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7年12月14日，我就找过北京故宫东墙外的箭杆胡同，北洋时期的箭杆胡同九号，现为20号，是陈独秀任教北大时的故居。
大门朝北的陈氏故居，隐匿于紫禁城东的一片灰色的胡同里，已经破旧不堪。之后几年，我又去过几次，去看望房东孙志诚老先生。老先生的父亲，即当年陈独秀的房东。我曾几次在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里，听老人坐说当年。
老人说，当时，他们一家依然住在南边的那排屋里，北边靠胡同的这排房子，租给了陈独秀先生（他每提陈独秀，必加“先生”二字）。当年，住这儿多方便啊！陈独秀先生从这儿去北大上班儿，或者走胡同西口的骑河楼南巷再转到北巷，或者走东口的北河沿大街，往北走没多远，就是北大红楼了。陈独秀先生当年与高君曼和一双儿女都住在这个小院。北边靠门口的这间房子，就是《新青年》编辑部。靠门儿方便啊，人来人往的，听父亲在世时说，那会儿，这儿可热闹啦！
蔡先生胸宽如海，陈独秀如鱼得水，初到北京的日子，陈独秀工作顺心，事业斐然，群星拱月，天下景仰。在胡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加盟后，《新青年》成了一个时代的号角和整个世纪的旗帜。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讲学、撰稿、交友、演讲，甚至亲自撒传单，像旋风一样掀起了中国近代的一场思想大启蒙运动。现在，谁都得承认，没有五四时期陈独秀所领导的那一场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现代中国的大批杰出政治、军事、文化人才的涌现，也就不会有日后中国共产党的问世。
呜呼！漫漫中国历史上，有几位在野的思想家的号令，能令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此感佩，如此响应，如此奋起，并因此而改变了民族的命运？
然而，谁能想到，即使占据了全国最高学府的一流位置，即使已是万众仰望的知识界领袖，即使果敢地加入了约束一己物欲的北大“进德会”，陈独秀仍坚持不做完人，他白天忙着发动新文化运动，晚上则忙里偷闲去八大胡同销魂。
高君曼当然要与他吵闹了。小众女士言简意赅地骂丈夫为“无耻之徒”（确实比较无耻），而陈先生则十分机敏地反讥新妻为“资本主义”（只想垄断私产之意？）。后来，陈独秀竟因与学生共争一个妓女而被政敌捅到报馆里。
蔡校长很为难，只好借教学体制改革之机撤了文科学长一职，请陈专做教授。为安慰他，还弄了张北大“国史馆编纂”的聘书给他。然而，陈独秀哪里是肯安分地坐而论道的教书先生？他更无心去编纂国史，借蔡校长辞职南下之机，索性请假不上班了。那时，他已经迷上了马克思主义，除了主办《新青年》，还整天忙于校外的政治活动，从“教学第一线”的骨干，成了风风火火的职业革命家。
民国八年（1919年）暮春的一个晚上，陈独秀叫上北大同事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和内务部佥事邓初等人到中央公园向乘凉的人们分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是头一天晚上印好的，还请留美博士胡适将内容翻译成了英文。第二天晚上，他们再接再厉，在一家川菜馆吃完饭后，又分头到市民们晚上乘凉和娱乐的新世界商场和城南游艺园去分发传单。一向大大咧咧的陈教授，手执传单，逢人便送，终被蹲守的便衣警察抓获。还好，他从幼稚举动中猛醒过来，大呼大跳“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满堂哗然，高教授与邓佥事这才知大事不妙，遂侥幸脱险。
其实最侥幸的是陈本人。因头一天中央公园的传单已经震惊了京城的治安部门，军、警各派侦探分布于市民扎堆的场所。陈独秀不幸撞在网上，却又有幸是被警察捕去的，如若被军人抓走，则其生命很可能终止于四十岁那一年！
说来真巧，陈独秀是安徽人，北京政府的当家人段祺瑞也是安徽人，而且，段总理起用的两位京城治安联防的最大头目——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和京师卫戍区司令段芝贵，也都是安徽人。让人庆幸的是，吴总监是看重乡谊并敬重文化人的老乡，坚持把陈先生留置警厅并善待之。而段司令则是个一心为政府并极端仇视“过激主义”的武夫。陈独秀拟定的《北京市民宣言》上，五条要求之第二条，实属“过激”：
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可想而知，当晚陈独秀若被投入段司令的京师卫戍区的执法处牢房，那可不是要了命嘛！
由于多位皖籍在京名流的联名保释，在大总统徐世昌的亲自过问下，吴炳湘把陈独秀关了三个月后将其取保释放。
接司法程序，陈独秀貌似认真地填写了具结书：
前因为人撒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自被查拘，颇为觉悟。以后安心学问，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
有道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被安徽同乡会接回家后，陈独秀变本加厉地“过激”起来，后来违反保释规定，擅自离京，在武汉发表“过激”演讲被报纸刊登出来。于是，吴总监勃然大怒，决定在陈独秀回京后将其立即收监！或许又是不知哪位在体制内的皖籍人士的通风报信，这才有了李大钊化装成年关收账人亲自驾车将陈独秀送走的一段党史传奇。
转了一圈儿，陈独秀又把《新青年》带回了其发祥地——上海老渔阳里环龙路二号。
民国十年（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楼上午睡，忽听天井里一阵嘈杂，他趿鞋下楼探看，却见刚才被高君曼拉着打牌的杨明斋、包惠僧、周佛海和柯庆施被法租界的巡捕围住。懵懂中，他和所有的在场者，包括积存的《新青年》和印刷器材，都成了巡捕房的战利品。后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大价钱聘得著名的洋律师为他们辩护，而且马林还曾对巡捕房表示过“意思”。二十多天后，陈独秀等人被保释，巨额罚款也是那位马林先生提供的。本来陈独秀挺烦这位指手画脚的荷兰人，这次出狱后，他才对马林有了好感。
一年后的8月，巡捕再次闯进此宅逮捕了陈独秀。这一次，他在法国人的监狱里待了十天，也是法租界迫于社会舆论，判罚大洋四百元后释放了他。
对了，还有一次陈独秀是在石库门房子里被捉拿，只不过那是被“自己人”误捉，虚惊一场。那是“五卅运动”期间，陈总书记带中共秘书处的任作民同去一幢空着的石库门房子里，这一老一少的行动难免有些鬼鬼祟祟。入内一会儿，突然房外有人拍门山响，一开门，却被一伙人扑翻在地并缚住。陈、任二人自不敢报家门，那伙人遂以抓到两个奸细的兴奋心情将其押解至上海总工会。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领导人出面接收的。对方一见老“奸细”，稍一怔，连忙当众厉声审问是否为捣乱工人运动的坏人？待二人表示绝非坏人后，便下令将二人立即释放。出门后的陈总书记一定和任作民相视大笑，因为他们知道，抓他们的，是警觉过分了的工人纠察队的弟兄们，而“审问”并释放他们的，乃本党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同志。因党的最高领导的身份不便暴露，机敏的刘少奇只得不动声色地将戏演了下来。
此事绝少人知道，若不是郑超麟偶从一位地下交通员处闻知，此次“被捕”真要绝版矣！？
大概就在房东家里嵌着标志牌的地方，当时陈独秀挂了一块小黑板，他在上面很不客气地写着一行字：
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不知这个“限时令”对革命同志是否适用。民国九年（1920年）春住进这里的陈独秀，把他的家当成了《新青年》编辑部，更当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办公室。
暮春，一位神秘的俄罗斯中年男子就曾在一位大个子中国人的陪同下，频繁造访此宅，十五分钟对于主客所谈的重大话题来说，显然太短太短！
这位“老毛子”叫“吴廷康”，即维经斯基，是一位苏共特使。那位陪同者兼翻译是华裔苏共党员，早年从山东平度闯海参崴的华侨领袖杨明斋。他们出示了北大李大钊写的介绍函。他们来华的目的十分明确，即考察中国各种激进的政治团体的实力，进而组建中国共产党。双方一拍即合。早期中共干部包惠僧甚至说两人“一见如故”！
新解密的史料证明，当初，比之手无寸铁只会讲书办刊物的中国大学教授们，联共（布）决策层更势利地看好了拥有南方割据政权和国内第一大党的孙中山。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打算让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与领导者！只因孙氏不为所用，他们才转而选择了手无寸铁但却理想纯真的著名教书先生陈独秀。
维经斯基的多次造访，完善了陈独秀的建党思路。民国九年（1920年）8月某日，陈独秀与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戴季陶、陈公培在此宅宣告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陈被推举为书记。他们共同起草了党纲。稍后，邵力子、陈望道、赵世炎、李达、周佛海、李启汉、沈雁冰（后以笔名“茅盾”行世）等人陆续加入，俄共党员杨明斋也加入进来。当今世界第一大政党，就是这样在上海的陈独秀家中成立的。稍后几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在此宅内成立起来。
必须说明的是，无论CPC（“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称）还是S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每次开会，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在场。
关于中共的建党日期和地点，早期中共要员张国焘和张申府都在回忆文章里写过。张国焘说，是年8月底，他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把与陈的谈话经过告诉了李大钊，“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成”。张申府则写到那一年的9月中旬，他去上海接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3rd Earl Russell，英国学者，1920年～1921年来华任北大客座教授）的情景：
就住在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里，这就是当时党部所在。……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
这比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共建党时间“1921年7月”早了差不多一周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陈独秀让张国焘与张崧年分别捎话给李大钊，嘱其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之后，两人又分别致函天津、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这才有了一年之后的中共“一大”在此宅附近的另一所石库门房子里的召开。
后来，随着陈独秀政治行情的暴跌，特别是共和国成立之后，人们耳熟能详的是：19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日，与会的湖南省代表毛泽东成了中共创始人，而之前一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只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上海组”或“中共上海发起组”。如今，中共党史专家已经把中共“一大”的准确日期考察清楚了，即并非1921年7月1日，而是该年的7月23日至31日，但权威教科书还是没把中共到底是何年由何人创立的问题说清楚。显然，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期说成建党日并不确切，恰如人们不能把1924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认定为该党的成立日一样，因为国民党早在十二年前的1912年即已宣告成立。
因陈独秀而笼罩在中共党史上空的迷雾实在太浓！
民国九年（1920年）的陈独秀头上还没有迷雾，这位导师像阳光一样暖热了许多热血青年的心，他在此不断接见前来的求教者。这其中，就有在北京时见过的李守常手下的湘籍青年毛泽东。当得知毛润之氏欲回湖南兴办文化书店却阮囊羞涩后，陈独秀甚至亲自为其在亚东图书馆作保借给他三百大洋！后来，在大西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就曾感慨过：就是在上海与陈独秀的一次长谈之后，他才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是啊，对这些如饥似渴地期待以真理果腹的客人们来说，十五分钟的时间怎么能够？
建党之后的陈独秀，成了职业革命家，他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了本党的机关刊。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新青年》休刊。次年在广州复刊时，主编已是瞿秋白，刊物内容也不再是为全社会所追捧的综合性杂志，而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陈独秀时代的《新青年》不复存在，但由此刊哺养大的一代“新青年”却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
《新青年》不朽！
2000年1月7日那天下午，我走出了这条藏着中共诞生地的毫不起眼的弄堂，但见大街上凄雨依然。
匆匆驶过的电车溅起肮脏的积水，竟让我想起久居上海滩的那位美国人鲍威尔描述过的20世纪20年代时的上海街景：
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汇聚到中国，帮助推动革命，附带着享用第三国际从俄国农夫和全世界工人阶级那里收集来的可观资金。那些政治权术家，在他们的祖国行动时，只是步行和坐公共汽车，但来到中国后很快发现，崭新的美国汽车是他们在华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国在上海的汽车代理商因此大赚了一票。美国共产党领袖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曾到上海一行，他对这种大肆挥霍的风气予以劝阻，在一次欢迎他的盛大宴会上，除了黑面包和白开水之外，他什么也没吃。他说，这都是俄国农民为了支持中国革命，忍饥挨饿积攒起来的钱，一分一厘来之不易。但是白劳德到达上海太迟了，一些俄国顾问专制、独裁的做法，已经招致许多国民党人的不满，双方关系日渐疏远。
我曾就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情形请教过白劳德，他愤慨地指责那些政治代理人：“他坐着轿车，到处兜风，出席宴会，而俄国和中国的农夫、工人却正在饿着肚子！”
想起这位大记者的描述，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是否出席了那个欢迎美国共产党领袖的宴会？他们是否会像那位白劳德先生一样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感到愤懑？说到底，他们知道苏联政府为中国如此耗费，到底是为了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