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05年，唐德宗带着始终不能削平藩镇的遗憾死去，太子李诵即位，为唐顺宗。
顺宗李诵是德宗的长子，以长子身份，于建中元年（780年）正月被立为太子后，当了二十六年太子，是唐朝皇帝中位居储君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当太子时，王叔文和王伾为东宫侍读。这二人，王叔文棋术高明，王伾擅长书法，时称“二王”。二王常与太子李诵议论时政，很得他的信任。尤其是王叔文，对太子劝善改过，勤于匡扶调护。
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为人机智多计，明治国之道。柳宗元称他坚明直亮，有文武谋略。王叔文下得一手好棋，时人认为这与他胸怀谋略有关。德宗因他读书明道，棋下得好，命他到东宫侍奉太子李诵。王叔文“待诏禁中，一共十八年”，与太子朝夕相处。他胸有大志，立志“复兴尧舜孔子之道，为民谋取安定”，一有机会就与太子谈天下大事，议论民间疾苦。在王叔文的影响下，太子李诵关心朝政，比较了解民间疾苦，对种种时弊很为不满，颇有改革之志。
德宗晚年宠信宦官，派宦官当宫市使，负责在长安城中为宫廷购办日用货物。宫市使下置有数百小宦官，专门到宫外采购宫里需要的东西。这些太监见到老百姓在市上出卖货物，只要他们需要，就强行购买，只付十分之一的价钱。后来，索性派了几百个太监在街上瞭望，看中了什么，抢了就走，叫做“白望”。这种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夺的行为让老百姓受害很大。大诗人白居易有首《卖炭翁》，就是专门揭露宫市的黑暗的。
长安还建有“五坊”，专门替皇帝养雕、鹘（音gǔ，同古）、鹞、鹰、狗。在五坊当差的宦官叫做五坊小儿。这些人平时无事可做，就四处敲诈勒索钱财。他们将鸟网张在百姓家的门口或者井架上。百姓在家门口进出，或者到井里去打水的时候，难免会碰到鸟网。五坊小儿就说是这家百姓吓走了供奉皇帝的鸟雀，直到这家人出钱赔礼，他们才肯善罢甘休。五坊小儿常常在酒店里大吃大喝，吃得醉醺醺的，临走时，非但不付钱，还要留下一筐蛇，说这蛇是用来捉鸟雀供奉皇帝的，叫店家好好饲养。店家无奈，只得赔钱赔礼，苦苦哀求五坊小儿把蛇带走，五坊小儿才把蛇筐带走。
宫市和五坊小儿如此胡作非为，引起了长安百姓的痛恨。百姓们惊惧怨恨，畏之如盗，远近喧腾，商旅将绝。有些血性的百姓不堪忍受，在宦官白望时，奋起反抗，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
有一次，有个农夫用毛驴驮着柴禾从皇宫外路过，宦官拦住他，声称宫市要买下他的柴禾。宦官不但不给农夫钱，还向他要跑腿钱。这农夫是个烈性子，大声说：“我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全家人就等着柴禾换钱买米下锅。你拿走了我的柴禾，却不给钱，我全家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站在大街上痛骂宦官，结果被巡逻的官吏抓住。官吏将这件事报告了德宗。德宗下诏废黜了那名宦官，补偿给农夫十匹绢。即便如此，宫市的不法行为依旧进行。
谏臣、御史纷纷上疏，请求德宗废除宫市。然而，正是德宗创造了宫市，他如何肯轻易废除。徐州刺史张建封上朝时，向德宗详细地讲述了宫市的弊端。德宗有所心动，同意考虑张建封的意见。然而，当德宗征求判度支苏弁的意见时，苏弁秉承宦官的意思，对德宗说：“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五》）意思是说，京城里有许多人游手好闲，没有谋生手段，需要仰仗宫市供给。德宗相信了苏弁的话，以后再有大臣劝谏宫市的，一律不听。
有一次，太子李诵与侍读们在东宫议论宫市。太子一时激愤，怒气冲冲地说：“我见了父皇，当极力劝谏这件事。”侍读们众口称赞，都说太子贤明。只有王叔文一人沉默不言，不表态。
太子对此感到很奇怪，等到众人都退走后，特地叫王叔文留下，问他：“你不是常谈起宫市的坏处吗？但刚才我们议论，先生却一言不发，这是为什么？”王叔文回答：“叔文蒙太子信任，有所见解，哪敢不说出来。但本朝制度，太子的职任，只应当关心皇上的寝食安否，不准干预宫外的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有人乘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揽人心，皇上怀疑起来，殿下要辩白也难了！”
原来德宗猜忌心很强，又性情急躁，刚愎自用，即便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例外。贞元三年（787年）八月，郜国大长公主之狱发。郜国公主为肃宗之女，她与丈夫萧升所生之女是为太子李诵妃。萧升死后，郜国公主与彭州司马李万私通，还与太子詹事李昪、蜀州别驾萧鼎等一些官员暗中往来。有人向德宗告状，说郜国公主“淫乱”的同时，还行厌胜巫蛊之术。德宗大怒，幽禁郜国公主，杖杀李万。郜国公主的亲生儿子和李昪、萧鼎等人都被流放。就连毫不知情的太子李诵也因为萧妃是郜国公主之女而被切责，太子李诵惶恐不安，主动提出与萧妃离婚。萧氏随即被杀死。这件事还没有完，德宗萌生了废太子李诵、改立舒王李谊的念头，幸好宰相李泌力保，李诵的太子位才得保。
太子听了王叔文这一番话后，才恍然大悟，感泣说：“不是先生提醒，我还想不到这一点。”从此，太子对王叔文更加尊重，极为信任，东宫的一切事情，都依靠王叔文裁量决定。
王叔文深谋远虑，他让太子不要大张声势，但暗地却为太子在朝廷中物色有才能的官员，密结人才，为将来太子登基后做准备。
翰林学士韦执谊是长安人，长安韦氏有“宰相世家”的美称，据说曾出过十四位宰相。不过韦执谊的父亲只当过巴州刺史，不算显达。韦执谊聪俊有才，能诗善文。《新唐书》中称他“幼有才，及进士第，对策异等，授右拾遗。年逾冠，入翰林为学士，便敏侧媚，得幸于德宗”。这段话有褒有贬，既夸奖韦执谊自小聪明过人，年纪轻轻就进士擢第，早入仕途，也暗讽他善于取巧媚上、讨好逢迎而受到德宗的宠信。德宗经常与韦执谊歌诗唱和，让他出入禁中，略备顾问，为朝野所瞩目。一次，德宗过生日，李诵献佛像贺寿，德宗命韦执谊为画像写赞文。赞文写完后，德宗又命太子赐韦执谊缣帛（双丝的细绢），表示谢意。韦执谊特地到东宫拜谢，太子便趁机对韦执谊说：“学士知道王叔文吗？他是个伟才。”于是韦执谊与王叔文开始密切相交。
除了韦执谊，王叔文还暗中结交了许多名士，其中著名的有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凌准、陈谏、程异等人。他们和王叔文志同道合，结为知心好友。王叔文也将这些密友推荐给太子李诵，说某某可做宰相，某某有将才，将来都可大用。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先为匈奴族，七世祖随魏孝文帝迁洛阳，改汉姓。出身于官宦世家。贞元九年（793年），年仅二十岁的刘禹锡进士及第，后又参加博学宏词科，荣得高第。他才华出众，诗文辞章誉满天下。先在淮南节度使杜佑（著名诗人杜牧祖父，巨著《通典》作者）处为掌书记，杜佑升任宰相后，将他也带到京师。王叔文非常欣赏刘禹锡，赞誉他有宰相之器。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柳宗元自幼聪慧超人，下笔撰文思如泉涌。时人评价他的文章为“精裁密致，灿若珠贝”。他与刘禹锡是同科进士，也是至交好友。参加博学宏词科以后，被授予校书郎。后经人引荐与王叔文相识，逐渐成为王叔文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后来《旧唐书》修撰者欧阳修，否定永贞革新，却不得不赞赏二人是文学上的“一代宏才”，苏东坡也称他们有“高才绝学”。陆质，官左司郎中，历信、台二州刺史。吕温为湖南观察使吕渭子，官左拾遗。李景俭，汉中王李璃子，进士及第。韩晔，前宰相韩滉族子，有俊才，官尚书司封郎中。韩泰有筹划，能决大事，官户部郎中。凌准有史学，官浙东观察判官。陈谏性警敏，一阅簿籍，终身不忘，官侍御史。程异性廉约，精于吏职，善于理财，贞元末也官为监察御史，累迁他官。
由此可见，王叔文处心积虑建立的这个集团中，确实是人才济济。因为是集于东宫，自然是以东宫太子李诵为首。太子李诵最倚重东宫故人王叔文、王伾。王伾才不如王叔文，加上相貌丑陋，不会说长安的官话，只会讲他家乡的吴语，所以，王叔文成为这个集团的实际领袖。王叔文最看中刘禹锡和柳宗元。所以后来这群人当政推行永贞革新时，时人称呼他们为“二王刘柳”。永贞革新失败后，这个集团当中有八人被贬为外州司马，所以史书上又称这个政治集团为“二王八司马”。
贞元十九年（803年），左补阙张正一上疏言事，得德宗召见。与张正一关系不错的六七名官员还一起去张正一处祝贺，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地吃了个饭。这时候，有人悄悄告诉翰林学士韦执谊，说张正一上疏是要论韦执谊与王叔文结为朋党一事。于是，韦执谊晋见德宗的时候，上奏说张正一等朋聚为党，游宴无度。德宗命人查询，发现张正一等确实聚在一起过，就将张正一等一道吃过饭的六七人全部远贬外官。这虽然是一场普普通通的政治斗争，但韦执谊的品行也由此可以略见一斑。这件事还充分说明，王叔文的政治集团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势力。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历史的发展往往因为偶然性因素的作用而改变走向，正当王叔文集团顺利发展时，太子李诵忽然在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中风，之后舌头不听使唤，讲不出话来。老年的德宗又急又气，李诵也差一点丢掉太子的位置。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皇室按惯例入宫拜贺德宗，只缺太子李诵卧病未到。德宗涕泣悲叹，从此得病不起。不久后，德宗病逝。
因为东宫二王刘柳集团一向与宦官集团不合，宦官心中也很明白。因此，德宗殁后，他们不召翰林待诏王伾、王叔文入宫，而是召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在卫、郑二人草写遗诏时，有宦官突然说：“宫中正在议论，还未确定由谁继位。”这是因为宦官感到太子李诵有自己的势力，不好支配，所以想改立新帝。当时，在场众人慑于宦官的权势，都不敢轻易回答。不过，太子李诵是德宗生前亲立的储君，而且在太子位已经有二十六年，突然改立，有违唐制。卫次公与王叔文等人并无来往，但终于还是仗理直言：“太子虽然有病，但他是先帝长子，内外人心所望，是皇帝合法的继承人。若是因为太子口不能言，实在不得已，也应当立太子的长子，否则，必定天下大乱。”郑絪立即附和。宦官另立皇帝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而太子李诵卧病在床，得知人心犹疑后，立即扶病穿上紫衣麻鞋，从容走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得以稍安。太子李诵在太极殿即皇帝位时，皇宫的卫士还惊疑不定，有人凑上前查看，发现真是太子后，这才说：“真太子也。”众人喜极而泣。李诵才顺利当上了皇帝。由此也可见当时形势微妙，人心惶惶。
顺宗带病即位后，按理来说，王叔文等人终于可以大展宏图了，谁也不曾想到，促使德宗而亡的顺宗的失声，也促使了永贞革新的短命。
顺宗即位后，王叔文大受重用，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翰林院在金銮殿西，地近天子，以文词掌诰敕，兼备待顾问，辩驳是非，典掌缣牍，受命得处理一切事务，一日万机，权本极重，而顺宗实际上又把朝廷决策大权交给了王叔文。
王叔文之所以没有拜相，据说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声望不够，不便公开掌握朝政大权，另外荐举老资格的韦执谊为宰相，而他自己躲在幕后，“内赞画谋”，指挥定夺。韦执谊也不负王叔文首引他为相的情谊，两人一在翰林决策，一在中书承行，内外配合，开始推行著名的永贞革新。而历史上因此又称永贞革新为“王叔文、韦执谊用事”。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被王叔文称赞有宰相之器的刘禹锡却没有拜相。历史人物当时的处境和心理，现在已经很难去还原。但顺宗即位后，“二王刘柳”集团处在中枢核心权力圈的始终只有二王和韦执谊。就连王伾在顺宗登基后，还依旧是翰林待诏的身份，没有升迁。后来，王叔文为了掌控财政，领了一系列职位，王伾才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北宋王安石在《读柳宗元传》中感叹说：“我看八司马，都是天下的奇材。”唯独没有提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王叔文和王伾。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二王确实是才干不够。但八司马中却没有一人进入中枢领导层。由此可以推断，王叔文不推荐刘禹锡入相，不推荐八司马入中枢，多少是有点私心。他在东宫十八年，看多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和宫廷权术，绝对是要为他自己考虑的。他有改革的宏愿，却不愿意他人功在自己之上。这其中的种种微妙之处，绝非一言一语所能说清。历史上许多胸怀大志、渴望建功立业的人物，都有这样微妙的心思。
一开始，王叔文充分发挥了他坚决果断、注重效率的办事才干，革除了宫市、五坊小儿等虐政、弊政，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这些改革内容，都是人心所向，也就使永贞革新取得了民心和民间舆论的支持。
在此基础上，王叔文与革新集团谋议后，继续将革新推向深入。
首先是集中财权。王叔文认为钱粮是国家最大的根本，只要掌握了财政及盐铁权利，就可以制约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为此，王叔文提升浙西观察使李镝为镇海节度使，解除了李镝兼领的盐铁转运使，表面是升职，其实是削夺李镝的利权；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宰相）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这实际上是把盐铁利权收归中央直接掌握的措施。两天之后，王叔文自任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杜佑虽领使名，其实盐铁大权全由王叔文专掌。
第二是要裁抑藩镇。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割据一方，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气焰十分嚣张。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曾派他的部属刘辟来见王叔文，要求兼领三川（剑南东西两川和山南西道合称三川）节度使，还威胁说，如果不答应，就要给王叔文颜色瞧。王叔文怒不可遏，当场予以拒绝，还准备杀掉刘辟，以警示韦皋。因为韦执谊的竭力反对，才没有动手，但刘辟却吓得屁滚尿流而逃。韦皋由此也怀恨在心，暗中招兵买马，心怀异志，企图用武力夺取三川。中央朝廷和地方节度使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是要夺取宦官兵权。这是打击和铲除宦官势力的重要部署。宦官集团是永贞革新的主要目标，也是永贞革新的最大阻力，而且还是不少藩镇的后台。宦官势力之所以权势显赫，就当时说来，主要是十五万神策军（禁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宦官还在任各地藩镇监军，有监军使的大印，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地方兵权。因此，能否战胜宦官集团是永贞革新的成败关键，而能否剥夺宦官的兵权，又是关键中的关键。
对此，王叔文先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但是那些神策军将领大都是宦官的亲信。范希朝去接管人马的时候，一些将领根本不理睬他。范希朝只好空手回来了。这是前朝制度使然，王叔文事先也没有计划周详。他有开拓的勇气和决心，却没有与之匹配的才干和名望，这也是他为什么不直接任宰相，而必须与韦执谊合作的根本原因。
王叔文谋夺宦官兵权的计划轻而易举地失败了，他这个失败，给永贞革新留下了后患。就在这个时候，革新派内部也开始了分化。
刚开始，革新派集团内部日夜群聚，关系融洽无间。王叔文作为革新派的核心和实际领袖，很尊重众人的意见，经常引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人入翰林，共同谋议，言无不从。王叔文与韦执谊也友善相处，常到中书，与韦执谊共进午餐，计议政事。
有件事可以说明。顺宗即位后不久，有一天众宰相（唐朝是多宰相制）在中书省一起吃饭，王叔文来找韦执谊。“宰相会食，百官无敢请见者”。但韦执谊听见王叔文来了，赶快出去，宰相郑珣瑜、杜佑、高郢于是停下来，打算等韦执谊回来再一起吃。一会儿，小吏来说：“韦相公和王叔文已经一起吃饭了。”众宰相感觉被怠慢了，郑珣瑜尤其感到伤了自尊心，于是叹道：“吾可复居此乎！”（《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五·郑珣瑜传》）便起身回家，在家里七天不出来视事，由是罢相。郑珣瑜自然不是计较一顿饭，而是因为他看不惯王叔文当权、反对革新。由此也可见。
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的友谊并没有持续太久，二人逐渐意见不合，裂痕越来越大。当时，高郢、杜佑等人都位居宰相，坚决反对革新。有人退职，有人罢工，由此来表示与王叔文集团的不合作。而韦执谊刚好处在两派的中间，备受压力，本来就不坚定的他便开始首鼠两端起来。而朝中更是有流言纷纷，说他韦执谊没什么本事，全是靠了王叔文才当上宰相。虽然事实确实如此，韦执谊却感到脸上无光，从此在许多公开场合开始故意与王叔文唱反调，表示他跟王叔文有矛盾。
这时候，御史窦群上奏，攻击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应在朝。尤其令人震惊的是，窦群还上门找到王叔文，恶言相向，公开威胁，让他要考虑以后的下场。因为影响极为恶劣，王叔文等人商议，决定罢去窦群的官。只有韦执谊说窦群有倔强正直之名，极力阻止。宣歙巡官羊士谔公然反对王叔文，攻击革新。王叔文大怒，要下诏斩羊士谔。韦执谊以为不可。王叔文改为杖杀，韦执谊仍以为不可，不予承办。最后，王叔文只好再改为贬羊士谔的官。
若是真的不同政见倒也罢了，韦执谊表面反对王叔文的决定，暗中又派人去向王叔文解释，说这是委曲求全，帮助革新成功。这分明表明他时时标歧立异是故意为之。王叔文大怒，对人品如此低劣的人深恶痛绝。从此，二人开始结仇，势同水火，就连奉命往来两人门下的人都感到十分害怕，生怕遭到杀身之祸。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革新的敌对势力势力乘隙而入。当时，顺宗的病情加重，不能与大臣奏对，只能偶尔由人扶着上殿，成了仅供群臣瞻望的摆设。朝廷内外对此非常担心，便希望早立太子，以安人心。宦官不仅掌握着禁兵，而且控制了宫廷，于是宦官俱文珍、刘光琦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王涯、李程等入宫，起草立太子册文。不久，就正式立顺宗长子李纯为太子。
王叔文已经预料时局的发展对自己不利，但却无可奈何，总是吟诵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表示忧愤之心，因感慨而歔欷泣下，“人皆窃笑之”。
就在正式册立太子的当天，反对派太常卿杜黄裳（韦执谊的岳丈）训劝韦执谊，要他率领文武百官奏请由太子李纯监国，其实就是要逼迫顺宗退位交权。当时韦执谊与王叔文的关系还未恶化，韦执谊自然没有同意。
不久，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见朝政混乱，打算浑水摸鱼，立即以顺宗有病为名，上表请太子李纯监国。紧接着，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钧、河东（今山西太原南）节度使严绶也上了同样的奏表，频频向顺宗施加压力。这些人都是割据一方的实权人物，手握重兵，唐中央朝廷平时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
与此同时，宦官用顺宗的名义，下制书削去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的职务。王叔文一见制书，就知是阴谋，大为吃惊，说：“我天天要到翰林院商量公事，不带此职，如何进去！”他觉得大势将去，革新前途岌岌可危。但并没有束手无措，而是由王伾代他再三疏请，最后才争取到每隔三五日可入翰林院议事，不过翰林学士之职却永远失去了。
巧的是，王叔文的母亲突然在这时候病死。古时遭父母之丧，称为丁忧。按照惯例，在朝为官者，逢丁忧要去职回乡，为父母守墓尽孝。至此，王叔文离开核心权力中心已经不可避免，大局已定。王叔文心力交瘁，但他却还是不肯轻易放弃，希望做最后努力。他在翰林院设下盛宴，请诸学士及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共饮。席上，他理直气壮地说：“我近年尽心戮力，不避危难，兴利除害，都是为了国家。一旦离去职位，各种诽谤一定会交错而来，到那时谁肯说一句公正话？”结果，话不投机，酒过数巡，不欢而散。第二天，王叔文丁忧去职。
王叔文一旦去职，革新派就失了核心。韦执谊更是公开与集团分裂。倘若之前是刘禹锡而不是韦执谊拜相，或许事情尚有回旋的余地。可叹！
此时，只剩下王伾一个人在翰林院中，要见到顺宗也相当困难。他还在尽最后的努力，试着通过宦官上疏给顺宗，但始终没有结果。因为宦官掌控着皇宫的出入，加上握有禁兵的兵权，实际上完全掌控了皇帝。一个皇宫出入权，一个禁兵兵权，都是重中之重。这也是为什么甘露之变中文宗处心积虑，仍然敌不过宦官势力的根本原因。
不久，王伾意外中风，失去了行为能力，于是宦官势力开始全面反扑。俱文珍等不断逼迫顺宗交权，让太子监国。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七月二十九日，顺宗被迫把军国政事全部转交给太子治理。但即使这样，俱文珍等还不满足。八月初四，顺宗又被迫下诏禅让皇帝位给太子，自称太上皇。八月初五，顺宗徙居兴庆宫，改元永贞。至此，顺宗正式结束了他的皇帝生涯，在位仅仅八个月，成为唐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还没等到太子李纯正式即位，宦官势力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对革新派进行全面清算。八月初六，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八月初九，太子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宪宗。接着一贬再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是为“八司马”。八司马贬所都在边远之地。陆质先已病死，李景俭守丧在家，吕温出使吐蕃未还，未及于贬。王伾因为早已经有病在身，不久就死在贬所。
王叔文等人当政一百四十六天，永贞革新在激烈的斗争中完全失败，革新派以凄凉的结局收场。更令人难过的是，后来修撰史书的人，对革新派的作为多有攻讦，尤其是“二王八司马”中的二王，连品行都受到了诋毁。
总的来说，公元805年是个极不平静的年头。德宗于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崩，顺宗即位，至同年八月初四顺宗退位，宪宗嗣位，皆用贞元年号，未改元。八月初五，顺宗始以太上皇“诰”改称永贞元年。所以，这一年有三个现任皇帝，两个年号。
好不容易过了年，永贞革新的余温尚未完全冷却。正月初一，宪宗改元和。正月十九日，顺宗在孤寂中病死于兴庆宫，年仅四十六岁。
关于顺宗的死因，时人颇觉可疑。正月十八日，顺宗死前一天，宪宗突然莫名其妙地下了一道制书，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意思是说旧病没有治愈，而宪宗自己要“亲侍药膳”，所以暂时不听政。结果第二天，顺宗就被宣布死于兴庆宫。因此有人认为顺宗其实早就死了，宪宗先下制书，就是要掩盖真相，但却不料起到了欲盖弥彰的相反效果。
不久后，宪宗赐王叔文死。一个胸怀扭转乾坤大志、有心力挽狂澜的革新家，默默地被处死在长江边上的渝州（今四川重庆），时年五十四岁。
柳宗元、刘禹锡等虽然被贬出京城，但对于失败却是很不甘心的。元和十年（815年）正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写了《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中表达出他虽被贬斥而终不屈服，蔑视权贵而看轻禄位的品格，结果因此而得罪朝中新贵显臣（主要是武元衡）。他与柳宗元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改贬。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所贬之地比原来更僻远更艰苦。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而刘禹锡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便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后来因有人帮忙，刘禹锡改贬连州刺史，柳宗元这才动身向柳州。在患难之中，两位大文学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友情。
注：武元衡也是个传奇人物，他有几大传奇点。一是身世，他是武则天曾侄孙；二是不拘小节，著名妓女薛涛所得“女校书”的称号，就是他向唐朝廷奏请；三是结局，他最后被离奇地刺杀，成为唐朝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刺而死的宰相。关于刺杀事件的背景，在下篇还会详述。
刘禹锡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这些地方都相当偏远，在当时属于蛮俗之地。正是在此期间，刘禹锡“依骚人之旨，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其中就有著名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事见《全唐诗·诗人小传》。
后来，刘禹锡重新被召回，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白居易评论刘禹锡的诗说：“彭城刘梦得（刘禹锡的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