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自纵驱逐张敬尧，南北战争忽然变成北与北战，南与南战的大混乱之局。执北洋牛耳的皖系被一个撤防北归的小小师长所打倒，西南声势最大的桂系也被闽粤边境一支孤军所推翻，任何武力不足恃，越是武力大的人，越容易被打倒。对湖南人来说，触目惊心，犹有余悸。因为湖南久作南北战争的战场，一胜一败之局，谁也不能征服谁，结果湖南便在兵荒马乱的拉锯战中，人民生命如草芥，人民财产如粪土。
谭延闿出长劫后的湖南军政，他能把握最高的政治原则，不再以兵事困扰湘人，他和赵恒惕宣称湘军任务以驱张为止，不卷入南北漩涡，并主张闭关自守，请南北均勿驻军湘境。就谭延闿背景来说，早年由咨议局议长参加革命，是立宪派人物，后来几度督湘，迄南北战争，他的政治渊源多少和桂系有关，湘军驱张，桂系也暗中支持，不幸驱张成功后，桂系竟在两粤失势，对谭无形中是一个严重的打击。驱张一役，湘军从北军中夺得大批枪支，吸收人民武力扩编为形形色色的部队，以湖南人的勇敢善战，如果内部团结起来，不要说北洋派不敢正眼相觑，就在西南各省中，也算是强大的武力。可是湘军并不团结，驱张成功后，变成了三分天下，谭延闿、赵恒惕和程潜鼎足而三，三派各有势力，这就吹散了湘军中兴的美梦。
9年9月，湘军一度整编，除正规军第一师外，共成立了12个防区司令：
第一区司令吴学剑，驻宝庆。
第二区司令张辉赞，驻湘乡。
第三区司令谢国光，驻衡阳。
第四区司令罗先闿，驻永州。
第五区司令刘叙彝，驻洪江。
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驻醴陵。
第七区司令陈嘉祐，驻郴州。
第八区司令蔡钜猷，驻沅陵。
第九区司令田镇藩，驻芷江。
第十区司令李韫珩，驻澧县。
第十一区司令林支宇，驻常德。
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驻平江。
在以上各军区中，第六军区最有实力，是属于程潜的，第一、二、三、七、十二各军区司令均属谭延闿，四、五、八、九、十、十一各军区则无所属。
军区制使湖南变成一个小国家，各县用人行政均操于各军区武人之手，武人认为驱张一役是他们打出来的天下，他们当然不把省政府放在眼中。
谭延闿四次督湘，遇到的是兵骄将悍、财政困难、军饷无着的局面。谭是文人出身，驱张一役则是军人的功劳，因此他们对谭就有不敬之心。他们在军区内不只是行政权操于己手，连地方税收也要支配，省政府无权过问。因此，谭的号令不出省门，他所用的民财各长，也受武人的干涉。谭在民国初年，曾说过：“省长是督军的媳妇”，可是现在他做了督军时竟变成各地方军人的媳妇了。
正因为此，谭才想整军和裁兵，而整军自然引起地方军人的不满。
裁兵过程中，只有第七混成旅长兼第四区司令罗先闿自言实力仅有一团，愿降任团长或退位让贤。罗从军50余年，本是老行伍出身，他平素宽袍大袖，手持烟管，与兵士同桌而食，同室而寝，乘火车总是坐三等，完全是个教书老夫子的模样。
他的言论一发出，湖南人均尊他为模范军人。赵恒惕推他为点验枪支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个委员会就是主持裁兵的一个临时机构。湖南人都赞成裁兵，可是对这位自动要求裁兵的老将军却又不愿意让他裁，纷纷电请省政府挽留他。
10月间，湘西发生了新风云，前常澧镇守使王正雅之子王育寅因父亲遇害，宣称起兵报父仇，自称常澧护国军总司令，推林修梅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林修梅本是谭延闿旧部，且为谭派健将，却因裁兵事也对谭表示不满。谭在长沙听说湘西不稳，乃派兵讨王，却不及林。湘中的将帅均与林有旧，人人按兵不动，谭不得已派他的嫡系第一旅长宋鹤庚往剿。11月平江又有兵变，平江是第十二军区，军区司令萧昌炽被杀，这对谭也是很大的打击，因为萧原为督署副官长，极得谭的信任，谭不得已，又调李仲麟就近往剿，怎知李仲麟却阵前变节，与变兵合流，李部团长张振武于11月21日发表马电促谭下野。
谭的基本部队有调动的，也有离省太远的，而在平江号称兵谏的李仲麟部却朝发夕至，22日即开到了省垣近郊。23日谭在督署召集军政各界联席会议，谭延闿首先痛哭流涕，赵恒惕也泪眼模糊，他们都不愿见干戈重起，地方糜烂，而与会的人又都面面相觑，没有一个自告奋勇地愿意带兵出去抵抗变兵。
会议除了流泪脸对流泪脸，没有任何结果，谭发表漾电宣布废督，推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咨请省议会改选省长，新省长未产生前，谭暂任省长。
这时候的湖南，就像春秋时代的郑国，介于南北之间自成一国，自治及制定省宪，不受南北政府的号令。
湖南省议会是一省民意的最高机关，开创民选省长的先河。
倒谭的是程潜一派欲取长沙，谭延闿想利用时间外召勤王之师，程派当时不给“谭婆婆”这个机会。程派将领便都在长沙城外鼓噪起来。11月24日谭召开第二次军政联席会议，有一位将领站起来说：“畏公（谭的尊称）表示高蹈，他是一位全国的伟人，不是湖南一省的伟人，我们不能以私情违反他的意旨，这次的会，我们一方面欢送旧总司令离湘，一方面欢迎新总司令就职。”
新总司令是赵恒惕，他于25日就职。省议会选举林支宇为临时省长。谭延闿则于27日悄然赴沪。谭夫人原住上海，以难产致死，谭曾派人迎柩回湘，迎柩轮和送谭轮相遇于城陵矶，只能抬手示意，其后谭写信给朋友说：“存者殁者背道而驰，世间伤心事无逾于此者。”
12月4日程派将领又闹饷倒赵，赵电广州举程为军政府陆军部长，孙中山复电云：“部长已任竞存（陈炯明），盼颂云（程潜）屈就次长。”12月24日，赵恒惕以开会为名，将程派将领李仲麟、瞿维臧等八人杀害，程潜派在湘势力为之瓦解。
李仲麟之死，结束了湖南省内谭、程两派的明争暗斗，李的部队驻扎醴陵亦于李被杀后予以解决。湖南局势在赵恒惕控制下，总算安定了下来。
谭延闿怀着万分悲恸的心情去了上海，自从民国6年南北战争以来，湖南就变成南北兵争的焦点。谭延闿也几进几出长沙，他虽称文武全才，究竟文事重于武功，在湘省内争中，他需要倚赖军人的支持，赵恒惕是支持他的，可是水涨船高，赵的部下希望赵能主绾一省军政，因此赵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负起了湖南军政省长的责任。
赵主持湘省军政后，整军图治，扩编湘军为两师五个混成旅：
第一师师长由第一旅旅长宋鹤庚升任。下辖第一第三两旅，旅长由团长贺耀祖、唐生智升任。
第二师师长由第三旅旅长鲁涤平升任。下辖第二第四两旅，旅长由团长刘铏、邹序彬升任。
另以叶开鑫为第一混成旅旅长，赵钺为第二步兵旅旅长，张辉赞为第二混成旅旅长，谢国光为衡阳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陈嘉裕为第四混成旅旅长，吴学剑为宝庆镇守使兼第五混成旅旅长，蔡钜猷为长沅镇守使兼第七、第十两旅旅长。
湖南的变局是谭延闿、赵恒惕、程潜三派之争，首先是程派军人发动政变逐谭下台，赵在政变中取得了总司令地位。程派倒赵失败，谭赵两派本是一系，在反程战线上更是一致，不过当程派势力被铲除后，谭赵两位虽无芥蒂，可是下面的人则因利害关系而水火不容了。
谭派军人中最有计谋的，是张辉赞。他曾经公开建议驱逐在湖南的政学系和孙系（指孙中山）政客，并且秘密建议采取“清君侧”的手段逼赵下台。但是赵系的叶开鑫兼任长沙戒严司令，赵的军事力量控制着长沙，如果从外面调兵进省来发动政变，就会引起湖南的内战，而湖南发生内战，北洋军就会乘机侵入，因此谭派军人不敢动手。
10年春天，张辉赞利用父亲做寿的机会，集合谭派军人举行湘潭会议，决定发动推倒临时省长林支宇的政治运动。林和孙中山有连系，在谭赵两派斗争中保持中立，不是谭派的主要敌人，但是谭派准备推倒林后，就可以迎接谭回来做省长，然后再驱赵下台，所以他们决定先推倒林，从剪除赵的羽翼入手。
湘潭会议后，谭派的主要军人宋鹤庚（谭军第一师师长）从湘潭回到长沙，当面痛骂财政厅厅长姜济寰筹饷不力，又和张辉赞联合起来，借口禁烟问题攻击政务厅厅长冯天柱，因此姜冯二人均不安其位而被迫下台。林支宇知道这是对自己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此于10年3月5日留下一封致省议会的辞职咨文，挂冠而去，秘密离开了长沙。
林出走后，赵恒惕知道这是谭派先驱林再倒赵的二部曲，维持林的省长，是第一线防守计划，于是立刻派人四出追林，可是林去意甚坚，早已取道汉口转上海，赶之不及。
3月7日湘军总部举行军、政公团联席会议，讨论省长问题，曾名列洪宪六君子之一的胡瑛（湘省矿务局协理）表示：“湖南临时省长一席，非由德威兼重的赵总司令兼任不可”。
4月6日湖南省议会推举赵恒惕兼任临时省长。
正是这个时候，由四川退抵贵州镇远的李烈钧，把他所属的滇军开进麻阳、黔阳、会同三县，和湘西防军田镇藩旅发生冲突。并且在占领区内包运鸦片。滇军假道入境及其破坏行为，湖南有进行武力制止的必要，不然将会严重地影响湖南的自治地位。因此宋鹤庚、谢国光、吴学剑联合推荐叶开鑫为讨伐滇军的总指挥，又保荐张辉赞代理长沙戒严司令。
谭派军人想在驱逐滇军的行动中乘机攫夺长沙，赵恒惕自然不会上当。
湖南谭赵之争酝酿了好几年，赵恒惕在他答复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访问时曾对此表示遗憾，他叙述他对谭的印象，以及和谭之间的冲突，他说：
“湘军隐分新旧两派：新派多为保定军校出身，水准较齐，知识亦较高，如唐生智、贺耀祖等是；旧派则分子复杂，有湖南速成学堂，武备学堂，弁目学堂卒业者，有学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吴学剑、鲁涤平、蔡钜猷、陈嘉祐、谢国光辈是。省宪实行以来，新派军官因程度较高，遂渐成湖南军政之重心。
……
谭公如不图利用旧派为政治资本，则新旧冲突可以避免。谭公如先拉拢新派军官，战争亦不致发生。……萁豆相煎，兄弟阋墙，余心中之愧恨，实无以言喻，固不独对谭公一人而已。
谭公记忆力极强，掌故熟悉，对古今名人名、讳、别号均过目不忘。除勤习书法外，别无嗜好。惟于政治极感兴趣。余每谓谭公为极适合之行政长官人才，盖别无旁惊，专心一志于政治。担任总统幕僚长，尤为一等脚色，当任广东大元帅之秘书长，卓著功效，其后遂任国府主席。下笔既敏捷，又长于周旋应对，且精力过人，能同时会客、批公文、听电话，八方应付，面面俱到。
谭公之性格极圆融冲和，待人亲切而周到。余曾隶蔡（锷）公，蔡公亦敏达，且勤奋细密；但对人绝不敷衍，作事最重计划步骤。
谭公之克己功夫，极难能可贵。三十余岁丧偶后即未续娶，有人介绍续弦，谭公辄笑却之。任湖南都督时，所着之布鞋，系太夫人手制，其俭朴类此。
谭公待余甚厚，示能报答于万一，为终身憾事，亦因谭公信任余太深，致招人忌。余对谭公忠心耿耿，即有毁余于公者，余意公决不之信，后张子武（其锽）先生特来告余，谓谭公颇为人言所动，余初亦坚谓不致有此，其后征之其他事实，亦觉可信，始悔当时未能请子武先生赴沪晤迎谭公，是一遗恨。因子武为谭公与余最信佩之人，且其智慧甚高，必有方法达成之也。
余上谭公书数十通，可以证明余当时之真意（该项函件为张礼文先生所得，并由张君剑芬持以赠我）。至于谭公赐我之书札应在百通以上，因在湖南军事期间，尽行失去，至可惋惜。……”
政治人物常有一时恩怨和利害影响友情，可是，事过境迁，当时是非已成空，追想交谊，已难补效，谭赵的离合悲欢正是一桩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