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并不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京师的皇帝，也不是最后一个。而第一个脚底抹油的唐天子就是创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
人们习惯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因为黄金是贵重之物。这种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有杜甫诗为佐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四道无豺虎，远行不劳求吉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直到中唐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纸的国家。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珍贵的奢侈品。
当时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据说开元十八年（730年），全国犯罪入狱的仅二十四人。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境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即位后，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伊西北庭、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手中收复辽西二十一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唐朝的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
许多来华的胡人（唐人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乐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二十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榭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风景。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唐诗最为后世称道，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均为空前绝后的文学奇才。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的艺术成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他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创造了辉煌成就。
在一个封建朝代，集中出现了如此之多足以垂范千古的杰才俊士，是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写照。
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在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
然而，好景不长。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史记·平准书》）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玄宗没有借鉴历史经验，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天宝年间，人君德消政易，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唐朝的政治与经济境况急转直下，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就此爆发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又兼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称“奉命讨伐杨国忠”，发所部三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大张旗鼓，南下直趋两京。而此时此刻，大唐天子玄宗皇帝正在华清宫与杨贵妃纵酒放歌，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叛军所到郡县，唐朝军队几乎没有抵御。从贞观年间打败东突厥以后，中原一百余年没有战争，现在突然见安禄山叛军气势汹汹过境，沿途百姓都惊恐万分。各个州郡打开武器库应战，发现大部分器械已腐朽败坏，不能使用。唐军士卒不得不手持棍棒参战。这就是史书中所讲的“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安禄山部下均是唐军精锐，能征善战，郡县守军远不及叛军那样训练有素。既然无力抵挡，各郡县便都纷纷打开城门，延纳敌人。有些地方官吏逃走，有些被叛军俘获杀害，有些自杀在路旁，投降的也不可胜计。北京（太原）副留守被劫持，陈留、荥阳等郡连连失陷。整个大唐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大动荡的来临，注定要改变很多人的一生。
唐朝廷仓促应战，封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东讨平叛。封常清为沙场老将，足智多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所率皆为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而叛军却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劲旅，史称“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封常清屡遭败绩后，洛阳失守，封常清与高仙芝退保潼关，安禄山大军随即逼近潼关。
玄宗听说封常清兵败，便削其官爵，让他以白衣在高仙芝军中效力。高仙芝任命封常清巡监左右厢诸军，以助自己。正当封高二人忙于加固防卫之时，悲剧发生了。
高仙芝率军东征时，监军边令诚曾向高仙芝建议数事。边令诚平日寸步不出宫门，哪里懂得军事。高仙芝自然没有听从，边令诚却因此怀恨在心。高仙芝退守潼关后，边令诚入朝奏事，向玄宗反映了高仙芝、封常清败退之事，并说：“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意思是封常清夸大贼势，动摇军心；高仙芝擅离陕州，私吞军粮，都不堪重任。
玄宗此时已经是一个老人，长年的酒色麻醉了他的思维，加上受安禄山造反的刺激，对将帅开始极度不信任，尤其高仙芝还是高丽人，听了边令诚的一面之词后，登时大怒，不假思索地派边令诚赴军中斩高仙芝与封常清。
大敌当前，潼关却冤气冲天，大将未死敌手，这是历史上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封常清和高仙芝都是当朝名将，长年担任边关主帅，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最后却死非其罪。玄宗擅杀大将，不仅自毁长城，使唐廷丧失了两员具有作战经验的大将，还引起了军心的动摇。当时潼关将士相继呼冤，只因敕命煌煌，不敢反抗，但心中愤愤不平者大有人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民心和军心开始背离，大唐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
玄宗不问青红皂白地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后，各地的援军不断赶至京师，玄宗任命安禄山的死敌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负责守潼关。哥舒翰率军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利用潼关险要的有利地形，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十一日，安禄山派儿子安庆绪率兵攻打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初战大捷后，哥舒翰立即将矛头指向了长安的死敌安思顺。
安思顺为安禄山族弟，在安禄山谋反前，他曾经多次向玄宗奏报族兄安禄山将要谋反。安禄山起兵反叛后，玄宗因为安思顺先已奏报，所以不加问罪，但还是将其解除了节度使的兵权，改任户部尚书。安思顺也乐得在长安享清福，然而，哥舒翰却不想放过他。哥舒翰素来与安思顺有矛盾，此时又大权在握，于是就故意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让人假装送信，然后在潼关城门口抓住此人，献给朝廷。同时还列举了安思顺的七条罪状，请求玄宗处死安思顺。
玄宗对哥舒翰与安思顺的旧怨相当清楚，甚至还充当过和事佬出力和解过。此时，他不是不明白安思顺是被哥舒翰诬陷，但正值要借助哥舒翰之时，就不得不牺牲安思顺了。安思顺自然也不甘心坐以待毙，派人贿赂巴结宰相杨国忠（杨贵妃堂兄），请杨国忠出面求情。然而，玄宗为了笼络哥舒翰，已经下定了决心。天宝十五年（756年）三月初三，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被处死，家人流放到岭南。
哥舒翰受命于危难之间，却利用国家的危难来对付政敌。如此胸襟之人任唐军主帅，唐军不免危矣！后世史学家评论说：“哥舒翰废疾于家，起专兵柄，二十万众拒贼关门，军中之务不亲，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贼，旋致败亡，天子以之播迁，自身以之拘执，此皆命帅而不得其人也。”（《旧唐书·卷一百零四·哥舒翰传》）
杨国忠出力营救安思顺不成，开始意识到哥舒翰已经对自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此开始畏惧哥舒翰。
当时天下人都认为安禄山叛乱是因为杨国忠骄横放纵所致，无不对杨国忠切齿痛恨。哥舒翰部将王思礼曾经暗中劝哥舒翰说：“禄山阻兵，以诛杨国忠为名。公若留兵三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哥舒翰摇头不应。王思礼又道：“若是上表，未必便如所请，仆愿以三十骑，劫取杨国忠至潼关斩之。”哥舒翰愕然道：“若如此，真是哥舒翰反，不是安禄山反了。此言何可出诸君口？”王思礼不敢再说。
不久，王思礼与哥舒翰密谋一事便传到杨国忠的耳朵里，有人对他说：“今朝廷重兵尽在哥舒翰之手，哥舒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杨国忠闻言后大骇，急思对策，然后对玄宗说：“兵法‘安不忘危’，今潼关兵众虽盛，而无后殿，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人训练于苑中。”玄宗觉得这话有理，立即让杨国忠去办此事。杨国忠迅速招募三千精兵，日夜训练，由他的亲信剑南军将李福、刘光庭分别统领。杨国忠还是不放心，又奏请招募一万人屯兵于灞上，由心腹将领杜乾运统领，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哥舒翰。
哥舒翰得到消息后，知道杨国忠的部署都是针对自己，怕遭暗算，背后受敌，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上表，奏请将驻扎在灞上的军队归潼关军队统一指挥。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一，哥舒翰以商讨军情为由，将杜乾运召到潼关，随后借故将其斩首，由此吞并了灞上军队。
经历这次事件，哥舒翰和杨国忠二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由暗斗发展到明争。杨国忠得到这一消息，愈发恐慌，对儿子说：“吾无死所矣！”近在咫尺的哥舒翰的存在，使他有如芒刺在背。而哥舒翰同样终日不安，一直无法下定决心，诛杀杨国忠。后世有句著名的话：“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哥舒翰的迟疑不决不但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大唐的天下。
前线主帅与后方宰相的内讧，消耗了宝贵的精力和时间。哥舒翰忧心忡忡，“恐为国忠所图”（《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病情加重。他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处理日常军务，只好把军事大权交给了行军司马田良丘，田良丘不敢专断。哥舒翰又让部将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王思礼、李承光二人争执不和，难以配合，全军号令不一。加上哥舒翰到了晚年，因位高权重，军纪虽然一如既往，但却不关心士卒疾苦。监军李大宜在军中时，不但不管事，还整日以与将官赌博、饮酒、弹琴为乐，而普通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玄宗派人慰劳军队时，士兵反映缺少衣服，玄宗特意做了十万战袍赐予军队，但哥舒翰却压住不发，以至兵败之后，衣服仍藏在库中。士兵冒着生命危险征战，却连最根本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自然心中充满怨恨，由此导致了上下离心。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哥舒翰统兵“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有威无恩，正是哥舒翰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
就在哥舒翰固守潼关、与杨国忠明争暗斗的这段时间，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当地百姓的无比愤怒，大失人心。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等率军民奋起抗击叛军，河北多郡相继响应。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先后率军出井陉，入河北，在九门、嘉山等地，接连大败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南下又被张巡、鲁炅阻于雍丘和南阳。安禄山前进不得，后方又受到威胁，军心动摇，打算放弃洛阳撤回范阳。战争形势出现了明显有利于唐军的转机。十分可惜的是，政治阴谋决定了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唐军因为内讧，自己为进退两难的安禄山打开了潼关的大门。
哥舒翰在潼关始终采取了固守的策略，据守天险，阻叛军于潼关之下。叛军主力徘徊潼关之下，长达半年之久，却始终无法逾越天险，成为令人难堪的胶着状态。哥舒翰担心玄宗怪他不肯出战，之前多次向玄宗上言，强调自己固守的策略：“禄山虽窃河朔，而不得人心，请持重以弊之，彼自离心，因而翦灭之，可不伤兵擒兹寇矣。”
安禄山见强攻不灵，便命部下崔乾祐事先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率四千名老弱病残的部队屯于陕郡，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但哥舒翰不为所动。他心中非常清楚，尽管他手握所谓的二十万大军，但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人多而不精，且全无斗志，所以他坚持闭城。但哥舒翰忘记了，在他背后，还有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他，正寻找机会除掉他。
天宝十五年（756年）五月，玄宗接到叛将崔乾祐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的情报，此时满朝文武正为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取得的大捷而兴奋，玄宗乐观地估计了战局，求胜心切，下令哥舒翰转守为攻，立即出兵，收复陕郡、洛阳一带。为此，玄宗还特意卜了一卦，卦相显示说：“贼无备，可图也。”
哥舒翰闻讯大惊，立即上书玄宗，认为：“贼既始为凶逆，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今王师自战其地，利在坚守，不利轻出；若轻出关，是入其算。乞更观事势。”从奏表上看，哥舒翰与当初高仙芝、封常清二人守潼关时的观点完全是一样的，都是主张坚守潼关，然后派朔方军北取范阳，占领叛军老巢，促使叛军内部溃散。这一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策略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不仅是哥舒翰，就连身处河东前线的朔方军主将郭子仪、李光弼也持相同的观点。二人在奏书中说：“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今贼悉锐兵南破宛、洛，而以余众守幽州，吾直捣之，覆其巢窟，质叛族以招逆徒，禄山之首可致。若师出潼关，变生京师，天下怠矣。”颜真卿也上言：“潼关险要之地，屏障长安，固守为尚。贼羸师以诱我，幸勿为闲言所惑。”反对哥舒翰出战的奏章纷纷而上。
就在玄宗迟疑不决的关键时刻，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不肯出兵是意在谋己，为了调虎离山，立即对玄宗说：“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玄宗久处太平盛世，不懂军事，于是轻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连续派遣中使催促哥舒翰出战，以至往来使者“项背相望”（《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哥舒翰传》）。不久，又下手敕切责哥舒翰：“卿拥重兵，不乘贼无备，急图恢复要地，而欲待贼自溃，按兵不战，坐失事机，卿之心计，朕所未解。倘旷日持久，使无备者转为有备，我军迁延，或无成功之绩，国法具在，朕自不敢徇也。”并派宦官边令诚前去督战。玄宗已经完全失去了年轻时的精明头脑，急于求成，对敌我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判断，加之听信谗言，刚愎自用，驱使唐军自寻死路。
备受压力的哥舒翰见皇帝降旨严厉切责，知道势不可止，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四领兵出潼关。出关前，哥舒翰似乎已经预料到此战必然失败，不禁抚膺恸哭。兵法云：“将能而君不驭者胜。”而现在哥舒翰处处受到朝廷的牵制，明知不该轻易出关，却因被诏命所迫，不得不出战。可以说，他是怀着视死如归的悲痛心情踏上了征程。从根本上说，失败将不可避免。唐军主帅的阵前痛哭，昭示了一个王朝无可奈何的没落。
六月初八，哥舒翰率军出灵宝县西（在今河南省西部），与崔乾祐部交战。灵宝南面靠山，峰峦陡峭；北临黄河，波涛汹涌；而中间是一条七十里长的狭窄山道，可谓是用兵的绝险之地。崔乾祐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领弱兵与唐军交战，且战且走。
哥舒翰与行军司马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观察军情，看见崔乾祐兵少，就命令大军前进。王思礼等率精兵五万在前，庞忠等率十万大军继后，另派三万人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两军一交战，叛军偃旗息鼓假装败逃。
王思礼见四周地势险要，不敢贸然前进，只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叛将崔乾祐竟带着羸兵前来挑战。他们队列不整，东一堆，西一簇，三三五五的简直就像从未习过队列的百姓。唐军士兵见此境况，不由得发起笑来。不待王思礼发令，士兵就抢先突进。眼看追及叛军，叛军却马上偃旗退避。王思礼于是挥兵直追，庞忠等接应部队亦随后跟进。于是两军争先恐后地拥入山峡，只见两旁都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越来越窄的隘路，令人毛骨悚然。王思礼感到不妙，停下观望。
哥舒翰一见地形，便立即发现中了崔乾祐的奸计，想要摆脱困境，却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乘浮船在黄河中流指挥战斗。当时制高点为叛军所占领，情况十分危急，唯一的出路只有奋勇向前，冲破前面叛军的堵截，杀出一条血路。哥舒翰见崔乾祐兵马不多，便督促将士奋勇前进。由于山道狭窄，唐军如同滚竹筒中装满的豆子，只能一个挨一个前挤后拥地向前滚。
此时，叛军伏兵突起，居高临下，从山上投下滚木擂石，唐军将士全部拥挤在隘道，兵力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用毡车在前面冲击，试图打开一条通路。为了活命，唐军将士开始夺路冲锋，队伍一下子全乱了套。哥舒翰指挥失灵，人心涣散，士无斗志。
到了下午，天气骤变，东风劲吹。崔乾祐眼见时机到了，急令部下将几十辆装满干草的大车纵火焚烧，堵塞通道，使唐军无法前进。顿时烈焰腾空而起，浓烟弥漫，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还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日落矢尽，才知中计。
这时，崔乾祐命精骑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唐军背后杀出，唐军腹背受敌，乱作一团，互相排挤践踏。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号叫之声惊天动地，一片凄惨之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而守在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哥舒翰只带数百骑得以逃脱，从首阳山西面渡过黄河，进入潼关。潼关城外有三条堑壕，均宽二丈，深一丈，逃回的人马坠落沟中，很快就将沟填满，后面的人踏着他们得以通过。
灵宝一战，唐军出关将近二十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八千余人。到了此刻，即便有潼关天险，唐军也无足够的兵力可守。六月初九，崔乾祐率兵攻陷潼关。此时，离哥舒翰痛哭出关不到五天时间。
潼关失守后，京师无险可据。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二夜半时分，长安城尚在一片寂静之中，玄宗率同杨贵妃并杨国忠兄妹、太子李亨等皇子皇孙、同平章事韦见素、御史大夫魏方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宫监将军高力士等重要人物，暗中潜出延秋门，向西逃去。除了六军士兵外，随行的官员、亲友不过百余人。大部分臣僚和皇族都被遗弃在京师，弃而不顾，甚至包括住在宫外的皇妃、公主及皇子、皇孙等。玄宗因此成为唐朝历史上第一个逃离京师长安的皇帝。当时，文武百官都不知道皇帝去向。
大唐天子竟然要如做贼一般悄然离去，生怕被人发现。当年玄宗东封泰山时，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四夷酋长扈驾从行，车马列队，延续百里，盛极一时。如今落魄至此，可叹！盛唐已经成为了历史，历史就是如此无情！
一行人路过左藏大盈库的时候，杨国忠请求请将库藏烧毁，以免大批库存布帛为叛军所得。玄宗心情凄惨，长叹道：“叛军来了没有钱财，一定会向百姓征收，还不如留给他们，以减轻百姓们的苦难。”过了便桥，杨国忠又命人将桥烧毁，以阻挡叛军的追击。玄宗知道后，说：“官吏百姓都在避难求生，为何要断绝他们的生路呢！”立即派高力士带人将火扑灭，留着桥梁给后面的士民逃命之用。
玄宗事先已经派太监王洛卿先到沿路各地，要官员准备接待。到了咸阳，派出的太监王洛卿和咸阳县令都已经逃走了。再派太监去征召，官吏与民众都没有人来。逃难的皇帝饥饿不堪，只得以杨国忠临时买来的胡饼充饥。随行太监好不容易找到当地百姓，向他们说明了情况。百姓们送来了一些粗饭，其中掺杂有麦豆。皇子皇孙们平时养尊处优，哪里吃过这样的饭，但是实在饿得慌，也顾不得什么体面，没有碗筷，便用手捞着吃，一下子就吃得精光，还没有吃饱。
快半夜时，逃难的一行人到达金城（今陕西兴平），县令和县民也早逃走，但食物和器物都在，士卒才能够吃饭。当时跟随玄宗身边的官吏中，借机逃跑的人很多，宦吏内侍监袁思艺就趁夜色逃走了。金城驿站中没有灯火，人们互相枕藉而睡，也不管身份贵贱地混睡一起，皇室贵族的威风扫地已尽。
玄宗一行逃跑到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北）时，唐禁军将士因饥饿疲劳而十分愤怒，并认为杨国忠是罪魁祸首。禁军将领陈玄礼想杀掉杨国忠以平民愤，并请东宫宦官李辅国转告太子李亨，想取得太子的支持。太子犹豫，没有明确表态。
刚好这时候，有吐蕃使者二十多人拦住杨国忠的马，诉说没有东西吃。杨国忠未及回答，士兵就喊道：“国忠跟胡虏谋反！”杨国忠争走，被士兵擒杀。士兵们又杀了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以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
玄宗得知杨国忠被杀后，只得亲自走出驿门，慰劳军士，命令他们撤走，但军士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原因。陈玄礼出面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被诛，杨贵妃不应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能够割爱，把杨贵妃处死。”玄宗开始还不同意，但军士鼓噪不已。玄宗深知大势已去，无论如何都无法保住杨贵妃的性命，这才流泪赐杨贵妃自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嵬驿事变”。正如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云：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马嵬驿事变以后，玄宗继续西逃。太子李亨却被当地的百姓留住，主持抗叛大局。从此，太子李亨的身份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从马嵬坡一路收拾残兵北上，臣民争相前来归附。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即位称帝，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至此，玄宗以凄凉谢幕的方式退出了帝国的政治舞台，唐朝最漫长和最光辉的玄宗时代到此结束了。
九月，肃宗以广平王李俶（后改名李豫）为天下兵马元帅，开始了反攻。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正当郭子仪、李光弼等奉命收复洛阳、长安两京之际，叛军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等所杀。唐军乘机反攻，又借来回纥兵助援，于九月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退保邺郡（今河南安阳）。史思明投降，肃宗以其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河北复为朝廷所有。十二月，太上皇玄宗还京。至此，玄宗离开长安已经一年有余。
镇守于太原的李光弼认为史思明终究还要叛乱，就劝肃宗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使之与阿史那承庆共图史思明。但此事被史思明查出，杀死了乌承恩，并积极筹划，等待时机再次起兵。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肃宗命令九个节度使出兵，围攻盘踞相州的安庆绪。但这次出兵不设主帅，只以宦官鱼朝恩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视各军将领。史书上对此解释是，“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其实并不是郭子仪、李光弼等元勋谁不好统领谁这么简单，而是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得肃宗心有余悸。他既想利用节度使来平定叛乱，又不能完全相信他们，更不放心将几十万唐军单独交给某一个威信与实力都很强的节度使。这样，造成的结果却是：唐方军令不一，各节度使又互不为谋，矛盾重重。而更为严重的是，在朝廷与节度使的矛盾中，宦官势力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朝中后期最严重的问题。
唐军各路人马共六十万，共围相州邺城（今河南安阳市）。郭子仪命部队引漳河水淹邺城，城中粮尽。困守在城中的安庆绪日子相当不好过，邺城中开始缺粮，一斗粮食需要七万钱，而米价最便宜的时候不过几文钱。粮食吃完了，连邺城的老鼠都值钱起来，一只要数千钱。而且也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邺城中有人想要暗中投降，却因为城中被淹，水太深，无法轻易出去。
此时的局面对唐军极为有利，然而唐军没有主帅，没有统一的指挥，彼此牵制，贻误了战机。安庆绪派人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发兵五万南下，在邺城外与唐军相遇。唐军中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四部率先与史思明激战，双方各有死伤。
郭子仪率军赶到，预备从背后袭击史思明，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然而，形势突然起了戏剧性的变化，郭子仪刚要布阵，突然狂风大作，刹那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对面不见人。史书中记载说：“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飞扬的尘土中，只见人影憧憧，来回移动奔跑。交战双方都大惊失色，均以为是对手追来，纷纷逃散，溃不可止。唐军往南逃跑，史军则往北逃跑。甲仗、辎重委弃于路。唐军九路人马，大多溃逃，只有李光弼、王思礼两支部队全军而归。由此可见当时天气之恶劣，着实令人胆战心惊，声威绝不亚于今日的沙尘暴。
唐军溃败后，史思明屯驻邺郡，杀安庆绪及其心腹等。安庆绪先前所据有的州县及兵众，至此尽归史思明。乾元二年（759年）四月，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改范阳为燕京。不久后，史思明攻入洛阳。此时的洛阳已经成为一座空城，但因其政治意义，史思明还是以洛阳作为自己的中心据点。
十月，河阳一战，李光弼军大败史思明。上元元年（760年）九月，肃宗下诏：“郭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由于宦官鱼朝恩从中作梗，事竟不能行。二年二月，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邙山，官军败绩，河阳、怀州再陷。三月，史思明被其长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于洛阳即皇帝位，改元显圣，密使人至范阳杀其异母弟史朝清及不附己者。其部自相攻杀，数月范阳方定。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太上皇玄宗、肃宗相继去世，宦官李辅国拥立太子李豫即皇帝位，为代宗。代宗任命长子李适（音kuò，同扩）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于陕州，共同进讨史朝义，史朝义兵败后北逃。而中原百姓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因为唐朝廷向回纥借兵，事先与回纥有约定，答应收回洛阳后，财宝皆归回纥所有。“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之前，士民很多次对胜利抱有希望，现在“胜利”已经来临，结果反而更加失望。
史朝义逃回老巢范阳后，其得力部将薛嵩、张志忠、田承嗣、李怀仙相继归顺唐朝廷。史朝义见大势已去，打算离开中原，投奔奚和契丹，结果被李怀仙追杀。
至此，自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范阳起兵，中经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史思明再起范阳，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年）结束战乱，前后共历七年又三个月，史称“安史之乱”。战乱过后，皇权低落，盛世不复再来。节度使势力形成的藩镇自河北、山东扩展到河南、江淮，此起彼伏，形成割据局面，直接导致后来唐朝的灭亡。
公元626年，历史上著名的英主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颉利可汗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预谋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率兵二十万直逼长安。东突厥大军驻扎在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四十里，京师大震。有人劝太宗离开京师避难，太宗却镇定自若，设疑兵之计，亲率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便与唐结盟，领兵而退。
到了太宗的曾孙玄宗这里，则开了一有动静就率先逃跑的先例。回想当年太宗的英姿，真令人生出“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的感慨。
玄宗在位的前期，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他在位的后期，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动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在同一个皇帝手中达到了盛极，又在同一个皇帝手中而衰，在玄宗的身上，充分表现出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上了政治舞台，却以失败者的形象降下了最后的帷幕。这真是人间最大的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