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1902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率同清帝宣统退位，其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又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这篇诏书据说是南通状元张謇的手笔，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笔是袁的左右所增加。诏书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务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农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署。
清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至宣统退位，共计297年；自顺治入主中国，至宣统退位，则为268年。宣统退位是在民国元年2月12日，就是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与退位诏书宣布的同一日，袁世凯发表了“真电”表示赞成共和，其原电如下：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亲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现在统一组织，至重且繁，世凯亟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至共和建设重要问题，诸君研究有素，成竹在胸，应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尚希迅即见教。袁世凯真。”
袁世凯认为他逼迫清帝退位工作已告完成，他已履行了他的诺言，于是他要等南方履行他们的诺言——推袁为第一任大总统。他怕南方食言，所以在退位诏书内加上：“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句话。这句话非常荒谬，好像民国的大总统不是由国民选出来而是由清帝命令的。
清室退位后的优待条款共为两个清单，其原文如下：
第一清单：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私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民国得设法代筹生计；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以上各条，列于正式公文，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
第二清单：（共分两项）
甲、关于清帝退位后优待之条件：今因清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清帝逊位之后，优待条件如左：
第一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清帝逊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付；
第三款：清帝逊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员照常留用；
第四款：清亲逊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清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日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得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清亲逊位之后，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第八款：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乙、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平等；（三）清皇族私产一律保护；（四）清皇族免兵役之义务。以上各条列于正式公文，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
对于中华民国优待逊清的上述条款，后人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批评，有人认为这个条件是不应该订定的，因为有了这些条款就使清朝的“小朝廷”成为“中国国内的小王国”，结果引起了民国6年（1917年）7月1日的张勋复辟政变，以及民国21年（1932年）3月9日日本建立满州国的丑剧。不过照当时革命情势来看，妥协空气甚浓，只希望清室让国，和平息兵，对于一些宽大的优遇，只是表现革命者的恢宏气度，则亦不可厚非。
袁世凯把取得革命军同意了的优待清室条件，透过庆亲王奕劻向隆裕太后提出，最后隆裕毅然决然同意退位让国。在这段期间，有三段笔记记述清廷内外的珍闻：一篇是小恭亲王溥伟的《让国御前会议日记》，第二篇是逊清交通部承政厅长兼铁路总局长叶恭绰所撰的辛亥宣布共和前的几段逸闻，第三篇是宣统废帝溥仪的回忆录。
（注）写《让国御前会议日记》的溥伟，是清朝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奕的孙子。在慈禧太后垂廉的前一段时期，奕秉国政达20年，为人很正派，可算是清宗室中的一位贤王。光绪廿四年（1898年）奕去世，溥伟就袭了王爵，因为他出身贵胄，年纪太轻，颇有些志大才疏，少不更事，以致和当时的宗室亲贵都处得不太好。他袭爵时，李鸿章还在位，每相遇时总是大呼“少荃”（李的号），因此有一天李便板着脸对溥伟说：“令祖老恭王在日，承他老人家爱护，总称呼我老中堂，小王爷大概不知道！”
宣统辛亥革命军起于武昌，旬月之间，各省风靡。触目时艰，顿忘嫌祸。乃往谒醇邸，告以此次之变，总宜镇定，切不可张皇畏惧，尤不可认彼为革命之军，恐友邦认其作第三国交战例，则不易收拾。数日后，忽起用袁世凯督师。复谒醇邸，叩其因，醇邸以袁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余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故景月汀谓其为仲达第二，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酵王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余曰：“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醇王问为谁。余曰：“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鉴，伟不在政界，何敢谋此。”醇王曰：“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爪牙心腹。”余曰：“叔代皇上行大政，中外诸臣廉能正直者，皆朝廷桢干，又何忧孤立乎！瞿子玖、岑春煊，袁所畏也。升吉甫，忠梗可恃，诚使瞿入内阁，岑督北洋，以升允为钦差大臣，握重兵扼上湖，庶杜袁四之狡谋。”醇王曰：“容明日与他们商量。”余知不可谏，太息而已。未几张绍曾叛于永平，以十九条要朝廷，醇王辄允之。诏下，余谓后齐兄曰：“大事去矣！”至宣誓前三日，宗人府以文来约陪祀。余大愤曰：“此古今未有之大耻也，伟实无颜诣太庙；若有处分，听之而已。”还其文。至日大风，黄雾四塞。后廷议以唐绍仪等充使议和，京师始有君主立宪等会以抵制之。呜呼！以程德全、汤寿潜、伍廷芳等，世受国恩，身膺重寄，乃甘心背叛朝廷，不加诛讨，反与之议和；且各疆臣中或死或逃或叛，凡出缺者，概不简补，宁非千古大变欤？迨袁氏入京，汉阳停战，江宁失陷，醇邸罢政，而国事益不可为矣。十月中，余往探袁氏，时居外务部，晤时，礼貌之恭，应酬之切，为自来所未有。余询以有何办法？袁曰：“世凯受国厚恩，一定主持君主立宪。惟南方兵力强盛，人心尽去，我处兵弱饷缺，军械不足奈何？”复长叹低言曰：“向使王爷秉政，决不致坏到如此。”嗟乎，余知袁氏之必叛也。归而禀请堂上，以时局至此，后变不堪设想，拟毁家以纾国难，堂上允之。乃尽出古画古玩，招商变卖。致函袁世凯，告以毁家报国之意。后君主立宪会来书，谓宗亲中有人而主张共和者，请示办法。余答书略曰：“君臣大义，炳若日星，余向无政柄，近复假居家，实不知宗潢有主张共和者。诚如此，是千古之大变也。余知有君而已。区区愚忱，敢誓天下，如食此言，即请尔爱国诸臣民，缚本爵以谢九庙。”彼所指者，盖庆邸及伦贝子也。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会议，余力疾至内阁，醇、庆诸王及蒙古王均到。袁世凯以疾辞，遣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最可愤者，群臣列坐，二三刻钟之久，惟彼此闲谈，不提及国事。余不能耐，遽诘梁、赵曰：“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要议何事，请总理大臣宣言之。”赵秉钧曰：“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余曰：“朝廷以慰亭（袁世凯字）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而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罢战议和，此何理耶？”梁士诒曰：“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惊皇上也。”余曰：“从前发捻之乱，扰及畿辅，用兵几二十年，亦未有议和之举，别设政府之谋。今革命党之势，远不及发捻，何乃辄议如此？若用兵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若遇贼即和，人尽能之，朝廷何必召袁慰亭耶？”梁、赵语塞。胡惟德曰：“此次之战，列邦皆不愿意，我若一意主战，恐外国人责难。”余曰：“中国自有主权对内平乱，外人何能干预。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国，亦万无强胁人君俯从乱党之理。公既如此说，请指出是何国人，伟愿当面问之。”庆邸曰：“议事不可争执，况事体重大，我辈亦不敢决，应请旨办理。”言讫，即立起，群臣和之，遂罢。呜呼！群臣中无一人再开言为余助者，是可痛矣。次日，醇王以电话告，以初一日开御前会议，嘱余入内。十二月初一日卯正至上书房，泽公叔语伟曰：“昨晤冯华甫，彼谓革命党甚不足惧，但求发饷三月，能奏功。少时你先奏知，我再详奏。”少顷，醇王叔至，密谓伟曰：“今日之事，庆邸本不愿意你来，有人问时，只说你自己要来。”伟敬诺。辰刻入养心殿，皇太后西向坐，帝未御座。被召者有醇王、伟、睿王、肃王、庄王、润贝勒、涛贝勒、朗贝勒、泽公、那王、贡王、帕王、宾图王、博公。太后问曰：“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皆对曰：“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谕：“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锜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利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看。过二天，奕锜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始谓：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沣，是否这样说。”醇王对曰：“是。”臣伟对曰：“既是奕锜这样说，现在载沣已然退政，外国何以仍不帮忙，显系奕锜欺罔。”那彦图奏曰：“即是太后知道如此，求嗣后不要再信他言。”臣奏曰：“乱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求发饷三月，他情愿破贼，问载泽有这事否？”载泽对曰：“是有。冯国璋已然打有胜仗，军气颇壮，求发饷派他去打仗。”谕：“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臣伟碰头奏曰：“库帑空虚，焉敢迫求？惟军饷紧要，饷足，则兵气坚，否则气馁兵溃，贻患甚大。从前日俄之战，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善耆奏曰：“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谕：“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臣伟奏曰：“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不过与迎闯贼不纳粮的话一样。彼是欺民，此是欺君。就请用贤斩佞，激励兵心，足可转危为安。若一议和，则兵心散乱，财用又空，奸邪得志，后事真不堪言。况大权既去，逆臣乱民倘有篡逆之举，又有何法制之？彼时向谁索优待条件？”又泥首奏曰：“即使优待条件可恃，夫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列邦，贻笑千古？太后、皇上，欲求今日之尊崇，不可得也。臣忝列宗支，实不忍见此等事！”谕：“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善耆奏曰：“除去乱党几人，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臣伟奏曰：“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情愿杀贼报国！”顾载涛曰：“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载涛对曰：“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太后默然。良久曰：“你们先下去罢。”善耆奏曰：“少时国务大臣进见，请太后慎重降旨。”太后叹曰：“我怕见他们。”乃顾臣伟曰：“少刻他们又是主和，我应说什么？”对曰：“请太后仍是主持前次谕旨，着他们要国会解决。若设临时政府，或迁就革命党，断不可行。如彼等有意外要求，请太后断不可行。”太后曰：“我知道了。”又叩首奏曰：“革命党徒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忧者，是乱臣借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又复甘言诈骗，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请太后明鉴。南方为党人占据，民不聊生，北方因为两宫照临，所以地方安静，此正明效大验。太后爱惜百姓，如杀贼安民，百姓自然享福；若是议和罢战，共和告成，不但亡国，此后中国之百姓便永不能平安。中国虽弱，究属中华大国，为各国观瞻所系。若中国政体改变，臣恐影响所及，从此兵连祸结，全球时有大战，非数十年所能定。是太后爱百姓，倒是害了百姓。”太后颔之。载泽奏曰：“今日臣等所奏之言，请太后还后宫，千万不可对御前太监说，因为事关重大，诸太后格外谨慎。”谕：“那是自然，我当初侍奉太皇太后，是何等谨慎，你不信，可以问载涛。”善耆奏曰：“载泽所言甚是，太后从先圣孝，今日与彼时不同。”太后不语，遂皆退。按是日被召凡十四人，惟四人有言，余皆缄口，良可慨也。越二日，醇王叔谓伟曰：“你前奏对，语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说时事何至如此。恭亲王、肃亲王、那彦图三个人，爱说冒失话，你告知他们，以后不准再如此。”伟曰：“太后深居九重，不悉时局，然既不准溥伟说话，则以后之会议，是否与闻？”醇王面现极忧色，良久曰：“你别着急。”余曰：“太后既有此旨，万无再违旨说话之理，然而目睹危险，天颜咫尺之地，何忍缄默？”醇王曰：“我处嫌疑之地，也不能说话。”余曰：“五叔与溥伟不同，既是五叔为难，只好以后会议时，溥伟不来可也。”醇王曰：“这两日来不知是怎样运动，老庆依然入朝，太后意思也颇活动，奈何奈何！”越三日，遂有段祺瑞等通敌请退政之电，人心大震。翌日，闻有御前会议，不使余知，无如之何。是日美国人李佳白来邸，讽余主张共和。以大义责之，惭而退。越日，袁世凯派赵秉钧、胡惟德、谭学衡来邸，告以总理大臣之苦心，民军之劲勇，我军摇动，种种危乱。余曰：“时事至此，余亦无法。但既忝列宗支，万无首倡废君退政之理，虽无政权，此时实难缄口。公等身为大臣，劝皇上降敌国尚不可，今乃劝皇上降乱民乎？”赵等愕然辞去。十二日午后，君主立宪会中有隆厚田者，惶遽来告曰：“顷得密信，赵秉钧等密请袁世凯将诸皇族尽驱入宫，以兵守禁城，俟共和告成再说，又有派遣军队，护卫各府，名曰保护，实监其出入之谋。袁不从。赵秉钧曰：醇王庸懦，固不足虑。恭王颇有才气，请先除之。袁大笑曰：他不过读几本书，何况庆、醇、洵、涛诸人，都不喜他。他未必肯与醇王出死力，且无兵权，何必忙作这无味事等语。此吾辈探得之确信也，殿下宜速筹良策。”语毕匆匆去。伟即时禀明堂上，奉慈谕：既是这样话，不必管他真假，惟有避之为妙，汝先行，余亦二三日内赴西山矣。
辛亥年底清廷之宣布共和，其枢纽在袁项城，为众所周知之事实。袁氏后虽为国人所弃，但当时兵不血刃转移大局，其中亦煞费经画。溯由八月十九日（阴历）至十二月二十五，中阅四个月，其中遗闻逸事甚多，顾见诸记载者殊少，只尚秉和之《辛壬春秋》，叙述颇详，但系正史性质；兹篇所述，则不贤识小，类乎劄记，聊供谈助而已。武昌变起，瑞澂逃，荫昌督师而不甚负责。当时清廷即分两派：一派主张严申军令，用亲贵督师，以张挞伐；一派主张起用袁世凯。争不能决，乃奏请隆裕太后决定。太后主起用袁，议乃定。其后一切均由此发轫也。
当袁氏入京以前，众情惶惑，主张纷歧，政府已不复能加以统御。民政部尚书某，因有杀城内汉人之语，复招旗籍巡警二千人，将陆续以代巡警之汉籍者。人心益恐，几酿巨变。众以赵秉钧手创北京警察，须其来以弭此祸，密言于徐世昌及庆王，召秉钧于彰德，令任民政大臣，并先日由徐备火车星夜专开北上。秉钧至，即日遣散旗警，人心始安。
宣布共和，实隆裕所独断。自项城入京后，隆裕即主以大权授之，一切由项城逐日入宫，面取进止。自项城遇险，遂不入朝，由赵秉钧、梁士诒二人代之。唐绍仪电陈情事，亦均由二人面奏。厥后磋议优待条件，字斟句酌，隆裕意旨甚多。犹记关于禁卫军事，唐电云：民军主张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赵、梁据以请旨，并述并非解散该军。隆裕云：既云归民国陆军部编制，则如何编制，将来系陆军部之自由，岂能担保不解散。赵、梁无以答，退朝后甚为焦灼。余云：明晨上奏，不妨主张加“额数俸饷仍其旧”八字，表示为一种保证；且可令士官兵卒，一律安心，谅民军亦无不允。二人次晨试以上奏，果承俞允，遂据以复民军，此条遂告成立。时禁卫军共四旅，均驻西郊，颇有不稳之谣；且此条不成立，其他无从议及，故隆裕之决断，颇关重要也。又宗室亲贵反对宣布共和者甚多，隆裕均严拒之，或婉止之。十二月廿三、廿四日单独请起（即请见也）者有多人，隆裕或见而告谕之，或竟不见。廿五日晨犹有数人拟面阻上谕之发布，隆裕告内阁全体云：“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遂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逮各人入阻，已无及矣。足见隆裕之有决断，实非寻常，宜乎逝世时全国哀悼之盛也。
武昌变起，盛宣怀去职，杨士琦继之，命余以承政厅厅长兼任铁路总局长（即各路督办），余辞焉。李侍郎经芳笑曰，近日各地纷纷言先复，你亦可以光复。盖指盛曾撤余铁路总局之职也。杨未几同唐南下议和，旋且辞职。梁士诒继，以昕夕参与机务，从未到署，副大臣李经迈不就，阮忠枢亦不到部，丞参星散，余以承政厅长遂总理全部之事。夕则至内阁官舍（即马大人胡同外务部建备招待德太子者，后遂为外部衙门）助理一切。惟时项城北洋旧幕多不在旁，余以素无渊源之人，承乏其间，且从不识政界之若干把戏，惟欲弼成革命之局，故劳怨均所不辞。时民军中多宿好，始以余留滞北京，颇怪余不肯帮忙，嗣知在北多所运用，乃止余勿南，且以保全交通事业之责相属焉。十二月初，南北意见已相接近，乃在京满蒙王公忽生异议，故优待条件内复加入关于王公封爵各条；但仍未熨贴。复经多人疏解，始克就范。时外蒙王公驻京颇视土尔扈特王帕勒塔之意见为从违，余乃介梅颉云向其说合焉。
北京其时有报纸数家，但无一与革命表同情者，余欲逐渐转移大众心理，乃于十月中办一《光华报》，初不表示意向，至十一月乃渐露头角，众皆侧目。然视南方各报，实温和多矣。其时宗社党有谋炸报馆杀馆员者，幸未实现。民元初，报即停版。
新春兵变之夕，余在马大人胡同内阁官舍，同数人方晚膳，忽闻枪声劈拍，起于所坐窗外，始以为新年爆竹，乃空中人声鼎沸，旋而红光烛天，知必有变，因同出天井，则卫兵秩序纷乱，出入杂沓，项城神色颇慌，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盖其时本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也。乃电话旋断，电灯亦灭，众益无措，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时探报迭至，已知是兵变抢劫，项城色定，言“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扰攘许多，天已微明，即接汪精卫等人由六国饭店送来致唐少川一信，余知必重要，乃陈项城拆视，知欢迎团（即欢迎总统南下就职者）如蔡孑民、魏注东诸君，皆已逃至六国饭店，且衣履均不备，余尚多失踪，希望赶紧访寻云云。项城因命余速往晤汪，并为筹购物品，余因步往京汉铁路局，取得四千元，费许多事，觅得人力车，坐至东交民巷东口（因北口已严守不能入），为守口外兵所拒。幸身有官衔片，出示之，始放行，但仍拒车入。余身只有一十元钞票，即以与之。复步至六国饭店晤汪及同人，则状甚狼狈，余因出资付。待至将十二时，始陆续知各人下落，遂召开会议，决电南京，主项城改在北京就职焉。逊位之诏，张金坡（锡銮）早令人拟一稿，同人嫌其冗长，交与余修正。余以为时尚早，密藏衣袋中（时重要文件不敢置家中，故多在衣袋。有一次夜间收到解款数十万汇单，亦置衣袋中，不敢告一人也）。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
逊位之将定也，深虑者恐届时有元后掷玺之事，因议不如先仿英内阁设掌玺大臣之制，以徐东海为太保，令司盖玺之职。徐之为太保实以此。其后逊位之诏，亦相沿由徐手盖御玺焉。
张先培等之炸袁也，第一弹毙其顶马，第二弹未中，第三弹毙其驾车之马，又一弹毙其从骑。其间恰未中袁之座位，亦异事也。余方经东长安街以往马大人胡同，亲见炸毙之人马。掷弹者旋即被捕。良弼被炸之夕，晚七时许，袁召之往，令往劝肃王不可坚持反对。良应命往肃府，归家遂被害。余时在马大人胡同，亲见良由客厅出门，次晨阅报始知其事。
清廷觉袁有异志，乃封侯以慰之，袁不受，其辞表乃吴廷燮所拟。
我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夺回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军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很多新朋友，加上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个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凯回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退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帑，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世凯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完全给吓昏了，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在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还肃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他，总要设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很为高兴，说“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的问题，自然使皇室大为震骇。
原来袁世凯这时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以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况引退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不饶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这时他忽然听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对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就是袁世凯突然变化的真象。
变化尽管是变化，如果想从善于流泪的袁世凯脸上，直接看到凶象，是办不到的。他最后和太后见了那次面，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不再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钧、胡惟德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
但是变化终归是变化。那些相信过袁世凯的人，又改变了看法。
“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
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的是恭王溥伟、肃王善耆和载泽等人，还有醇王周围的年轻的贝勒们。一位贵胄学堂的学生后来说，当时的民政大臣满人桂春曾宣称，为了回答外地对满人仇杀的行为，他已组织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远在西安的总督蒙族人升允，这时带兵勤王，离了西安，袁世凯发了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同时命令他停在潼关不得前进。以良弼为首的一些贵族组织了宗社党，宗社党将采取恐怖行动的传说也出现了。总之，一部分满蒙王公大臣做出了要拼命的姿态。太后召集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会上充满了愤恨之声。奕劻和演伦由于表示赞成退位，遭了猛烈的抨击。第二天，奕劻没有敢来，溥伦改变了口风，声明赞成君主。
这种情势没有保持多久，参加会议的毓朗后来和他的后辈说过这个会议，溥伟也有一篇日记做了一些记载，内容都差不多。
在这次会议上，本来溥伟给太后想出了个应付国务大臣们的办法，就是把退位问题推到遥遥无期的国会身上。可是国务大臣赵秉钧带来了袁世凯早准备好了的话：“这个事儿如果叫大伙儿一讨论，有没有优待条件，那就说不准了！”
太后对于王公们主战的主意不肯考虑了。王公们曾千嘱咐万嘱咐不要把这件事和太监说起，可是太后一回宫，早被袁世凯喂饱的总管太监小德张却先开了口：
“照奴才看，共和也罢，君主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管的事不过是用用宝。讲共和，太后也还是太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要是不应啊，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就全完了啦！”
在御前会议上，发言主战的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四个人。据说我的二十几岁的六叔是主战者之一，他主张来个化整为零，将王公封藩，分踞各地进行抵抗。这个主张根本没人听。毓朗贝勒也出过主意，但叫人摸不清他到底主张什么。
他说：
“要战，即效命疆场，责无旁贷；要和，也要早定大计。”御前会议每次都无结果而散。这时，袁的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突然从前线发来了要求“清帝”退位的电报，接着，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了。这样一来，在御前会议上连毓朗那样两可的意见也没有了。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离了北京，他们想学申包胥哭秦庭，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他们被留在那里没让走。外国官员告诉他们，这时到他们国家去是不适宜的。问题很清楚，洋人已决定承认袁世凯的政府了。
宣统三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我的退位诏。一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婕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醇王在会议上一直一言不发，颁布退位诏后，就回到家里抱孩子去了。袁世凯一边根据清皇太后的懿旨，组织了民国临时共和政府，一边根据与南方革命党达成的协议，由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一变而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我呢，则作为大总统的邻居，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开始了小朝廷的生活。