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渴望治国安邦的一腔热情最终换来的只有失落与伤心，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观上而言，贾谊的很多建言缺乏实践的可能；客观上看，皇权时代的思想禁锢必然导致贾谊的怀才不遇。单纯的文人不可能完成走向政客的蜕变，所以贾谊一生都只能被人称作“才子”。
满怀一腔热情的贾谊先后多次向刘恒上书，内容都是在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于是有了著名的《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
《治安策》集中反映了贾谊的政治思想，而且讽谏之意比《过秦论》要直白许多，言语都很直接，上来就是讨论王国、内政这两个问题。
首先，针对诸侯王势力的坐大，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就是通过在诸侯原有土地上增建新王国的方式，来缩小单个诸侯国的疆土。这和日后武帝时期主父偃推行的“推恩令”十分相似，只是推恩令确保了这种“众建诸侯”的连续性——诸侯王所有的儿子都可以瓜分父亲治下的土地。而文帝朝是否新增王国只能通过皇帝的喜好来决定，“众建诸侯”不规律，因而“少其力”也就不能长久连续。
其次，贾谊要确立明确的等级制度。
贾谊是一位儒生，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所谓的“重建礼乐”的政治理想，实际就是要构建像西周初年那样等级森严的制度，所以贾谊一直提倡要明确君臣地位的尊卑。除了他嫌功臣集团成天在刘恒面前左右朝政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渴望实现儒家重建等级秩序的理想。
而且贾谊认为，政府建立了不能充分维护天子权威和地位的郡县、分封并行制度，就是导致整个西汉初年政局混乱的原因。贾谊说刘恒应该“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让高低贵贱之分确定下来，“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构建集权统治下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制度，令天子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
贾谊认为，只有树立起皇帝个人的绝对权威，才是解决王国问题的最佳之策。
要将“礼仪”具体化，就必须倡导礼乐，所谓“厉廉耻，行礼谊”，法令与教化都是不可以废除的。同时还要对老百姓加以灌输儒家的忠君思想，美其名曰“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向）道”，其实是间接性地为日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作了铺垫。
他的这些建议被落实之后确实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物质文明的发展，他提出的先安定百姓进而稳固国家的主张也是正确的。
贾谊抬高了儒学的地位，但由于贾谊本人在朝廷中特别不招人待见，这反倒激起了人们对于儒学的排斥。尽管文景时期选择使用黄老无为而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贾谊个人为儒学带来的负面口碑也绝不能忽视。这最终戏剧性地导致了贾谊提倡儒学，却潜在地促进了黄老之术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扩张。
《治安策》中还有一部分重要的内容是建言重视农桑的。
贾谊的《新书》中讲“为富安天下”，想要富，先种田。
贾谊认为国之要务是鼓励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他把老百姓生活富足安定当成了自己的执政理想，鼓励生产，让老百姓安安心心耕作，到时候该播种播种，该施肥施肥……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老百姓从此没有假期去旅游了，连国内游的机会都没有，一年四季就趴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打转吧。
鼓励农桑说来是为了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本质目的却是为了“安民”，把老百姓牢牢地拴在田间的一亩三分地上。这有利于社会安定和专制统治，减少了流动人口。
我们在看任何政治建言的时候，都应当看到其背后阴暗的一面。因为阴暗是政治的本质，开明的抉择不需要政治的操控，政治其实就是“势”，是舆论，是主张，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策略和绝对真理。
贾谊鼓励农业生产来富民的建议和他前文“重建礼乐”的想法合在一起，就是为了牢牢地抓住老百姓物质、精神这两个方面，根本目的是维护专制统治。这和我们今天通过工农业生产来发展自由经济实际上是不同的，贾谊强调了政府在农业发展中的鼓励与推动，这就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为政治服务的。
所以，儒家提倡的所谓“以民为本”，本质上应当理解成“以安定人民为本”。
《新书·大政上》讲：“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度，而民必胜之。”也就是在儒家眼中，老百姓的民意其实是阻碍其推行中央集权和专制的障碍，只不过由于民众的力量过于强大，所以需要给予一定的好处来安抚他们，毕竟公开、明确地伤害百姓利益会招致他们的反抗，而且百姓人多势众本身就占了优势。
贾谊以此劝谏刘恒应该以礼乐教化来教育百姓，正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老百姓不安生，那就给他们洗脑，让他们安生下来，这样百姓才能心甘情愿地顺从国家的安排，人民才能团结在中央的周围……这便是所谓的“国泰民安”了。
贾谊受时代局限而产生的思想不是其个人能左右的，好在刘恒信奉黄老，而且居于专制统治阶层的顶端，所以比贾谊更为清楚个中来由。因而我们看到刘恒面对贾谊的建议时，多数是接受贾谊提出的问题，却并不采纳贾谊的解决方案。
《治安策》中还有一部分是讲立储问题的，毛泽东评价这段的时候说贾谊很迂腐。贾谊是这么说的：“国家的前途命运全都寄托在太子一人身上，想要让太子成为人才，那就一定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要早早地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同时要安排好他身边的人，趁着青春期还没到的时候就先用礼乐束缚住他。这样效果好，能让他修身养性，智力得到开发。而且身边的人也会影响他的性情，所以一定要把他左右的人选好。只有教育得当，再加上身边的人身体力行对他施加影响，太子才能成才。《尚书·吕刑》说‘一个人做好了，万民都会依靠他’，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贾谊的话听起来很不顺耳，毕竟这话是在对皇帝的家事指指点点。总之，刘恒对他的建议并不十分认可。鲁迅有过一个解释，说：“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汉文学史纲要》）
贾谊的《治安策》，摆明了是教人治国安邦的。但至于其中的内容到底含金量多少，学界历来众说纷纭。笔者同鲁迅的看法一致，刘恒选择无为而治不单单是心血来潮，而贾谊则把治国道路的选择看得太简单了。贾谊指出的问题有一些也确实不可忽视，刘恒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但他也要综合各方面实际情况进行考虑。所以他只接受贾谊的批评，而拒绝了贾谊的建议，那是一些缺乏政治远虑的建议。
刘恒和贾谊处于两个位置，贾谊只需要一心考虑国家、君上、自己的热情与理想，而刘恒每选择执行一项政令都要考虑各方势力的平衡。
历史上许多君臣都是如此，日后晁错和景帝的关系也是这样。统治者和谋臣不同，统治者的诞生是各方势力综合选择的结果。以刘恒为例，他的登基也就宣召了，他将代表关东诸侯王集团、功臣集团等各方势力的利益。不论他愿不愿意、认可不认可、是不是想打破这种利益关系，他在客观上都处于这样的位置。而谋臣所肩负的责任是单一的，只需要不断进谏就行了，完全不需要考虑皇帝私人的利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进谏与皇帝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冲突，皇帝选择接受谏言其实是一种“反常理”的现象。也正因为此，每当人们看到善于纳谏的君王时，都会将他奉为“明君”。
郁闷的贾谊在长沙国做了三年太傅。一天，有一只猫头鹰飞进了贾谊的房间，落在了座位旁边。楚人把猫头鹰称作“服”，贾谊此时被贬，情绪正低落，再加上长沙那鬼地方在那时还是偏远之地，气候非常不适合北方的河南人居住，贾谊觉得自己活不长了，多愁善感，于是作《服鸟赋》一首：
单阏之岁，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异物来崒，私怪其故。发书占之，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问于子服：“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数之度，语余其期。”
服乃太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万物变化，固亡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变化而嬗。沕穆亡间，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彼无疆大，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卒被五刑；傅说胥靡，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孰知其极？水激则旱，矢激则远。万物回薄，振荡相转。云蒸雨降，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坱圠无垠。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鸟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贱彼贵我；达人大观，物亡不可。贪夫徇财兮，列士徇名。夸者死权，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趋西东；达人不曲，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僒若囚拘；至人遗物，独与道俱。众人或或，好恶积意；真人恬漠，独与道息。释知遗形，超然自丧；寥廓忽荒，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得坎则止；纵躯委命，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靓，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保，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贾谊迷茫，困惑，看不清人生的前路，不明白自己为何落魄。人啊，有忧愁都是因为懂得太多。知识多的人天真，他死活想不通社会那些不公平的现象缘何发生；懂人情的人失落，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再次点燃他的激情。
贾谊曾经属于前者，但经历了人生起伏后，他已经慢慢蜕变为后者。
他不得不靠臆想安慰自己，世间事，“何足以疑”！是啊，有什么事值得让人疑虑！贾谊很想对人生的坎坷释然，很想自己的人生一帆风顺，很想像被贬前那样天真单纯，在乡邻面前写文作赋。如果他不是一个谙熟儒家思想的儒生，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思想包袱，不会再想着什么忠君爱国，什么构建社会秩序，什么王道理想，只会想去做一个平凡人，做一个乡间才子，在众人的仰慕中徜徉在文学的世界里，然后每天看洛阳的日出日落。
贾谊的人生悲剧成为专制王朝中，在皇权和儒学灌输下诸多知识分子落魄、抑郁人生的缩影。
不论是怎样的治世，只要未能走出独裁专制的套路，就很难产生出真真正正有担当、讲道义的知识分子，因为那世上就根本不会有这些人自由发展的空间。
没有政治发言权，于是只谈风月。
贾谊不是政客，是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