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强冷空气，把壅塞于京城上空多日的阴霾荡涤得无影无踪，1999年11月14日，就成了一个晴得让人发晕的日子。午后，我和朋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约齐，去天安门广场西边找一段灰色的高墙。《北京党史》编辑部的陆兵先生告诉过我：几年前，他曾骑自行车来找过北洋时代的京师看守所的遗址，但只有一截灰色的高墙尚存于世了。
我们想寻李大钊先生的殉难地。
李大钊这个名字，我从小就听得很熟了：他是20世纪初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思想先驱，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人，1927年被把持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绞死，年仅三十八岁。
在李大钊殉难后的第二十二个春天，曾经在他手下做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与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领袖周恩来等意气风发地入主北京城。途中，毛泽东曾对身边人说：三十年前我就来过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李大钊，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坐定古都后，接收旧警察局所辖的功德林监狱的干部无意中得知，狱中所存放的一台体量庞大的机器，竟是原北洋政府时留下来的绞刑架！一位旧狱警报告说：据说被执行人中，就有“贵党李大钊先生”。于是，层层上报后，这部杀人机器便被搬进故宫午门下的一间平房里，供新中国各单位组织人员前往参观。我认识的一位住在景山后的恭俭胡同的赵姓离休干部，就曾随所在部队参观过。老人回忆说：那个绞刑架听说是袁世凯当大总统时从德国进口的，个头很大，机械很复杂，像一部小汽车似的，上面还有一块块暗红色的痕迹。我听得心惊肉跳，想去中国革命博物馆一睹那座杀人机器的欲望一点儿也没有了——据说那是“革命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件文物，馆藏文物编号为001。
大会堂西街迤西，是一排排相似的灰瓦灰砖的平房。北部是一道一直延伸到长安街的长长的大墙——平房是皇城根儿百姓们的拥挤住宅群，而大墙内则是北京诸多不便标明其单位名称的禁地。深秋的寒风一把一把地捋着街树的叶子，萧瑟中我记起了这条街的旧名——刑部街。
清时，这条街上有大理寺、都察院和刑部，是国家最高司法机构一条街。朝廷更迭后，新主人大多一边大骂前朝统治者浑蛋，一边恬然享用人家的物质遗产甚至精神遗产。所以，中华民国的京师警察厅、法院和看守所继续借用君权王朝的外壳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只是，那一堵仅存的灰色大墙在哪里呢？
我想，这堵残存的大墙，应该是专制、禁锢、残暴、昏庸和没落的具体体现。我只想找到它，踹它两脚。
冷风中，目光也冷。我们走进最南端的西交民巷，开始了冷冷的审视。
西交民巷与东交民巷遥遥相对，那边是使馆街，这边是金融街。早年的大清银行、金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都在这条巷子里，如同现在的西二环路。
寂寂小街上，有个小小的邮政所是老房子，不大的门脸儿是用铝合金与深蓝玻璃新装修的，但门楣上方的三个模糊了的凿痕，还是让我辨出了繁体的“邮电所”几个字。北洋时代的旧址，似乎仅此一处了。
回到大会堂西街，我不死心，又朝北边的高碑胡同深处走去。
高碑胡同已是一片狼藉。不断有搬家公司的民工在搬迁户的监督下，从陋巷窄院里抬出冰箱、彩电和家具塞进泊在街口的小卡车上，而众多的拾荒者则在兴奋地东奔西走，每一处搬空了的房子都成了他们的天堂。
墙上的一纸布告告诉了我谜底：
北京市房屋拆迁公告
西房拆告字（99）第117号
根据《房屋拆迁许可证》西拆迁字（99）第117号规定，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在西城区（县）东起人民大会堂西侧路，西至兵部洼胡同，北起东绒线胡同，南至高碑胡同（在图内的）地区的范围内，进行国家大剧院工程建设，需对上述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进行拆迁。本地区拆迁价格为每平方米6500元。
被拆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的需要，在（19）99年11月6日至（19）99年11月30日内完成搬迁。
特此通告。
西城区房屋土地管理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
屈指一数，从布告张贴的第二天起，这么多的原居民必须于二十四天内全部迁走！迁到哪去？来得及购买或租借新宅吗？“无乃太匆忙！”我不由地吟了一句老杜的诗。
原来，把世代居住于这皇城根儿的人家全部迁走，只为建一座国家大剧院。也就是说，这里要传出最为动听的人声与乐声了。或急切或舒缓的旋律，会讲述好多年前的一个让人悚然的故事吗？
民国十六年（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年。这一年春，蒋介石麾下的北伐革命军攻入大上海后，“十里洋场”很快就成了处决“共党”的刑场，自4月12日那天起，上海滩到处陈列着身首异处的共产党人的尸骸。就在“四一二”惨案发生后十六天，就在我现在待着的这个地方，甚至也是这样一个日头偏西的时候，也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集体处决事件——“过激党领袖”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张作霖的军政府特别法庭执行了绞刑。在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天平上，北方折断的这颗头颅，抵得上南方多少牺牲者的重量？
“要奋斗”，为什么一定“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在中国为什么是“经常发生的”？毛泽东所总结的中国现代历史现象何以会出现？
沐着世纪末的夕晖，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之地，我默默地想着这些好沉好重又好难找到头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