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历史就是一部宫廷政治斗争的历史。从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以“大义灭亲”的政变方式将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逼下台，到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哀帝被杀，血腥的宫廷斗争和政治阴谋不断。而为历代王朝所采用的皇位嫡长制度，在唐朝执行的力度最弱。这自然是人为的原因居多。因此也有人说，唐朝是“家事”最多的一个朝代。
西周时期，周公创制了皇位嫡长子继承制。它是要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根据母亲身份的贵贱尊卑将王子区分出嫡子和庶子，以确立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王位继承人的资格限制、压缩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来保证国家最高权力在一家一姓内部和平过渡。嫡长制确立后，为后来的封建王朝所继承，延续为“百代不易之制”。秦汉以后，除了秦朝因短命而亡没有来得及立太子、清朝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外，大多数王朝都将嫡长制奉为“万世上法”。
但嫡长制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有人为干扰的因素，皇帝的喜好往往是嫡长制能否实行的重要因素。皇后嫡子即便被立为太子，当皇后年老色衰后失宠，不仅动摇皇后地位，势必连带危及太子地位。拿唐朝举例来说，玄宗王皇后无子，赵丽妃所生长子李瑛被立为太子。后来，玄宗宠爱武惠妃，要废除太子李瑛，立武惠妃之子为太子，李瑛太子位因而不保。历史上还常常有各种权贵势力，如干政的宦官、外戚后妃集团等，常常出于各自的利益，干扰嫡长制的实行。唐朝后期，宦官不仅把持朝政，而且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对皇帝废立生杀，自然谈不上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
代宗李豫（原名李俶）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以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李豫颇为玄宗钟爱，立为嫡皇孙。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即位后，封李豫为广平王，又因为李泌和亲信宦官李辅国的建议，封李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负责平定安史之乱。可以说，这时候李豫和李辅国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李辅国一直是肃宗身边的亲信宦官，当肃宗李亨还是太子的时候，曾经多次被宰相李林甫陷害，处境危急，甚至被迫两次离婚。在患难之中，李辅国给了太子李亨许多抚慰，还帮他做了许多太子不方便出面做的事。所以，李亨对李辅国一直相当信任。李亨登上皇位后，李辅国也一步登天。
李豫虽然当上了兵马大元帅，但由于“外重内轻”的历史原因，唐军始终难敌安禄山的精兵。肃宗苦于唐兵力不足，无奈之下向回纥借师助剿。条件是收复两京（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后，土地和士人归唐所有，金帛、女子则归回纥。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饮鸠止渴，同时将灾难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
不久后，唐、回纥联军收复长安，回纥军统帅叶护便要履行前约，对长安实行大肆抢掠。李豫于心不忍，拦在叶护的马前，说：“现在破了长安，如果任由抢掠，那么百姓必然尽死力帮助叛军守洛阳。等攻下洛阳再如约吧。”叶护同意了。长安的百姓因此对李豫感激涕零。
尽管李豫有心救长安和洛阳百姓，但缓兵之计只能拖得一时，最终回纥铁骑还是对洛阳大肆抢掠，掠夺无数金帛、女子而去。洛阳因此又遭受了一场不亚于安史之乱的灾难。
收复长安后，肃宗回到京师，立李豫为太子。李豫为肃宗当太子时的侍妾、如今早已亡故的吴氏所生。肃宗皇后张氏野心勃勃，她因肃宗太子李豫不是自己所生，一直有易储的念头，但她的亲生儿子兴王幼殇，定王还年幼，而李豫又平乱有功，所以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宝应元年（762年），肃宗病危。张皇后恨李辅国专权，欲谋立越王李系为嗣君。张皇后召见太子李豫说：“李辅国久掌禁兵，权柄过大，他心中所怕的只有我和你。眼下陛下病危，他正在勾结程元振等人阴谋作乱，必须马上先诛杀他们。”太子李豫性格仁厚，流泪说：“父皇病情正重，此事不宜去向他奏告，如果我们自行诛杀李辅国，父皇一定震惊，于他贵体不利，我看此事暂缓再说吧。”张皇后送走太子后，马上召肃宗次子越王李系入内宫商议。越王李系当即命令亲信宦官段恒俊，从宦官中挑选了二百多名强健者，发给兵器，准备动手。有人将此事飞报李辅国。
李辅国和另一个大宦官程元振决定支持太子李豫登基，带人到凌霄门探听消息。刚好遇到太子李豫要进宫探望父皇。李辅国谎称宫中有变，阻止太子李豫入宫，太子李豫坚持要进去。李辅国命令手下将太子李豫劫持进飞龙殿，监视起来，随即假传太子的命令，领禁军将越王李系及亲信段恒俊等人抓住，投入狱中。
张皇后闻变，慌忙逃入肃宗寝宫躲避。李辅国带兵追入寝宫逼张皇后出宫。张皇后不从，哀求肃宗救命。肃宗受此惊吓，一时说不过话来。李辅国乘机将张皇后拖出宫去。肃宗因受惊而病情陡然转重，又无人过问，当天便死于长生殿。
太子李豫即位为代宗后，便将张皇后废为庶人，不久后赐死，张后余党亦全数伏诛。李辅国因拥戴之功进为尚父、司空兼中书令，从此居功自傲，狂妄跋扈。代宗开始考虑到毕竟是李辅国帮助自己登上了皇位，还能容忍李辅国的胡作非为。到后来，李辅国越来越胆大妄为，甚至对代宗说：“陛下只要在宫里待着就行，不管什么事情都有我处理着呢。”
代宗对此很愤怒，但顾念到李辅国有诛杀张后、帮助自己即位的功劳，没有明目张胆地对李辅国治罪，而是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和李辅国之间的矛盾，挑拨二人相斗，然后趁机免去了李辅国的职务。
本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李辅国的好日子到头了，也就没有什么威胁了。但在程元振的怂恿下，代宗还是不能释怀，默许程元振派杀手在夜里悄悄潜入李辅国卧室，将他杀死，并砍下脑袋和一只胳膊。然后，代宗又出面痛悼，追赠李辅国为太傅。因此，后世有史学家说代宗是阴鸷之主。
然而，李辅国死后，先后有宦官程元振、鱼朝恩掌握兵柄，专权用事，造成了宦官乱政的严重局面。
李辅国一死，程元振立即被提升为大将军，接替李辅国统率禁军。程元振得势后，大力排挤有功之臣，以此来作为自己晋身的资本。而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朝廷对统兵的将领都是将信将疑，所以，程元振的谗言往往都能得逞。郭子仪是平定安史叛乱的有功之臣，肃宗即位后任副元帅，后升为中书令。程元振妒忌郭子仪功高位重，于是多次在代宗面前诬陷郭子仪。久经沙场的郭子仪在什么危险境地都能冷静沉着，却被一小小的宦官程元振弄得整天坐卧不安，胆战心惊，于是主动要求代宗解除了他的兵权。
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向中原进攻，十月，到达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京师震骇。代宗下诏以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抵抗。郭子仪带领少数人马到了咸阳，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多万人，弥漫山野几十里。因兵力悬殊甚大，郭子仪派中书舍人王延昌回长安请求救兵。可程元振不仅不召见，还百般阻止。结果，吐蕃攻进长安，代宗被迫出逃。幸亏郭子仪凭疑兵之计退敌。
这件事后，朝中大臣群起上书，要求惩治程元振。代宗也觉得程元振非常过分，竟然导致堂堂天子出逃，于是将程元振削官为民，放归田里。然而，程元振却不甘心就此消沉，他穿上女人的衣服，打扮成老妇模样，从老家三原潜回京师，住在同党司农卿陈景诠家里，暗中有所图谋。此事被御史大夫王升检举。代宗便将程元振长期流放冷州。到江陵时，程元振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杀死。因为他得罪的人极多，其中包括不少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世人也无法揣测到底是仇家杀了他，还是皇帝派人杀了他。
程元振倒台后，鱼朝恩又开始崛起。吐蕃攻进长安时，代宗仓促逃往陕州。当时禁军大多离散，只有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从陕郡奉迎代宗，军心大振。从此，代宗对鱼朝恩格外恩宠。代宗回到长安后，任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领神策军，恩宠无比。
一次，鱼朝恩去国子监视察，代宗特诏宰相、百官，六军将领集合送行。京兆府置办宴席，内教坊出音乐俳优佐宴助兴。大臣子弟二百余人穿红着紫充当学生，列于国子监廊庑之下。这盛大的场面，鱼朝恩得意非凡。代宗还下令赐钱一万贯作为本金，放债取息当作学生饮食的费用。这个先例一开，以后鱼朝恩每次去国子监都要带上数百名神策军，前呼后拥以壮声威。京兆府照例张罗酒食，一次耗费数十万。
鱼朝恩这个人挺奇怪的，郭子仪为人谨慎，从未与他结怨。他却一直把郭子仪看成眼中钉，常想算计对方。大概他天生是那类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郭子仪还没有被免职前，一次立功回朝，鱼朝恩邀请他游章敬寺。有知情人事先告诉郭子仪说：“鱼朝恩想加害于你，千万别上他的当。”郭子仪不听。将士们请求随身护卫，郭子仪拒绝了，并且说：“我是国家的大臣，没有皇帝的命令，鱼朝恩不敢杀我。”只带着家童数人去见鱼朝恩。鱼朝恩一见之下，大吃了一惊。郭子仪将旁人的话告诉了鱼朝恩。鱼朝恩听了，羞愧难当，不但不感激郭子仪的大度，反而更加怀恨。
之后，有人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整个长安城都闹得沸沸扬扬，众人都明白这肯定是鱼朝恩暗中指使人干的。满朝的公卿大臣对此事都很忧虑，生怕郭子仪盛怒之下，闹出事端。郭子仪入朝时，皇帝甚至主动问起此事，郭子仪哭奏道：“臣长期主持军务，不能禁绝暴贼，军士摧毁别人坟墓的事，也是有的。这是臣的不忠不孝，招致上天的谴责，不是人患所造成的。”盗墓之事才不了了之，朝廷内外惶恐不安的气氛也消除了。天下人知道后，无不对郭子仪的坦荡和宽厚钦佩有加。郭子仪始终不居功自傲，不以势压人，所以始终没有因功致祸，得以在凶险的宦途中立于不败之地。
鱼朝恩小人得志后，不把满朝文武放在眼里。每次诏会群臣议事，他都好在大庭广众下侈谈时政，欺压大臣，而号称强辩的宰相元载也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
一次，百官聚会朝堂，鱼朝恩声严色俱厉地说：“宰相的责任，在于调理好阴阳，安抚好百姓。现今阴阳不和，水旱频生，屯驻京畿的军队有数十万，给养缺乏，漕运艰难。皇帝为此卧不安席，食不甘味，这宰相是怎么当的？还不让贤，一声不吭在那里赖着干什么呢？”说得满座皆惊，宰相低首，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突然，礼部郎中相里造突然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走到鱼朝恩跟前，说：“阴阳不和，五谷腾贵，这是观军容使造成的，与宰相何干？现今京师无事，六军足可维持安定了，却又调来十万大军，军粮因此而不足，百官供应也感困乏，宰相不过是行之文书而已，又有什么罪过呢？”鱼朝恩未想到会有人顶撞他，一时无言以对，拂袖而去，愤愤地说：“南衙（指朝官）官僚结成朋党，想加害于我。”事见《封氏闻见记·卷九》。
鱼朝恩被相里造顶了一回之后，心中有一肚子气，总想找机会发泄。适逢国子监堂室刚刚修复，要举行庆典，朝臣们都要出席。鱼朝恩来到国子监后，手执《易经》升于高座讲学，面对着在座百官，他有意选择“鼎折足，覆公饨”开讲，用以讥讽宰相。宰相王缙听了，不禁怒容满面。而另一宰相元载听了，却恬然自乐。鱼朝恩感觉元载心计非同一般，从此开始提防元载，对人说：“听了我所讲的话，恼怒者合乎人之常情，面带笑容者实在是深不可测。”他后来果然是栽在了元载手中。
鱼朝恩骄横惯了后，开始目空一切，自以为天下非他莫属，朝廷政事稍不如他的意，就发怒道：“天下事还能有离得了我的嘛！”代宗听说后相当不悦。但此时鱼朝恩手握禁兵，已经是难以禁制，代宗一时也没有好的办法来对付他，只能听之任之。
真正促使代宗下定决心的是紫衣事件。鱼朝恩有一个养子名叫令徽，年仅十四岁，在内侍省当内给使，代宗特赐绿服。有一次，黄门在殿前列队，有一个位在令徽之上的黄门不慎碰了他一下，令徽马上跑回向鱼朝恩告状，声称班次居下，受人欺负。第二天，鱼朝恩就带养子面见代宗，说：“臣的犬子官品卑下，被同僚经常凌辱，请陛下赐以紫衣。”这是公然向皇帝要官，态度已经十分不客气了。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代宗还没有开口表态，旁边就有人将高级品官所穿的紫衣抱到了令徽面前。令徽赶紧将紫衣穿上，然后跪拜谢恩。事已至此，代宗也不便说什么，只好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勉强笑着说：“这孩子穿了紫衣，比原来好看多了。”口虽这么说，心中却十分生气。不久，还把碰撞了令徽的黄门贬到岭南。此时，代宗已经意识到鱼朝恩的权势熏天，已经快要到了只知道有朝恩，不知道有天子的地步了。
此后，代宗对鱼朝恩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之情。虽然皇帝竭力掩饰，但有时候还是会有流露。宰相元载窥见代宗对鱼朝恩心生恶感，便奏请将其除掉。代宗却一时下不了决心，因为鱼朝恩军权在握，党羽众多。一旦事情不成，后果难以预料。元载却胸有成竹，安慰代宗说：“只要陛下将此事全权交我办理，必能办妥。”于是代宗同意了，嘱咐元载千万要小心。
元载，字公辅，凤翔岐山（今陕西岐山）人，出身寒微。肃宗时，累官至户部侍郎、度支使及诸道转运使，掌管国家财政。后勾结宦官李辅国，升任宰相。代宗即位后，仍为宰相，并贿赂宦官董秀，侦查皇帝的心意，因此奏对时总能对皇帝的胃口，由此受到代宗的宠信。他妻子王氏为开元年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女儿，一向以凶狠暴戾闻名。
元载绝非善类，也不是个正大光明的人物。他先用重金收买鱼朝恩的心腹，以便掌握其动静。鱼朝恩每次上朝，总是射生将周皓率领一百多人护卫，又以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握兵在外为援。元载千方百计地把二人收买了过来。接着，代宗将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徙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以皇甫温为凤翔节度使。表面上看是投鱼朝恩所好，加重了其亲信的地位，实质是麻痹他。鱼朝恩还蒙在鼓里，不知祸之将至。然而，鱼朝恩在宫中的党羽觉察到代宗意旨有异，便密报鱼朝恩。鱼朝恩将信将疑，试探着上朝时，却发现代宗恩遇如常，就放了心。
大历五年（770年）三月初十，是传统的寒食节。按照惯例，代宗置酒设宴与亲贵近臣欢度节日。宴席结束后，代宗传下圣旨，要鱼朝恩留下议事。这有些不大寻常，但正值欢宴后，鱼朝恩也没多想，便坐车去见代宗（鱼朝恩是个大胖子，行动不便，每次上朝都坐四轮小车）。大殿中的代宗一听到车声，脸色沉了下来。鱼朝恩一进殿，代宗劈头就问他为什么大胆图谋不轨。鱼朝恩大出意外，一时呆住，但很快冷静下来，为自己辩白。鱼朝恩没有意识到大限将至，态度十分强硬，根本没有把代宗放在眼里。这时早被元载收买的周皓与左右一拥而上，当即擒获了鱼朝恩，并当场勒死在地。前后时间很短，处理得干净利落。鱼朝恩时年四十九岁。
鱼朝恩在禁中被秘密处死一事，除少数参与密谋的人，外面一无所知。为防不测，代宗暂时隐瞒真相，下诏罢免他的观军容使等职，增实封六百户，通前共一千户，保留内侍监如故。接着诈言鱼朝恩受诏而自缢，传出风声后，才将他的尸体送回家，赐钱六百万作安葬费。
鱼朝恩弄权多年，结党营私，形成了自己一股强有力的势力，所以代宗仍担心其党羽闹事，尤其是担心引发禁军的骚乱。于是，下令对其党羽亲信免于追究，将原来他的亲信刘希暹、王驾鹤并擢为御史中丞，以安慰北军之心，并赦免京畿囚犯，全部释放鱼朝恩党羽，并下诏宣称：“你们均为朕之属下，禁军今后由朕统帅、勿有顾虑。”经过安抚，众心稍安，基本上没出现大的变故。唯独刘希暹过去罪恶满盈，常常自疑不安，又出言不逊，遂赐死。鱼朝恩死后尚且让代宗煞费苦心，可见其生前是何等的风头。
代宗依靠元载的帮助，才杀了鱼朝恩。然而，杀死鱼朝恩后，他又厌恶元载专权，一直寻机除灭他。公元777年，鱼朝恩死后七年，代宗杀元载，元载妻子王氏和三个儿子均被赐死。元载还有个女儿，早已经在资敬寺出家为尼，也受到牵连，收入掖庭为奴。元载是唐朝宰相中比较少有的贪官，好聚敛财物，其家产被籍没实，单是抄出的胡椒就有八百石，其他珍宝财物不可胜数。
鱼朝恩死后，代宗总算汲取教训，不再重用宦官。然而，他本人还有更深的烦恼，那就是藩镇势力大盛。此时，各节度使在辖区内扩充军队，委派官吏，征收赋税。节度使由军士废立，唐朝廷已无法控制。此外，各节度使为了争权夺地，也互相攻杀，而代宗对此，只有采取姑息的态度。
公元779年五月，代宗病重，急忙诏令太子摄政，不久病死于长安宫中的紫宸内殿。在位十七年，享年五十三岁，死后葬于元陵。
而本来已经在代宗手中得到抑制的宦官势力，到了他的儿子德宗手中，却重新死灰复燃。
德宗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一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神策军自德宗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称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反映出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到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德宗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贞元十一年（795年）五月，德宗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德宗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宪，成为德宗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德宗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像他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