释蒋条件的问题。也就是说，12月24日晚，周与蒋的成功会谈，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