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兼收并蓄,儒生贾谊的政治建言 否定“汉承秦制”

贾谊的《过秦论》不仅是在批判秦朝,整篇文章还都在影射汉初的历史,而且矛头直指刘邦时期所奠定的汉初“汉承秦制”的状况。尽管贾谊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法一如既往的中看不中用,但他确实是向刘恒指明了汉帝国在制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

贾谊尽管被贬,然而他对汉初政治的影响却并没有结束。他写了一篇十分有名的文章叫《过秦论》,收录在他的著作集《新书》当中。正如廖伯源先生所说,“《新书》或是以其反对秦政,提倡弃秦之旧而立汉之新,因用新为名”(《说新》)。也就是说,《新书》的核心思想是批判秦朝,鼓吹汉朝建立新制度。这几乎已经是今人的共识了。

那么,细化到《过秦论》当中,贾谊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一般人解读《过秦论》,只是在讲贾谊批评暴秦,从而反映他主张仁政的思想。然而笔者认为,整部《过秦论》中,大量的篇幅都是在影射汉初的历史。贾谊以古喻今,实则是在对汉初社会、政体的种种问题提出建议。他特别批判了分封制度和“汉承秦制”的局面,具体的观点结合文章的内容可以分为六点。

第一点,贾谊肯定了秦国在嬴政执政之前,历代祖先对于秦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肯定了他们开拓创新的精神,同时批判了东方六国之间的不团结和自私。

这其实在影射刘邦平定天下各路反秦武装、最终称帝一事。贾谊政治热情极高,所以他写文章都有极强的政治色彩。提建议当然要提给刘恒,所以贾谊不能一上来就挑人家父亲刘邦的不是,要先吹捧,贾谊这家伙也有油滑的一面。

同时,贾谊很明确地指出了分封制为什么不能巩固天下政局。就是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各国君主为了谋求本国的利益而开始斗争,这样一来整个分封的秩序就被破坏了,不仅没能起到凝聚王国势力、拱卫中央的作用,反而加剧了整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周王朝就是由此衰败。

贾谊以古鉴今,间接指出了分封制的弊端,也就是向刘恒指出了汉初“郡国双轨制”下,关东诸侯国对于汉帝国国家稳定的威胁。

第二点,贾谊讲秦始皇自以为关中地区如同铜墙铁壁一般,把握了这片地区之后就能够安定天下,实际上他只是低估了自己对于诸侯王的威慑力。天下没有动乱,并不是因为关中固若金汤,而是由于他秦始皇的戾气令天下震骇。所以秦始皇一死,秦二世继位,天下就大乱了。

这是在影射汉朝政局。汉朝初年,整个国家在刘邦的威慑下貌似太平,然而到了刘邦晚年,乱象就逐渐暴露,中央已经难以完全控制地方,中央内部也出现了野心家。刘邦驾崩、惠帝刘盈登基之后,果然爆发了诸吕之乱,天下诸侯趁机扩张势力,使得新生的汉帝国陷于危难之中。到后来吕后称制,这个女人用铁腕手段震慑天下,然而吕后一死,历史就重演了惠帝时期的局面,齐王刘襄发兵至荥阳,功臣集团平定诸吕。

对于汉帝国的中央政府而言,齐王等人就是“外患”,而功臣集团则是“内忧”。

贾谊认为,一切祸患出现的根源其实都是国家体制出了问题。由于整个国家“郡国双轨制”的制度从未有过改变,所以继任的统治者就容易误判形势,将上一代统治者用铁腕手段营造出的安定局面误当作体制的作用,导致历史一次次重蹈覆辙,诸侯王势力却越来越强大。

第三点,贾谊贬低陈胜。

贾谊是这么说陈胜的:“陈胜这个赤贫子弟,卑贱的农夫,不过是个被罚戍边的小役卒,才能连平庸之辈还不如,没有智慧和财富,出身底层,却能一呼百应,灭亡秦朝。”

贾谊强调陈胜出身卑贱有两个原因。其一,贾谊是想夸大王国问题对国家实力的影响。曾经强大的秦帝国就是因为没有根除拥护王制的势力,才导致连陈胜这样一个卑贱的人都能掀起反秦的浪潮。其二,贾谊是为了批判汉初尊楚的思想,进而否定楚人所提倡的分封制度。因为陈胜是楚人,而且是楚国反秦势力的一大代表,那他自然而然地就被划入了楚国拥护王制的势力当中。贾谊贬低陈胜,其实是在批判分封制,批判诸侯王国。

第四点,贾谊积极地批判了秦朝的暴政。

贾谊追溯秦朝灭亡的根源,认为这是由于统治者不施行仁政、吏治松弛、赋敛无度而造成的结果。因而他认为,只有实行仁政、德政,国家才能够稳固、团结。

贾谊形容秦朝统一天下是“鞭笞四海”,执政方式是“仁义不施”。贾谊说到底还是一介儒生,所以他讲求统治者应该按照儒家设计的治国之道来执政。

当然,我们知道历史的结果是刘恒奉行了黄老之术“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但贾谊让刘恒施行德政的建议也不是没有实现,刘恒一直很注重民间的精神文明建设,宣扬道德忠孝。

贾谊认为实行暴政的国家是不得人心的,然而他却没有否定高度的君主专制。他没有明确地认识到暴政来源于独裁,只是单纯地认为权力应该集中在实行仁政的专制帝王手中。不可否认,这是传统儒学在思想上的局限性所致。

另外,贾谊还批评了秦朝的统治,说秦王贪婪卑鄙,总是怀疑大臣和百姓,缺乏对天下的关怀,注重私利,钳制思想,实行严刑峻法。

我们要注意,贾谊是抱着一种怀才不遇的心态撰写《过秦论》的。文人士子总喜欢打着写文章的旗号来发牢骚,贾谊也不能免俗。他批评统治者多疑,其实是嫌刘恒对他不够信任,时常听信功臣集团嚼舌根,还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惜放弃像他这样的人才。

我们发现此时贾谊的心态与上文的观点是相矛盾的。刘恒的自私换个角度说就是贾谊提倡的“以大局为重”,所以才子贾谊写此文时思想应该是徘徊于理性和感性之间的。

第五点,贾谊推崇言论自由。

贾谊说,秦始皇养了一批专门为他歌功颂德的文人来文过饰非、自欺欺人。就是由于这些“御用文人”成天乱拍马屁,最终使得秦朝的暴政得不到根治,矛盾得不到处理,凋敝的政局愈演愈烈。严峻的政治气氛使得知识分子不能够说真话,不能够自由地议政论政,甚至还会有性命之忧。

这些禁锢言论和钳制思想的行为是专制制度的突出特征,激化了政府和百姓之间的矛盾。

贾谊的这些观点免不了又有借题发挥的嫌疑,实际上他这是在劝谏刘恒实行言论自由。刘恒有没有这样做呢?

有。刘恒在前元二年废除了“诽谤妖言令”。

但这在贾谊眼中看来都还不够,因为贾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因言论而受罚的例子。贾谊追求一种完全不受政治因素干扰,言论自由的环境,至少当他的言论没有得到采纳的时候,他是这么认为的。

可惜,在专制体制之下,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第六点,也是整篇《过秦论》最具建设性的一个论点,所谓“攻守之势异也,取与守不同术也”。

贾谊认为,汉朝已经到了和平时期,不应该再沿用刘邦时期的政策。“战时政策”已经过时,国家需要制定新政策了,因为打天下和坐天下是两回事。总结起秦朝的失败,就在于它在统一天下前实施严刑峻法,在统一天下后依旧实施严刑峻法,没有结合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政策,导致了整个王朝灭亡的加速。

所以贾谊认为,刘恒要开辟一个全新的治世局面,就必须要扭转从刘邦时期沿袭下来的执政风气。尽管王国问题、内政问题的矛盾都十分尖锐,但刘恒绝不能以虐杀、重税、高压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处理矛盾不能凭借暴力强权,而应当使用温和的政治手段。

刘恒不需要像刘邦那样英勇豪迈,但却需要刘邦所不具备的高深的政治城府和长远的战略眼光。

这条建言影响了刘恒日后的“无为而治”。刘恒从此修炼胸中的韬略,以“文”治天下,而非以“武”服天下。贾谊想告诉刘恒的是,一个需要发展的国家更需要政治家,需要先讲明白理论,要太多只会干活的人没用。

理论应该在实践之前,若在实践之后,那就不是理论了,是教训。

贾谊六点建言的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可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满是纵横家的味道。汉初的知识分子依旧怀揣着战国时游说天子和诸侯王的想法,要在统治者面前推销自己的见识,这其实是思想上的“战国化”尚未根除的表现。《过秦论》中的明嘲暗讽是后世明清士人想都不敢想的。明清的那些大臣、烈士,一个个都是奴才般的人物,而敢于在天子面前直言见解的贾谊才像一位真正的士人。

仔细分析贾谊提出的六点内容,第六点所阐述的治国思想的原理才是全篇文章的精髓——以“术”治理天下。

同时,整篇文章否定秦朝的执政理念和政治制度,其实是在否定西汉初年“汉承秦制”的局面,委婉地向刘恒提出了实行新政的诉求,并间接地通过批判秦朝的制度为刘恒新政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建议——一切都照着秦朝弊政的反面做。

尽管刘恒最终没有完全按照贾谊的做法来实施,但整个文帝朝的政治改革却是以贾谊的政治构想为目标来推进的。刘恒最终让汉朝摆脱了秦朝的阴影,裁撤严刑峻法,柔和治国。

贾谊是文帝朝新政的总设计师,尽管他的思想源泉是儒家,而非黄老。

终极的智慧犹如一座山峰的峰顶,不论走哪条路,不论用哪家思想,方向对了,路径不同,也同样能到达顶峰。

贾谊是给刘恒指明登山方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