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翁同龢、光绪师徒二人采取了示弱路线之后，慈禧开始放手让光绪处理一些事情。
史实上，能体现光绪拥有一定自主地位的第一件大事，当属在甲午战争中主战。只可惜，光绪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却让全国臣民见识了他的“无能”，本来要让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不过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这场战争在带给光绪教训的同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不仅认识到了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处，而且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还认真读了都察院整理出来的官员奏折和公车上书，这让他内心有了一些想法，他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实施君主立宪制度。
刚好翁同龢因为甲午之战失败而翻然醒悟，明白中国确实不是日本的对手，西人治国有法度，西法不能不用。
由于师徒两人都意识到了变法的迫切性，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招纳人才，听取建议。
翁同龢很快就为光绪招纳了四个维新人才：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
陈炽，《盛世危言》序的作者，对经济学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当前职务是军机章京，是很有前途的国家高级公务员。
文廷式，翁同龢的六大得意门生之一，光绪爱人珍妃的老师。
至于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哥哥沈曾植是当时的大儒，是极具社会地位的学者，翁同龢很欣赏他的书法和文章；弟弟沈曾桐虽然没有哥哥出色，但也是个学历非常可观的庶吉士。
虽然这四个人的资历很不错，对维新变法的理论研究很有见地，但力量还是有些单薄。
刚好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科举结束之后也没有回老家，此时正在公卿大臣之间宣传维新变法，翁同龢听说他们有创立“强学会”的意愿后，也表示了笼络之意，双方一拍即合。
1895年11月，大名鼎鼎的维新派大本营强学会成立。
说起强学会，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是领袖。其实这是误解。学历不出色且没有一官半职在身的康有为、梁启超资历太浅，影响力不够，不具备做领袖的条件。
强学会真正的领袖是光绪和翁同龢，辅以陈炽等人做中层管理，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则是具体办事跑腿的，不过两人的工作态度倒是十分积极。
强学会的成立确实拨动了众多热血知识分子那颗力图强国富民的心，众人自发自觉地支持强学会，出谋划策，捐钱出力。顺应时代潮流的强学会影响越来越大，可惜这帮人太急于求成，恨不能几天就叫日月换新颜，其激烈的变法思想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雷区。
顽固先锋三人组——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徐桐、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刚毅、御史杨崇伊轮番上阵，向慈禧告状，说强学会“行事背经叛道，议论时政，诽谤大臣”。
估计慈禧也觉得这帮书生太狂、太能搞事了，于是指示光绪关闭了仅两个月大的强学会。
顽固的保守派一出手便搞定了光绪的强学会，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如此厉害？
顽固派有两种——
一种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对抗会损害其利益的新政，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的满洲权贵。
另一种则是妄自尊大，盲目排斥一切西方的新生事物，故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大部分都是守旧的汉臣，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
刚好上面的三人组里面有两个典型案例，可以分析一下。
刚毅，镶黄旗人。最有名的话是“汉人强，满人亡；汉人肥，满人瘦”。这位“顽固哥”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种老顽固。
徐桐，汉族。他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要亡国灭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家伙。这位老朽就是典型的第二种老顽固。
不过顽固派的这次攻击并没有浇灭光绪的变法决心，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
大学士孙家鼐问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您怎么办？
光绪回答：我只为拯救中国，只要能成功，我个人没了权力又算得了什么呢（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
境界啊！要知道，两千年来，皇权是专制统治者的命根子。凭上面的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光绪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具有“民贵君轻”思想的开明统治者，虽然即将到来的变法只历百日即告失败，而光绪也不得不以囚徒的身份走完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但就冲这句话，就值得后人为之掬上一捧热泪。
接下来的三年中，以光绪、翁同龢为首的维新派积蓄力量，磨刀霍霍，准备改革。事实上，无论改革成功与否，光绪的行动已经证明：在民族危急和国家危亡的关头他是一名有担当的君主，所作所为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