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狼烟滚滚，野蛮代替理性，佛朗哥挑起西班牙内战，德国挑战欧洲，意大利将阿比西尼亚划入自己的版图，法西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甚嚣尘上
★近看中国：日本占据我半壁河山，国家经济陷于瘫痪，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招致南京国民政府危机四伏，英美支持软弱无力，南京国民政府不得已将目光转向苏联
★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至主要地位，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力图缓和对苏关系的同时，寻找与政治对手中国共产党谈判沟通的渠道
公元1936年，是中国农历丙子年。
这一年，是中国推翻清王朝、赶走宣统皇帝第25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第15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占中国东北后的第5年。
这一年，距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还有9年，距南京国民政府一朝覆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13年。
这一年，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近代史上都占有着不容忽视的一页。这一年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都堪称是波诡云谲、危机四伏。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已然形成，侵略魔手到处伸张，和平、正义被公然践踏。而与法西斯强权之国日本比邻而居的中国，自然更难免法西斯势力的侵侮，中华民族已到了危机深重的最后关头。国际法西斯的猖獗，激化着它们与世界民主进步势力的矛盾，而法西斯日本意欲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野心的实施，激化着其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使中国国内各阶级、各阶层在民族危机面前演绎着空前的分化与重组、呼号与抗争，就在这一年的初冬时节，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放眼世界：狼烟滚滚，野蛮代替理性，佛朗哥挑起西班牙内战，德国挑战欧洲，意大利将阿比西尼亚划入自己的版图，法西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甚嚣尘上
这一年，在世界史上留下记录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以下几件：
第一件：西班牙诞生继苏联之后又一个共产党执政的政府。
这个在民主选举中合法产生的左翼政权，一上台就受到反对派的仇视。在一连串不断发生的暴乱事件后，法西斯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终于由谩骂攻击发展到走向街头。这使代表右翼利益的前军队总参谋长、后被贬为加纳利群岛军事总督的佛朗哥看到了自己“翻身”的机会，他率领西属摩洛哥军队，在控制摩洛哥之后，跨越非洲向西班牙挺进。西班牙军队中佛朗哥的追随者，也在一些城市发动军事叛变。叛军在与政府军的作战初期显然处于劣势，但并没有承认失败。
佛朗哥在一次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咄咄逼人地宣称：“不会和解，也不会休战。我会继续为进军马德里做好准备。我将会前进。我将攻陷首都。无论花费多大代价，我都要把西班牙从马克思主义手中解救出来。”他还要求西方社会站在他的一边：“欧洲必须认识到，不能让西班牙成为第二个共产主义政权，从而利用他的战略地位把‘红色’言论散布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甚至是美国。列强们必须看到这一点。法国必须看到这一点。”
佛朗哥煽动性的语言把他的国家分成了两个阵营。支持他的是：君主主义者、地主、天主教会僧侣集团、天主教省份的小土地所有者、纳瓦拉守旧地区的农民、大部分军官以及商业中产阶级，这些人认为共和国只会带来独裁和骚乱。而执政的共产党左翼的支持者则是：自由主义者、天主教徒、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工会主义者、国民自卫队的成员、海军以及12％的军官、巴斯克民族主义者。
战火使两大阵营遭受几乎是对等的伤亡。开战短短几十天，双方死伤各3万多人。
西班牙内战进而影响到世界，国际社会以支持还是反对法西斯主义为界也开始划分为两大阵营。
第二件：纳粹德国意欲称霸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成为战败国，伴随而来的是《凡尔赛条约》的出台。按照《条约》规定，德国为维持国内秩序，只允许有一支人数不超过10万人长期服役的专业军队，并不能以此为基础增加后备人员。每年在限额内补充的新兵不再受军事训练；任何军事飞机都在禁止之列。海军只限定在几艘1万吨以下的舰只之内。但是，这些对德国的约束性规定并没有真正得到执行。尤其是希特勒上台以后，狭隘的民族复仇心理把日耳曼民族引向灾难的歧途。到1936年，也就是希特勒执政的第3年，用以约束德国的《凡尔赛条约》便成为一纸空文。
希特勒首先挑战莱茵地区为非军事化地区的规定。1936年3月6日，德军闪电般进入莱茵河地区。这一军事行动，显然违反了《凡尔赛条约》中关于“德国不得在莱茵河西岸或50公里内的东岸设防。在这个地带内，德国也不得有任何军事力量，不得在任何时间进行军事演习，或保持供军事动员之用的任何设备。”如果违反了这一限制，那么按照《凡尔赛条约》，“被侵犯的缔约国可以因为他国在非军事地带内集结军队而要求立即采取行动”。
对希特勒挑衅且侵犯法国利益的冒险行动，由萨罗任总理、弗朗丹任外长的法国政府，立即求助所有盟国和国际联盟。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表示支持，而英国却违心地接受了希特勒所造成的既成事实，还表示将在重建中给德国提供帮助。在依靠联盟无望的情况下，法国又考虑实行全民总动员，最终却没有实行。战后解密的情报发现，如果法国真的投人近100个师的法国陆军，德国参谋部肯定会迫使希特勒撤退进驻的军队。即使没有其他的援助，单以法国一国之力，也可以把德军逐出莱茵河。而法国迟迟不动，就永远丧失了本来不必经过大战就可以阻止希特勒野心的最后机会。
接着，希特勒又挑战禁止德国军事武装的规定。10月3日，德国下水了一艘3.5万吨的战列巡洋舰，其吨位远远超过了《凡尔赛条约》所限定的1万吨；16天后，希特勒授命戈林执行一项4年计划，其目标在于，使德国彻底摆脱对外国进口原料的依赖。这一计划理论上将使德国从1941年起，获得发动战争的更大能量。11月，德国单方面废除了《凡尔赛条约》中对流经德国的莱茵河、多瑙河、易北河、奥得河和尼耶曼河等5条河流采取国际管制的规定。法国希望《凡尔赛条约》缔约国进行集体抗议，但抗议还是胎死腹中。
希特勒还在德国国内强化纳粹的统治基础，为战争进行物质和精神准备。他强制德国青少年必须加人希特勒青年团，并进行纳粹思想的灌输，这使得基督教青年团不仅丧失了群众基础，还使千百年几乎一直占据着德国人生活中心的基督教信仰被纳粹精神崇拜所取代。他要求德国少年至18岁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冲锋队2年；每个年满20岁的男性青年，必须参加劳动营为国家服务6个月，使他们通过修筑道路、建造军营，从身体素质上具备服兵役的体格要求。在希特勒看来，德国应成为世界法西斯主义和在各方面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主义和犹太人”相抗争的保守者的中坚。因而，9月召开的每年一度的纳粹党大会，主题即为发动一场反“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危机”的圣战。
希特勒的反社会主义圣战，终于找到了同盟者。在亚洲，它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双方同意联合起来追求反共产主义的“共同目标”。在欧洲，它承认以布尔戈斯和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反政府组织政务会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并援助佛氏从飞机到军需品乃至直接派出成批军事人员，帮助西班牙叛军作战。
德国人在不长的时间内，重新武装起来，且不放一枪一炮，就使整个欧洲的凡尔赛体系崩溃瓦解，令德国境外的人们感到格外恐惧，这在美国罗斯福政府看来是不可容忍也是不能忽视的。罗斯福总统授权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德国纳粹党召开全国大会之际，公开提出严重警告：“目前，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将导致无法控制的暴力，这种暴力很容易导致现代政治理念及其成就的毁灭，并有可能真正地粉碎我们的文明。”事后证明，美国的警告并没有起到阻止德国扩张野心的作用。
第三件：意大利完成吞并阿比西尼亚。
意大利染指位于北非的阿比西尼亚，并非只是单纯的领土扩张欲望的驱使，而是墨索里尼建立独裁统治的政治需要。19世纪末，“意大利在阿杜瓦所受到的战败耻辱，以及那里一支意国军队不但遭受歼灭或俘虏，而且很丢脸地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引起全世界的讪笑，使所有的意大利人莫不痛在心上。他们曾经看到英国人在经过若干年后，如何洗雪在喀土穆和马祖巴的战败之辱。在意大利，报阿杜瓦战败之仇，就像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一样，令人显得扬眉吐气。墨索里尼想不冒很大危险，不费重大代价，轻易地巩固他本人的权力，或者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提高意大利在欧洲的威势，这似乎只有洗雪几十年前所蒙受的污辱，并且把阿比西尼亚并入最近建成的意大利帝国版图才能办到”。把个人的权力稳固基础建立在对国际法的践踏、对别国主权的侵犯、对人类生命安全的蔑视上，完全是强盗逻辑，但墨索里尼就是要这样显示他的能量。
开战是需要理由的。
这样的理由终于在1934年12月5日来到了。这天，位于意属索马里边境的阿比西尼亚士兵与意大利的边境要塞士兵发生交火事件。第二天，意大利援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对阿比西尼亚人进行报复并使阿国人员伤亡惨重。在193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内，阿比西尼亚把这一冲突呈报国联，请求国联仲裁。国联斡旋下的两国直接谈判还未展开，又一起导致5名意大利士兵丧生的冲突事件，使意大利找到了彻底撇开国联单独行动的理由。2月22日，意大利政府出动2个师，踏上了阿比西尼亚土地。接着，意大利又派出了1个师的军队和2个黑衫志愿者师，并在全国进行了战争动员。
此时，国联的调解努力已经不起作用。墨索里尼公开宣布：“绝无停止前进的可能。我们的政府和人民现在已经投身于一场战争，对此我们已经决定艰苦地将其进行到底。”
英国人对墨索里尼的狂妄感到愤怒。议员乔塞亚·韦奇伍德警告说：“如果不能阻止一个独裁者进攻阿比西尼亚，那么就没有什么能阻止另一个独裁者进攻拉托维亚、梅梅尔和奥地利。”如果国联不能阻止战争，那么，“安全将不仅远离那些小国家，同时也将远离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丘吉尔首相也赞同议员的观点，他甚至走得更远。为了检验他即将作出的政策的民意基础，由工党和自由党所支持的一个组织发起了一次和平投票。和平投票围绕下列五个问题：
一、英国是否应该仍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二、你是否赞成用国际协定来实施全面裁军？三、你是否赞成用国际协定来实行全面废除各国陆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四、国际协定是否应该禁止为私人谋利的军火制造及其贩卖？五、假使有一个国家坚持要进攻另一个国家，那么你认为其他国家是否应该联合起来采取（一）经济的及非军事的手段，或（二）必要时采取军事手段，来强迫他停止进攻？
投票结果显示，1100多万人作出了支持采取行动、支持为正义事业而战的选择。于是，9月5日，在英国工会全国会议上，以296万票对77万票通过决议，如果阿比西尼亚遭到袭击，英国将对侵略国实施军事制裁。
与此同时，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第16次全体会议上，英国与法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爱尔兰自由联邦达成共识，并发出采取坚决性行动保护阿比西尼亚的呼吁。
国联理事会根据多数国家的意见设立了一个五国委员会，并提出了一个解决意、阿冲突的折中报告。报告规定：将派一个外交专家代表团前往调查改组阿比西尼亚政府部门的必要性；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经济中的“特殊利益”得到认可；英法两国将帮助调整阿比西尼亚毗邻意大利殖民地东部和南部的边境领土，使之有利于意大利。
应该说五国的报告已经向意大利作了很大让步，但意大利并不满足于这些。就在国联理事会紧急讨论阿比西尼亚主权前景的问题时，意大利军队已经分3路进入阿比西尼亚。
至此，和平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剩下的只有如何惩治墨索里尼这个战争贩子了。国联理事会首先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这就意味着国联已经开启了集体向侵略者开战的绿灯。如果按照英国此前作出的决议，此刻皇家部队应该出征讨伐问罪了。就在内阁作出决定，宣布英国要遵守条约和国联盟约义务之后，首先变卦并导致先前的一切努力成为泡影的是丘吉尔首相。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书写的回忆录中坦承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最终放弃了对正义的支持。丘吉尔首相在发给外交大臣霍尔爵士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相信你一定会很谨慎，防止使外交工作走在海军部署之前而造成的重大错误。我们在1914年曾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舰队在什么地方？它们的情况很好吧？它们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它们能否迅速而全面地集中？它们是否安全？它们事先是否会接到戒备警告？不要忘记，你正在对一个可能不顾死活蛮干一切的独裁者施加极大的压力。他很可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可能在以后两个星期内某个时候，认为你有什么图谋，超过目前内阁所能预料的。当你正在谈论精确规定的明智的信条时，说不定他就会采取暴力行动；最好不要在他的道路上安放诱惑物。
我在报纸上看到，地中海舰队正在离开马耳他开往勒旺岛。（为舰队着想）离开马耳他肯定是明智的，因为我知道马耳他完全没有防空设备。以亚历山大港等处为基地的地中海舰队，比意大利海军要弱得多。今天我花了一些时间来查一下大战以来两国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建造情况。我觉得以现代化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而论，我们的实力还不及意大利的一半，更不用说现代化的潜水艇了。因此我认为目前必须向海军部问清楚的问题，就是在勒旺岛的英国舰队的情况。它非常有可能使我们遭到惨败。它有足够的力量来自卫吗？要用大西洋舰队和本土舰队去支援，还得航行3000哩以上。在这些舰队开去与之会合之前，恐怕已经发生许多事情了。我并不怀疑，的确也不敢怀疑，海军部对这种部署是否用心研究过。我希望你将获得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恰当回答，使你感到满意。
早些时候，我曾听到有人谈到这样一个计划：一旦同意大利发生战争，就把舰队撤出地中海，而只守住直布罗陀海峡和红海。看来，现在把地中海舰队开去勒旺岛，就是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是真的话，我希望这个计划是经过周密的考虑的。因为我们一旦同意大利处于战争状态或半战争状态，如果我们真要是放弃地中海，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力量来阻止墨索里尼在埃及大举登陆，夺取苏伊士运河。只有法国还有这种力量。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海军部能否肯定法国一定会挺身而出呢？
英国首相的这种担心，间接地否决了军事干预的任何可能。于是，国联理事会紧急启用第16条款，研究对意大利实行制裁。就在参加国际联盟大会的各主权国家以50对1票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并成立一个18国委员会来制定具体的制裁措施之际，墨索里尼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声明暗示：他不能容忍对他施加任何阻挠他人侵阿比西尼亚的制裁。如果他的事业受到危害，他将与阻挡他前进的任何人作战。他威胁说：“五十个国家！五十个国家，为首的只是一个国家。”
墨索里尼的威胁虽然没能使国联收回成命，但也丝毫没有滞迟战争的推进。到1936年5月，墨索里尼的部队已经占领阿国首都亚地斯亚贝巴，阿比西尼亚皇帝海尔·赛拉西刚一流亡到巴勒斯坦，墨索里尼即宣布：战争结束，阿比西尼亚并人意大利。通过占领阿比西尼亚，意大利实现了对东非一大段地区的控制，阿比西尼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都成为他的势力范围。
上述3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与法西斯轴心国相邻的地区，都与法西斯政权对外扩张有着直接的联系。有的为了消灭信奉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生政权，有的纯粹为了自身利益而向弱国举起战斧。这些事件说明，1936年的世界秩序，是充满硝烟、战火四起、太平安宁已远离而去。法西斯政权已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法西斯主义向人类社会公认的正义和准则开始了疯狂的践踏，也对西方大国首肯的原有“秩序”发起了公开的挑战，但西方大国对法西斯暴行采取的“不干预”政策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近看中国：日本占据我半壁河山，国家经济陷于瘫痪。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招致南京国民政府危机四伏。英美支持软弱无力，南京国民政府不得已将目光转向苏联
这一年，执掌中国中央执政权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前身是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创建的同盟会。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其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此后，孙中山对这一纲领作了进一步阐发，将16字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武装革命推翻清朝反动统治。民权主义，即“建立民国”，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在不根本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部分地实行资本主义国家土地所有制。
在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主张的影响下，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成功地组织了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枪。受武昌起义胜利的影响，湖南、湖北、陕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等省纷纷爆发起义，宣布独立。而上述7省的革命成功，直接推动了贵州、安徽、广西、广东、福建、四川、山东等7省的独立和光复。短短1个月时间，当时全国24个省已有14个省和全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光复独立，清朝政府土崩瓦解，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走到了尽头。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庄严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定都南京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年8月25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此后，又历经中华革命党时期，演变为中国国民党，并经孙中山决断实行“容共”的国共首次合作后，于1924年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逝世以后，主持黄埔军校的蒋介石依靠其掌握的军权，使自己在政治上迅速升腾，次第攫取国民党军政大权，并于1927年彻底推翻了孙中山“联盟、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发动“四一二”反共事变，与昔日的盟友共产党屠刀相向，兵戈相见。至1928年，蒋介石仅用3年多时间，即已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成为中国政坛上无出其右的实力独裁人物。
在这一年里，年轻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帮了蒋介石的一个大忙。他于12月29日对外宣布：东北军“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张和他的东北军“归服”于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自此，中国开始了蒋介石时代。
张学良于1901年6月3日（农历四月十七）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桑林子詹家窝堡，字汉卿，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
张学良自一出生即获得乃父张作霖的极为器重，有这样一个说法：张学良出生之前，其父张作霖的事业尚不顺利，而张学良出生的当天，张作霖在前线作战即打了胜仗，自此以后张作霖就发达起来，也难怪张作霖把张学良视作自己的福星，一直疼爱有加。
张作霖做梦也想不到，长子张学良出生这一天，既给他带来了好运，也给他带来灭顶之灾。27年后他在这一天登车返回东北，随即殒命于日军策划的“皇姑屯爆炸案”。
为了培养儿子将来继承父业，张作霖不顾张学良的反对，将张学良送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使其从此走上职业军人的道路。在张学良刚满20岁那年，又被委以少将旅长。第一次直奉战争惨败之后，张学良又协助父亲对奉军进行改革和整训，参与了联络孙中山、段祺瑞，建立孙、段、张（作霖）三角联盟。从而结识了孙中山，开始了第一次与国民党高层接触。
孙中山对建立“反直三角联盟”表示赞成，他派遣汪精卫于1923年秋天来到奉天，并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公开讨伐曹（锟）、吴（佩孚），东北军进军关内直捣北京。张学良、张作霖支持这个南北夹击的方案，为保证捣毁北京政府的计划成功，在冯玉祥与李德全结婚时，张氏父子还派人前往祝贺，以从直系内部打开缺口，经过反复协调，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
待1924年初夏，孙中山派伍朝枢来东北与张学良父子联系有关讨伐曹、吴的具体步骤，同时考察奉军的军事实力之后，张氏父子即派人赴广州拜会孙中山，张学良还带去一封亲笔信，表达对孙中山的仰慕之情。
是年9月15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学良被任命为奉军第三军军长，与第一军组成联军，在山海关、九门口一带与直军激战。这时，张氏父子与冯玉祥建立联系的反直联盟产生了效果。10月22日，冯玉祥部秘密返回北京，软禁了曹锟，此举使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朝垮台。
同一日，张学良收到孙中山先生给他的回信。信的全文如下：
汉卿仁兄惠鉴：
倾诵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时持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决胜，可为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欣慰。兹特请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
敬颂台绥
孙文
9月22日
1924年12月14日，孙中山先生应张作霖、冯玉祥的邀请，在宋庆龄等人陪同下，抱病北上，来到天津。张学良同父亲张作霖率各界人士前往港口迎接。
为了感谢张氏父子在反直三角联盟中的贡献，孙中山率国民党要员回访张府。在与张作霖会晤后，孙中山为表扬军阀混战中首先倡导弭兵，鼓吹息内争、御外敌的青年将领张学良，欣然挥笔书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
不久，孙中山肝病恶化，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张学良专程到医院探望。孙中山躺在病床上对张学良殷殷嘱咐：“东北青年责任重大啊。”
从孙中山与张学良的几次接触看，他对张学良是寄予期望的，政治上是看好的，对张学良与对待张作霖是有区别的。其实，就张作霖而言，与其他军阀也有所不同。张作霖虽然与日本人早有来往，但却不肯出卖中国东北主权。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他于1928年6月4日死于日军的暗杀。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子承父业，接过了对东北的控制权，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成为统治一方的军政实力人物。
日军原计划炸死张作霖可以造成东北混乱局势，乘机进占东北。但张作霖死后东北并没有出现乱局。这中间，大帅府军署参谋长臧式毅等人是有贡献的。为防止张作霖的死讯引起地方人心不安，更考虑日本的虎视眈眈，臧式毅在张作霖家人的支持下决定，在张作霖指定的继承人张学良回到奉天之前，封锁消息，密不发丧。帅府每天照常开大帅的饭食，医官也每天来府假装为大帅换药，填写医疗记录和处方等，迷惑了日本人的窥探。
张学良回到奉天后，一方面继续对外实施瞒天过海之计，公开宣布张作霖的伤势正在好转。一方面，迅速将所有部队撤回奉天，并任奉天军务督办，兼任由17个权威人士组成的东北保安委员会主席，并召集高级会议统一思想。此后在控制了东北局势之后，才公布父亲死讯并办理丧事。
张学良对日本的杀父之仇，促使他主持东北政局后，立刻改变了其父谋求东北独立，甚或问津中原、实现政治野心的主张，而采取了归服南京国民政府、支持中国统一的政策。1928年7月1日，也就是他刚刚上任的10天后，即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决不妨害统一通电》，表明自己“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不妨害统一之意”。同时建议当局，“以国家大计为前提，同时收缩军事；一面以最简捷办法，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
蒋介石自然求之不得张学良能马上归附中央。他于收到张学良通电的第6天，即在北平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前宣告：北伐成功。尔后派代表与张学良秘密接洽统一问题。蒋介石答应张学良易帜的条件是：确保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权力，任张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热河划归东北统治；要求张学良尽早换挂“青天白日旗”，以实现全国统一。张学良对实现全国统一表示赞同。他表态：请转达介公，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从到底。
东北易帜的消息传出，引起日本内阁的惊慌。他们先是通过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转达日本政府的两点关切：（1）日本在利害关系上，不愿见东三省政治上有急剧变化，致影响及于安宁秩序。（2）依日本观察，国民政府基础尚未确定，此时与之合为一体，似有考虑余地。继而，又授权林久治郎以日本政府的名义，公开反对东三省易帜，并威胁说：“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行其所事。”在张学良暂缓易帜之后，日本又祭起了“满洲皇帝”的牌子，希望以此诱使张学良彻底放弃易帜的打算。并通过张学良的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说服张学良出任“满洲国皇帝”。
张学良不仅不为利诱所动，而且加快了易帜的步伐。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联名发表通电，宣布东北易帜。从此，张学良开始归附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加入到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之列。也就是从这时起，张学良开始了与蒋介石的密切合作时期。
此刻，蒋介石也沉浸在实现统一的“喜悦”之中。睥睨天下，已无人能出其右，他的野心也不断膨胀。无论是历史上的皇帝秦始皇、雍正，还是当代世界的法西斯巨头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时间都成了他效仿的楷模，他也要像他们那样建立高度集权，实行强人统治，成就一代霸业。由是，他在内政外交上都着眼于千方百计为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基础服务。
对外，奉行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外交方针。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外交声明，就定位中国外交“不采暴力手段”。这就暗示，对于历史上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各种不公平条约继续有效，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得到保护。蒋介石在访问日本时进一步阐发此一外交要旨，指出：“中国军队的革命运动，包含着中国及列强的利益目的”；只要日本支持其“早日完成革命”，则“满、蒙问题也容易解决，排日运动会绝迹”。
蒋氏这一外交宣示，赤裸裸地以国家的主权、满洲的利益作诱饵，来换取日本对其政权的支持，如此言论，说是招引强邻觊觎的媚外之论也不为过。
这一屈辱的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很快显现出来：到1931年，产业方面，外国控制下的机械采煤产量占全国机械采煤总产量的69.1％，生铁产量占全国生铁总产量的97.2％。交通方面，由外国直接经营和控制的铁路里程数占中国铁路总里程数的84.3％。金融方面，据1933年的调查，149家华商银行的实收资本仅有2.67多亿元，而英国在中国的4家银行总资本就达4亿余元。此时全国华商银行存款不过30亿元，而美国在中国的花旗银行吸收的存款就达50亿元。外国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渗透和控制不断加剧，使中国经济对他们的依赖性更大了。
蒋介石的媚外外交，并没有使帝国主义收敛他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公然侵占中国东北，就等于公开给蒋介石的外交政策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对内，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他把中国共产党视为最大威胁，彻底背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继通过“整理党务案”，把共产党员清理出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共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又调动多路大军，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
对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政见者，蒋氏同样痛下杀手，排除异己。1929年3月，发动蒋桂战争，拆散了粤桂联盟；10月，发动蒋冯之战，削弱了冯玉祥；11月，发动第二次蒋桂战争，击败了张发奎；12月，发动蒋唐战争，击溃了唐生智。1930年5月，发动中原大战，经过7个月军事厮杀，蒋氏击溃了阎、冯实力派几十万军队，冯玉祥、阎锡山被迫下野。
如果说当时的中国政坛实行的仍是凭借武人实力说话的新军阀“政治”，地方各大派系为扩大自身的利益，必然要与中央争夺控制权，而对于不听中央指挥的地方大员，兴兵讨伐、削其实力，还有统一中央政令、维护国家统一的说辞作为“理由”的话。那么，1931年2月，蒋介石对不听话的国民党元勋、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擅自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导致国民党又一次政治危机，则是完全的独裁私欲使然。
中原混战硝烟尚未散尽，蒋介石就于1930年10月3日，在河南兰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其意在于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总统制的国家政治体制固定下来，使蒋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的独裁统治合法化。
比蒋介石资历老出许多的胡汉民，不会看不出蒋介石的心思，但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四一二”反共事变以后，他与蒋介石携手“合作”，互相利用，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他希望借助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在中国建立一个“五权分立”的责任内阁制的国家政权机构。1928年10月，他再度与蒋氏“合作”，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出任立法院院长，并意欲通过“党务审查委员会”，把党权集中控制在自己手里，实现“以党治国”的策略。为防止蒋介石军政势力的扩张，胡汉民还企图利用他暂时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以实现“党治的政府”的目标。而这些，都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水火不容。胡自然不肯轻易地输给蒋介石，因而在一个月后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胡汉民对蒋介石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方案提出质疑，仅表示同意召集国民会议，但却认为国民会议无权代替国民大会制定约法，还激烈抨击蒋介石意欲擅制约法、不合法制的行为，这就使蒋、胡矛盾激化，并由暗争变为明斗。
蒋介石是何等人物？！他岂能屈服于胡汉民的反对？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借宴请议事名义突然将胡汉民扣押。这种荒唐之举立刻招致各方反对，使蒋胡合作的局面迅速转为蒋胡两大派系的尖锐对立。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仍按既定方针筹备国民会议。3月2日，国民党中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训政时期约法案》，并派吴稚辉等11人组成约法起草委员会；4月24日，公布了《国民会议组织法》；5月5日，国民会议终于在南京召开，并如蒋介石所愿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还有《昭告全国拥护和平统一案》、《剿灭赤匪报告决议案》等等。
这一所谓国民会议从法律上巩固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他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差点终结他的政治生命。由于蒋介石的一意孤行导致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大分裂，反蒋派系再一次联合起来，他们纷纷南下广州，筹备召开国民党非常会议，酝酿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
4月30日，国民党甲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等4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通电”，要求释放胡汉民并要蒋介石立即下野；接着，陈济棠于5月3日通电响应4监委提案；5月25日，由唐绍仪领衔，汪精卫、孙科、李宗仁、许崇智等22人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之内，即行引退”。5月27日，齐集广州的各派反蒋势力，正式组成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并推举汪精卫担任主席。
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使宁粤矛盾进一步激化。南京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邓泽如、林森、古应芬、孙科等人的党籍，并下令通缉；粤方派两广军阀出兵北上，突袭湘、赣，占领郴州、衡阳等地，引发宁粤战争。双方纷争一直闹到“九一八事变”爆发还没有“叫停”的意思，更为可笑的是，年底的国民党四中全会竟然成了三地会议，蒋方在南京召开，而反蒋派则在广州、上海召开。不仅如此，12月17日，另一个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政治组织——广州中央党部宣告成立。这次斗争的结果使蒋介石败得很惨，以他辞去所任各职，并同意第一次下野，才换取到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取消。蒋介石虽然很快就再度出山，但权力却被削弱，形成了蒋主军，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汪主政，任行政院长，蒋、汪共管党的局面。尽管实权握在蒋介石的手里，但相比于1928年那样的风光，确实有一种如刺存喉的感觉。
蒋氏何以敢冒“翻船”的风险来挑战权力的平衡呢？且看他在其所执意召开的国民会议上所言。蒋介石说：“欲求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以达于宪政时期，必首经训政时期”。在训政时期，“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断“无需乎此”。而“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虽“可以实行”，但没有英美“长期演进之历史”，行之势必发生纷乱。他认为，解决“使共产党、军阀坐大于中原”的问题，“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是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施行不可”。而“法西斯之政治理论”，是“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最有效能者”。因而，“意大利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以借鉴”。
这段话，应是蒋介石此时真实心迹的表露。他所追求的是建立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之所以要效法法西斯，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打倒异己实力派。
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就这样迈进到1936年，而此时的中国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一）主权被日寇践踏，民族到了生死关头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却诬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并以此为借口突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之争正闹得不可开交。名义上执掌南京国民政府权力的孙科，实际上对军队没有指挥权，而握着兵权的蒋介石虽已“下野”，但他的一纸“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的不抵抗电令，却仍在发挥作用，致使日军长驱直入：
19日晨，日军攻占沈阳，当日掠地千余里，攻陷长春、营口、抚顺、安东（今丹东）等20座城市。
21日，日本驻朝鲜军第39旅渡过鸭绿江，攻进辽宁、吉林。一周时间内，辽宁、吉林两省被占。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尚未“消化”完全，又在上海挑起侵略事端，是为“一·二八”淞沪抗战。是役，国民党内属地方实力派的19路军在全国人民支援下，奋起抵抗坚守上海一月有余，但却得不到国民党内蒋介石“中央系”的有力援助，这当然是南京国民政府内派系之争影响到19路军的前方抗日军事所致。
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压力下，面临国难当头的局面，国民党两大政治势力，终于达成暂时的权力分配协议，蒋介石于2月28日回到了南京主持大政。而就在此前后，东北三省已全部沦人日本侵略军之手，而就在同月25日日本已悍然策动汉奸宣布“满洲独立”。国人期盼蒋介石主政以后，能够集中民力、发挥民智，负起中枢指挥之责，支援19路军夺取淞沪抗战的胜利，使日军入侵以来的被动局面有所改观，但人们很快就大失所望。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南京国民政府也根本没有抗战的勇气和决心。早在战事刚一爆发，何应钦就电告上海市长吴铁城“商酌适可而止”，同时又密令空军“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在中国军队一度占据战事上风的情况下，蒋介石到浦镇“指示沪事”，不是指挥将士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而是指令前线“以19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
世上哪有军队指挥员不希望士兵奋勇杀敌的？哪有主帅拒绝战争取胜的？可此时的战争指导者就是这样一种心态，他们从骨子里惧怕胜利会激怒日军，惧怕会扩大事态。这样的战争指导，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失败。而当淞沪战事还呈胶着之时，国民党却很热心地接受英国公使的调停，尽管这一《淞沪停战协定》对于中国来说是很屈辱的，它实际上承认日军可以驻留上海，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其周围驻守、设防，但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仍是不持异议地“爽快”签字。
日军是不会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息事宁人的态度而放缓他的侵略步伐的。
1933年新年第一天，日军就挑起“山海关事件”，由此开始了“九一八”之后新的侵华进军——进攻热河与长城。这天夜里，日军借口中国军队向日军宪兵队投掷手榴弹，而命令日军第8师团进犯山海关。我山海关守军——张学良东北军的何柱国部拼死抵抗，其中安德馨营全营300多将士力战殉国。死守到3日，我山海关和临榆县城落入敌手。4日，日军又占领了热河省省会承德。
日军进逼山海关和长城一线，是出于两大战略目标考虑的：其一，进攻热河，扩大伪满洲国的地盘；其二，消灭张学良的东北军的势力。因日军的目标不仅是满洲的独立，而是要扩大至华北独立，最后灭亡中国。而实现所谓“华北战略”的前提在于东北三省的稳固，而东北三省稳固的最大障碍又是与日本有着新仇旧恨的张学良及其统驭的几十万东北军。为此，在2月10日关东军公布的进攻热河计划中，明确指出，其“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祸根即华北的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13日，日军第8师团在其作战计划中也宣称：“对于热河省的张学良部队，要迅速予以极大打击，平定该省；同时要促使华北张学良势力覆灭。”10天之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上村伸一向中国政府递交声明，内称：日军在热河之行动，“原则上仅限于满洲国领土以内，惟张学良军队等若采取积极行动，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关东军司令官的声明也称：只要中国方面进行抵抗，就“不得不将战祸波及华北”。
两个声明，等同宣战书，开始了日军向热河省的大举进犯。3月9日进犯长城喜峰口至罗文峪一线；中旬，进犯长城古北口至南天门一线；5月初，进犯冷口、怀柔一线。至5月11日，已侵占中国华北密云、遵华、蓟县、丰润、唐山等冀东22县。
面对着强敌入侵，南京国民政府再一次上演屈辱、求和的丑剧。这次签署的《塘沽协定》，较之于先前签署的《淞沪停战协定》，使国人蒙受了更大的屈辱。它突出表现为：《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化，并承认了长城一线为伪满洲国的“国界”。
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日上表现消极，但在执行丧权辱国的条约上却非常卖力。到1935年1月，日本自《塘沽协定》以来的所有要求全部实现。不仅如此，南京国民政府还在这年上半年发起了一场对日“亲善”运动。2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取消抵制日货令》；2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发布《废除排日命令》，中央政治会议通告各报社、通讯社，禁止刊载排日或排日货言论；28日，国民党中常会免去倡言排日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元冲的职务。5月27日，中日双方共同宣布，派驻对方的公使升格为大使。
西方人看不明白，日本占据中国半壁江山，并欲灭亡中华民族，中国当局不去抗日，却与日搞起了“亲善”？倡言排日的邵元冲不仅得不到奖赏，却为此丢掉了“乌纱”？而位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也因为支持、资助并组织察北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而受到责难和批判。
日本军部也看不明白，交战双方军队正在流血，外交却奇怪地升格。但他们只信奉一条，灭亡中国是既定国策，在图谋得逞之前，决不能停止进攻。因而，虽然那边搞什么“亲善”，但日本军部却从未停止发动新攻势的筹划。这时，有两件事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不满。
一件是，抗日义勇军将领孙永勤率部进入遵化县境内。孙永勤是兴隆县一名普通农民，1933年日军进兵热河后他率领村民揭竿而起，曾创造了一年多时间攻克敌伪军据点100多个，歼灭日伪军15000人的记录。这使日军对他的仇恨没齿不忘。1935年2月，抗日义勇军在遵化茅山地区又与日军遭遇，并被包围。在这次作战中，孙永勤率部与日军激战两昼夜，后孙部1400多人突出重围，孙永勤却壮烈牺牲。日军以此为借口指责中国当局援助孙永勤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
另一件是，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当地报纸报道说，1935年5月2日晚11时许，天津亲日的《国权报》报社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楼下16号房间，被突然闯进来的两名枪手枪杀。当日租界巡捕闻声赶到，凶手已经逃脱。第二天清晨，天津《振报》主笔白逾桓，在日租界须磨街22号，同样遭到两名不明身份人员枪击，并使白当场毙命。按道理，二人是在日本租界内办报，在日租界内被杀，中国当局不负任何责任。但是，日方硬说这是国民党蓝衣社所为。
不管这两件事是真是假，但只要有了这两件事，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辅佐官高桥垣，就有了与中国执政当局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在会见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时，直截了当地开出了条件：“最低限度对上述政策之执行机关宪兵第3团及类似团体、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处、国民党党部及蓝衣社，有必要从华北撤出。此外，对其‘后盾’之第2师、第25师等中国军队，希望一并撤出。对与此事件直接有关的蒋孝先、丁正（昌）、曾扩情、何一飞等，及无视停战协定精神与上述各机关通谋，在华北与日本军势不两立之于学忠，有必要予以罢免。”
同一天，日本华北驻屯军亦向国民政府当局提出通告，要求：于学忠下野；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至保定；天津市长张廷谔及公安局长李俊襄应即更换；宪兵第3团团长蒋孝先及军分会政训处长曾扩情免职；暗杀胡、白的凶手要逮捕严惩。
对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蒋介石尽管极不情愿，但还是在十天之内一一办理。他委托何应钦对日方说：对日方希望各点，已完全办到：于学忠、张廷谔已免职；军分会政训处已结束；宪兵第3团已他调；河北省党部已移保定，天津市党部已结束；已严令平津地方当局负责取缔一切有害国交之秘密组织；51军已决定移防。
日军对此还不满足，又开出了新的更为苛刻的条件：（一）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撤销；（二）51军撤退并将全部离开河北的日期告知日方；（三）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四）禁止全国一切排外、排日行为。以上各点希望即日办理，否则日军即采取断然之处置。一、二、三项必须照办，绝无让步可言，限中方6月12日午前答复。
如此蛮横、霸道的做法，如此藐视地对待中国当局，而蒋介石和国民党掌控的南京国民政府仍没有丝毫地反抗。不仅照单全收，而且比时限提前2天兑现了日军要求的所有条件，而由这两次让步所形成的《备忘录》即为《何梅协定》。
尽管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委曲求和上不费踌躇，但他们还是知道此乃国之大耻，因而不愿意留下这一“外交”的文字佐证，因此以“书面通知”的形式代替了在“协定”上签字。战后，蒋介石、何应钦都极力否认有《何梅协定》这件事，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不仅日本战前外交方面的关键人物、1945年以外务大臣资格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的重光葵在战后所著的《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披露了这一历史事实，而且由何应钦亲笔签字的致梅津美治郎的“书面通知”的内容后来也公之于众。全文如下：“敬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签字）1935年7月6日”。
几乎在签署《何梅协定》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屈服于日本淫威签署了另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秦（德纯）土（肥原）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使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而此时的华北地区已几成日军的囊中之物。
（二）国家经济命脉遭受重创，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国民党执政后不停的内战战火，不仅导致了国土沦陷、人民生命涂炭，也使国家经济更加困难。
一份历史资料再现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情况。1935年，欧洲的一些较弱国家的年平均工农业产品指标为：粮食生产，主要谷物保加利亚为3240千公吨，捷克斯洛伐克为5796千公吨，匈牙利为6364千公吨，波兰为12843千公吨，而中国所有农作物生产总量只有316200万担；工业方面，钢的生产，捷克斯洛伐克为1800万公吨，匈牙利为600万公吨，波兰为1300万公吨，而中国只有41万吨。交通运输方面，注册的机动车辆，捷克斯洛伐克为12.2万辆，波兰为4.2万辆，南斯拉夫为1.9万辆，而中国只有公路10万公里，机动车寥寥无几。当时公路发展最快、全国排名第一的广东，其政绩也只是9年间修了24条公路，通车里程1万多公里。
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反映到老百姓那里，必然是极为贫穷。时年，刚刚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的费孝通，在姐姐费达生的帮助下，对江南农村进行了一番走街串巷和登门入户的调查。他在发出的报道中反映，农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他写道：“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怖时，农民起义就发生了……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千上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此时，广东人是国人中生活得比较舒服的一部分人。据国立中山大学的统计，从1926年到1936年这10年间，广州的米、食品、衣料等货品的批发物价相对平稳，每年变动不超过10％，也比较便宜，花1港元可以买到花布20码，花港币1个先令，可以买到1份早餐，内含芽菜炒粉、粥1碗、油条1根。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人衣不掩体、饿死街头。
北平的物价尚称便宜。1块银圆可以买6斤上好猪肉，或20张公园门票，或2本不太厚的书，或1份西式大菜套餐。而此时北平最盛行的娱乐是听平剧（即京戏），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的票价也就1元左右。一个有十来间房子的四合院，月租不过20到30元，碰巧还装有现成的电灯与自来水。但是，真正能够享受此种文化娱乐的多半是社会名流和社会层级较高阶层的家庭。而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1936年3月7日一天之内，平津两地即发生10起自杀案件，天津《大公报》报道这一事件时，评论说：“自杀风炽，大多为经济所迫。”
且不说普通百姓，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每天的伙食也是三碗小米饭或高粱米饭和一点酸菜。1935年12月红军发布的经费使用标准，规定各级机关办公经费为：军司令部和军团部每月20元，师部10元，团部5元，营部4元，连部3元。翌年，红军东征筹到50万元款后，周恩来甚至亲自主持设立后勤站，任命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负责管理，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时苏区经济的紧张程度。
不仅共产党感受到经济的困难，执政的国民党及其军队也为缺钱缺物而叫苦不迭。李宗仁后来这样回忆他对蒋介石的宿怨：“我们所不服的，只为中央政府的无能……广西数年来，在我们的苦心孤诣建设之下，各项成绩俱有可观，全国誉为模范省。中央无片言只字的褒奖，一分一厘的援助，反而要用武力胁迫我辈离境，好叫他们来糟蹋。”经济因素当然也是后来“两广事变”的诱因之一。
当然，中国经济落后自有其历史原因。
从1840年开始，晚清政府不断向外国列强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使本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落后。1842年，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银圆2100万元；1895年，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赔款2万万两。这些不平等条约，不仅使中国主权丧失，领土缩小，许多年积累下来的家底一下被掏空，而且大大地减弱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影响及至以后多年。
不仅如此，经济掠夺也是帝国主义侵华战略的一部分。1843年7月和10月，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使中国的海关关税损失了50％—90％；1858年11月，清政府与美、英、法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和修改《海关税则》，使美国的斜纹布税率降低到4.63％，棉纱税率下降到4.86％，棉花税率下降为5.72％外国还大肆在中国办厂，自1895—1912年，共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136家，资本总额达10亿多万元。开办洋行3805家，资本总额达1.42亿美元。这些经济活动，不仅掠夺了中国资源，还限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推翻清朝后的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历届北京政府，都是靠大量举借外债维持日子。截至1919年5月，各派军阀秘密或公开举借外债180多次，数额达银圆8亿元以上。
国民党执政以后，前朝留下的债务、经济生活的弊端、列强对中国领土的侵占等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许多方面不仅继承了历届军阀政府的做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军费开支，袁世凯时期占国民总收入的1／3，而蒋介石主政后，超过了总收入的2／3，1928年军费开支为2.1亿元，1929年为2.45亿元，1930年为3.12亿元，三年间增加了50％。大量的战争费用，使财政支出不断增加，1927—1936年的8年间，支出就增加了8倍，预算赤字也不断攀高。1930年赤字1.01亿元，1931年赤字2.17亿元。弥补赤字的办法还是借债，1927—1937年的10年间，举借外债14笔，达4亿美元；内债方面10年比北洋政府15年增加近1倍，达到26亿元。这一点蒋介石一点也不比袁世凯、段祺瑞逊色。
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掠夺，这期间亦没有任何改变。统计数据表明：到1936年，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资本已达43亿元。其中，外资纱锭占全国纱锭总数的46.2％，线锭占67.4％，布机占56.4％。1927—1937年的10年间，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了中国机械采煤量的73.9％，控制生铁产量的96.5％。这使中国的对外贸易锐减，由1931年的36.5亿万元，下降到1936年的16.4亿万元，下降率达55％。
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偏重于财政，收拢资金，巩固政权。它实行统一财政、整顿税务、改革币制、争取关税自主等措施。为加强对财政的监管，建立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这“四行两局”的官僚垄断资本金融体系，实现了全国财政统一管理。1933年3月1日，发布《废两改元令》，将流通的货币由清朝时的银两改为银圆。这一改革，使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了全国货币的发行权，统一了国家货币。1935年11月3日，公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实现了以钞票代替现银，回拢白银3亿多元。为增加国家财政，南京国民政府更加紧搜刮民财，也就是不间断地调整各种税收。关税的税率最高时达到80％。盐税历来是旧中国政府的重要财源，1930年税收为13939万元，1931年达到17665万元，增长率达21％。还仿照欧美国家一物一税的做法对日用品开征统税，并颇有效果，到1936年，关税、盐税、统税三税的收入就占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总收入的64.6％。
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这样，增加政府收益的基点不是靠总财富的增长，而是建立在加大对民利的盘剥上，那么就只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政府的收益越多，民众的获利越少。南京国民政府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一方面，国家经济对战争起重要支撑作用，但在国家发展的宏观布局上，经济始终处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推动国家经济的重点是发展，而政府却把经济的重点放在财政上，即使抓一点建设，也是偏重于抓与军事机器密切相关的工矿业，而忽视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农业和农民。
这就必然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发展缓慢。能够印证发展缓慢的有这样几组数据：
纱厂：1921—1930年，年增长率纱锭为7.8％，布机为10.44％，棉纱产量为2.37％，棉布产量为16.21％。而1931—1936年，这几项的年增长率都出现下滑。纱锭下降到1.19％，布机下降到6.32％，棉纱产量下降到0.25％，棉布产量下降到5.92％。
缫丝工业是中国近代纺织业中的一个重要行业，曾经出现过中国机器缫丝工业的“黄金时代”，但1930—1936年，这个国字号行业却出现出口急剧衰减，其中，上海的丝厂开工数由111厂减至49厂，下降了56％，出口生丝从132991关担跌至29600关担，下降了78％。
衰退最为严重的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所作的调查概算，1930—1935年，南北各省夏秋收成数一般都在六七成左右，低的只有五成多。土地产量和农业收成的不断下降，加剧了农民的经营亏损和经济贫困化。1934年对南北22省850县农户借债情况的调查，农户的借债率高达70％，其中，破产农户达4.8％。在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甘肃、江苏、安徽，这一比例突破10％，而甘肃省某些农村，则有90％以上的农户离乡出走，甚至全村不见人烟。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又加剧了农村土地的严重荒芜，更引起社会的不稳。
（三）亲西方政策归于失败，国民党外交转向联苏
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在“九一八”事变后受到挑战。这就是如何对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看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对国际法和中国主权的严重践踏，作为中国友邦，应该帮助中国以外交、经济等压力迫使日军撤退。而当时的美国奉行的是对外“不干涉”政策，不愿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乐意做的仅仅是在国际舞台上给予声援，利用国联向日本施加压力，即通过外交努力维护包括其在华权益之内的中国“利益”。它也这样做了，但做得非常无力。能够证明这种无力的有两件事：一是事变发生后，国际联盟曾先后两次开会讨论满洲问题，但美方迟迟不表态度；二是终于等到有了美国的声音，可这一声音采取的是由美国驻日本公使向日本政府转达的方式，而不是采取直接声明的方式。即便是这样一种形式，最后还是要别有意义地申明：“美国不欲干涉日本之事务，此文不得视为抗议。”这不能不使得美国表态的“含金量”大大缩水。此后，在国联种种努力无效的情况下，当南京国民政府再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防止事态扩大时，美国政府照例照会中日两国政府，称：“凡中日两国政府及其代表所订立之任何条约和协定，足以损及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之权利，或损及中国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之完整，或违反国际上关于中国的政策，即通常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者，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这一照会，终使南京国民政府高官们看清了美国当时支持中国抗日的程度的底限。
南京国民政府对美国大失所望。
再求英国，也同样不能如蒋介石所愿。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想到了苏联。苏联不仅是中国的邻邦，而且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才得以完成改造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来也才能顺利发动北伐，打倒了北洋军阀。也是由于苏联提供资金、武器和教育指导，建起黄埔军官学校，培养出大批人才，才为蒋介石政治上的快速上升提供了可能。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看好蒋介石，为蒋介石的实力蹿升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据现已解密公开前苏联的档案资料记载，1925年6月至8月，苏联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准救济会的名义，从国库中拨给中国上海罢工工人经费20万卢布，这年的4月至10月，又给中国提供46万卢布的武器经费。此后，在1925—1926财政年度中给国民党军事援助的拨款更高达1100万卢布。而此一时期苏联通过共产国际汇给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则少得可怜。因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在1925年3月20日给共产国际的第2号报告中，不得不要求追加经费。陈独秀在报告中，要求共产国际每月给中共中央追加经费1400元，连同以前批准的每月2250元的预算，要求每月按时寄给中共中央3650元。
原来，斯大林对蒋介石领导的军队的性质上发生了认识偏差。斯大林有一句名言：“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里曾多次引用斯大林的这句名言，得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一个人民的一切”的结论。但问题是，武装的革命是谁？武装的反革命是谁？毛泽东定义的“武装的革命”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人都以为这个“武装的革命”非中国工农红军莫属，而事实是斯大林把蒋介石所领导的军队也统统算作是“中国的革命军队”，并把蒋介石领导下的军队看成“是中国工农争取自由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而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所应该做的不过是：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第二，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这实际上是说中共不必坚持军队的独立领导，更无形中矮化了中国共产党所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这就是斯大林为什么如此看待蒋介石及其所领导之政府的重要原因。实践证明，斯大林的看法是错误的，如果按照这个要求走下去，那中国共产党恐怕真要被“溶化”到国民党之中了。
斯大林这一对蒋认识问题上的错误为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共屠杀事变所证明，蒋甚至悍然断绝了中苏两国外交关系，而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重视蒋而忽视中共的错误却仍延续到以后的解放战争初期才有所修正。当然对于本书来说，这是题外话，但不管怎么说，在“求告”英美难收显效的情况下，蒋不得不把他的目光转向苏联。因而，当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渠道试探苏联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看法时，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即刻答称：“苏联同情中国，这一点，中国人民可不必怀疑。”在两国早已断交，而苏联又宣称奉行对中日冲突不干涉政策的情况下，苏联能有此种态度，实际是发出了一个友好的信号。1932年6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对苏联复交，并非正式地向苏联提出建议，没想到很快即得到苏联政府的热烈回复，半年后两国实现了互派大使。
当然，苏联积极复交也不是免费的午餐。就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的1931年3月，苏联情报机关截获了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拍发给日本参谋本部的一份绝密电报。内称：
“日本与苏联迟早必然发生冲突。鉴于苏联国防能力等因素，日苏战争越早到来，越对我们有利。我们必须认清，形势的发展将会对苏联更加有利。我希望当局下决心迅速发动对苏战争，切实执行一贯政策。不管苏联是否比我们强，都要考虑到目前发动战争的不利因素不在我方而在对方这一事实。我相信，不管是战是和，日本必须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下定决心而不畏惧战争。”
这自然引起苏联的警觉。为避免日本将战争矛头指向苏联，斯大林想到了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这一提议立刻遭到日本的冷淡。这使苏联对日本的战争野心疑惧加重。在这一时刻，中国执掌中枢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动示好，使斯大林看到了蒋介石的价值，这就是联蒋对抗日本。如果蒋介石能够在中国举起抗日大旗，利用他的军队抵抗日本，那么日本就不敢冒两线作战的风险来发动对苏战争。
但是，中苏刚刚复交就出现了不和谐的插曲，这就是中东铁路问题。“九一八事变”使原来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中东铁路的主权和归属成了苏日之间的敏感问题。特别是中苏的复交使日本对中东铁路问题态度越加强硬。为防止爆发远东战争，苏联决定对日本让步。1933年5月2日，苏联正式提议向日本让售中东铁路。在日本的要求下，苏联同意以日本扶持下建立的伪满洲国为出售对象。
中东铁路是中苏两国政府共同所有和经营的一个实体。按照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规定，其前途“只能由中苏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苏联在中国政府不能视事东北和无法经营路务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中国主权，不遵守中苏两国的有关条约，先是同意伪满洲国的合营与改组，并默许日本运兵，继而又同中国和苏联都不承认的日本傀儡政权共同谈判涉及中国主权的中东铁路售卖问题，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为一个主权实体，在政治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刚刚解冻的中苏关系又开始趋冷。
在中苏关系停顿之时，日本人却在加快侵华步伐。蒋介石在无奈之下，与日本签订了宣称中日停战的《塘沽协定》，而这个协定立即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安。斯大林的不安不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屈辱，而是担心停战后，日本会腾出手来对付苏联，甚至日中联手进攻苏联实际控制着的外蒙古。为此，经过3个月的利益权衡，斯大林作出了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决定。
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蒋介石争取联苏抗日的外交目标。过去多次努力，苏联都不同意。此时，斯大林主动提出这个问题，令蒋介石着实高兴。但是，蒋介石很快就对签订这一条约兴趣顿消。因为莫斯科提供的草案规定：缔约国一方遭到军事进攻时，另一方应保持中立。这就是说，当日本进犯苏联时，中国要保持中立，不能投靠日本，这是斯大林所需要的；而当面对当前日本侵犯中国的局面时，苏联可以不支持中国，这显然不是蒋介石所需要的。蒋介石需要的是中国在对日作战中能得到苏联的实际援助。
于是，蒋介石启动了建立中苏抗日军事同盟的进程。1934年3月，蒋介石派遣中国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出使苏联，探求建立中苏抗日军事同盟问题。8月，蒋介石委派著名历史学家、主张发展对苏关系的蒋延黻访苏，并与苏联副人民外交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进行了密谈。
蒋延黻首先转达了蒋介石致斯大林及苏联政府的意见：认为“中苏两国有许多共同的利益连在一起。如果苏联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什么打击和损害，中国也必然被殃及。”斯托莫尼亚科夫对蒋介石的这些看法表示同意。
蒋延黻又问及“在中国当政的是蒋介石，这个事实对苏联政府产生了什么相应的影响呢？蒋介石本人是不是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障碍呢？”
斯托莫尼亚科夫直言告诉蒋延黻：“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制定政策也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追究往事。在我们确定今天同中国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同现今蒋介石的中国的关系时，我们当然绝不能从往事和感情出发，而应从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巩固两国的关系。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也像尊敬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他。任何个人因素和偏见都不可能对我们的立场产生不好的影响。”
在获悉苏方立场之后，蒋介石进一步加快联合苏联的步伐。1935年4月，他派亲信、曾经担任蒋介石随从秘书的邓文仪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以显示蒋介石与苏联合作的诚意（邓文仪此后还奉命与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举行会晤，由此开辟了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又一渠道）。
10月，蒋介石亲自出马，秘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并由即将出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担任翻译。
蒋介石对鲍格莫洛夫说：中国定将改善中苏关系，因为如果两国都受到威胁，那么来源都是一个。蒋介石没有点明威胁的来源是谁，但双方都知道，这是指日本。蒋介石接着说：我毫无疑问赞成缔结中苏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但这些条约都只是表面举动。我们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那么蒋介石所说的“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是什么协定呢？
蒋介石回答鲍格莫洛夫的提问时说“中国与苏联之间应该有一个‘非表面性’的协定”，这个协定“想就下列两个问题得到苏联政府的回答：（1）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够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蒋介石强调，他不是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份而是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提出这个建议的。“（2）如果苏联政府给以肯定回答，那么，（我）很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何想法。”
从蒋介石的谈话看，他所指的显然是签订秘密军事协定。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此后向陈立夫透露：他本人赞成这样的联盟，但希望中方直接与斯大林谈判。
鲍格莫洛夫不愿意扮演苏联代表的角色说明，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与蒋介石的希望尚存在差距。斯大林愿意帮助中国发动一场全面的抗日战争，但却不愿意直接卷入战争。同时，苏方在蒋介石如何对待中国国内共产党及红军的态度上也尚未摸清蒋的底牌。1935年12月2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给鲍格莫洛夫发来密函，指示他在办理中苏签约事宜时，首先“弄清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是适宜的”，并嘱咐他“应特别注意蒋介石与中国红军的相互关系”，因为，“如果蒋介石的主要武装力量用来对付红军，那么他想怎样安排抗日？”密函说，苏联政府不想在国共两党之间扮演调停的角色，而希望国共两党直接谈判，并表示克里姆林宫“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不管他前去的目的如何”。
此后不久，中苏就协定的框架开始直接谈判。尽管后来由于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苏联面临日、德两面夹击的严峻环境，最终没有签订这一拟议中的中苏协议（1937年8月日本进攻中国上海后，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已非这一协议），但通过这一阶段的中苏外交接触，使南京国民政府摸清了苏联的外交底牌，也密切了中苏的官方关系，这也是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苏联虽主和平解决，但开始却大肆抨击张、杨的现实政治原因。
★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至主要地位。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力图缓和对苏关系的同时。寻找与政治对手中国共产党谈判沟通的渠道
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因苏联不愿做中间人，蒋只好自己解决。1935年12月蒋急令邓文仪速返莫斯科。1936年初邓一回到莫斯科即展开活动。1月中下旬，邓文仪在会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时说，蒋介石看到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发言后决定同中共谈判。邓并提出三项初步建议供讨论：
1．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国民政府。
2．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对日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
3．国共两党间恢复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
在这种情形下，中共继续独立存在。将来抗战爆发后，内蒙古或西北部分地区成为红军根据地和活动区域。邓还认为在中日战争情况下，日本将会封锁中国所有的海岸线，那时中国的武器来源不是英美，而是苏联。南京希望经过西北从苏联得到武器弹药。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答复说，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中央都在国内，国共两党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
邓文仪将谈话记录毫不保留地整理成一个详细的报告，派李副武官专程回国。他没想到的是李副武官身藏密件冒险经日本回到国内后却受到冷遇。从此，国共谈判事宜不再由邓文仪经手进行，续由陈立夫一手控制进行。
为同苏联政府进行具体讨论，蒋派陈立夫秘密前赴苏联。陈立夫偕张冲于1936年春到达欧洲，准备由此进入苏联。行前陈写好书信若干封，令夫人每过几日向亲朋好友寄出一封，以造成他仍在国内的假象。
陈张在欧洲蛰居多日。蒋顾虑重重，认为直接去苏谈判的时机未到，又令陈张回国。由孔祥熙在南京同苏大使谈判。苏联为防止刺激日本，提出签订中苏两国互不侵犯条约。谈判持续一年多，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进攻上海后的8月21日，中苏才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蒋介石既已预见到苏联在未来中日战争中作用之重要性，他为了赢得苏联的谅解便不得不对国内共产党采取谈判的态度。
1936年1月22日蒋同鲍格莫洛夫交谈，表示他在下列条件下可同中共谈判：红军承认中央政府，保持当时的军队编制，参加抗日战争。
大使也介绍了苏联政府设想的关于预定签订之中苏协议的内容。蒋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特别讲到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国的规模问题，这应该由苏联政府自己决定，中国感谢苏联在军事供应方面可能给予的任何帮助。应该说，谋求军事援助，这是蒋改善中苏关系的首要目的。
与苏联的谈判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蒋公开声称政府的外交方针为“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他更私下向日本大使田有吉表示：“对前述之原则（即广田三原则），本人完全同意。对此无任何异案。决心立即听取日方希望，进入具体商谈，以期从速付之实施。”“抗日运动决不会发生，本人根本不抗日”，表示希望日中亲善。他本人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调东北军从华北到西北，将加紧对红军的“围剿”等等。至于他布置的同中共接触一事，甚至连身边的陈布雷都不让知道，而将此重任直接交给CC系头子陈立夫。这当然也与陈立夫主张抗日联共的态度是有关系的。原来，陈立夫见日本之侵华日益加剧，曾找到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建议与日本洽商，“转移日本军阀之目标，使之北进或南进而不西进，以减轻我国之压力”。锄当遭到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的回绝后，便与其兄陈果夫密商，认为“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致利用中日战争，帮助中共扩展，惟兹事体大且须绝对保密，否则足以瓦解‘剿共’军心，且足以使日寇侵略之加速，利未得而害先至，故必请示领袖（指蒋介石）得其许可，而后进行。”
陈立夫受命后，不便亲自出面，交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办理。曾养甫经谌小岑找到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大学教授吕振羽和中共上海特科系统的张子华。吕振羽于1935年11月底到达南京同曾养甫会谈。谌小岑于1936年1月3日到上海与张子华会面。
至此，国共两党的接触仍是限于较低层次。但是，决定政策的是国共两党的中央，建立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系便成为当务之急。而这个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系是通过宋庆龄的安排才得以建立的。
1935年11月，上海特科因负责人被绑架失去了领导，也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1936年1月间徐光汉、徐强和董健吾商议是否可以通过宋庆龄的帮助到达陕北。董健吾与宋子文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与宋家相熟，遂由董出面向宋庆龄请求帮助，而董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提到的王牧师。
当董健吾应邀来到宋庆龄家里，宋庆龄郑重地交给他一封信，要他送到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周恩来。为了行动方便，宋还通过孔祥熙给了董一个财政部委员的名义，并资助了路费，且一再叮咛要保存好信件，说成功了“益国非浅”。
董健吾临行前，徐光汉又将张子华（未说明真实身份）介绍给董，与董结伴从上海出发。
张子华是上海的地下党员，1936年1月3日他以中共长江局（当时实际没有这个组织）代表的身份，在上海惠中旅社秘密会见谌小岑。经过几次会晤，张子华了解到南京的意图，表示“愿为此事奔走”，并提出希望南京能派一个人到陕北去向中共中央传递此重要消息。谌小岑同曾养甫商议后表示：我们一时派不出适当的人来，还是希望中共有人为此事奔走。
最后，特科决定派张子华到西北去，因为张是宁夏人。1935年9月，他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时，曾到陕北苏区巡视过工作，熟悉当地情况。
1月底，张子华和董健吾到达西安。由于“剿共”前线战事紧张，一连40天找不到办法进入苏区。只好铤而走险，董健吾拿着来自宋庆龄的“护身符”——财政部的公笺，前去求见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这时张学良已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也就在1月下旬他与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举行了会晤，并表示他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他还告诉李克农：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极，愿意与红军各守原防，恢复红白区通商。张学良虽有这些举动，但内心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一旦被南京发现将惹祸上身。这时当他看到董健吾手持的财政部公笺后不由心中大喜，认为了解到了南京的确实意图，自己也可以放手同共产党联络了。2月19日，张学良和陕北中共中央通过电台联系后，派飞机将张子华、董健吾送到延安，再由当地驻军用骑兵护送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2月27日，张、董二人到达瓦窑堡，在城外受到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张云逸等领导同志的迎接。他们听了张、董的汇报后，十分欣喜，马上电告正在前线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彭德怀等。
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回电提出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十分明显，这些条件是中国共产党于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化。
3月，董健吾携带载明上述原则的密件回到西安，见到张学良，一一通报有关情况后，旋即赶回南京复命。当他在宋庆龄家中见到宋子文、孔祥熙时，做了认真、详细地汇报。
国共两党中央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在宋庆龄的推动和安排下终于就此接通。
同月，张子华过黄河，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而后返回瓦窑堡。4月16日他又和冯雪峰同行南下，冯雪峰到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张子华则数次往来于南京、西安、陕北之间，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奔走。他在西安时常以南京来的客人身份活动，既躲避了特务的跟踪，又使张学良从中了解了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络情况。张曾对属下讲：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
国共两党的接触能够比较快地取得进展，决非偶然。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出于民族大义，都有携手抗日的愿望。从国际范围来看，此时，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英、美、苏都有抗击法西斯，支持中国抗日的要求，有利的国际背景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国民党明显落后于共产党，一则它是中央政权执政党，不易转变；二则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争权夺利，许多人并不是为了国家，优先考虑的是一己私利。而共产党将民族利益放在阶级利益之上，将阶级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因而率先捐弃前嫌，联合抗日。
由于这段历史长期秘而不宣，抗战爆发后，张子华在延安受审查，失去自由直到1942年病死，他曾为国共谈判往返奔走的情况更是从此长期无人知晓。又因为张子华在这段时间里一度化名为“黄君”，因而不少人以讹传讹，以为是国民党广西派的黄华表或是中央系统的张冲奔走南京陕北之间。其实，在西安事变之前，蒋对中共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它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之。”因之，国民党在1935、1936年间在与共产党接触的同时，一直也没有停止对红军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根本不敢派代表到陕北苏区去，而一直是中共方面人员——张子华、潘汉年在为此奔走。
以追求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自己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在外侮日亟的形势下，一直在呼吁抗日拯救民族危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仅两天，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定加强对反帝群众运动和武装抗日斗争的领导和组织。此后，中共中央更是不断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是在长征途中，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下，中共高层领导也时刻注意收集信息，关注着民族的存亡。
1935年6月，中共中央长征到达了四川西部仍十分荒凉的两河口，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专门听取了政治局委员博古从无线电广播中获知的日军向中国北平守军开炮挑衅的情况汇报。会议并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在红军部队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教育，同时决定加强开展对东北军和其他派系国民党部队的工作，并研究了派专人去白区开展统战工作的问题，以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后虽因战事频繁，未能对此议题做进一步研究，但因已有过这种讨论和决定的基础，所以，不久后当中共中央接获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后，马上就能自觉接受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将这一指示迅速落实下去。
就在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即将胜利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两个多月前，也就是1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的任务。并把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的《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主题报告，详细阐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内容和形式等。他指出：“必须在工人阶级大多数团结起来为推翻资本主义和胜利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前，就建立各部分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而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政党和团体。”这表明，苏共和共产国际对统一战线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在此之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采取的是“两个极端”的做法，在对待联合的对象上，主张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对待所反对的对象上，主张采取“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策略限制了联合的对象，扩大了对立面，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实际上是一种“关门主义”的政策。
这种“关门主义”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积极推行者是王明，以及受到王明控制和影响的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中央。而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中，虽然不承认是自己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损失，但却列举了四个例子说明中共中央在这方面是有错误的。
其一是，“在英勇的上海抗日防御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与一切拥护19路军反日作战的人，结成极广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工、农、兵、学、商联合’的口号是不能容许的，因此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以致真正广大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建立起来。”
其二是，“中国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1933年春曾向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队，发出订立共同武装抗日战斗协定的口号。这一宣言对在江西战线上的国民党军队起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一部分将领曾率领所部向蒋介石先生要求‘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本来应当向江西前线军队并向一切其他愿意抗日的军队提供更加具体的建议，以便达到共同抗日救国的目的。同时，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本来应当继续坚持并发挥自己的主张，以便在军队和民众面前，追究国民党对抗日问题究竟采取何种态度。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没有彻底实行自己的政策，没有进一步想出具体办法，以致没能收到使国民党军队与红军共同抗日的实际效果。”
其三，“在福建事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估计到这次事变是红军向国民党一切军队提议订立共同抗日讨贼作战协定的直接后果，因此应当十分郑重地去对待19路军和福建政府，应当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同盟军。可是，由于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同志机械地理解‘反对第三条道路’（即中国发展的非苏维埃的非国民党的道路）的理论，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于福建事变的意义就不能给予确切和应有的估计，因此就产生了我们当时在军事策略方面的错误。”
其四，“当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孙殿英等部队，在北方起来抗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本来应当动员北方以及其他地方所有的力量来拥护他们的义举。可是由于我们北方的和上海的工作人员轻视和不了解这些事变的意义，以致不能在北方形成反日的新阵地。”
共产国际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此一问题上的立场，当年正是一些同志抵制王明提出的“保卫苏联”、“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而被王明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的。因而季米特洛夫在报告中用了很长一段话称赞中国革命的成就，实际上也算是对王明推行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纠正。他说：
“在中国，人民运动已经获得了成果，在相当大的区域内建立了苏区，并且组织了强大的红军。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般的进攻，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叛卖行径，使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遇到威胁。中国苏区是为反对帝国主义者奴役和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团结核心，是集合一切反帝力量进行中国人民民族斗争的团结核心。
“因此，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我宣布，我们代表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向中国各个苏维埃、向中国的革命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我相信这可以表达我们整个代表大会的思想和感情。我们向经过成千上万次战斗考验的英雄的中国红军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我们向中国人民保证，我们坚决支持他们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那里彻底解放出来的斗争。”
季米特洛夫对中国问题的讲话，除了赞扬、鼓励和表达敬意之外，还提出了“中国苏区是为反对帝国主义者奴役和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团结核心，是集合一切反帝力量进行中国人民民族斗争的团结核心”的重要概念，这标志着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作用地位认识的转变。此外，季米特洛夫还郑重地向中国人民作出承诺，坚决支持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那里彻底解放出来的斗争，这含蓄地表达了支持以往中共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的努力。
经过共产国际七大，王明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也有提高。他回到莫斯科后接受吴玉章等人的提议，根据共产国际新的战略方针，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讨论修改后，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同意。这份文件号召中国人民建立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提出“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要“为民族生存而战！”“为祖国独立而战！”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份文件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要“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这份文件初步地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统一战线政策，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新的政策转变，《八一宣言》公开发表以后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八一宣言》发表之时，中共中央还在长征途中。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张闻天、毛泽东无法了解到发生在国境之外的事情。中共中央抵达陕北后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抵达瓦窑堡中共中央驻在地。他带回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报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意见，还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进行电台联络的密码。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部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还在直罗镇前线。坐镇瓦窑堡在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对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表示了坚决拥护。他两次写信给毛泽东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也正在这时，《八一宣言》通过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等报刊，传到了北平、上海等地。这个宣言连同此前中共中央发表的两个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迅速高涨。
11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八一宣言》的内容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抗日反蒋去，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相应地改变了对富农的政策。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共的土地革命政策是连同富农一起反对的。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在张闻天主持下讨论了由李维汉起草的《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指出：“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为此，《决定》规定：“我们该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这些都为即将召开的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准备。
就在这时，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爆发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首先获得了爱国学生的响应。1935年12月9日，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抗日救亡大游行，汇集了包括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数千名师生。他们打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特殊化和伪自治运动！”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潮水般涌向新华门、西单，进行游行示威和请愿。
12月9日的请愿和示威仅是“一二·九运动”的序幕。12月16日，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学生，分4个大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天桥广场，召集市民大会，通过《收回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游行受到了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并有300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捕。
受北平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抗日的怒潮席卷全国。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西安、济南、杭州、上海、武汉、宜昌、成都、重庆、广州、南宁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并得到全国各界的响应，使中国共产党敏锐地认识到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已经到来。12月8日、13日，周恩来、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胜利之后相继回到瓦窑堡，中共中央遂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以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这一策略包括对联合对象的扩大，并曾一度引发了争论，毛泽东认为抗日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他的这一思想在其后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作了系统的阐述，但这一观点却受到了博古的反对，博古引经据典提出意见认为民族资产阶段只能是革命对象而不能成为联合对象，毛泽东对此尖锐反驳说：难道我对老祖宗（指马克思、列宁）不忠么？不孝么？！尔后，由于张闻天、周恩来等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顺利地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局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议决议强调，“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党的策略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这个策略也包括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蒋介石认识上的区别，还包括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毫不动摇地同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毛泽东特别指出，在目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红军不仅要充当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共产党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任务，并为完成这一任务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这就保证党能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把握方向，推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发动，并领导人民取得胜利，也使中共能在1936年的中国政治版图中不仅成为重要一方，而且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政治领导作用，赢得各阶级各阶层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