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不领蒋介石的情：得寸进尺的攻城略地，使“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愈益苍白无力
★国民党内若干要员向蒋公然说不：胡、李公开痛批蒋氏国策，冯玉祥独闯抗日禁区……政见之争下形成的新的派系，使国民党内裂痕再度扩大
★民怨遍及全国：蒋介石的误国政策招致民众、学子持续不断的示威游行违背民意、触犯众怒对南京国民政府构成的威胁在1936年达到高潮
★军队将领对蒋的不满更为加深：李济深领衔发起反蒋抗日福建事变，胡汉民死后引发两广危机，陈济棠、李宗仁等相继向蒋氏发难
1936年元旦这天，南京下了一场大雪。中国传统上有“瑞雪兆丰年”的说法，因而人们对这伴雪而来的新的一年寄托着无限的期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把他对1936年的期待写在一首诗里：
欢迎，欢迎，新年，新年。
大雪纷纷下，贫民多可怜！
土地被敌占，至今尚未还
……
我做文天祥，我做史可法，我做岳武穆，我做颜真卿。
说到要做到，不为自欺瞒，欢迎你新年，你我要共勉。
另一国民党要员邵元冲在元旦的日记里也抒发了他的感慨：
时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抚应国艰，不禁忾然。
两位国民党要员的新春寄语，显然是多了些沉闷和感伤，少了些对未来的憧憬和自信。然而，他们的心情，在此时的中国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国难当头，日寇得寸进尺，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老百姓感觉到的只能是伤感，只能是失望，谁人敢想象未来的一年，这一年的中国又该变成什么样子？
★日本人不领蒋介石的情：得寸进尺的攻城略地，使“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愈益苍白无力
元旦这天刚刚平稳地过去，1月2日，中日之间又生摩擦。国民党第29军132师93团士兵在天津大沽搜查走私时，贩毒的日商大西洋行职员不仅不接受搜查，还对执行公务的中国士兵大打出手，冲突随之发生。尔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樾茂还恶人先告状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中方：一、正式道歉；二、撤销大沽驻军及公安局负责人；三、将“肇事”者逮捕、处分；四、赔偿损失；五、以后不得再有“侮日”行为；六、保障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宋哲元被迫委曲求全，在公开道歉的同时，冀察行政当局还作出两项决定：一、赔偿日方400元；二、29军不准进驻塘沽、大沽，地方治安由冀东（伪）保安队负责。
在宋哲元接受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樾茂“抗议”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驻承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代表日方再提无理要求，谋求中方让出察北沽源、康保、化德、宝昌、张北、商都6县行政权，由日本顾问和伪方人员接管……对此类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宋哲元不敢擅处，只得报告蒋介石。蒋氏也是苦无良策，致电宋哲元：“本维护领土完整原则妥慎处理察事。”这实际上是要宋在留有脸面情形下的再次让步。宋哲元领会了最高当局的意图：满足日本所提察北6县改驻（伪）保安队的要求，但坚持伪军李守信部撤回多伦。日本人给了蒋介石面子，而南京国民政府则以失去6县的控制权而再次取得了暂时的苟安。
但安宁只有几天。1月5日夜10时许，北平日军士兵30多人演习回城，朝阳门中国守军因为开城门稍迟，日军士兵便开枪击伤中国守城警士张玉亭和保安二队班长张世挺。尔后，日方却反诬“中国士兵对日军射击”，并由驻北平武官向宋哲元提出抗议，宋哲元又一次扮演了有失国人颜面的角色：向日方赔礼道歉，答应惩办朝阳门事件中被打伤的中国军警，并应日方要求委派石友三出任北平保安司令，此事才算了结。
而日本侵略中国、灭亡中国的目标并不会因此而予以改变，日本军部抛出的1936年对华政策方针，在陆军省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处理华北纲要》的指示中，有着堪称详细的阐述。它指出：处理华北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华北五省自治”。具体步骤是：“先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当前要“支持冀东自治政府的独立性，在冀、察自治基本可以信任之时，尽快使其与之合流。”由中国驻屯军全盘负责华北独立运动，原则上以冀察、冀东两当局为对象，坚持内部指导为宗旨，指导的重点放在财政特别是金融、军事和对一般民众的指导上。
控制华北五省仅仅是日本侵略目标的一部分，日军侵华的胃口大得惊人。关东军此前制订的《对蒙（西北）施策要领》提出的目标是，“伴随华北工作，使内蒙自立于中央”，并“向绥远发展，扩展到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陆军部指示关东军：“内蒙工作的范围，当前为锡盟、察盟、乌盟，如有可能包括阿拉善地区。要使上述地区实现中国政权实际上政令不达的目标。”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才算明白，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日军频繁制造事端，目的是站稳华北，再占西北诸省。
但是，这一对华政策还没有正式实施，日本国内就发生了旨在推翻冈田内阁的军事政变。2月26日凌晨时分，主张天皇神圣论的20多名陆军青年军官，率领1200名步兵包围了日本陆军部、参谋本部、国会大厦和首相官邸。首相冈田启介侥幸死里逃生，但是包括内大臣斋藤实、财政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官员均被枪杀。
第二天，天皇下达命令镇压叛军。十几天后，广田内阁诞生。在“二二六事件”中，裕仁天皇亲自参与整肃军队，并打破现役军人不得参政的惯例，把那些主张对华作战的野心勃勃的年轻将军擢升到军部首脑机关和内阁里来。新内阁旋即决定增加巨额军费，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把日本经济全面转入战争轨道。
日本发生的政变，不仅对日本政局造成严重影响，而且引起了日本对外政策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使中国首先成为受害者。新内阁主张加快对华战争的步伐，提出：现在已经到了“中止帝国对华政策的抽象论”，“改变对华政策的根本观念，树立作为国策的新政策之时了。”关东军对华政策的根本观点是：要“从人文及地理观念出发，分离中国大陆；使已分离的各地区与帝国直接联系，并依靠帝国的国力阻止各分离势力的矛盾；以维持各地区的和平与民众的经济繁荣为目的，实现中国各地根绝排日与日满华提携。”这就使冈田内阁制订的“华北自治”更进一步变为“华北分离”，进而殖民化全中国。
日本新的对华政策出笼后，马上付诸实施。从4月18日起，便向天津地区增兵，并实行新的作战编制，兵力由原来的2200人增加3倍到8400人，体制由原来的一年轮换制改为永驻制。
日本对华政策的大幅调整，并加快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重视。蒋介石密切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但是，要抗日，就必须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这一政策是蒋介石奉行多年的既定国策。日本的大举进犯，迫使蒋介石考虑他最不愿考虑的问题。
这不能不说到蒋介石亲手制定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基轴——“攘外必先安内”。
这一政策的首次公开始于1931年的7月23日，蒋介石在《告全国一致安内攘外》中说：
惟攘外必先安内……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从蒋介石这段话看，“攘外”是指对付一切外国侵略势力；“安内”既指消灭共产党的革命武装，也包括削弭胡汉民、陈济棠等反蒋派系的政治和军事反抗活动。
蒋介石这个讲话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由于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并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原来反蒋派系的政治态度有所变化，蒋提出的“安内攘外”的含义逐渐缩小，变成专指内对中共、外对日本的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关于内政、外交的政策基础。
蒋介石为何要把消灭共产党置于应对日寇对中国的侵略之先呢？
蒋氏认为，抵御日本侵略乃是手足捍卫头脑，“围剿”红军则是拔出“心腹疽毒”。按照他的理解，日本虽然掠我国土，杀我子民，但他还可以卖国求荣，苟且偷生地继续掌权，而共产党就不同了，它的目标是要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因而，共产党才是蒋氏政权的最大威胁。蒋介石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而不得。这就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制定政策，考虑的不是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而是怎样保住自己的权力，延续自己的统治地位。
如此充满个人私欲、不顾民族和人民利益的谬论，蒋介石还生怕别人听不明白，不遗余力地进行宣扬。他专门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委任陈诚为副团长，召集全国军官轮流受训，灌输“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和对蒋介石绝对忠诚的思想。在国民党政府军中一提“蒋委员长”，或一提“领袖”就必须立正的规定和风气，就是从此开始的。
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又一篇讲话，阐述他的思想。影响较大的有：《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剿匪要实干》、《蒋委员长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等等。蒋氏在这些讲话中，“严令剿匪部队，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言抗日。希望党政军各方同志，须专心剿匪。”他反复告诫部属：国家大患不在日本的侵略，而在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一次讲话中，蒋介石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次剿匪，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为什么呢？他说：“在外患日迫，帝国主义严重压迫之下，中国内部若是仍无办法整理，则中国必不能继续苟延存在。”为什么不先“整理内部”中国就无法存在了呢？他的回答是：“现时的匪区，是中国的中心区域，中心区域的匪患，真是国家的心腹之患，此时如果不能立即肃清，中国就决不能够复兴，唯有灭亡而已。”这些话，事实上显然是缺乏根据的，因为红军长征之途，那可谓大部是地老天荒之地吧，但蒋介石依然是兴兵数十万，穷追猛打。
为了消除共产党这个心头之患，蒋介石把如何与共军作战的原则，编写成《剿匪读本》、《军人精神教育》、《孙吴兵略问答》、《步兵操典纲领》、《曾国藩剿捻实录》、《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新颁党政军条规及行营第四厅新颁各条规则》、《剿匪部队训练要旨》、《封锁法规汇编》等13种书籍，发放范围从基层军官到高级将领。
纵使蒋介石对付共产党想尽各种办法，但其错误的战争指导终使其如意美梦成为异想天开。
蒋介石对自己那套置民族、国家大义而不顾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也感到心虚。为了证明这套政策理论是有根有据、不是他凭空杜撰，苦思冥想之后，终于从历史上找到了根据，这就是1840年以来的晚清王朝。从慈禧到宣统，都是靠对外屈膝投降、割地赔款，对内高举屠刀，镇压反抗而维护其没落统治的。蒋介石也要学习晚清的皇帝，国家虽遭受劫难，自己却稳坐“龙椅”。他还号召军队高级将领学习曾国藩，要像当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那样，消灭共产党和红军。1936年4月28日，蒋介石在湖南长沙对教育界发表题为《军训之目的与救国的基础》训词，明确提出了学习曾国藩的任务。他说：“曾国藩、胡林翼一班人……所表现的精神和所作的事业……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尤其是可以为我们各位同志效法的，当时一方面有太平天国的内忧，扬子江流域各省，几乎完全失陷，一方面又有英、法诸国的外患，压迫侵略，时时危急，当时如此纷乱危险的国家，就是因为你们湖南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几位豪杰，几位先贤，能够乘势奋发为雄，就将大局挽救过来，使一般同胞的痛苦，能够解除。”
蒋介石更自比曾国藩、胡林翼，而把红军领袖朱德、毛泽东比作是太平天国时代的洪秀全、杨秀清。他说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所谓改朝换代的时候，都有土匪发生，而且土匪的力量都是极其强大的。现在的匪患正是同样的现象。现在赤匪许多组织的方法，亦不过是很粗浅地抄袭洪、杨时代的方法罢了。可是太平天国虽有极严密的组织与纪律，终究却被曾国藩、胡林翼打败。现在的“共匪”朱、毛，决比不上太平天国的洪、杨，难道我们自己就连曾国藩、胡林翼都比不上吗？
蒋介石对日本入侵的忍让也是有底线的，这就是保住他的政权，保住他的统治。然而，日本步步紧逼，不断挑战他的“底线”，使蒋介石始终有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但与日本开战，又是蒋介石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就决不选择的道路。他认为，日本太强，中国太弱，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根本没有抗御日本侵略的能力。他曾经对他的高级将领说，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完全操在日本人手里。他要我们哪天死，我们就不得不哪天死。”
但是，蒋介石也不是不想赶走日寇，他只是不愿伤了自己的实力。他怕就怕自己与日军拼杀“伤筋动骨”之后，没有足够强的力量对付党内的反对派和消灭共产党。因而，他把在日军铁蹄下获得解放的希望寄托给了英美等外力。希望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让盟军来解救自己。他采取与日本兜圈子的方法，避其锋芒，以拖待变。
这种自以为是“救国”之法，实则“误国”之举。蒋介石越来越多地听到对他的既定国策的不满。这种不满，开始还仅仅是不同观点的争论，而后逐渐发展为一边倒的声讨之声。
★国民党内若干要员向蒋公然说不：胡、李公开痛批蒋氏国策。冯玉祥独闯抗日禁区……政见之争下形成的新的派系。使国民党内裂痕再度扩大
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取代北洋军阀政权之后建立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它是在新老军阀及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其政权基础就不稳固，各派系的斗争此起彼伏，并引发了多次政治危机。但蒋介石不愧是处理这类争斗的高手，他采取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明的、暗的等各种手段，制服了一个个对手……
当然，这里面也有口服而心不服的，更不乏表面上“俯首称臣”，但内心却不甘心失败的。这就使其政权内在地潜藏着不稳定、不和谐的“音符”，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就会不断有新的反对派冒出来。
而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公然挑战了全体中国人最朴实的民族感情，这就不可能不在国民党内引起反弹。
第一个敢于跟蒋介石“叫板”的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胡汉民，祖籍江西庐陵，1879年生于广东番禺县一个书吏家中。原名衍鹳，后改名衍鸿，因在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常用“汉民”这个笔名，后来这就成为他的正式名字。
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同盟会成立时，创办报纸宣扬革命是孙中山交给他的主要工作。后胡汉民征得孙中山同意将拟办的报纸取名为《民报》，而该报创刊号《民报发刊词》系由孙中山口授内容他亲自执笔撰写成稿。胡汉民实际上担任了《民报》主编的工作，受命掌握革命党的主要舆论喉舌。在胡汉民主持下，《民报》集中宣传民主革命纲领，批判改良主义谬论，使革命党在国内外的影响迅速扩大。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中，胡汉民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他政治升腾的起点，由此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从1906年起，胡汉民开始投入反清的武装斗争，他与黄兴一起组织了钦州河口起义，领导了广州新军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这几次起义都告失败，但却奠定了他从事武装斗争的根基。在随后光复广州的斗争中，未动兵戈便获大胜。在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广东军政府里，胡汉民成为首任都督。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胡汉民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要职。1914年7月8日，国民党在东京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被选为总理，胡汉民成为政治部长。在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时，胡汉民又担任孙中山入党宣誓的主盟人。1924年1月，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举行一大期间，孙中山指定由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钊、谢持等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是年5月，孙中山患病，胡汉民被委以代理大本营事务的重任。年底，孙中山北上之前，正式委任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代理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显然，孙中山是把胡汉民视为自己的接班人而加以培养的。但是孙中山在几个月后很快逝世，特别是孙中山在病重期间汪精卫一直随侍在侧，并由汪精卫亲手记录和传达了先总理的“临终遗嘱”，这使汪精卫有了“亲受遗命”的资本，其身价陡然上升，让胡汉民第一次尝到了与“第一把交椅”擦肩而过的苦涩。但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内三大巨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一的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
蒋介石“攘外安内”政策提出以后，胡汉民立表质疑。他特别痛恨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1932年初，他在复汪精卫的电报中说：“此时国家民族最大问题，亦莫过于抗日剿共，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吾党数月来共同确定之政策，而吾辈以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以孚国人之望。”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正式提出“抗日剿共”的口号，这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显有区别，且公开表达了对蒋介石政策的不满；其二，表示支持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政策；其三，决定不参与中央政事，保持“在野”地位，这也是对蒋、汪控制的中央政府感到失望的表示。
接着，胡汉民于3月24日在香港发表谈话，在痛斥蒋、汪在淞沪抗战中对奋勇抗敌的19路军和张治中指挥的第5军不予积极支援且多方阻难行径的同时，还提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张：
1．对沪战为切实之应援，务将暴日逐出上海；
2．集中民众力量为抗日中坚；
3．迅速檄调以抵抗为主义之劲旅。收复东北失地；
4．严整沿海各省战守之备，真实谋长远之抵抗；外交仍推行孙陈（孙科、陈友仁）对外政策，确定东北与沪案为整个问题，日军未退沪前，无交涉可言。
胡汉民的上述主张，尤其是关于集中民众力量作为抗日中坚、严整战备作长期抗战、驱逐暴日、收复东北失地各点，抓住了抗日救亡的关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这在当时的国民党要人中，极少有像他这样态度坚定、抗日目标明确的。
胡汉民在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有所转变。1931年1月，胡汉民创办《三民主义月刊》，这个刊物发表的文章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但批判“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法西斯独裁统治，则是该刊经常的论题。胡汉民自己也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他写的一系列政论文章直指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在《跋日人关于各国对日经济封锁之应付计划》一文，指出屈辱求和是不可能的：“东北之亡，亡于不抵抗，不抵抗非和也；今日一抗议，明日一声明，邦交依然，互市如旧，亦非所谓和也；呈诉于国联，乞怜于列强，奴颜婢膝，觳觫以承望他人之眼色，既非日降，又非日和；不降不和徘徊莫定，尤非有廉耻知气节之国家所宜尔也。则今日之事如何，日‘唯战’。战败，是亡而非降；战而胜，则国家赖以独立，民族赖以生存。”
在《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一文中，胡汉民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生路只有一条，就是对日抗战。”这篇文章有三个旗帜鲜明的观点引人注意：
其一，批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抗战只是求生的自卫的最低限度的举措”，“因此内部而安固须抗，内而不安也要抗”，否则“情愿束手待毙，不会成了亡国的天经地义吗？”“我从一切历史的事实相信惟攘外可以安内”，根本的说“中国今日，只有攘外的问题，没有安内的问题”。“以剿共为安内，这是一种错误”。
其二，提出抗日重于“剿共”。他说：“南京国民政府呢，至今依赖他人，不肯作实际之抵抗。号称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不抗日而‘剿共’，在榆关陷落热河危急之时，借口赣共猖獗，便一溜烟跑到南昌去了。我不是说共不当剿，抗日‘剿共’是两年来所抱持的主张，可是权衡轻重，则在今日情势之下，抗日尤重于‘剿共’。”
其三，主张推翻不抗战政府。他斥责南京国民政府“从无抵抗、无责任、无办法的三无主义到不抗、不和、不守、不走的四不主义，是南京国民政府应付日本的唯一主义”。“我们所要求的只在如何督责‘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当局，把我们的信念由‘托之空言’，转移到‘见诸事实”’。“唯有对日抗战是我们的生路，假如政府不抗日，那我们便说唯有推翻不抗战的政府。”“联合抗日的同志，抗日的国民，共同负起向日本抗战的责任”。
1934年到1935年，胡汉民抨击蒋、汪错误政策的初衷不改。他在纪念“九一八”事变3周年的诗中写道：操戈同室疏能间，遂使门开揖盗来。万国衣冠齐齿冷，两河忠义未心灰，竖儒讵有和亲策，儿戏先闻大将台。生聚十年堪借口，不须新火感榆槐。表达他对蒋、汪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敌人有可乘之机，以致侵略日深的不满；同时也揭露人民在要求抗日，而蒋、汪却借口“十年生聚”，屈辱求和拒绝抗日的事实。
对于胡汉民不断地与自己“唱反调”，蒋介石是非常嫉恨的。只是惧于胡在党内的资历并顾忌几年前“软禁胡汉民”所掀起的轩然大波，而采取隐忍态度罢了。习惯于独裁却还要在表面上显示党内团结的蒋介石，也想利用胡汉民来为其“装潢门面”。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选举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后，便频频邀请胡北上南京主持中央大计，胡汉民猜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在与幕僚商议后，定下了暂缓北上的决心。这使蒋介石用心良苦谋取党内“团结统一”的计划受到打击。此时，国民党的另一个中枢人物汪精卫，也学着胡汉民的样子，悄悄地从上海去了欧洲，过起了在野般的日子。为了掩盖蒋、胡矛盾，南京方面极力抹杀双方政治上的分歧，一再放出待气候转暖胡即北上的消息。针对南京的宣传，胡汉民于1936年2月22日公开发表谈话，指出：暂缓北上，不是什么健康问题，关键在如何救亡问题。胡汉民在这次谈话中进一步批驳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要点如下：
一、指出日寇侵略日深根源在蒋介石、汪精卫的错误政策。谈话说：“盖九一八事发，日人初无一贯计划，不料其有如此之顺适，假使南京国民政府当时能以武力抵抗，或严重交涉，自不至于今日。乃南京国民政府既不抵抗，又不直接交涉，一味依赖国联，……一味向日本叩首，日人乃得在对国际宣称防共，与看透中国不抵抗之两种投机下，肆所欲为，得寸进尺，结果此数年间便铸成中国今日危机及蒋、汪两先生之错误。”
二、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坚持错误，不愿改正。他说：“以余观察所得各方报告，南京当局此种错误未曾改正。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中央政府后，依然僵局一个。在最近复有调整中日问题之进行，其调整原则据日方负责人宣称，且谓已经南京当局认可者有三：第一，中国承认伪满；第二，日本派兵来中国协助‘剿共’；第三，中、日、伪同盟，中国不得与他国合作。此种原则如果成为事实，则不特割弃东北四省，简直中国已侪朝鲜而为日本之保护国矣。”
三、表示问题不在他是否北上，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是否以实力抗日。胡汉民说：“余现在想如何促进南京当局之觉悟，与如何团结抵抗力量，以从事于救国。在此问题未有解决以前，即使余到南京或上海，亦于国事无补；如其此问题得到解决，则余北上或不北上，俱于国事可为也。”
胡汉民这种坚持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实力抗日的立场，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他同蒋介石的矛盾斗争，虽然带有政争色彩，却已超出政争范围，成为当时抗日救亡斗争的一个特殊部分。当时日本外相广田提出灭华三原则，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没同意，暗中却有交易；中国工农红军组成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准备抗日，蒋介石急从洛阳、徐州、浦口等地调兵30万，会同山西阎锡山晋系军队进行围攻；平津学生要求抗日，蒋介石下令进行大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胡汉民公开站出来抨击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揭露“广田三原则”的灭华实质，要求团结抗日力量，共同对外，显然是值得肯定的。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广西绥靖主任、后来曾担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的李宗仁，也向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发起挑战。
在李宗仁看来，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即是灭亡整个中国，那么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整个民族求生存的战争，就是全体国民性的战争。不是战不战的问题、什么时候战的问题，而是如何战的问题。他主张对日实施“全面战”，即：反对局部抗战，主张全线抗战；反对单靠军队抗战，主张全民抗战；反对单纯军事抗战，主张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体抗战；反对一党一派的抗战，主张联合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友军和一切抗日民众力量的举国抗战。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以“我的主张——焦土抗战”为题，系统地批判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著名的“焦土抗战”理论。
李宗仁首先驳斥了南京国民政府所谓“以依赖国联仲裁和美英干涉为唯一政策”的“依赖主义”。他指出，这种“单纯依赖外力论”，乃为一种“出于幻想的机会心理”。如果“不能以自力抵抗侵略，唯坐等国际机会之到来，恐世界战争尚未爆发，而中国则已成为涸鲋矣”。要挽救民族危亡，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国联不可恃，列强不可恃，联英、联美不可恃，可恃者以自力耳”。他以“天助自助，自助人助”的格言号召尚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振奋民族精神，以举国一致抗战回击日本之无厌侵略！
李宗仁又针对“不抵抗主义”者所持的另一依据——“退让求和”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说：“吾人以土地权利事日，直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种恶果乃“适足诱致日本军阀对华之无厌进攻”。
李宗仁还针对“不抵抗主义”之中心论点“安内而后攘外”论和“忍辱和平，徐图准备”的“准备主义”作了重点批驳。他指出：“九一八”以来，中国之所以精神上未能一致，只因为对日政策未能一致，如欲完成中国实际上的统一，必须首先发动举国一致的抗战，“安内惟有攘外，统一惟有抗日”。对待抗战准备的问题，我们准备，敌人也在准备，而且敌人的准备比我们更快。人家走百步，我们走一步。如果要准备到同他一样才来抵抗，我们就永远不会有抵抗的一天。他直言揭露说：“九一八”以来，我们日言准备，但多准备一年，即少见了几省；多准备一天，即多一桩丧权辱国的协定，所以这种亡国的谬论如不改变，只有待机去做亡国奴罢了。总之，“抗战则存，屈服则亡”。“只有彻底摒弃‘不抵抗主义’，立即对日作战，才是中华民族当前之唯一出路”。
李宗仁并针对所谓的“日本武器精良，中国武器落后”的“抗日三天亡国”谬论，批驳道：战争胜负并不是决定于军事设备而决定于被压迫者的坚决牺牲精神，“被压迫民族之恃以抵抗强暴者，不在飞机大炮，而在坚定之民族意志”，这正是日本难以征服中国的地方。李宗仁坚信，在未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居于被侵略之地位，必能踔厉发奋，万众一心”，而日本之好战者“仅为少数野心军阀”，大多数日本国民则将处于“消极甚而至反抗之地位”，“中国抗日不独无失败之理由，且最后胜利必归我国”。
李宗仁敢于公开批驳蒋介石，并提出与蒋介石主张相悖的抗战理论，除了他的民族情感、政治胆略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宗仁对中日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乃至战争性质作了全面考察、分析，看到了中日一旦开战总体上对我们有利的因素，远远大于不利因素。李宗仁认为：军事上，“一旦战争爆发，日军虽可封锁我海岸，侵占通商口岸，但却无法割断我全民族之生命线，农民仍可耕种劳作，自给自足。只要抗战爆发，各国断绝其原料来源和封锁市场，即不难置日寇于死命；政治上，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外疯狂侵略使日本政局陷入极度不安。而我国则因为被侵略之故，国民必能一致团结，奋起抗争，以拯国难。”从国际上看，美、英等西方大国都已认识到法西斯对世界的危害。日本在远东势力的膨胀，势必加剧与英、美、苏等国的矛盾冲突，诸列强国家虽无发动对日战争的决心，但日本则因公然撕毁华盛顿条约，退出国联，国际环境已陷入孤立。我若实行坚决抗战，自可取得列强的同情及援助，而日本则因中国战场旷日持久，实力被消耗，列强将乘机制服它。只要我们能够奋起抗战，坚持到底，敌人的弱点、短处就会日益暴露，我们的优点、长处就会日益发挥，日本不但不能吞并中国，而最终必将陷入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中枢当局尚无抗战决心、压制抗日力量、堵塞抗日言论的当时，李宗仁有胆量对当局的既定国策提出质疑，并系统阐发他的具有政治远见和战争谋略的“焦土抗战”理论，是可贵的，可以说他后来能够建勋台儿庄、成为抗日名将也不是一日而成的侥幸之功。
蒋介石的错误国策，在国民党党政高层，由个人分歧，逐渐引发为新的政见之争，形成主战派和主和派两大阵营，使原来本就比较复杂的派系又出现了新的裂痕。围绕抗日还是退让，主和派主要是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过去的亲日派，他们坚持对日妥协，积极反共的政策。主战派主要是在国民党军政人员、地方实力派中的若干富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士，如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等。
但对日主和的妥协派却掌握着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中枢的主导权，1932年的淞沪抗战，发生在蒋介石不情愿的情形之下，因而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战事的结局。这一战事爆发前后，蒋介石竞指使军政部长何应钦连续三次急电19路军：“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毋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
1月31日，何应钦又致电蒋光鼐、蔡廷锴和上海市长吴铁城，要求接受各国领事的调停。并命令19路军“严守纪律和秩序，非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需遵守”。19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英勇杀敌，南京国民政府不但不调兵增援，何应钦还以特急电令蒋光鼐等，着令原配属19路军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投炸弹！”并严令19路军：“南市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射击时，不许发弹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这样，长江口和黄埔江内日海军可任意行动，日军飞机可在战地上空自由飞翔，支援地面陆军作战。而19路军却不得不以血肉之躯，孤军局促于长江、黄埔江和苏州河之间的淞沪三角地带与敌作战。
当19路军与日军在上海激战之际，南京国民政府所属部队不少官兵激于义愤与爱国热情纷纷请缨杀敌。何应钦对请缨者回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需受抗令处分！”
国民党陆军87师261旅旅长宋希濂后来回忆说：他面见何应钦，陈述官兵请求开往上海参战的愿望时，何应钦听后，板着面孔说：“19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
淞沪抗战的结果，最终以19路军被迫撤出上海，中国与日本签订又一城下之盟式的停战协定而结束。
主战的抗日派虽然无法左右中央决策，但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向当政者施加压力。他们中的一个重要代表就是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要职的冯玉祥。当年，他曾兴兵响应讨袁，力挫张勋复辟，发动北京政变，参与北伐，将末代皇帝溥义驱出紫禁城，为国民党从北洋军阀手中夺得政权建立了功勋。中原大战后，冯玉祥被蒋介石挫败丧失军事实力，很少再问政事。但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使冯玉祥不能坐视。1931年12月，在南京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提出了“共赴国难、收复失地”的提案，得到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支持。会后，他又奔走于上海、南京、洛阳等地，呼吁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主持救国大计。
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在依靠政府抗日不成的情况下，冯玉祥把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对意见写在了他的行动上。他决意自己组织部队抗日。促使他树起抗日义旗的是他的旧部吉鸿昌。吉鸿昌从海外回国后，在拜见他这位老上司时给他带来了一条实现抗日的主意，即与共产党联合，建立抗日武装。冯玉祥对这个意见表示赞成。于是，他移居于自己旧部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的驻地张家口，联络宋哲元等旧部着手筹组抗日武装。此时，日军进犯山海关、热河，随后又进攻长城各隘口。蒋介石的进一步妥协政策，不仅使中国守军坐失战机，而且更加激起了全国各界同胞的抗日义愤。全国许多省市的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冯玉祥举旗抗日。这为冯玉祥施展他的抗日抱负提供了有利时机。他迅速响应全国同胞的请求，毅然表示：“热河沦陷，察省眼看不保，我既然住在这里，必须拿起枪来，实行抗战。我跟大家一起这样做，蒋介石一定会反对我，掣我的肘，拆我的台，甚至还会给我加上一些罪名。我们手里的军队很少，察省地方又苦，则是眼前的具体困难。可是，只要我们树起抗日的大旗，广大有爱国思想的民众和军队，都会拥护我们，帮助我们。”
1932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冯玉祥表示：要“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组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接着，召开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同盟军纲领决议案，规定同盟军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还规定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人、农民、贫农、士兵生活，释放因爱国而遭拘禁的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等为纲领。会上，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以冯玉祥、方振武、孙良诚、吉鸿昌、宣侠父等11人为常委。
会后，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后又委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出兵收复察省失地。抗日同盟军在一个月内攻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使察省失地全部收复。
抗日同盟军的捷报震惊中外，全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冯玉祥决心乘胜前进，进一步收复失地。7月27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亲任委员长，下设秘书、政治、军事、经济等局。此时，抗日同盟军已发展到10万多人，照此发展下去，当可对遏制日军进犯华北发挥有力作用。
但是，冯玉祥此举无疑公开挑战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这是蒋所不能容许的。蒋授意军政部长何应钦诬蔑抗日同盟军会“惹祸”。冯玉祥据理进行反击。他在向全国的通电中说：“查多伦失于5月1日，沽源失于5月24日，而玉祥兴师抗日，则在5月26日，实通此处，不容缓图。而人之片面宣传，竟谓因玉祥之奋起，始引致日军之来侵。果诚如此，则东北四省，何以在不抵抗主义下，完全丧失？夫以地事日，有如以肉投绥虎，地不尽，侵略不停。”
蒋介石则亲自指责冯玉祥是“联俄”、“联日”，“割地自雄”。
汪精卫也加入到反对冯玉祥抗日的行列。7月28日，蒋、汪在庐山发表联合声明，给冯玉祥加上了“擅立各种军政名义”、“妨碍统一政令”、“妨碍中央边防计划”、“滥收散军土匪”、“煸扬赤焰”等罪名。
与此同时，蒋介石电令何应钦：对同盟军“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何应钦在数度派人力劝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无果的情况下，一面下令庞炳勋、冯钦哉率两个军向察省推进，派孙德荃、关麟徵、冯占海各部开往沙城、怀来、延庆等地集结待命，企图用武力威逼冯玉祥就范；一面与关东军要员土肥原二联络，秘密商定协同进攻抗日同盟军。在腹背受敌，政治、军事、经济都受到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冯玉祥不得不于8月4日接受何应钦提出的取消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名义，让出张家口、宣化，让宋哲元回察主政等条件。
轰轰烈烈的抗日同盟军察北抗战被蒋介石压制了，但由此激起的全民族抗日火焰却熊熊燃烧起来，而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无法扑灭的。
★民怨遍及全国：蒋介石的误国政策招致民众、学子持续不断的示威游行。违背民意、触犯众怒对南京国民政府构成的威胁在1936年达到高潮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中国古语形容的是老百姓与当政者的关系问题。人们常常注意的是它的前半句“水能载舟”，即当政者是依靠老百姓的认同才能维持政权。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探讨，后半句则更加重要，即民心是不可违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后，不断感受到违背民意、招致众怒所带来的政治威胁。这种威胁在1936年进入高潮。在1935年最后几天里由一二·九爱国运动掀起的抗日浪潮，到1936年不仅没有平息的意思，而且向全社会迅速扩展。
国际社会的支持也给中国学生运动以鼓舞。世界学联获悉北平学生发起爱国学生运动后，立即决定在全世界发起援助中国运动。并致函中国学生，说：“在学生运动悠久的历史中，没有一次运动能比得上这次更有毅力和勇气，没有一次运动能比得上这次更统一，没有一次的领导联系得像这样的好。我们看到你们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上，能如此自觉，我们也觉得十二万分的光荣。”
世界学联的这封信，立即得到英、美各大学的热烈拥护。为此，世界学联规定4月22日到29日为世界学生和平运动周，广大学生将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各大城市举行示威罢课，口号是：“拥护中国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拥护中国学生民族解放运动。”
本着上述精神，世界学联与留英中国学生总会、伦敦中国学生会等团体，在伦敦发起国际学生会议，通过了《援助中国学生斗争告全世界学生宣言》，号召各国学生“对于这个斗争表示同情，和中国学生建立联系，给他们精神和物质的支持”。会议还要求各国学生举行会议，通过决议或通电，或派代表团到日本使馆，抗议日本侵略；建立有关国家的学生和中国学生问的联络委员会，互相交流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情况和经验；在各大学组织联合研究团体，讨论远东的情势和中国的发展问题；组织募捐活动，供给派遣国际学生代表团赴华，以研究中国学生的条件和现状，并且和中国学生建立个别的关系等。
国际学生会议之后，由英法两国“中国人民之友社”会同著名人士坎德布莱会会长约翰勋爵、工党领袖琼斯等发起国际会议，其宗旨是联合保卫中国的独立，支援中国反侵略斗争。会议通过决议，在每个国家举行集会或会议，“使公众了解远东形势和严重性及其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干涉”；在各重要中心，应组织同情中国的示威。一切与中国友好的朋友通电或派代表至日本使馆，并致签署《华盛顿条约》的9个国家的政府，请求停止日本的侵略。对于国联应送达备忘录，督促处理这个问题……召开国际会议以决定用有效的办法保障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世界舆论也对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和赞助。最能代表美国民众一般心理的纽约《民族周报》连续几次发表时评，对中国学生在“一二·九”运动及历次救国运动中所作的贡献推崇备至。该报1月8日的评论说：“过去几星期中，反对日本入侵华北之中国学生全国运动，其积极政治活跃，实为1925年以来所未曾有。学生的真诚爱国热忱及他们的威望，使他们所一致赞助之任何运动，常常得到胜利。”
法国巴黎“中国人民之友社”给中国学生的信中说：“本社对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学生保护中国独立之英勇行动，特致热烈的敬礼。北平当局对于此辈表示其爱国热忱的青年人民，竞不惜施以流血的镇压，至堪痛恨，本社特提严重的抗议。本社深信，我们必继续得到中国成千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联合共同抵抗外来之侵略者的消息。本社并乐于期望南京国民政府以一切的方法对于这一民众为本国自由而斗争的努力予以帮助。”
在国际舆论的支持下，中国广大学生不顾政府当局的暴力镇压，继续在高压下抗争奋进，推动抗日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
1936年2月11日，河北省省立北平高中在学校开学时因学生酝酿恢复学生会，与校方发生冲突。学校当局遂以学生会“组织既无规章，行动又为越轨”为由将康世恩等10名学生开除。高二和高三150余名同学表示抗议，要求学校收回成命。在校方坚持既有处理决定的情况下，该校高中同学遂与被开除的学生一起离开学校。学联闻讯后，决定发动北平各校代表1000余人护送河北高中同学返校，并提出3项条件与该校当局进行说理斗争：（1）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2）允许学生成立学生会；（3）给学生以爱国自由。
学联党团书记姚依林暗中指挥学生队伍来到河北高中。校方闻讯，早已关闭前后大门。学生冲进学校时，校长焦实斋惊慌逃走，学生在找他交涉不见的情况下，就捣毁了他及训育主任的办公室。待焦实斋带着军警前来镇压时，大多数学生已经撤离，结果抓走了未及撤离的两名新闻记者和学生郭清。
郭清被捕后受尽折磨，但他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招认学联领导人的姓名和地址，一个月后死于狱中。临死前他喊道：“我决不怕死，因为我的牺牲是有代价的，我是中国人，所以我必须救中国。”
3月31日上午9时，清华、燕大、师大、中大、北大、中法、女子文理学院、汇文中学、大同中学等14个学校共700多人，在北大三院礼堂隆重举行“悼念郭清烈士大会”。大会进行中，军警封锁了学校。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文学院院长胡适把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找到校长办公室，要求他立即解散追悼会。韩天石与黄华及另一位学联党团成员王庸商量后，决定会议照常进行，并在追悼会上通过一系列议案：（1）通电全国报告郭清死难经过及大会意义；（2）检举北平公安局；（3）为郭清建纪念碑；（4）援助被捕同学及教授；（5）通电各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6）反对日本增兵华北；（7）呈请国民政府下令严禁各地压迫爱国运动。同学们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临时决定抬棺上街游行，推举黄华为游行指挥。
鉴于学校大门已经被军警封锁，同学们就在后墙撞开一个缺口，队伍一出长安街就被军警追上，前堵后截，围攻殴打，学生受伤者无数，黄华、王庸等52名学生被捕。
“3·31”抬棺大游行，再次显示了北平学生崇高的爱国激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给南京国民政府，特别是华北军政当局宋哲元、秦德纯等以很大压力和震动。
这次事件不久，天津发生了“5·28”反日大示威。天津的反日示威发生在日军大举增兵天津之时。此时，天津几乎已经变成一个“亡国市”，不仅日本侵华新的大本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设在这里，而且从《何梅协定》签订后，随着国民党党部和军队的撤离，标志国民党执政的党旗、国旗和孙中山画像也被纷纷撤去，取而代之的则是日本太阳旗四处飘扬。一批批由冀察政委会任命实际上是日本方面指派的日本军事教官，操纵着学校的一切事务。
经常有居心叵测的测验表和志愿书下发，要学生回答：
（1）如果有敌人侵略你，你是否抵抗？（2）你能在群众面前讲话吗？（3）你愿意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吗？（4）你做事是五分钟热度呢？还是热度到底？
问这些问题，目的是检测学生有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思想、意志和能力，然后进行迫害。与此同时，教员也要填写“反共志愿书”，其内容不是反对共产党就是拥护共产党，没有中立的选择。如果不填，即被视为实质赞成共产党。如果填了，便永远不许参加任何未经立案的团体活动。
这种近乎亡国奴的生活，使天津市民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不可忍受，憋足了一股强烈的反日情绪，对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也是怨声载道。1936年入夏后，受刘少奇委派，中共北方局代表林枫出现在天津。而在天津市西郊一个陵园内，关于组织天津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举行一次示威游行的计划也告酝酿成熟。
天津市学联原计划在“五卅”惨案纪念日当天组织游行，但被天津市当局事先侦知。政府当局已经准备好了对付学生用的警车、木棍、大刀、水龙等。可他们的准备也被学联得知。为保证游行取得成功，天津市学联临时决定把游行时间提前到5月28日。这一临时改变，使当局措手不及，北路游行队伍很快在商职学院门前汇集，他们打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高呼“抑制日货、禁止走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直奔金钢桥。这时，由南开大学、广东中学、三八女中等校学生组成的南路大队，也来到金钢桥。一路上不断有市民加人，偶有军警阻拦，也被他们冲散。同学们慷慨激昂地宣讲华北新的危亡形势，要求政府起来抗日“枪口一致对外”。成千上万的爱国学生和民众在日本侵略华北的中心、“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喊出不愿做奴隶的吼声，特别是第一次喊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29军保卫华北”的新口号，显示了广大民众支持抗日、反对妥协的强大力量和决心，也给处在困难境地和彷徨状态的宋哲元以很大的教育和支持。有了这种力量作后盾，宋哲元才敢于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采取表面敷衍内中强硬的态度。
时任宋哲元部军法处处长的邓哲熙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日子很难过。日本人逼我们撤出平津冀北，退到冀南。蒋介石要我们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以避免事端，集中力量打内战。我们如同意撤出，那么将寄人篱下，无立足之地，而且蒋介石可以把辱国之罪，加在我们头上，像“九一八”事变后的张学良一样；如不撤出，日本人又步步紧逼。在两大压力下，我们感到很孤立，这时才想到利用平津学生和华北民众的抗日救国高潮，对两方面都说你们不能操之过急，否则要演成重大的事端，果然还有一些成效。
宋哲熙所说的“有一些成效”，指的是由于学生运动浪潮的冲击，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方已经达成的“华北防共协定”协议未能实现，29军也没有撤往冀南。日本原想以大规模增兵为手段，迅速完成对华北的军事占领，但由于中国爱国学生和民众运动展现的抗日伟力，使其如意算盘落空。就连日本迫使华北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维持”平津治安的所谓要求，也被宋哲元以公开发表谈话的方式予以拒绝。
天津学生“5·28”反日示威的成功，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十几天后，北平再次爆发“6·13”反日大示威。
广大青年学生和爱国民众的一次次示威游行，逐渐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参加到抗日洪流中来，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抗日联合阵线、越来越强的抗日力量。随着运动向深层发展，其组织形式也由街头示威发展到建立各种抗日组织，进行具体的抗日活动。短短几个月时间，几十个抗日救亡组织在民间建立起来。1月，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2月，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6月，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这些抗日组织中，不仅有学生而且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参与，特别是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也参与到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来。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的领导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布成立。出席会议的有北平、天津、保定、济南、青岛、徐州、南京、上海、安徽、厦门、香港、广州、广东、广西、武汉、无锡、泰安等地和19路军的代表共50余人。其中有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钱俊瑞、曹亮等，有的是国民党中的左派，有的是社会各界名流。
大会通过的宣言说：“九一八”后的4年8个月来，南京当局不仅没有抗战的计划，“甚至相反的是陷入无抵抗的错误”。他们“以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只在武力企图征服全国”；“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一掷”。在全国大多数人强烈要求团结国内外一切力量共同抗敌的时候，国民党“依然认为苏联和共产党是中国民族的主要敌人，依然认为中日纠纷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我们“批评的目的，在纠正这种错误，使它不会在将来重演，而决不是攻击任何势力以至推翻任何势力”。这种批评的性质，只“是个政策之争，而不是政权之争”。
宣言建议各党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立即释放政治犯，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
如此多的高层名流参加到抗日组织之中，公开站到了蒋介石既定国策的对立面，这使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其政策所引发的后果的严重性。
★军队将领对蒋的不满更为加深：李济深领衔发起反蒋抗日福建事变。胡汉民死后引发两广危机，陈济棠、李宗仁等相继向蒋氏发难
靠军队起家的蒋介石，十分明白拥有一支对自己效忠不二的军队的重要性，同时也十分明白军队一旦出现离心倾向的危险性。因而，蒋介石非常重视培养军队对他个人的“忠诚”，建立他对军队的绝对权威。他通过黄埔军校培植了大量亲信，并通过这批亲信建立起了一支孝忠蒋氏的嫡系部队。对于非嫡系部队，蒋介石常常通过拉拢收买的办法将其收拢，一旦收买不成，就被视为旁系，或采取整编、调防等形式将其分化，或采取派往“剿共”前线的办法消耗其实力，或干脆兴兵讨伐，予以剪灭。同时，蒋介石还通过“军统”、“中统”两大特务机关，掌控高级将领言行，如果发现有异志者，就罗织罪名，断然剪除。
名为国民革命军的国民党政府军包括中央（黄埔）系和地方系军队在内，虽是在对旧军阀部队收编、改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代表的是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在攸关国家存亡的民族大义上，有是非感、有民族情愫的爱国者也是大有人在的。面对国破家亡的政治现实，许多将领不赞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的公开提出质疑，更有人甚至以自己的行动向蒋介石说“不”。
而官拜国民政府训练总监、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办公厅主任、两广军政首脑、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的李济深即为向蒋说不的挑战者之一。
从李济深的这些头衔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内是数得着的人物。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甫一成立，李济深就是国民党仅有的5个军的军长之一。第二次东征的时候，他升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所部也是围歼陈炯明叛军的主力，并为取得第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立下大功。北伐战争时期，李济深又成为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总监部参谋长，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与蒋介石、朱培德、宋子文一起筹划了北伐战略方针。北伐胜利之后，李济深当上了管辖两广地区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何香凝、孙科、戴季陶、宋子文、陈树人、甘乃光等7名党内要人则是这个分会的委员。同时，李济深还兼领广东省主席及省军事厅厅长等要职。
李济深与蒋介石的矛盾之初发生在怎样落实国民党“中央”1929年初的裁军精神上。在1928年表面上实现全国统一之后，蒋介石以战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国家建设为由，决定在全国实行裁军。李济深作为两广地区的党政军首脑，是从正面理解蒋介石的精神的，他支持蒋介石的裁军计划，并带头从自己控制下的部队做起，凡是没有战功的部队统统裁并，同时将第8路军所辖的海军和空军交给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但蒋介石的真意是，通过裁军削弱各地实力派的力量，因而在执行“中央”编遣计划上，蒋介石只裁他人，不裁自己，导致各地大员也都采取了保存实力的做法，这使李济深深为不满。他致电蒋介石提出批评，说“国家已经统一了，内战亦结束了，应该从事建设，然而看你的举动，似乎不妥，到处阅兵，是示威之意”。李济深明确表示，“我不愿看到国内再有内战”，也不愿到南京任职，而是“自请归田”。
蒋介石对李济深的做法感到不满。他更不满意于各地方实力派猜透了自己的心思，对编遣裁军计划采取“软”抵制的态度。他要杀一杀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威风。蒋介石首先选定从桂系首领李宗仁入手。为什么要从李宗仁开刀呢？在蒋介石看来，李宗仁是桂系“新秀”，而李济深素有“半个桂系”之称，灭掉李宗仁就如同断掉李济深胳膊，达到削弱桂系的目的。而抓住李宗仁必将牵制住了李济深，同时起到了警告李济深的作用。当然，最终目的还是拿掉李济深。
很快，“湘案”发生，蒋介石有了“灭桂”的绝好机会，也有了整治李济深直接的理由。1929年2月19日，当国民党中央召开三全大会之时，由李宗仁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以所属的湖南省省长鲁涤平“把持税收，剿匪不力”等为由，免去了鲁涤平的省长和18师师长职务，并下令由何健取而代之，还派叶琪等桂系将领率部入湘，这就是著名的“湘案”。
蒋介石是在奉化得知湘政有变消息的。闻讯后立即返（南）京，聆听鲁涤平陈情。鲁的陈述改变了蒋介石在“灭桂”的先后次序上先李宗仁再李济深的原定计划，而决定两面同时进行。一面，调动大批军队准备合击武汉；一面以军队“编遣期间不得调动”和政治分会无权任免官员为理由，要求监察院长蔡元培和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查办“湘案”。这实际是想将李济深拖进“湘案”，以便为治罪李济深制造借口。果然，在看到蒋介石准备兴兵的动作之后，桂系将领胡宗铎也调动军队，准备迎战。这又使蒋介石有理由以“调停湘案”为名电请李济深北上，结果李一到南京便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直到“九一八”之后，李济深才得以恢复自由。
这次无辜入狱，自然使李济深对蒋介石芥蒂更深，但这必竟是党内的权力之争，那么，“九一八”之后在民族面临危亡之际，蒋介石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之策，就使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迅速演变为政见上的严重对立。1932年1月，蒋介石从第二次下野中刚刚复职，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时，李济深正担任着国民政府训练总监，同时还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会办公厅主任。
蒋氏复出的第4天，日本便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淞沪事变。当时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均为李济深统帅粤军第1师及国民革命军第4军时的老部下。他们与李济深一样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认为蒋介石提出的“剿共期间不准轻言抗日”的说法是对民族大义的不负责任。于是，在李济深的支持下，蒋光鼐、蔡廷锴毅然举起了抗日的大旗，使“一·二八”淞沪抗战震动了世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在日军大量增兵而19路军几乎是孤军奋战的情况下，李济深建议蒋介石调东北义勇军入关加强淞沪的抗战力量。蒋介石再次采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在军事委员会讨论时同意李济深的建议，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携信令张学良阻止义勇军人关，这使李济深对蒋介石彻底丧失了信心，并成为日后与蒋决裂而公开支持19路军发动“闽变”的关节点。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爱国将领领导的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爆发！
是日，在福州南门公共体育场，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的会标下，坐着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17名由全体代表推选出来的主席团成员。主席台下坐着福建省政府所属各机关公务员、19路军驻福州部队官兵、福州各界民众及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代表等数万人众。
在主席团总主席黄琪翔致开幕词后，李济深发表了演说。他以低沉而有力的声音指出了中国目前面临的亡国危险和在此严峻形势下全体民众的任务：“时至今日，要想救国、救家、救民族，从帝国主义的重围中冲开出路，非全民众起来共同奋斗，没有第二个办法。”
在各地代表发言后，黄琪翔宣读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力宣言》。《宣言》指出，中国近年来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人民的种种痛苦，都是蒋介石政府“媚外残民的结果”。为解救人民于水火，《宣言》提出了谋求中国自由独立的13条主张，主要是：中国为中华生活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国家之独立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则；人民有绝对之自由平等权；实现全国人民之彻底解放；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之不平等条约；实行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等。
会议还决定，即日组织人民革命政府，并推李济深为主席。同时成立掌管陆海空军及人民武装一切事宜的军事委员会，李济深兼任主席，黄琪翔为参谋团主任，陈铭枢为政治部主任，蔡廷锴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19路军总指挥。
福建事变爆发后，社会各界及民众团体表示坚决拥护。国民党元老李烈钧自上海致电表示支持；北平《晨报》社赵博生特地来到福州，转达正在欧洲的张学良将军赞成此举，并“决定即离法回国不久可到”福建的信息。著名民主人士王造时发表《为闽变正告当局》的文章，指出福建事变不是国民党内部的争权斗争，而是要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是有政治意义的运动。天津《再生》杂志发表文章，高度评价福建人民政府“取消党制”，称此举“在中国政治上至少为一新时代之初转”。
蒋介石对此次事变感到且惊且恨，他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并作出决定，永远开除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党籍，褫革他们的本兼各职。同时，调集蒋鼎文第2路军、张治中第4路军和卫立煌第5路军共15万人马，对福建人民政府和19路军进行“讨伐”。
此时，闽、粤、桂三省联盟亦出现危机。粤省陈济棠在接受了蒋介石150万元重款后，立刻倒戈，对闽方持敌对态度。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虽对闽变抱同情态度，但受到陈济棠的牵制，不敢擅动。而“闽变”发动方企望联合的红军，又因中共尚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使双方联合徒有协议而未有其实，终使福建方面孤军作战，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所打败。
蒋介石没有吸取这次事变教训，认真检讨和反思其抗日、“剿共”上的政策失误，而是把罪责强加给党内的持不同意见者身上，不断地对非嫡系的部队进行清洗。这就使得物极必反，两年之后，还是在南中国的这个地盘上，又一次爆发了两广事变。
引发这次事变的导火索，与被蒋镇压下去的“闽变”有着直接关系。
闽变的发生，使蒋介石对于处在半独立状态的两广地区深感不安。在处理福建事态的同时，蒋介石把解决两广的问题列入议程。问题是两广的精神领袖是比蒋介石资历还老的胡汉民，他不离开广东，蒋介石就无法对两广下手。
1936年5月12日，这一天，影响蒋介石兵逼两广的“绊脚石”终于不复存在。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5月9日下午，胡汉民应邀到妻兄陈融家赴宴。饭后与陈家家庭老师下象棋，先赢了一局。第二局开始仍占优势，正想以车压道取胜，不料对方配有伏炮，使胡汉民的临头车势在必失。棋势骤然起变，胡汉民在苦思挽救之法时，引起血压升高，右脑侧血管爆裂晕厥。经过紧急抢救，虽苏醒过来，神志略清，但已自知不起，于是急忙令人召集萧佛成、陈济棠、邹鲁、林云陔、杨熙绩、陈耀垣、张任民、王季文、陈融、林翼中、刘纪文、黄季陆、陈嘉祐及夫人陈淑子、女儿木兰、堂弟胡毅生等到病床前，口授遗嘱，3天后因心力衰竭而去世，时年58岁。
胡汉民去世后，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下的报刊在刊载胡的遗嘱时，删去了抗日、反蒋的内容。近年来台湾出版的书籍则把“非推翻独裁政治……”一句改为“非澄清政治……”这些都非事实，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特将此遗嘱全文照录如下：
余以久病之躯，养疴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讵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我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维追随总理，从事革命30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形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非肃清共匪，不能实现民生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胡汉民这个遗嘱，着墨于晚年的抗日、反蒋，反映了他对民族大义的坚持。但他故去，使两广势力顿失重心，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此前，蒋曾以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头衔诱胡北上，目的即是想让胡离开两广。然而，好话说尽，胡汉民也不离西南半步，而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岂不快哉？真正天公作美。
原来，蒋介石希望借此机会取消两广的半独立状态，而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分化两广。胡汉民去世的第3天，蒋介石就把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叫到南京，告诉他：“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这个消息自然很快就传到陈济棠那里。
凭陈济棠的心智，不会看不到这则消息的背后所潜藏的道理。两广这么多年一直相依为命，唇亡齿寒，桂亡粤何能独存？陈济棠很快意识到这是蒋介石假途灭虢之计。早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心有不满的陈济棠，为了生存，过去一直压抑着这种不满。眼看着蒋介石就要对广西动手，而下一个目标就是他陈济棠了。情急之中，他把久蓄的不满一下子释放出来，决定举起抗日大旗，造成南京出师无名的局面，暂求一时之安，再寻万全之策。他约见在穗吊唁胡汉民的广西李宗仁的副手白崇禧，透露南京即将对桂用兵的信息，并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白崇禧感到事态重大，立即派人向李宗仁汇报。待李宗仁从南宁到达广州时，蒋介石派遣的居正、孙科、王宠惠等8名要员，已经先行到达，并由王宠惠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陈济棠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改称第4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南京重新任命，统一币制”，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向两广摊牌。所不同的是，由先广西再广东变成了先从收回陈济棠在广东的大权开始。
李宗仁见此已无退路，遂同意陈济棠的提议。两广同时行动，于1936年6月1日，正式揭橥，发动了两广事变。
5月27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
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议呈请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抗日。
6月2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向全国发出冬电，吁请全国党政军民各界一致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并表示西南方面已向中央请命，要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率两广将领率先发出响应“冬”电的“支”电。并把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李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开始向湘南举兵。同时在两广四处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争取民众响应的标语。还组织起一个300多人的抗日请愿团，准备北上请愿，以壮威势。
蒋介石对两广事变非常恼火，他原计划此时要集中力量催逼张学良、杨虎城剿灭已经完成长征并到达陕北的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两广事变使他这一计划不得不被迫延后。
如何消弭两广势力，使蒋介石绞尽脑汁。两广不比福建事变。当年福建政府控制的部队仅5万之众，而今，广东就拥有5个军约20万人，还有空军6个中队，江防舰艇数十只；广西拥有4个军，加上民团约10万多人，还有空军3个中队。这近40万的部队不是轻易能够消灭的，同时两广举起抗日大旗，此刻向两广开战理由也不充分，一旦不能迅速平息事态，很可能被党内的反对派利用，掀起新一轮反对他的浪潮。到那时，即使剿灭了两广，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各地的实力派，更不用说对付富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了。
蒋介石思来想去，还是老办法：分化两广，分而击之。军事与政治并用，拉拢与威胁齐进。
他先用缓兵之计，6月7日，致电陈济棠：“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丧失于国际之间。”并劝告陈不要同南京国民政府闹独立，如有大计可派代表进京相商。次日又称，“相信两广决不会脱离中央，单独对外，亦决不会借外交之名，作内战之口实”。6月9日，蒋再次致电陈、李，称：“中央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之方针，遵循不渝。诸同志关怀迫切，尤具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望迅饬所属部队，勿因轻率，自由行动，致误救亡之大计。”同时矢口否认向西南提出五条件之事，声称：“中央这次派员祭奠胡汉民先生，至诚专一，尽哀尽敬，决无此事。”要两广“不要相信外边一切谣言，与中央团结一致。”蒋介石还通电全国，发起设立国民经济建设动员委员会，总会设于南京，各省、直辖市设分会，县设支会。企图缓和战争气氛，制造和平一致的假象。
在麻痹两广的同时，蒋介石急急秘密部署用兵。6月10日，蒋命令陈诚率两个精锐军，抢先占领衡阳，使两广部队北上的计划受阻。
接着，他拿出离间、收买对手的看家本领，首先对广东陈济棠军的高级将领进行攻心战术，并有斩获。7月4日，广东空军黄志刚等40多人，驾机飞离粤境，6日发出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报效党国”。7日，又有9架粤机飞京。8日，广东东区绥靖委员、副军长李汉魂称病“封金挂印”，弃职离陈而去；粤军第2军军长张达也暗中向“中央”输诚。蒋介石还通过孙科、上官云相策动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叛陈投蒋。随后，广东剩余的空军在司令黄光锐率领下，全体驾机归附南京。
部下的纷纷倒戈，使陈济棠丧失了应战的信心。3年前，因为蒋介石的说项和重金收买，陈济棠弃李（济深）而去，葬送了福建人民政府；而今，陈济棠亲眼看到，他的部下重演了3年前他投蒋的一幕，从而结束了他将近7年的“南天王”生涯。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陈济棠部不战自溃，使西南变局的中心由粤转桂。李宗仁的压力骤然增大。考虑到此前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也已作出让步，并发布“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李、白分任正副绥靖主任”的命令，就主动向蒋表达了愿意妥协的愿望。李宗仁分别致电吴忠信、张定瑶、黄绍兹，表示：“只要中央真心抗日，广西将竭诚拥护”，并请他们向蒋转达这一态度。
此时，李宗仁态度的软化，对蒋介石而言，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如果在陈济棠没被击败之前，李宗仁能有这种态度，蒋氏肯定是会高兴的。当时，他也曾真的想在拆散两广联盟后就罢战言和。但是，在轻易地收拾了陈济棠之后，这种想法就骤然生变。他要乘刚刚取得的胜利，一鼓作气，兵锋西指，一举拿下广西，以去多年心腹之患。
蒋介石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得知李宗仁意欲罢战的消息的。这一消息在蒋介石看来，如同投降书，不仅没能促成南京方面及时收兵，而且使蒋氏气焰更涨。7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免去几天前对李、白的任命，另委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同时调遣大军进逼广西。
李、白自然不能接受这种城下之盟，遂公开与南京决裂，复电，斥责蒋介石“墨迹未干，自毁信誉”，表示对蒋的任命“殊难遵令”。同时，李宗仁在全省下达了全民动员令，扩编成立战斗部队，一周之内就组编起21个师，准备与蒋介石战斗到底。
与此同时，李、白数度对外发表讲话，表示决不因为广东内变而停止抗日运动，而竭诚欢迎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人士，到南宁共商救国大计。为了把主张抗日反蒋的力量团结起来，李宗仁还亲自致函主张抗日的李济深来桂主持大计，并派遣亲信赴港邀请抗日名将蔡廷锴、区寿年人桂重组19路军。
至7月底，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胡鄂公等相继人桂。全国抗日组织救国会的杨东莼、何思敬，第三党的章伯钧以及国内各界名流邓初民、彭泽湘、刘芦隐等也应邀来桂，一时间也是豪杰汇聚。在“抗日图存”的口号下，桂省军民普遍发动起来，民团、学生大都动员起来，老百姓也纷纷订立了《抗日公约》，被激起来的民众热情持续高涨。
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号召“反蒋抗日”。李、白举旗反蒋，主张抗日，不管其当时的急迫政治意图重心是否在此，但此举却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有所契合，适应了当时普遍主张抗日的社会潮流。毛泽东在6月9日通过陕北无线电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表示：西南抗日反蒋中“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吾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他各方面给西南以各种可能的援助”。中共的表态引起了李宗仁、白崇禧的重视，他们派人与延安建立了联系，并与中共领导人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进行了探询和商讨。
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围绕对桂用兵问题，也出现了不同的态度。两广方面在事变发生后已经与派往西北剿匪的东北军、西北军接上联系，张学良、杨虎城部“已呈不稳”；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云南龙云等对“伐桂”态度暧昧……
这些举动，使蒋介石在筹划攻桂时不得不有所顾虑。他再次调整战略，开始寻求谈判解决问题的转圜办法。处于劣势中的广西方面自然希望避免战端，这就使和解有了共同基础。最后在各方的努力下，和议方案最终达成，内容包括：蒋承认以中、日现状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届时保证出去参战；蒋收回调动李、白职务的命令，李、白通电服从中央的领导；蒋并答应对广西事变以来之财政开支予以补助。
9月16日，李宗仁在南宁宣誓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并发出和平通电。内称：
宗仁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驱使，爰有前次请缨出兵抗战救亡之发动。唯一目的，既欲以行动、热忱吁请中央领导俾能举国同仇，共御外侮，区区此心，当为国人所共鉴。无如抗敌之志未伸，而阋墙之祸将起，内战危机，如箭在弦，群情惶惑，中央威惧。所幸吾中央当局，鉴于民众之爱国情绪之不忍过拂，以及仅有国力之不可重伤，特一再派遣大员入桂观察；对桂省一切爱国运动之真相已彻底明了。同时对宗仁等救亡等项意见，全部俯予接纳。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予为一致之努力。
两广事变就这样结束了。
围绕抗日还是剿共所引起的一次次政坛险情，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至少在表面上也要对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出调整，也不得不把抗日作为自己维持政权的必须考虑。实际上这种政策转向，从日军增兵天津后就已开始酝酿。1935年10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在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时，暗示中国政府准备武装抗日，希望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对此，苏方很快作出反应，并在9天之后与中方进行了秘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苏联政府提出了改善两国关系，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等设想。
作为准备抗日的一部分，国民党也开始与中共接触，并先后开辟了4条渠道与中共联系。第一条渠道是，派遣邓文仪到莫斯科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第二条渠道是，指派陈立夫负责打通国共关系的工作，在南京同中国共产党接触。第三条渠道是，由宋庆龄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国共两党中央直接建立联系。第四条渠道是，通过中共上海地区党组织沟通国共联系。到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中共中央谈判代表与国民党谈判代表进行直接谈判，国共两党的沟通渠道正式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日的态度也开始趋向强硬。在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于在五全大会上讲的外交政策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损害我国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说明白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他还说：“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度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种侵害，就是要损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
蒋介石这些言论，与半年前的讲话相比，已发生了颇大变化。他不仅明确宣布决不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而且表示了一旦中国领土和主权再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害，即下“最后牺牲”的决心。
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还加紧了为抗战预作物质准备的行动。在1935年国防计划中，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区域，以消耗战略的长期抗战，“制止敌之蚕食野心，确保我之领土完整”。在1936年的国防计划中，又将全国分为抗战区、警备区、绥靖区、预备区，确定“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
为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还决定对原有庞大而杂乱的军队进行整编，计划至少要整编出60个师，半年一期，每期编练6至10个师，目标是加强和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为抗击日军建立一支国防陆军的基干。蒋最为信任的干将陈诚随之受委，为陆军整理处处长，全国所有的炮兵、骑兵、工兵统由其负责督导整理。
张治中也是蒋介石信赖的不多的几个嫡系将领之一，蒋同样委以他重任，责成张治中负责南京和上海地区的战备工作。蒋介石还把张从中央军校调到苏州，在狮子林和留园，以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名义，秘密进行作战研究，实际上承担了预设将来作战指挥部的使命。
蒋介石还下令加强江防、海防，以防御日军海军袭击，并同时下令整顿南京、镇江、江阴、镇海、福州、厦门、汕头、虎门等要塞，充实其武备。在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还秘密调集4个师从事构筑国防工事的任务。至抗战爆发前，共在江浙地区建立工事2264个，占全国总建工事的三分之二。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独裁实力人物的蒋介石在对日态度缓慢变化的同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虽也有变化，但总的来说没有改变消灭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当1936年底国民党党内矛盾有所缓和之时，他的这一立场和态度便再次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