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后，按说杨度可以公开身份转入“地上”了，可他并没受到民国新贵们的礼遇——也许蒋中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本党已故总理生前亲自“发展”过的“同志”，但也有可能人家是明知故“忘”，不愿让已经乱七八糟的本党与口碑更差的杨度搅在一起。反正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张后，有功之臣杨度反倒被冷落。这个声名狼藉的保皇派头领，这个纵横于各军阀豪门间的北洋遗老，只得黯然致信友人，惨兮兮地称：
此后生涯正无住着，意在赴沪鬻文。
志在做泱泱大国首辅的政治家，一下子沦落为在上海滩以卖字画维生的手艺人。白云苍狗，世事无常。
在老友章士钊的介绍下，杨度成了名声更差的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挂名秘书。章氏也一样，从北洋时代的总长级大人物，成了“海上闻人”杜氏的法律顾问。
杨度逐渐淡出公众视线。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27日，人们在静安寺里见到了他和他写的挽联，那一天，是上海为在北平过世的梁启超举行公祭的日子，身为故人曾经的至交，他不能不到场。
照例，挽联又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而且，还是杨氏风格，既悼故交，亦怜自己：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天晓得，这位坐在专用黄包车上招摇过市的“杜公馆”的座上客，此时，竟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还是共产党最核心的秘密机关——特科的谍报人员！要知道，那个时候，正是转入“地下”的共产党被国民党当局追杀得血流成河的极为惨烈的年代！
更匪夷所思的是，杨度的真实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隐瞒下来，不光国民党当政时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产党坐定天下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没被公开认可，一直拖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亲历者似是不经意地披露出来！
谜底是这样披露给世人的——
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恩来。文中有这样一段：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认为总理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做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这篇《难忘的记忆》，除了让人们加深了对已故总理的缅怀之外，还意外地让蒙受了大半生屈辱的杨度的子女们泪流满面，更让天下知杨度其人者目瞪口呆。
这个注定遗臭万年的人物，竟是周恩来先生亲自批准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就从章士钊老人那儿听说，伟大领袖亲口说过，杨度是中共党员。但“最高指示”为何不公开？章老伯也无从知晓。现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终于确认了其真实身份，怎能不令其后人感慨万分？
杨度的真实身份，其入党介绍人和直接联系人潘汉年当然更清楚。只不过，当年的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小开”（“小开”乃1949年前使用的沪上旧语，用来称呼游手好闲的富家公子，党内对风流潇洒的潘汉年即以此谑称），解放后几乎一直被关在监狱里，成为莫须有的“内奸”，沉冤二十七年里自己性命难保，哪还有机会替一个过世并过时的“坏人”鸣冤？
另一位知情人夏衍，也是解放后党内残酷斗争中的受难者，虽长期为部级高干，但何敢主动供认与臭名昭著的杨度相识？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风雨初霁时，夏公才敢公开回忆故人——尽管他缅怀的是五年前冤死的潘汉年，但也捎带着提及早逝了半个多世纪的杨度。
在1982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有夏衍怀念刚刚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的潘汉年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一九三一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原注）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笔者注），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了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安南即越南的旧称，时为法国殖民地，上海法租界的巡警多为安南籍——笔者注）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晳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
夏衍的确该大吃一惊，他万万想不到，当年的帝制祸首、军阀政府的座上宾，上海滩无人不畏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清客，竟然是本党同志！呒得了哇！
夏衍说的建国中路上的这座建筑，就是差点与我擦肩而过的“杨度故居”。
原法租界薛华立路一五五号，现在是座普通的居民弄堂。2000年1月8日中午时分，我在弄堂口驻足，从建国中路公交车站等车的“阿拉”们身后，绕过一个正在起劲叫卖着平板车上的橘子的游贩，径直走进弄堂。
这大概就是上海人说的那种民国时代的新式花园里弄房：住宅不再是临街的石库门房，不再以高墙自绝于闹市，而是以一条挺宽的弄堂串起一排排统一模式的红砖楼，而这些红砖楼又都是不大的宅门和不高的围墙，不同的只是各家门前种植的一点花草各显缤纷。上海的弄堂亦即北京的胡同，但同样是住宅，开放式的洋楼与闭塞着的四合院所体现出来的居民的精神内涵却十分不同。20世纪前期的“海派”与“京派”之争，输赢其实早在各自的民宅建筑取向上即显现出来了。
弄堂内的第三排小楼，门牌13号，东、北两面墙上各挂一块牌子，东墙乃于楼门一侧挂着一方木牌：建中居委会；北墙上嵌一小块石牌，让我顿感释然：
1929年～1931年
杨度曾在此居住
住过神秘人物的老房子很是不好看，杂乱的电线与晾衣绳把我的视线割扯得乱七八糟！更为有意思的是，二、三楼的每个窗台上几乎都悬着长长短短的拖把。若时光倒退七十年，这些窗口外的“装饰”也许就是房主人示警的信号，但现在，却只是上海人精明持家的小小佐证。
我走进楼里。
黑洞洞的楼内深不可测，定定睛，看清正面是楼梯，身边是几堆蒙尘的杂物。在把旧时豪宅糟践得一塌糊涂方面，“海派”与“京派”是一派的。
左侧有一扇虚掩着的门，很厚很大的那种老式木门。
叩门。里面传出难得和蔼的邀请：请进。
从黑暗中一下子被请到阳光灿烂的屋里，眼睛与心理都难免有所不适。
屋里只有一位中年女子，正在填《卢湾区计划生育一户一卡登记册》。问清我的来访动机后，她十分热情地介绍了该楼的情况：现有四家人住在二楼和三楼上，一楼这间是居委会的办公室。上面是住家，不好打扰的，而且这么多年，解放前的东西早都没有了。“倒是这间，”她有些自得地环顾了一圈儿，“你看，这门窗、地板、壁炉，都是原来的，从来没动过的。”
果然，当年的杨度先生的会客厅保存完好，别致的椭圆形窗户、华贵的天花板饰线、坚实的木板、漂亮的靛蓝色瓷砖，均安然若故。若不是桌台上的一尊“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标准半身瓷像和墙上挂着的那几面“二级居委会”、“卢湾区先进单位”等锦旗和标志牌，我怕真要陷进七十年前了。
“那个壁炉是蛮好看的！”居委会女干部直夸。是的，西墙里的那个被蓝瓷砖嵌着的壁炉真的很好看。我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很光滑，也很凉。
这壁炉里的火已经熄了多少年了。
这儿是杨度的最后住所。
这本是杜月笙的一处闲房，只因位于法租界内，比较安定，所以，杜氏就赠给了杨度居住。
现在人们知道的杜月笙，是个“大流氓”，因为他是上海帮会的头子，更是帮助过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起因，就是杜氏的打手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发生了冲突，国民革命军借口平息工人内讧而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杜月笙一直因此血案而对共产党心有余悸，以致在风雨飘摇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虽有中共地下党捎话让他留在上海滩等待“解放”，他却毫不犹豫地去了香港，在最后一位夫人、京剧名角儿孟小冬的陪伴下，当寓公至死。
你看，这样一个坏人，在杨度的笔下，反倒是“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的“古之游侠”！不排除杨度收人钱财黑白颠倒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认传主或有宋江遗风。杜氏虽始终身在民间，但也有政治头脑，而且门下罗致各方名士。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请他出任民间抗敌团体的领袖，看上的就是他的社会号召力。杜月笙除为杨度提供了这套阔绰的住房外，另每月致送薪金六百元供其花销。杨度就是靠这笔钱再加上点卖字画的润笔过活的。
不过，北洋时代，他是国家政权的公职要员，现在是黑道老大的私人秘书，民国初年的“旷代逸才”，沦落到不得不吃嗟来之食的地步了！杨度像被逐出宫的老贵妇，为了生存，不得不嫁了个乡间土财主为妾。
但当你知道已是中共“特科”成员的杨度，是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自己的政治集团秘密工作时，你就不觉得他屈尊为杜氏“门客”有什么不合适了。
而且杨度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一定还像从前一样从容不迫地活着。他不需要自己于天黑时拉上亭子间的窗帘儿开始秘密拍发电报，也不会像别的谍报人员那样虎口夺食一般地偷走党国军政机关的绝密文件。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他依然是名士，依然呷浓茶，吐烟圈，搓麻将。名士们的私生活每每是现代人所不能理解的。有杜月笙这棵民间大树的荫护，所以，待在这间屋里做“地工”的杨度，只需在与故交新朋聊天时猎取无价的情报，然后，再用一些匪夷所思的特殊手法把情报转给潘汉年、陈赓等人，就算完事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夕数惊、不断转移的时候，在中共“特科”其他人员暗举短枪与国民党特工殊死拼杀的时候，杨度一直在自己习惯的优雅生活气氛中，玩儿，并工作着。
到现在也没人给我们讲杨度究竟给共产党提供过什么重要情报。随着陈赓、康生、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一个个主持或参与过当年中共“特科”人士的相继过世，晚年的杨度对中共的真正贡献已经无从知晓。
现在想来，一个过时的北洋大佬，一个困在青帮老大家中的清客，自身绝无机会接触权力中枢了，而且，其故交不是在大都市里做寓公，就是在生意场上捞银子，也无什么利用价值了。那么，精明的中共二号人物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军委书记，仅排名于总书记向忠发之后）批准臭名昭著的杨度加入本党，到底有多大意义呢？
周恩来看重的一定是杨度的名士身份，因为只有这种身份，才适合出面掩护和搭救被捕的本党同志！
是的，从来没改过自己生活方式的杨度，利用房主的令人敬畏的社会地位和此宅的地利之便，把这里变成了上海滩上中共中央一处可靠的避风塘。“特科”成员前来送转情报；被追得无路可逃的同志还曾匿身此宅，令气喘吁吁赶来的安南巡捕悻悻而归。
现在已经破落了的这幢民宅小楼，真该辟为20世纪30年代的“地下工作博物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