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武汉六天前，另一路日军攻陷了广州。
不过日本人接下来啃到了两块硬骨头。
第一块硬骨头是薛岳。
薛岳的事迹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从北伐到“剿共”，直至万家岭大捷，但这些都没有接下来的长沙会战有名。
日军攻占广州和武汉后，位于两地之间的长沙已成孤城。但日军推进至中国中部地区后，军力已疲，兵力更显不足。因此日军在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才于1939年9月开始进攻长沙，企图由长沙占领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灭掉重庆国民政府。
长沙会战，日军的对手是升了官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省主席薛岳。
由于长沙属于丘陵地带，四面无险，易攻难守，因此中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劝说薛岳：长沙估计守不住，咱们来日方长，没必要在此拼命，咱们应退至有利地区阻敌！但薛岳不干：湖南是天下粮仓，如果落入敌手，对我极其不利，而守长沙是守湖南的关键。因而这一仗“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
蒋介石、白崇禧、陈诚三人轮番上阵劝说薛岳，结果就是两个字：没用。弄到后来，薛岳放出狠话：我就要在长沙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蒋介石没辙了，补发命令：在长沙打！
薛岳虽然性如烈火、刚猛无匹，但绝不是一介莽夫，此人用兵极善机巧，总是谋定而后动。薛岳早就考虑到终有一天会在长沙跟鬼子干仗，因此为日军量身定做了一套战术，这就是后来写入教科书的“天炉战法”——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难于行进，被迫下车和国军一样两条腿走路，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
只要你敢进来，我就可以烤死你。
简单来说就是死缠烂打：不和鬼子硬拼，但也不脱离接触，轮番上来骚扰，充分利用长沙地域大、纵、深的特点，逼迫鬼子露出破绽，让鬼子每走一步都可能遇到阻击。
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是兵家之道，而将优势兵力分散于广阔地带以应对强敌的做法，在薛岳之前没人敢用，甚至没人敢想。但薛岳的这个战法在强大的鬼子面前真的可行吗？一切有待实战去验证。
发生在1939年9月的这场战役共进行了三个星期，最终以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而结束，人称“湘北大捷”。
这次长沙会战，从结果上来说，是中国军队在日军侵华以来第一次将进攻的日军打得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
从战术上来说，国军保住了长沙，粉碎了日军拿下湖南进而举兵入川的计划，保卫了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
从战略上来说，成功阻止了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猖狂攻城略地的势头，使后方有充足的时间休养生息。
简单说来，就一句话：“天炉战法”靠谱。
此后，薛岳倚靠“天炉战法”跟日军在长沙又干了两仗，俗称三战长沙，杀死杀伤鬼子近十万，成为日军的梦魇，人称“抗日战神”。
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本人以为只要不碰到薛岳，前方就是一片坦途。但他们没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块比薛岳还硬的骨头。
当时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主要依靠四条路线进口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和获取国际军事援助。
第一条是“香港路线”：香港经东南沿海各地通向内陆。由于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沦陷，因此这条路线名存实亡。
第二条是“西北路线”：经甘肃、新疆，与苏联连接。这条线路虽然比较安全，但路途遥远，往返时间长，运量不大。
第三条是“法属印度支那路线”：以越南海防为起点，经滇越铁路到云南昆明，或经桂越公路到广西南宁。
第四条是“滇缅路线”：以仰光为起点，经缅甸铁路到腊戌，接通刚修通的滇缅公路到昆明。滇缅公路的细节下文会讲。
日军占领广州之后，一路向西，兵锋直指广西首府南宁。
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交通线，切断中国抗战所需物资的补给线路，彻底掐死中国！若广西沦陷，不仅危及西南部的两条国际交通线，还危及重庆，动摇大后方的军心民心！情势危急！
被逼急了的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日军反守为攻。
反攻！居然是反攻？在战略层面从来都是主打防守的中国军队要大举反攻？没错。既因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可以通过全面进攻牵制敌人在西南的进攻力量，也因为中国最高统帅部已经看清楚了日军的虚实。
日军扩张过快，根本来不及对占领区实施有效的控制。日军在战线过度延伸，兵力明显不足的同时，却无法从占领区获取足够的补给。而此前几场大战已将日本国内这些年来积攒的战争资源消耗大半，因此仅仅依靠日本本土的经济支持，日军短期内已经没有实力对中国再次发动全局性的大规模进攻。但我们中国就不同了，国民政府以经历过几大战役锤炼的国军一线部队为骨干，补充兵员进行整训，并配以省吃俭用买来的或国际捐助的武器装备，军队的战力逐渐提升。
况且，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不拼命，更待何时？！
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共抽调了约七十个师的强大兵力，向日军发动了全面攻击。这场全面反攻北起内蒙古包头，南至广西北海，共歼灭日军两万余人。史书称发生在1939年冬天的这场全面反攻为“冬季攻势”，称下面这场发生在广西的核心反攻战役为“桂南会战”。
组织和指挥桂南会战的人，是新桂系的现任老大白崇禧。
但白老大刚上任，就吃了大败仗，不仅失去了广西首府南宁，还被日军板垣师团占据了国军援军南下之路的咽喉——昆仑关，也就是当年北宋名将狄青曾经战斗过的那个昆仑关。
在这种情况下，白老大只能跟蒋委员长求援。鉴于桂南会战的重要性，鉴于板垣师团的凶残程度，蒋委员长给他派来了一支极为厉害的援军。
援军的头头叫杜聿明，就是那位老婆入共产党他入国民党的黄埔一期生，此公参加过东征、北伐、“剿共”、长城抗战、淞沪会战，也入过蓝衣社，一路走来很是顺利，如今这位35岁的熟男已是一军之长。
杜聿明用兵犹如诸葛亮一般谨慎而优雅，擅长精打细算，是标准的儒将。但这位风度翩翩的气质男，居然是一名技术男。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埋头研究技术，尤其是在当时非常前沿的机械技术方面拥有相当的水准，并因此成为南京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培训机械化部队作战的教官。
1938年，蒋委员长用苏联的援助打造了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拥有约五十辆装甲车和近一百辆坦克的二○○师。由于杜聿明的技术背景和相关工作经验，蒋委员长对他委以重任——二○○师师长。
没过多久，二○○师扩编为军，蒋委员长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那支光荣部队的番号“第五军”授予了这支部队，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
几经周折，麾下极缺将领的杜聿明找蒋委员长要来了三位屡经大战洗礼的高级指挥官。
36岁的郑洞国，湖南人，黄埔一期生，从东征到北伐，从古北口到台儿庄，屡次跨越死亡之线，却从未挂彩，实属福将加名将。他出任由在抗战中伤愈归队的官兵组成的荣誉第一师师长。
37岁的邱清泉，浙江温州人，毕业于上海大学，黄埔二期生，后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镀金，历经东征、北伐、中原大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擅长吟诗作赋的他，却在战场上收获了一个“邱疯子”的外号。他出任新成立的二十二师师长。
35岁的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无为人，黄埔三期生。他出任第五军的老底子二○○师师长。这可是一个专为抗倭而生的军事天才，一个怎么打怎么赢的悍将，一个所向无敌的第一先锋。若不信的话，请看其简历。
长城抗战时任团长，于古北口初胜日军，崭露头角的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台儿庄战役时任旅长，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再胜日军。
徐州会战，激战四昼夜，于艾山击退强敌，三胜日军，升任副师长。
武汉会战，击败日军第九师团主力，四胜日军，升二○○师师长。
戴安澜上任后，为二○○师选了一首军歌，即那首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该曲成为共和国国歌。
大家应该发现了，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都曾是关麟征麾下的战将。不错，他们选择离开关麟征，主要是因为接受不了“关拳头”蛮横霸道的领导作风。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离开是正确的。因为选择离开，他们迎来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在1939年的国军“大阅兵”中，第五军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一。
淞沪会战后，德械部队成了过去式（一来打光了，二来在日本的压力下，希特勒终止了跟中国的合作），苏械部队第五军成为新的国军第一精锐。
虽说第五军是国军第一精锐，但达不到日军机械化师团的武器装备标准，也做不到像某些影视剧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个国军军官就穿着笔挺的军服，皮靴锃亮，泡酒吧，喝咖啡，吃西餐，钓美女，十分小资。实际上除了将来的中国驻印远征军外，国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律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和几年一发的粗布军装。
尽管条件是如此艰苦卓绝，如此筚路蓝缕，但我们一往无前！
杜聿明率军出征了。
晨曦里，战士的钢盔泛着寒光，身影凝重而坚毅，苍凉而悲壮。
挡在杜聿明和第五军前进道路上的，可不仅仅是扼守昆仑关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还有巍峨峻险的昆仑关，以及昆仑关上日军通过精工细作打造出来的坚固工事——大量钢板混凝土构筑的三层碉堡。
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看起来无法扭转的地理劣势，杜聿明也没有别的选择：要想从日军手里夺回南宁，那就必须仰攻昆仑关，打通南下之路。
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难度极大的攻坚战！
杜聿明在综合考虑了地势、敌我双方的兵力火力分布等因素之后，想出了对敌策略——两个成语：关门打狗，围城打援。
日军在昆仑关关口两侧有坚固的堡垒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威胁很大。于是杜聿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拔掉两侧外围的日军堡垒和高地，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此所谓“关门打狗”。
杜聿明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戴安澜二○○师为主力正面强攻昆仑关，吸引敌人来援，同时派出邱清泉二十二师在日军援兵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打伏击，此所谓“围城打援”。
1939年12月18日，战斗打响，中日两国最精锐的部队在昆仑关狭路相逢！
国军以坦克、战车与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对抗日军坦克、战车、步兵与空军之间的陆空配合作战。
重炮的轰鸣、子弹的厉啸、枪口喷出的火焰、压抑的厉斥、凶狠的号叫、刺刀触碰的金属声，交织出了一曲曲充斥着勇气、血性和兽性的残酷旋律。
双方都没有人后退，都战到彻底地倒下为止。
这里不想过多地去强调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和将士们的牺牲精神，因为一切文字在战斗过程和战果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
12月31日，一连十三天的血战结束！
第五军以一万四千将士伤亡的代价，全歼日军“钢军”二十一旅团五千余人，击毙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收复昆仑关，取得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攻坚战的胜利！
孙子兵法云：上策伐谋，中策伐交，下策伐城。这里的伐城就是指古代的攻坚战，由此可见攻坚战的难度和代价之大。
在残酷的攻坚战中，以不到三倍的伤亡全歼日军最精锐的部队，这实在是一个优异的成绩，以至于狂妄的日本人也终于低下了他们那看起来高傲实则极度自卑的头！日军战史《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如此评价昆仑关之战：“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
自敌人处得到的敬畏，永远比自朋友处得到的更难能可贵，也更令人感动！
昆仑关大捷后，中国军队遭到日军的疯狂反扑，再度经历先胜后败的惊险局面，好在结局不错。经过整整一年的辛苦战斗，1940年11月底，中国军队收复南宁，将日军全部逐出广西。
中国军队以自己的血肉长城，捍卫了西南交通线的畅通，保住了抗战的大后方。在广西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将士，永垂不朽！
就在中国军队浴血长沙，奋战昆仑关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两天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二战”爆发！
注意，是爆发不是开始。因为每个国家都以本国投入战斗的日期作为“二战”开始时间。比如，中国认为“二战”开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而美国显然太夸张了，说日军1941年年底突然袭击珍珠港才算“二战”开始……这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清。
就目前来说，欧洲战场还未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暂搁下不谈。
对于中国来讲，固然有国军将士英勇奋战，但截至1939年年底，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仅以二十余万伤亡的代价，便让中国几乎陷入了绝境。
天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这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全部被日军占领。自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
中国海军全军覆没。自此，北起山海关、南到汕头的出海通道均被截断，这意味着“香港路线”完全中断。
不幸的是，“西北路线”也中断了。
1938年和1939年的秋夏之交，苏联和日本在中苏两国的边境地带打了两架，史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第一架日军小胜，第二架苏军惨胜。鉴于大家的实力半斤八两，日本和苏联决定讲和，讲出来的结果就是《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自此，中国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本就不多的援助。
于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包括从国外购买的或者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只能是通过暂时没有沦陷的西南部进出。
而从中国西南部通往东南亚的路也就两条。
一条是桂越公路。桂越公路是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要走桂越公路还得看法国人的脸色，而且广西随时面临日军的攻击，很不安全。
另一条则是滇缅公路——云南与缅甸之间的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需要强调一下，这条公路是抗战爆发后才修的，为什么要修这么一条公路呢？主要的理由前面说过了：桂越公路不安全。
滇缅公路则相对比较安全，毕竟日军需要跨过广西或者打到缅甸才能威胁到这条公路。所以二十万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便修筑了一条跨越中国岩层最坚硬（喀斯特地貌太多）的山区、最湍急的河流（怒江），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
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
公路进入缅甸后，就跟缅甸国内的铁路连接了起来，可直达仰光。仰光是一座海港城市，抗战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从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都从这里输入。可问题是，从哪里弄来的钱买战略物资呢？美国。
1938年年底，国民政府退入重庆后，美国人终于弄明白了形势，不再固执于《中立法》。有鉴于此，在驻美大使胡适和银行家陈光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靠以货易款——逐步卖桐油给美国以偿还贷款的方式，换来了美国人的第一笔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这就是“桐油借款”。
毫无疑问，依靠这几千万美元，国民政府是可以暂时轻松一段日子了，但此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中国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中国，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突破了中立法的限制，就此打开了美国援华的大门。接下来的两年内，中国继续用滇锡、钨砂等战略物资以货易款，又找美国借了一亿多美元。截至抗战胜利，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高达八亿美元，绝大部分属于免费赠予。
在美国的影响之下，英国出于希望中国照拂一下缅甸（缅甸为其殖民地），多跟日本扛几天的目的，也给中国提供了五百多万英镑的贷款。
所以，从通车时起，滇缅公路就成了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是埋葬日本灭亡中国梦想的大道！必须保护好，不容有失。这就是后来中国组织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真正原因。
形势如此恶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日本也不轻松。
日本本是希望速战速决的，所以一开始便孤注一掷。要说这种选择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日军做到了五个月就占领中国首都，一年多就攻陷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从古至今，没有几个国家输到这个份上还不投降的！
窝囊如法国，不仅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直接绕过，成了摆设，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而且面对德国的进攻（1940年5月10日开打），只用了六个星期（6月25日）就放下武器成为德国的附庸。当然，这可能是由法国唯有靠外国人领导才能打胜仗的传统决定的。譬如，在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带领下，法国才能称雄欧洲。
可令日本意外，令全世界意外：除去精神就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人，竟然还在坚持，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行动履行着“抗战到底”的誓言！
反观日军，在经历了最初的顺风顺水之后，现在已经陷入苦战，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日本人被迫一面巩固占领区，试图以战养战；一面加强如进攻长沙、南宁之类的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同它谈判，屈服停战。
其实，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就是以打促和，争取喘息之机。蒋介石曾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注意和局与准备。
因此中日双方都希望坐下来谈谈，但日本人竟然向蒋介石提出：
一、在华北、华中、外蒙古等地建立亲日政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国中之国”。
二、承认“满洲国”。
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
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刀架脖子上赤裸裸地抢劫！国民政府吐了日本一脸口水，强硬拒绝了这些可笑要求。
蒋介石不答应，却有人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