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不少人知道杨度与老袁的特殊关系。
袁世凯对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老袁用人，不问籍贯与家世，真正的五湖四海唯才是用。当年，正是袁世凯联手张之洞保荐，杨度才一跃而为朝廷命官。不料，仅过了一年，风云突变，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过世，主持国政的监国摄政王载沣极想用老袁的头来祭哥哥载湉（光绪帝的名字）——他总怀疑“戊戌变法”时是老袁告的密，才让哥哥倒了大霉。幸好于最后时刻，在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劝说下，这位少年摄政王犹豫了，才将原定的“交法部拿办”改为“开缺回籍养疴”，即撤掉袁的一切职务令其滚回老家去。
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凯，仓促带着两房姨太太与仆人们惨淡登上南下的火车。随行的还有步军统领衙门派来负责其安全的军官袁得亮。没有满月台的“红顶子”来为这位曾位极人臣的河南矮胖子送行——满官场都以为此人将回到故土了却残生，众多军政界故旧门生即使想来道别也因避嫌而不敢。世态炎凉，令老袁伤感不已。
不料，汽笛骤响时，蒸气弥漫处，却有两位内阁高官公然不避人耳目赶到月台话别，一位是学部左侍郎严修，一位即统计局局长杨度。老袁感动得落了泪，慨言：“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副部长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局长则回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创办《青鹤》杂志而著称的陈灨一在其《新语林》书中的一段记录。
官场上，鲜有如此不避嫌的从政者。
回到安阳后的袁世凯，自然成了臭狗屎，谁都怕粘上恶味。但偏偏在国运危难的极敏感的时期，中央政府的局级主官杨度却去了袁氏的洹上村。
在袁宫保的家里，杨度正好遇到了袁之老友兼旧部阮忠枢。阮氏带来了总理大臣奕劻的亲笔信。七十五岁的老臣奕劻一再向摄政王载沣请辞而不得，只得以私谊恳请袁氏出面挽救危局。因原湖广总督瑞澂已被撤职，正在前线戴罪立功，故清廷匆匆将袁世凯任命为湖广总督，令其指挥“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但对南下平叛的“水陆各军”却只授其“会同调遣”的权力。
谁都能看出来，朝廷对起用老袁疑虑重重——该省新军已成了叛军，全省巡防营和绿营哪够老袁指挥的？而中央军队，无论其旧部冯国璋统率的北洋陆军，还是萨镇冰统率的水师，他只有当副手的份儿，这明摆着是不信任嘛！
杨度力劝老袁不要应命，以观事态发展。老袁深思熟虑了一番后，果真复电清廷：
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
病成这样，哪能出门工作呢？所以，谢谢啦！
载沣明知老袁耍花样要权，却一筹莫展，只好把前线指挥权全部交给老袁；在政府军攻克汉口后，又授其内阁总理大臣之职，将其调回京城，主持全局。当然，那会儿，杨度早回京城上班去了。
老袁重组的内阁里，杨度成了学部副大臣。副大臣，即新政前的各部侍郎，是正二品的高官。非常时期，对人才的提拔也非常迅速。杨度从一个无“品”之人，以花钱买五品候选郎中开始起跑，一步正四品行走，再即正二品副大臣，整个一“三级跳”，“噌噌噌”几步，就跃为国家重臣了。
不过，杨度对副部长的高位并未看中，他与汪精卫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国事共济会”，即为北南双方说和。他忙那件事去了。
也幸赖他的介入，南北双方互相瞄准着的炮口才提前低垂下来。辛亥年（1911年）12月9日，他得到时任南方独立各省代行大元帅职务的黄兴的回电，电称：只要袁氏促成清廷逊位，即可举袁为民国大总统。只不过，当时还没想好今后的国家元首是什么名义，黄兴说的是“大统领”：
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袁氏闻此言后，马上加派杨度为南北议和代表，并鼓足干劲，施尽招数，促成了清王朝的垮台。
杨度有功于老袁，固自不待言；然更有功于国家，此亦不争之事实。
杨度忠心于老袁，既有钦敬其“经济”手段高明的原因，更有借袁氏成就自己为“帝师”的夙愿的因素。晚清时期，他选中要辅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凯。
袁世凯如愿成为民国大总统，醉心于“帝王学”的杨度自然兴奋不已。不过，老袁乃公认的治世之能臣，布局之高手，知道哪颗棋子儿应该下在哪个位置。他并未如杨度所愿将内阁总理的位置留给年轻的杨晳子，而是派人到青岛请回了前清军机处的同僚徐世昌为宰辅。无奈，嘴上无毛的杨度只好悻悻地和一把胡子的徐世昌换了位，跑到青岛做寓公去了——在男子以蓄须为时尚的中国上流社会，杨度一生不留胡子，也是其特立独行的一小佐证也。
那时的青岛，乃德意志帝国的远东租借地，非中国政府所能管辖。民国既立，逊清的末代恭亲王溥伟，前军机大臣那桐、徐世昌和一大批总督、巡抚、大臣们，便纷纷成了胶澳租界的寓公。在众多寓公里，杨度既不算大官亦不算富翁，但毕竟也有过自己的房产。只是，前些年，青岛市痛痛快快地用一座又一座大杀风景的高楼大厦取代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德式洋房，现在剩下的寥寥几幢“原装楼”，哪有属于他杨度的寸砖片瓦！
不过，虽不是前朝重臣，但杨度的才干还是赢得了那个时代几位想改天换地的人的共同尊重——这边，袁世凯拿他当心腹；那边，孙文、黄兴引他为知交。民国元年（1912年）夏秋，袁世凯邀请国民党两大领袖孙文、黄兴相继入京会晤，杨度即因与双方均有密切关系而应邀从青岛赶回北京。
尽管国民党已是国内第一大党，但面对人家的邀请，杨度却很不客气地拒绝了，而且，拒绝的原因很难听。他告诉黄兴：贵党只有“取消政党内阁之议”，“度方有可效力之处”。他反对由某一党派操纵内阁，哪怕其党魁是自己的同乡好友。正努力谋求组阁的国民党人闻此恶言，对他恨之入骨。难怪早就有湖南人宣判其为“汉奸”了，不是孙文专电湖南都督谭延闿，令其保护杨度之家属与财产，杨氏一家没准儿早就灰飞烟灭了！
不过，重返京城的杨度，这一次，还是没被安排到他满意的位子上。此时，他看不上眼的梁士诒已经是总统府秘书长，因事事要先经过梁某，他被人叫成了“二总统”。梁启超也已经回国，内定要当财政总长。而杨度是内定的交通总长。交通部是北洋政府权力与实惠很大的一个部门，管着全国的路、电、邮、航，正可由杨氏实践他的“金铁主义”。不想老袁不愿让“不是自己人”的梁启超把握财政大权（时梁为中国进步党领袖），想来想去，只给了梁氏一个司法总长的位子。财长一时无合适人选，便嘱总理熊希龄自兼。如此一来，总理多坐了个总长的位子，大家就要挨个儿往后挪。结果，交通总长的交椅让老资格的周自齐坐去了。老袁又授意让杨度当教育总长。哪想到杨度竟嫌清水衙门有职无权，嘴唇一撇，对熊希龄说了句“本人帮忙不帮闲”，便拂袖而去。
“二次革命”被弹压后，国民党成了叛乱团体，被大总统下令取缔。国会第一大党的取缔，直接导致国会瘫痪。老袁便另组“政治会议”以过渡。由是，机会之光又在杨度眼前闪了一下——老袁曾有意让杨度担任议长。但掂量来掂量去，最后还是把头把交椅送给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去坐了——老袁更需要旧势力的支持。杨度为总统府特派的八议员之一。五个月后，参政院成立，政治会议撤销，杨度又被老袁指定为参政院参政。
其间，虽未做成大官，他却甘心做了一回小官——“督办汉口建筑商场事宜”，此官隶属农商部，临时官差，只半年，实在有些委屈他了。兴许这与其“工商立国”的理想有关，他欣然南下。
这一年，他还做成了两件好事，似应单独说一说。
一是与主持湖南明德学堂的胡元倓等人代表湖南“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会签订了一项协议，促成了后来著名的湘雅医院的诞生；一是终于说动恩师王闿运离湘抵京出任国史馆馆长，半年后王夫子离职回籍，他则以副馆长“护理”（代理）馆长。
至民国四年（1915年），被七嘴八舌的议会政治弄得很郁闷的袁世凯，不觉动了变更国体的邪念。“变更国体”是“恢复帝制”的客气说法。是年元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在小汤山宴请梁启超，杨度乃唯一作陪的人。席间，小袁大说共和制的缺点，隐隐表示出变更国体的意思。梁启超当场表示反对，并于此宴后离职回了天津，直到袁死后才重返北京。而在场的杨度却一下子摸准了袁氏父子的脉。
眼看着国事纷乱，“共和”失和，更不知伊于胡底，笃信君主立宪的杨度正着急呢，为“帝师”的使命感再一次把他发动起来了！开春，他即动笔写就日后成为帝制派纲领性文件的《君宪救国论》，只是惮于机会不成熟，没敢拿出来发表。当年8月，机会来了，他从《亚细亚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上看出端倪。该文作者为大总统的美国籍宪法顾问古德诺，题目是《共和与君主论》，作者洋洋洒洒写了一通共和制与君主制的优劣，之后，明明白白地下了结论：
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不是老袁授意，一个外聘的洋策士敢公开这样说？
当年同在王闿运门下就读的夏寿田同学，时任大总统“内史”（秘书）。据说，夏告诉他，应该联络几个人讨论国体问题，即中国是否继续走共和道路的大问题。
于是，在夏的陪同下，杨度到中南海觐见了大总统。
寒暄过后，他请示说，想组织一个专门机关以“研究国体问题”。
不料，此提议却遭到大总统的制止：“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
这一下，杨度更有数了。领导说“不可”的原因，并不是这事根本做不得，而是怕外人怀疑是其授意！于是，他便放胆回答：
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
呵呵，老袁还顾虑什么？只说了句“你可与少侯等谈谈”后，便扯别的去了。
老袁说的少侯，即著名的革命党人孙毓筠，少侯是其字，和杨度一样，孙氏也是参政院参政。杨度找了他，还找了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三位在京的著名革命党人，更拉来了名重海内外的总统府高级顾问严复老先生。杨度将这几位有影响的人士拉在一起，一番筹划后，在石驸马大街（今宣武门内新文化街）的前清郡王府门外，赫然挂上了“筹安会事务所”的牌子。杨度自任理事长，恢复帝制后欲当首辅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筹安会的理事们很快写出一批鼓吹帝制的文章发布于报章，其中最有分量的，即杨度前些日子写好的那篇《君宪救国论》。
以杨度之睿智，何以认定“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的死理？原来，他认为：
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
正是由于国民的政治素质太差，所以，才有了民国成立以来混乱的政治局面。如欲强国富国，只能拥戴一个英明的君主和制定一部完备的宪法（君宪）。他确信自己的“君宪”主张才是挽救中国之命运的唯一路径，所以，对别人的抉择，他统统不屑一顾。
老袁读到杨氏“雄文”后，如被挠到最痒处，颇为快意，便亲赐“旷代逸才”匾额给杨度——啧啧！这可是天大的荣誉！前清时，皇上或太后赐字给臣下，都是被赐墨者自己花钱去做匾，这回，大总统把写字与做匾两件事都包办了，可见“眷宠”之隆。
大总统给杨理事长赐匾一事，极明确地指出了各地官吏的前进方向。本来各地都是反对之声，甚至有人公开建议应“将杨度等一干祸国贼明正典刑，以正国是”。“明正典刑”即现今的“依法判处死刑”，属最严厉的处罚。梁启超在天津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长文，公开批驳杨度的理论，刊登和转载梁氏雄文的报纸也曾洛阳纸贵。但老袁奖给杨度的一块木牌子，迅速改变了大小官吏的最初判断——开始，他们都以为是京城里几个有学问的闲人吃饱了撑的要研究学术问题呢！于是乎，风向为之一变，官员纷纷表态：君宪胜于共和，国体理应变更！
悲夫！只保一己之尊荣，不计国家之前途！
很快，京城大街上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请求变更国体的请愿团。除公职人员外，社会各行各业均有团队登场，甚至连拉洋车的、要饭的，都“自发”地组成“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到新华门前递交请愿书。不过，过后人们看出，所有的请愿书的内容甚至文笔竟大致相同，都与石驸马大街那帮“筹安会”的理事们有关！
闹剧越演越大。陆军上将段芝贵跟着发起了在京军警表态的行动。会场上备有两个签名簿，赞成共和者与赞成君宪者，各在本本儿上签名。众目睽睽，谁敢表达真实心愿？如此一来，众多军警高官把那本“赞成君宪者”的签名簿填得满满的，而那本“赞成共和者”则冷落一旁，无一人签名。
稍后，各地又套用此不要脸的办法举行“民意代表”投票，本省军政第一、二把手亲为监票人，各民意代表领得选票后，只需在印有“君主立宪”的票上写“赞成”或“反对”，并将此票投于箱中，便可领几百元的车马费尽兴而归。
12月11日上午，代行立法院职权的参政院开会，统计并公布各地“民意代表”的选票，谓之“总开票”，并就变更国体投票。
秘书长林长民（著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之堂兄，林徽因之父）报告：各省国民代表大会人数为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成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票，无一反对票，无一作废票！
杨度和孙毓筠当场提议：本院应以国民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众人立即附和。
林秘书长便掏出业已准备好的《推戴书》朗读起来。随后，参政员们全体起立，一致通过。
万事大吉！全场欢呼！
历史闹剧在上演过程中，演员们被设定好的情节紧锣密鼓催着，不管情愿不情愿，往往陷入角色的幻觉中。过后看来足以笑掉下巴的丑陋表演，当时却是满台子的庄重。历来如此。如此，如此！
如此这般，袁氏当皇帝，算是“顺应民心”了。第二天，即12月12日，老袁即宣布接受全国“民意”；第三天，在中南海居仁堂里接受了“百官朝贺”。翌年1月1日，“中华民国”居然在袁世凯与杨度的内外运作下，成了“中华帝国”！
据说，这一次，杨度坚信自己会是新帝国的首任宰相，甚至托人在法兰西国定制了一套华贵的大礼服！
不过，颇会用人的老袁还是没让他过一把当相国的瘾，而是把国务卿的位置先后给了“老人”陆徵祥、徐世昌和段祺瑞，而且，袁皇帝甚至也没给杨度在朝廷里预留任何实职，只是给了他一顶至高无上的荣誉——文宪公。
袁氏是按传统的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为臣下封授爵位的，加上死去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在内，一共九人封“公”。年方四十岁的杨度是最年少的一位，其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低——“子爵”，还是“二等”；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与冯玉祥，起初连爵位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才被先后补授了个“三等男”。
“圣上”口惠而实不至的安排，令自命于帝制有大功的杨度郁闷不堪。那套挂在巴黎某个角落大衣柜里的大礼服也就始终没运回来。
其实老袁比他更郁闷百倍——云南护国军的讨伐声越来越近，北洋军旧部竟也纷纷加入了反叛行动，再加上东交民巷拒绝承认新帝国，老袁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只得匆匆宣布取消帝制。
难辞其咎的杨度，何去何从，一时惹人注目。社会上有了杨度已逃窜出京欲经天津远渡美国的传言——彼国不是有力挺老袁称帝的古德诺嘛！
就在此时，《京津泰晤士报》发表了杨氏访谈记，这位国人皆曰可杀的怪杰，安坐家中，侃侃而谈：
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后来即使到了天津，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也是不变的政治态度：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失败了的国士却不肯变更自己的信念。中国的政治家，趋炎附势翻云覆雨者太多！难能可贵的，是信守政治贞操并一直为之清苦奋斗的人。
到此时，他还坚信他的“杨度理论”：日本不就是君宪制嘛！德国、英国不也是皇帝领导下的责任内阁制嘛！他们能靠此富强起来而为什么我中华就不能效仿之？至于为何帝制中止，杨度认为，这并非“君宪”经卷出了问题，而是君主把这部经念走样了。后来，他赴“公府”吊唁袁世凯时送上的那副广为传诵的挽联，即直白表露了他的这种心境。
“杨氏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恐一时说不清楚，但这种舍我其谁肯为国家负责的国士精神，却值得后人钦敬。
就在报纸刊发了“杨度宣言”一个月之后，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诅咒声中命归黄泉。
据袁氏第七子袁克齐回忆，父亲临咽气前，曾大呼“上当”，而且还特意嘱咐他大哥袁克定说：“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
还有人传言，说老袁临咽气前，恨恨地说了句“杨度误我！”之后，就一命呜呼了。
瞧瞧，明明是你老袁想当皇帝，最后板子却打在了帮忙的人身上！
杨度真是百口莫辩。
老袁过世的第二天，不肯认输的“旷代逸才”赶赴中南海吊唁，留下了那副令人击节的挽联。从不俗的词句和墨迹上，人们看到了他的才情，也看出了他的固执。
挽联曰：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