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大战重新划分了三国的疆界，吴蜀联盟的重建使三国力量再次达到平衡，三国鼎立局面进入一个全新的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孙权理智地将主要精力用在开发江南、发展农业和运输经济上。
事实上，早在夷陵之战以前，吴国的骆统就曾上书给孙权，说繁重的征役和赋税使农田荒芜，军民俱困，民间百姓和屯田穷兵生了孩子却无力养活，这样的恶性循环会导致珍贵的人力资源大量流失，社会难以向前发展。骆统因此奏请孙权寻求解决之计，使剩下的人民有个活路。骆统的奏言切中时弊，孙权深受触动，于是就致力于以屯田的方式发展生产，富国强兵。
吴国的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屯田都尉等职官进行管理。屯田的兵平时种田，战时打仗，屯田的农民只需种田，免除民役。吴国很多地方实行屯田，屯田的军民则多少不等，皖城的屯田基地有数千家屯兵，而毗陵的屯田农民则有男女数万口。总体来说，东吴屯田的规模可观，而且采用了牛耕的先进耕作技术。
公元226年，陆逊认为自己的驻地军粮不足，便上表请求令士兵就地屯田。孙权认为这主意很好，不仅同意了陆逊的提议，还将驾车的牛改为耕牛。孙权本人和儿子还下地耕作，以此鼓励士兵屯田。
为了满足农田用水，孙权还注意兴修水利。他在公元230年修筑东兴大堤，将巢湖水截流用于灌溉。公元250年，他又修建了堂邑涂塘（今天的江苏六合县互梁堰），还开凿了几条运河，既方便了内河航运，又可作灌溉之用。
此外，孙权还多次调整赋税，夺取荆州后，曾尽除荆州人民的租税，还下令诸将要居安思危，加强武备，崇尚节俭。
为了适应长江水战和江海交通的需要，孙权还大力发展造船业。他专门设置官员，监督工匠和罪犯造船。吴国的船最多可达七帆，吴人万震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当时的多帆船可以通过斜移帆面到合适角度的方式充分利用风力。这种方法使帆船在行驶的过程中不惧风浪，速度迅疾，至今还在现代的木帆船上使用，可见当时东吴造船技术的高超。
有了理想的江海交通工具后，东吴便扩大了对外联系的范围。公元230年，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士兵，乘船前往夷洲和亶洲，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岛和日本。由于亶洲太过遥远，无法到达，卫温一行人只到了夷洲。据《三国志》记载，卫温一行在台湾停留了将近一年，带去的士兵水土不服，多染疾病，死者十有八九，虽然俘获了数千夷洲土著，却得不偿失。但这次探险让吴国人对台湾有了初步了解。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曾在《临海水土志》中对夷洲进行了记载，他说：“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沈莹笔下夷洲的方位和气候都与台湾的情况相符。书中还描述了夷洲的物产，以及山夷居住、饮食、嫁娶、穿耳、凿齿、猎首等习俗，这些情形都可以在明清人关于台湾的著述里得到印证。只是《临海水土志》说到的山顶越王射的之白石，在明清时代的台湾已无迹可寻，湮没在久远的年代中了。又说到山夷处于石器时代，使用青石做成的箭头、刀斧等。这种情形在明清时代的台湾也消失了，这是由于台湾番族已走出石器时代。
孙权时代的夷洲之行虽然没有收到具体的效益，但它书写了祖国大陆与台湾最初的交往史。从这点来看，具备伟大的历史意义。
台湾之外，孙权还进一步巩固了对交州的统治，积极派人与海外的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诸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以后，又派交州刺史出使南洋诸国，与印度建立了联系。
在孙权统治吴国的时代，吴国无论是对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航运联系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到孙亮（252年—257年在位）、孙休（258年—263年在位）以后，特别是孙皓（264—280年在位）统治的时期，军民备受盘剥，苦不堪言，吴国经济日渐凋敝。
孙休统治时期，有五口男丁的吏家就有三人在外服役，其余二人照旧缴纳限米，连孙休都感到役税太苛重，所以下诏削减一人服役。吏家尚且负担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自耕农户和屯田兵民家里的情况只会更坏。
孙休之后的孙皓是著名的暴君，他的法律更加严苛，赋税更加沉重。吴国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面有菜色，屯田军民大批逃亡。吴国的屯田渐被破坏，日趋衰落。
此外，孙吴将领通过世袭领兵制，控制士兵和屯田农民，使许多屯田土地转入私家之手。吕蒙攻克皖城有功，孙权就将浔阳屯田三百人赐给了他。这些情况也加剧了屯田的衰落。在晋朝进攻吴国之前，吴国的经济、政治已经在内部逐渐崩溃。
魏、蜀、吴三个国家，魏国的经济最为强盛；蜀国虽然地少人稀，但在诸葛亮的治理下井然有序；吴国的经济最不堪一提，尤其在孙皓统治时期，不待魏国来伐，内部已经自行溃败。经济上强大的国家，在政治上也是强大的，排除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排斥经济作为政治基础的因素，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人生的大判断上，其实大同小异。所以，能够将一件小事认真做好的人，必然也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好人生大事。能够在一件事情上表现卓越的人，在其他事情上也不会表现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