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北京复兴门西行，会不断遇上以“坟”为地名的地方，公主坟就是一例。逾公主坟再往西，有共和国最重要的陵园——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除毛、刘、周之外，共和国几乎所有重要人物的骨灰悉安放于此，甚至包括了建国前被蒋介石枪毙的中共下台领袖瞿秋白的遗骸。
但八宝山里没有李大钊的遗骸，中共第一烈士的墓穴在离八宝山不远处的万安公墓。
1998年9月24日下午，我第一次去看万安公墓。
那时，无论在北京地图上还是在海淀公路上，万安公墓都没有标志，是穿行在一片苹果园中的柏油路上时意外看到了“李大钊烈士陵园”的牌子，我才确信，此即安葬了众多名流的万安公墓。
资料告诉我，“党人案”二十位同案犯被处绞刑后，安国军政府还是给了首犯以特殊的礼遇。
官方事前对李大钊特预嘱买一上等棺木成殓。其余十九人则用中等。……闻李之棺木，价洋七十元，其余则四十元上下。……
法院将遗体送到宣武门外的长椿寺，由家属们认领、处理。数日后，亲友们为李大钊遗体改殡，并迁灵于邻院的浙寺停厝。
这一停，就是六年。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初，李夫人赵纫兰从故乡回到北平，求北京大学代办丧事。北大同事们义不容辞，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等十三位大钊先生的生前好友发起公葬，并各自捐款二十银圆，未参与发起公葬的梁漱溟和在外地的鲁迅等故交，每人捐了五十银圆。当政者对国共合作时的北方领袖也表示了悼念，当年与他同时被北洋政府通缉的现政府部长级人物也赶来参加公祭仪式，汪精卫派人送来一千银圆以志慰唁。北大故交和国民党人都不知道的是，表面上看，公葬仪式由民间慈善机构——河北互济会在操办，但实际上是中共地下组织——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北平市委在掌控。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既要对本党的第一先烈表示最大的敬意，更要借机向国民党当局宣泄无比的仇恨！
于是，4月23日清晨，赫然出现在北京闹市的那副巨大的挽联，才让许多人触目惊心：
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
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头一天下午在浙寺如期举行的公祭仪式尚波澜不惊，但送葬日越加入越多的人群则让当局感到了忧惧。跟在那具簇新的暗红色棺材后面的，不光有教师和学生，也有工人，甚至还有士兵！人们胸佩纸花，臂缠黑纱，默然无语，自发加入，而每到繁华路口，都有群众团体拦灵公祭。送葬队伍越来越长，到西单时，“马路上已有人满之患”。
送葬队伍行至西四时，忽然唱起了《国际歌》，而且，空中飘起了写着“打倒国民党”、“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等标语的纸钱。一时间，军警大骇，鸣枪示警并逮捕了四十多人。过后，驻北平的宪兵三团还追捕了数百人，罪名是“扰乱治安”。纷乱之后，大钊先生的灵柩还是安抵万安公墓，并与西山的落日一道下放进冥冥之中。
万安公墓原为私营墓地，1956年“公私合营”后才收为北京市民政局所有。这里虽不比八宝山尊贵，但四五千座墓中，可以一说的历史人物也颇不少，像民国的段祺瑞、韩复榘、马占山，像1954年自杀身亡的共和国副主席高岗，像著名的文艺家朱自清、王雪涛、刘继卣、王力、萧军等。但众多名流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李大钊了。军阀可以通过战争来建立大小政权，文艺家可以通过笔墨创作来陶冶人心，但谁能比得上思想家对社会的影响深远呢？
李大钊的归宿很好找，陵园入口处即有明显标志。从一方方规整得十分有序的坟地间的阔路上走进公墓深处，一座被松柏包围着的院落立即让我心头释然——石雕的李大钊就站在迎面的中央空地上。雕像前的“一串红”摆得很满，红花前一束黄花开得正盛，显然是有人刚献的。
我曾在北大校园里见过李大钊的雕塑，那一尊半身塑像很符合我想象的老成持重的模样。但这一尊立像，却令我暗惊，虽也是两撇大胡子左右横扫，但容颜却十分年轻！因年轻而富有了朝气，因朝气而具有了活力。这一个李大钊像真的一样！
是啊，他蒙难时还不满三十八岁，凭什么要把他刻画得那么老？
字典中的“老”字条下，有“老实”、“老成”、“老到”、“老练”等词条，也许，正是这些似乎都能体现李大钊之特点的词条让人每每忘了死者的真实年龄。
真实的李大钊到底什么样儿？我梳理着他的生平，觉得与其说这位以授课写作为业的导师是坐而论道的鸿儒，倒不如说他是一位轰轰烈烈的实干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中央公园发表过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过后又把演讲稿登上了《新青年》。从字数上看，该文不到两千字，若空口念，几分钟即完。但他不善言辞却是大家公认的，陈独秀、鲁迅等都在回忆文章里提到这一点，章士钊更直接说他“木讷”。可见大钊先生不是健谈的人，甚至还有点大智若愚的书呆子相（有林伯渠诗“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为凭），只不过为了“铁肩担道义”，他才一次次登高疾呼。
绕着沉默的烈士雕像走了一遍，我仰望着神色平静的先驱的脸，不由得心底隐痛起来。
雕像后，是李大钊与赵纫兰的墓，双冢并列，均称“同志”。
赵纫兰死于李大钊下葬后的三十几天，无疑是忧悒而死。她与本村富家子弟李大钊结婚时，丈夫还是个未发育的儿童哪！她跟着丈夫受了一辈子的苦：从当媳妇起即长时间独守空房，靠艰苦度日来供应丈夫在外地和外国上学；来京后也跟着担惊受怕，数次逃难，直至最后随之被捕。丈夫殉难后，她“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她死后的第二个月，即被中共河北省委追认为中共党员。所以，对她也称“同志”。
李大钊是忠贞之士，这不光表现在他对认定的主义决不动摇，还表现在他对自己的妻子也忠贞不贰。在近代的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里，如大钊先生这般对政治理想和个人生活都忠贞如一者，实在稀罕！
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这是后来在狱中的陈独秀对同案犯回忆起李大钊时说的话。陈先生夸得很由衷。说完这番话后，陈独秀颇羞愧地喟叹：
“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但是，北斗一样光芒照人的李大钊，怎么就总是不被苏俄人信任呢？
墓后，即墓碑，一方横卧着的黑色巨碑，泛着幽幽的光。金字碑文是邓小平先生题写的：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背面，是一篇宏文墓表，详尽介绍了烈士的生平。落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这是世界上仅有的以这个名义立的墓表吧？我大概地数了数，墓表长达两千多字，字写得很耐看，后来得知，这是书界名家杨萱庭所书。再后来又知道，之所以长文中没有出现关于“绞刑架上的演讲”等广为人知的文字，是因为早在1983年10月建李大钊烈士陵园时，中共中央已经调查清楚“最后的壮烈”之真伪，故未采信既定的说法。
碑后，是四株青松和四面翠竹。
再北，是一排新建的平房，灰瓦红檐，还原了北京四合院的风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题写的“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红匾悬于檐下，门两边挂着四块红底白字的铁牌，分别是北京市政府、民政部、共青团中央颁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巧的是，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陈列室的大门锁了。
我伏窗而望。
室内是四壁展览的图片和几方有题词的石屏，有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和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等领导人的题词。在活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领导人中，只有邓颖超与彭真二位见过李大钊——学生时代的邓颖超是天津学界女杰，曾与同窗兼同志周恩来等一道在天津的“觉悟社”面聆过大钊先生的教诲；而青年时的彭真曾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工作过。
除了四壁的题词外，正中地上的一块旧石碑让人瞩目。我睁大眼睛，仔细瞅着，看清墓碑上首刻着一颗红星和黑色的镰刀斧头图案，碑中央镌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落款是“北平市各革命团体”。
这一定是那块随大钊先生的灵柩一起下葬的石碑。
公葬那天，灵柩抵达这里后，有人用骡车载来一块以棉被包着的墓碑，正面如我所见，背面有一通情绪激昂的碑文。为避免招来当局的毁坏，众人将此碑与棺木同时下了葬。不料，迟至共产党人坐定天下后的二十多年，这块碑还是未被刨出并堂而皇之地立起。原因何在？那位看过绞死李大钊的刑具的离休干部赵先生告诉我，只是因为挖出来会对后来的党史叙述添麻烦，所以才一直深埋地下。我听得似是而非。
其实最早的墓碑也不是这一块，而是烈士生前同事刘半农教授撰写的，碑上只有死者的名讳与生卒年月。本来碑后要刻铭文的，因张作霖的长子、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正是驻节北平的第一把手，所以碑文才未敢采用。
后来，我查到了《教我如何不想他》词作者刘先生撰写的碑文：
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城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以同游六十余名，而令何丰林（时任安国军政府军事部长、“党人案”之军法会审审判长——笔者注）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
呜呼伤哉！怀着凄怆的心情，我走出这座陵园，沿墙西拐，去找烈士原先的墓穴。
紧傍砖墙，两块小石碑竖在地上，上面标着：
此处为李大钊烈士1933年4月23日公葬地址原貌，灵柩于1983年3月18日移葬于李大钊烈士陵园。
在万安公墓的四五千座墓中，李大钊夫妇的原墓地并不特别显赫，水泥方圹，寻常旧墓。附近是与他同时罹难的邓文辉、路友于两座烈士墓。
李大钊墓也曾遭劫，不过，并不是北洋丘八，也不是“国军”士兵，而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红卫兵所为！万安公墓被破了“四旧”，李大钊夫妇的墓碑也未能幸免。那个年代，从李大钊的《狱中自述》里找出点乞降的嫌疑不是太费力的事儿。瞿秋白不就因遗书《多余的话》而被掘了在八宝山的墓吗？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二年，李星华女士来此祭祀父母，看到的还是一片横七竖八的残碑呢！
李大钊谢世之后，与之有关系的几位在华的苏联使者悉数被调回苏联接受批判，后来多数遭难。
李大钊谢世七个月后，越飞先生在莫斯科被宣布死亡。据他当年与托洛茨基在国外共同编辑过的《真理报》称，他系在医院中“自杀身亡”。
首任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回国后，即遭到批判，后曾出任驻土耳其大使，但在李大钊诀别人世整十年后，还是被斯大林下令枪决了。
来华建立中共的“吴廷康”维经斯基，回国后倒是保住了性命，只被罢黜了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从一个在远东大都市“发踪指示”的头号钦差，速降为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任，后调往教育部门工作，直至1953年逝世，不知是否正常死亡，斯大林也是这一年命丧黄泉的。
与维经斯基轮流坐镇中共中央的荷兰人马林，也是在1927年夏季不得不返回“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但却因同情托洛茨基而被斯大林所不容，遂自行脱离苏共，返回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参加抵抗运动而死于纳粹德国之手。
对了，还有那位最早认识李大钊的俄籍汉学家伯烈伟教授，此人似乎人品有点问题，后来卷了一笔钱跑到美国专心做学问去了。
鲍罗廷夫妇的结局该好好说说。
李大钊殉难后的第四天，即5月2日，鲍妻和三位同案犯（苏共信使）就被从张宗昌驻节的济南解往北京。7月12日，京师高等审判厅审理此案，那位亲睹过李大钊等人被处决过程的法官何隽，正是主审此案的刑事庭庭长！何庭长竟然援引张作霖日前对政治犯颁布的大赦令，当庭下令将四人释放，之后，便挂职而遁。两天后，张作霖才闻报此事，勃然大怒，下令将鲍妻等俄人重新捉拿归案！但遍寻京城，已不见其踪影。一气之下，张大帅把老资格的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沈家彝免职，并全城搜捕不知所终的何隽。时有《顺天时报》披露，何某曾获俄人二十万元巨款之贿。近年解密的苏联档案，也提到曾以重金活动法官以使鲍妻等人获释，但具体钱数未提。何氏流亡百余日后才返回家乡，在山中藏匿多日，至张作霖死难后，才敢返回京城，与被羁押一年余的家眷相聚。
鲍罗廷本人在这个血腥的暮春初夏时节结束了在华的特殊使命。他先是被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头号“共党首要”所通缉，后被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辞退劝归。忠于党的事业的鲍氏颇不甘心，经郑州时还鼓动冯玉祥应用兵武汉，不过冯氏却将他礼送出河南，后送其经陕甘、蒙古返回苏联。因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失败，鲍氏成了众多替罪羊中比较大的一只。他先被分配到苏联新闻出版部门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后终没逃脱被斯大林惦记着的厄运，1951年死于苏联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