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讲：“才人不遇，古今同慨。”在中国历史上，李商隐就是个“不遇”的典型。历史文化中的文人处境和命运，经常有某种惊人的巧合。但李商隐的怀才不遇却有些特殊，源于他本人与唐朝历史上最大的朋党之争有紧密的联系。
朋党之争最早的引子是从宪宗在位时候开始的。元和三年（808年），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想借此来选拔人才。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时都是地位很低的下级官吏，也参加了考试，并且在试卷中言辞激烈地批评了时政的弊端，实际上，批评的对象就是当政的宰相李吉甫。当时的主考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和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欣赏他们的正直和勇气，连宰相都敢指责，于是署为上第，推荐给宪宗。
宰相李吉甫是士族出身，一向不大瞧得起科举出身的官员，现在竟然还有人借科举考试揭他的短，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李吉甫跑到宪宗面前哭诉，诬蔑说牛僧孺和李宗闵和主考官有私人关系，所以才被推荐。于是，考官们都被贬职，李宗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各从辟于藩府”。
牛僧孺长期得不到升官，从此对李吉甫怀恨在心，由此而导致了对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历时多年的激烈党争。这就是著名的牛（牛僧孺、李宗闵）李（李德裕）之争的起因。
李吉甫死后，他的儿子李德裕开始崛起。李德裕从小就胸怀大志，专心攻读经史，尤其精通《汉书》和《左氏春秋》。他聪敏过人，很得宪宗喜爱。有一次，宰相武元衡问他喜欢读什么书，他却缄默不言。李吉甫知道后，责问儿子为何不回答。李德裕却振振有词地说：“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家调阴阳，而问所嗜书，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唐语林·卷三》）众人无不称奇。
李德裕文章写得好，却不屑参加科举考试。父亲李吉甫劝他应试，他却说：“好骡马不入行。”（《北梦琐言·卷六》）一副不屑与士子同流的态度。后来还是靠门荫入仕。穆宗即位后，李德裕任翰林学士。那时候，李宗闵也在朝做官，任中书舍人。李德裕对李宗闵曾经批评他父亲李吉甫这件事，仍旧记恨在心。
刚好这时候，又要举行进士考试。西川节度使段文昌有熟人应考，私下里请托考官钱徽。李宗闵也因为女婿苏巢应考，请托考官钱徽。结果，苏巢被选中，而段文昌托的人没有选上。段文昌怒而告发选举不公。穆宗不明真相，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回答说：“真有这样的事。”于是穆宗下令前一次考试无效，重新再考，前一任主考官钱徽被贬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也被贬为剑州刺史。
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至此，结怨愈深。此后，李宗闵、牛僧孺与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下开始了四十年的明争暗斗。
这时候的李德裕已很有名气，他本人确实也很有才干，有当上宰相的希望。然而，执政的宰相李逢吉不喜欢李德裕，长庆二年（822年）九月，将李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太和三年（829年）八月，李德裕被召至京城，任兵部尚书。四朝元老裴度很欣赏他的才干，举荐他做宰相。但时任吏部侍郎李宗闵因得宦官的内助，抢先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又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为宰相。这两人一掌权，就合力排斥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当西川节度使。凡是与李德裕亲近的人，也大都被贬斥。
李德裕当西川节度使时，吐蕃维州（治所在今四川理县）守将悉怛谋率领部下到成都投降。维州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为战略要地。当年西川节度使韦皋经营多年，至死恨不能收复此城。李德裕得知后大喜，隆重接纳了悉怛谋，一面上奏朝廷，一面派兵迅速入据其城，使沦丧四十年之久的维州城，不费一兵一卒，又重新归还了唐朝。但当政宰相牛僧孺嫉恨李德裕，生怕他立功，以“中国御戎，守信为上”作为借口，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绝受降，将维州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及其随从捆起来送还给吐蕃。吐蕃则将悉怛谋等人残酷地杀死在边境上。牛僧孺以私害功，时人“皆谓僧孺挟素怨，横议沮解之，帝亦以为不直”。
后来，西川监军王践言回到京师任职，他告诉文宗，说退出维州城是朝廷重大失策，并且直指出这件事是牛僧孺排挤李德裕的手段。文宗挺懊悔，开始怨恨牛僧孺。牛僧孺不自安，主动请求辞职，于是罢相。不久后，就发生了著名的甘露之变，宰相及大臣多人被杀，宦官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牛僧孺“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时常与好友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而李德裕在西川政绩卓著，再次入朝为兵部尚书。李宗闵见文宗亲信李德裕，生怕政敌做了宰相，竭力阻止。但文宗对李宗闵等结为朋党、干扰朝政甚是厌恶，再说李德裕确实是个有才干之人，还是将李德裕提为宰相。
不久后，文宗患病，奇士郑注通过宦官王守澄向文宗献药，受到文宗宠信。郑注又引荐李训给文宗，颇中文宗心意。文宗要授任李训为谏官，置于翰林院。李德裕认为李训是奸邪小人，坚决反对。当文宗要宰相王涯改授李训他官时，李德裕又摇手制止，文宗因此很不满意。王守澄、郑注也怨恨李德裕，合力排挤李德裕。于是，文宗召回李宗闵辅政，李德裕被罢相，出为镇海节度使。
就这样，牛李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地转悠着，几乎每年都要发生一次“轰然而至”和“轰然而去”的浪潮，一派当权，另一派必然倒霉，人物和事件像万花筒那样叫人眼花缭乱，把朝政搞得十分混乱。这些人没有政治理想，只有私人恩怨，斗争不已，互相倾轧。当时李德裕的能力、牛僧孺的道德都受人尊敬，但一涉及到党争，就都失去了理性。文宗被宦官控制，也搞不清谁是谁非，他想与大臣同心合力铲除宦官，大臣却忙于党争。文宗直叹气，说：“要平定河北容易，要除掉朝廷的朋党可真难啊！”
李德裕做淮南节度使的时候，监军的宦官杨钦义被召回京城，大家传说杨钦义回去一定掌权。临走的时候，李德裕就办酒席请杨钦义，还送给他一份厚礼。杨钦义回去以后，就在武宗面前竭力推荐李德裕。李德裕果然因此重新当了宰相。他竭力排斥牛僧孺、李宗闵，把他们都贬谪到南方去。
李德裕得了武宗信任，当了几年宰相，因为办事专断，遭到不少朝臣的怨恨。武宗病死后，宦官们立武宗的叔父李忱即位，就是唐宣宗。宣宗把武宗时期的大臣一概排斥，即位第一天，就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过了一年，又把李德裕贬谪到崖州（今广东海南岛）。因门第世家起因，闹了四十年的朋党之争终于收场了。
一直到后来的五代十国时期，烽火连天，混战不断，在残酷持久的混战中，只能以军功来衡量人才。加上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促使大家族崩溃。门第世家才从中国的历史上消失。
在如此激烈党争的情况下，李商隐却与当时刘党、李党都有关系，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自其祖辈起，移居郑州荥阳。他的先祖是李唐王室旁支，然而自其高祖以来家境已衰落，祖辈几代历官均不过县令。其父李嗣先任县令，后为使府幕僚，携家在浙江东、西道辗转谋生，最后客死他乡。李商隐不到十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回到家乡，过着相当清贫的生活，即所谓“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姐文》）。简直像个逃荒者。
因家境寒微，李商隐自少年时代起，就要“拥书贩舂”，以维持生计。他曾悲叹道：“生人穷困，闻见所无。”他的一位姐姐，新婚不久就被遣回娘家，年仅十九岁就郁郁去世。这种累世子孤、贫寒无依的家世，从小在李商隐的心理上积淀了许多悲剧性因子，诸如对人情冷暖的特殊敏感、强烈的孤子感和对前途命运的忧伤等。“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这些写于早期的诗中，就已流露出一般青少年少有的感伤。
为了摆脱可怕的穷困，重振家门，实现抱负，李商隐开始了一生的奋斗。然后，这是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没落时代，这是个“唐祚将沦”（何焯《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辑评》）的时代，时代不但没有给他腾达飞黄的机遇，还赋予了他坎坷不幸的人生。
李商隐在家乡一直跟随一位精通五经的堂叔学习经书与文章，“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十六岁时，李商隐著有《才论》、《圣论》，因擅长古文而得名。
大和三年（829年），李商隐移家东都洛阳。在那里，他结识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令狐楚时任天平军节度使，很欣赏李商隐的文才，让他与儿子令狐綯等交游，并亲自授以文章。此时的李商隐少年得志，关心社会政治，想济世匡时，有“欲回天地”之雄心。
之后，令狐楚又聘李商隐入幕为巡官。李商隐先后随令狐楚往郓州、太原等地。在这几年中，李商隐一面积极应试，一面努力学习骈文，在科举上虽一再失败，但在写作上则完成了由散向骈的转变。此后他很少再写散文。大和六年（832年）令狐楚调任京职，李商隐离太原返乡，曾入王屋山学道二三年。
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又赴科场，令狐綯也为之延誉并推荐，得中进士。及第后，他一度赴兴元（今陕西汉中），入令狐楚幕。然而，不久令狐楚病死，李商隐失去依靠，于是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王茂元爱惜他的才华，聘为掌书记，还将女儿嫁给了他。
当时朝中“牛李党争”极为尖锐，令狐楚属牛党，王茂元则与李党有关。李商隐本是令狐门人，却与王氏结亲，引起门第观点极深的令狐綯等人不满。牛党攻击他“背主”、“忘恩”、“无行”。而李党的人也没给他好脸色，猛挖他以前跟随令狐楚的老底，大力排斥他。李商隐之后的一生都处在牛李党争的漩涡里，两头受气，始终无法摆脱，郁郁不得志。
所幸，李商隐同妻子王氏感情极好，两人相亲相爱。他有首著名的《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情真意切，就是后来李商隐在外地为官时思念妻子所作。
开始，李商隐虽遭两面打击，但热情不减，希望能有所作为。令狐綯当了宰相后，李商隐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綯，如《寄令狐郎中》，但始终没有成功，还是失意于官场。之后，他的诗风开始“隐词诡寄”，“深情绵邈”，不少诗婉曲晦涩，很是令人费解。李德裕为相的时候，朝政有些起色，李商隐也比较积极，参与了博学宏词科考试。结果还比较满意，考官录取了李商隐。然而，吏部报中书省复审时，却被中书省内有势力的人除了名，理由是“此人不堪”。显然，这与他陷入党争有关。李商隐也因此发出“一年生意属流尘”的悲叹。
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出仕秘书省，为校书郎，不久调弘农尉，又因“活狱”事件忤触上司，怒而辞职。
会昌二年（842年），他再应书判拔萃科试，被授秘书省正字，但很快因母丧去职。服丧期满，重入秘书省。不久武宗死。宣宗即位，牛党得势，李党纷纷被贬逐。李商隐放弃京职，随李党郑亚远赴桂林，任掌书记之职，结束了“十年京师寒且饿”的生活。
李商隐最后十二三年，全部在宣宗大中年间度过。他三次离家远游去做幕僚，先后在桂林郑亚幕、徐州卢弘止幕、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柳仲郢幕。三位府主对他都很器重，官职品级也逐步升迁，但始终只被视作一个文牍之才。其间，几次到长安活动，只补得了一个太常博士，为时也不久。
大中十年（856年），李商隐随柳仲郢离开梓州回到长安，不久被荐为盐铁推官，出巡江东。在这次游历中，他写了一些以七言律、绝为主体的无题诗和咏史诗，形成他创作活动的最后一个高潮。
大中十二年（858年），旷世才子李商隐因病退职还乡。最后死于荥阳，年仅四十七岁，结束了发人深思、令人叹惋的一生。他的一生是个悲剧。终其短短一生，浮浮沉沉，颠沛流离，他都在漩涡中奔波挣扎。他有远大的抱负，却因党争长期沉沦下僚，一生为寄人篱下的文墨小吏，正如崔珏诗“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李商隐有爱情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其实正是他本人悲剧性格和心态的写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有与时代相通的气息。
李商隐死后不久，终于爆发了浙东裘甫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李商隐所处的就是唐王朝在各种矛盾的交织与深化中走向没落和矛盾总爆发的时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的著名诗句正象征性地显示了唐王朝无可挽回的没落趋势。“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就是他对时代没落的典型感受。
李商隐是一位成就独特、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诗人，与杜牧齐名。在词采华艳这一点上，与温庭筠接近，后世又称“温李”。他的诗，有的抒发自己政治失意的痛苦心情，有的反映晚唐的政治生活，有的是托古讽今的咏史之作，还有一类描写爱情生活的无题诗，最为后代读者所喜爱。这些异常复杂的内容，又几乎都是和他的身世遭遇有着密切的联系。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的一颗明星。悲剧性的时世、家世与身世，造就了他的悲剧性格、气质与心态，因此敏锐而纤细，多愁而善感，内向而缠绵。在他的诗里往往是避实就虚，透过一种象征手法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象征手法建筑在丰富而美妙的想象的基础上，因而他笔下的意象，有时如七宝流苏那样缤纷绮彩；有时像流云走月那样的活泼空明，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他的近体诗，尤其是七律更有独特的风格，构思新巧，词藻华美，想象丰富，格律严整，风格婉转缠绵。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远去的唐代，逝去的诗人，吟哦之声渐行渐远渐不闻，而李商隐诗的芬芳却时时包围着后世的读者，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在有常与无常之间，在朦胧与明晰之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